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北京还有庙会。城市里的庙会,也还带有泥土的香味,是草根文化。那时,北京的庙会还不少,如东岳庙、花市、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那么多的庙会,不是同时开放,而是按日子轮流转,轮到农历五、六,就是初五、初六、十五、十六、二十五、二十六是白塔寺庙会,轮到七、八是护国寺庙会,依此类推。我小时候贪玩儿,家离白塔寺又不远,每到开庙会时,心就像有猫抓似的,坐卧不宁,即使天上下雨,等到大雨过去,哪怕道路泥泞,也要去庙会转转。庙会上卖什么的都有,一个穷学生有什么可买的,逛庙会不为别的,就为看个热闹。 在这张年代最为久远的白塔照片里,塔身上白色灰浆都已经脱落,露出密布的灰砖和七条铁箍。1860年,菲利斯·比托摄 白塔寺的庙门朝南,庙的北头是800多年前建立的白塔。从山门到白塔,约有200米。庙门外面有卖用大瓦盆蒸的盆糕、炸油饼、油炸糕的小贩,山门里面是卖扫帚、缸盆、搓板等日用杂货的。有一年的冬天,在西边的山门里还出现个说书的场子,说书先生穿着皱皱巴巴的灰色长袍,满脸的菜色,正在说宰相刘罗锅。天很冷,他声音嘶哑,不时地用手帕擦着流出的鼻涕,听书的人冻得揣着手,轻轻地跺着脚,圈外的探着身子往里看,有的侧耳听不时地笑着摇头。白塔寺有两重大殿,殿的东西都有长廊,长廊下有卖布匹、日用百货、干鲜果品、金鱼水草的摊贩。走过几重佛殿就到了白塔下,沿着白塔围墙的东夹道就绕到白塔后身,一墙之隔的白塔显得又高又大。狭窄过道里有些算命先生,看手相的、测八字的、摆弄蓍草占卜的,卖古玩旧物的,还有手里拿着物件来回寻人兜售的,高大白塔的背后既神秘又给人不安全感。人从白塔后身拐到白塔西院后,就可以长舒口气了。西院不算大,但是有唱的、耍的、逗笑的、卖吃食的……人头攒动,笑语喧哗,是个平民百姓舒心找乐的地方。我每次逛庙会,要逛的就是这里。 庙会上的饮料摊,酸梅汤一直是老北京的最爱 白塔寺的西塔院,是练杂耍、打把式卖艺的天下。这里有变戏法的、耍猴的、拉洋片的、说相声的、唱戏的、摔跤的、拉硬弓的、耍中幡的、挥手掌劈开鹅卵石的、盘杠子拿大顶的……耍嘴皮子的、卖“大力丸”的都有。楚河汉界,各有各的场子,有的场子人多,不时传来叫好声;有的场子人少,冷冷清清。我就是在这儿才知道,传统戏法里有看似简单却要真功夫的“仙人摘豆”、还有蒙人的想要什么就能变来什么的“罗圈当当”。当年,在这里租场地、混吃喝的也不都是无名之辈,不少人在江湖上混得有一号,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在这里看见过“沈三”摔跤,“二棱子”用手掌劈开鹅卵石,“飞、飞、飞”翻杠子……他们混迹江湖,不是徒有虚名,个个都有绝技在身。就是耍嘴皮子说相声,也要熟悉多少段子,还要说学逗唱样样能来,那也是练口腔体操练出来的。看他们表演,心中叫绝,我明白不论哪种技艺也不是一日之功,有的还是“童子功”呢! 艺人放场子卖艺,有的是用几个长条凳、一张木桌围个场子,有的是什么都没有。只有唱蹦蹦戏的戏班子,用粗棉绳编成的网子圈起一道围墙,围墙里用木架支撑起一个大布蓬,白布棚里面有个土台子,土台子前面放了些条凳。在土台子的后面,是演员露天化妆、休息的地方。开戏前,锣鼓点敲得山响。门外有人收钱,把门的一个劲儿煽惑行人进去听戏。在里边看戏不限定时间,但是演员唱一段戏还要收钱。侯宝林说的传统相声《三棒鼓》,嘲讽的就是这路戏班子。每次听到这个段子,就使我在笑声里,又想起在白塔寺里听蹦蹦戏了。 当年,卖艺的在聚拢人气上各有招数,敲锣的、打鼓的、用嘴煽惑的都有,想方设法地要使场子上人满了。那时,有位唱京戏的叫“大妖怪”,人有50郎当岁,中等个儿,留着大背头、方脸盘、浓眉大眼、双眼皮,还有张大嘴巴,年轻时肯定是个“帅小伙”。他嗓音嘶哑,可能是学戏后“倒嗓”了。他每次来,把随身带来的应用物件放到木桌上,再把绣有“大妖怪”的桌围子系好,就用大白粉在地上写出当日表演的戏目,那些白粉字个个清秀有力,看得出有过学书法的底子。然后,他用大白涂满眼眶、嘴巴,再在头上戴个小娃娃的朝天髻,就坐在条凳上拉京胡,一边拉琴一边挤眉弄眼,张嘴闭嘴,使五官挪移,做出各种怪相。他笑的模样就像是在哭,哭的模样又像是在笑,喜怒哀乐都走了形,用这路招数来招人,在江湖上没有第二个,“大妖怪”的确是“怪”。 