西四牌楼-明代的刑场

    当你途经西四十字路日时，看到那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辆，栉比鳞次的店铺。你一定会感觉到这里真是个热闹所在。然而，你可曾想到，就是这个繁华的十字街头，在明朝自成祖迁都北京后，直至明亡前夕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把此处作为处决罪犯，或杀或剐的场所。

    “西四牌楼者，乃历朝行刑之地，所谓戮入于市者也。”——明末杨士聪所撰写的《甲申核真略》一书中就是这样明确的记载这件事。而在史玄所撰的《旧京遗事》及计六奇所著的《明季北略》中，则记述得更为详细具体一些。两书不仅同样指出西四牌楼在当时还被称为“西市”，而且还分别记载了行刑时的一些情况。根据两书所载，行刑前在刑场上搭有席棚供监斩的官员使用，另外还要竖起…根高高的木桩，做处决犯人后悬首示众之用。在当时，杀与剐不在同一个牌楼下面，杀在西而剐在东。杀头自然是身首异处，而“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刀的犯人，虽身遭寸磔，但也还要割下头颅的。按规定，行刑之后由大兴县领尸身投漏泽园，而酋级则由宛平县领去。这样要别处理，显然是使死者在死后也不能落个全尸。

  二百多年问，不知有多少人尸横西市、血染黄尘。他们当中，有的人是死有余辜，在刑场受刑时，百姓是拍手称快的。如明武宗时专权的大太监刘瑾，活着时候作威作福，被人目为“北京城里站着的刘皇帝”，一旦因权势过盛被人揭发有谋反迹象而被处以剐刑时，  “都人鼓舞称庆，儿童妇女亦以瓦石奋击，争买其肉啖之”(见王鏊《震泽纪闻》)。

    与此情况迥然不同的是，当明英宗复辟后反把保卫北京城有功的于谦加以“谋逆”罪名杀害时，当时是“行路嗟叹，天下冤之”。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是予谦被杀害的那一天，“公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有的人甚至不顾个人安危，带着酒及纸钱到刑场上祭奠恸哭。这种凄惨的景象，令人窒息的场面，在明代北京的西市，决不是仅此一见的。

    明世宗是个崇信道教，炼求丹药，企求长生的荒淫皇帝，他在宫中种种摧残幼女的行为引起宫女杨金英等人极大的愤怒，她们趁世宗醉睡时用黄花绳勒其颈部，想除掉这个昏君。但绳结并未勒紧，虽使其气息奄奄，但终被解救。事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杨金英等十六名少女被绑去市曹，“依律凌迟处死，判尸枭首示众”。这件事就是有名的“壬寅(嘉靖二十五年)宫婢案”。嘉靖年间，惨死于西市的还有那位敢于不畏权奸直言上疏弹劾严嵩、严世藩父子的杨继盛。他临刑前还赋诗以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真是忠心报国，视死如归。

    在明代惨死于西市而当时又遭到痛骂的人，莫过于袁崇焕了。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的军队兵临城下围困了北京城，袁崇焕星夜入援，挫后金军予广渠门外，保卫京师有功。但那位察察为明的崇祯皇帝却中了后金的反间计，反把他投入诏狱并于第二年八月处以磔刑。当时的一般市民并不知晓事实真相，以为袁崇焕真是与后金勾结，通敌卖国，所以在诏磔西市时，对他恨之入骨，  “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瞰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见《明季北略》)。这桩冤案，直到清乾隆年间修《明史》时，方才真相大白，真是千古奇冤啊！

    这些事件，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如今，西四牌楼，作为建筑实体己不复存在，但“西四”作为地名却仍然使用着。今后，随着首都的建设，西四十字街头必然还会有新的发展变化，那将是一种什么景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