平时,是个六七岁的小孩子唱戏,带上髯口唱老生,他给配戏。他不只是拉京胡伴奏,也不只是在戏中“一赶三”,从锣鼓点到叫板、起板、过门、念白······除去孩子的戏都是他的,有时忙乎得喘不过气,真不容易。摆着几个木条凳的场子里,小孩子像小大人似的一板一眼地在唱,唱的都是些忠孝节义的大事大道理;他却戴着小孩子的朝天髻,比孩子还要顽皮地做着各种怪相,满脸的嘲弄揶揄。一老一小,老的癫狂古怪,浑不吝,小的少年老成,装着正经,这样搭配唱戏,你说怪不怪,确实怪! 有一年的冬天,刮着西北风,天很冷,大妖怪的脸庞冻得紫红。有个40郎当岁的女人下场唱戏,她的头发梳得油亮整齐,鬓发间插着孔雀绿的发卡,脸上略施脂粉,眉宇间有股傲气。她穿着黑缎面的棉旗袍,着装和做派,与周边环境很不和谐。她唱的剧目是《二进宫》,那女人反串兵部侍郎杨波,是须生行当,剩下的活儿都由大妖怪包了。那天风大,白塔下面风更大,阵阵的西北风卷起滚滚沙尘,那女人只好侧着身子唱,场子显得很冷清,没有几个人听戏。她唱了几段就收场了。我是庙会的常客,见过她就只有这一次。 大妖怪的模样怪,做派也怪。他从不低声下气地向人要钱,人们扔在场地里的钱或多或少,他都无动于衷。那年月通货膨胀,物价一天要翻几次跟头,学校收学费都不要钱要面粉。有一次,他和孩子演完,场地上没有几个钱。他和孩子继续表演,更卖力地唱了几段戏之后,仍旧没有几个人给钱,场地上只有数得过来的几个小钱。我头一次看到,大妖怪动容了。他起身要钱,手拿着钱笸罗朝着那些口袋里有钱,但不想掏钱听戏的人走去。他不说软话,说出的话尖酸刻薄,那些人尴尬地赶紧用手掏钱。 大妖怪是个“戏篓子”“老戏骨”。他懂的戏文多,又知道京剧行当表演的程式动作,每出戏的戏文、戏腔、锣鼓点,他都烂熟于心,难怪他又拉、又道白、又唱,真不寻常。我心里一直纳闷,混迹在百姓中的这位戏曲专家,跟谁学的戏呢?他怎么会沦落风尘,又为什么要涂抹鬼脸面世,自我贬损地叫做大妖怪呢?那孩子、那女人,和他是什么关系呢?几十年来,在我的印象里,似乎没有人提过他,提过这个凭本事吃饭,带给人娱乐,清白做人的“大妖怪”。 说起大妖怪,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不知他的名姓,就叫他X君吧。20世纪60年代初,西单商场里开了家茶社,好像叫“新启明茶社”。里面有个小舞台可以表演曲艺节目。有天晚上我进去站在后面看,舞台上一个穿长袍带髯口的人,看样子也就30郎当岁,长得一表人才。他立着身子边拉京胡、边唱戏、边道白、边表演,好像唱的是《萧何月下追韩信》。他在舞台上边跑、边拉、边唱,还干净利落地来了个前滚翻,赢得满堂彩。一个人演一出戏,真不易,受累不说,还不能穿帮。我旁边一个人对我说:“看人家,这才叫角儿!”我想,他说的也是。我看过北方昆曲剧院白云生演出的《拾画叫画》,还有别人演的《醉皂》《醉打山门》,这些折子戏都是一人一台戏,可是他们都有人给伴奏啊!我心里纳闷,他为什么不搭班子,要自己跑单帮呢? 风尘里藏龙卧虎、身怀绝技的人多了。侯宝林学过戏,倒嗓后学说相声,他曾在风沙里放场子卖艺,还能用大白粉写出漂亮的白粉书。他把学的戏,用到相声里,编出了《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关公战秦琼》等经典段子,使相声真正成为一种跨界艺术。他成名后,在北京大学里演讲语言艺术,成了侯教授、一代相声大师。记忆里的大妖怪、X君、侯宝林,他们在风尘里走着又相同又不同的路。我不知道大妖怪、X君后来的遭遇,那是个有着悬念的变数。想起来,或许真是“时势造英雄”。男儿既要自强,又要有运气,有了机遇或运气还要善于把握,不要坐失良机。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的飘零起伏,真是“时也,运也,命也!” 小时候逛庙会的经历,使我看到风尘里的芸芸众生。白塔寺西院里那些卖艺人,风吹日晒,靠着卖力气、卖技艺来换口饭吃,活得不轻松。他们谋生的手段真的太老旧了,使我想到汉代画像石里的《百戏图》。他们那种活法,也许说不上是上选,却说得上是光明磊落。比起那些衣冠楚楚,沐猴而冠,说起话来冠冕堂皇,却暗中作恶之辈,要活得干净利落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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