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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民分治”内外城

2024-1-20 13:23|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陈明|来自: 北京市方志馆

摘要: 清顺治元年(1644),睿亲王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城。不久,顺治帝在皇极门举行入关后的登基典礼,并定都北京,八旗及随员约32万人也拥入北京。顺治五年(1648),清廷强令原居住在北京内城的汉官、汉民、商人迁往外 ...
清顺治元年(1644),睿亲王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城。不久,顺治帝在皇极门举行入关后的登基典礼,并定都北京,八旗及随员约32万人也拥入北京。顺治五年(1648),清廷强令原居住在北京内城的汉官、汉民、商人迁往外城,腾出内城安置八旗官兵及眷属,史称“旗民分治”。

稳固政权 内外分治

八旗是清代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的总称,满、蒙、汉军各八旗,共计24旗。据《八旗通志》载:“自顺治元年(1644),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分列八旗,拱卫皇居。”

八旗进入内城后,被安置于内城和皇城之间,基本上按内城的八个门分布: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处于北部;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处于东部;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处于西部;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处于南部。
皇城以外,以棋盘街、鼓楼大街为界,东部自北而南依次是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称左翼;西部自北而南依次是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称右翼。这八旗统称为京师八旗。

当初清廷将八旗如此分布,一种说法认为与五行相克颇有关联:两黄旗位于北部,为土克水;两白旗位于东部,为金克木;两红旗位于西部,为火克金;两蓝旗位于南部,为水克火。实际上这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并不可信。其实,清军在入关前,就有八旗制度。在行军打仗驻防时,就是按照两黄旗居北、两白旗居东、两红旗居西、两蓝旗居南的格局驻扎。到了北京城,也就依照这种序列分居在八门之内了。

定都北京之初,北京内城旗民混居,不仅居住矛盾突出,而且时常发生冲突。顺治五年(1648),为了稳固统治和缓解日益尖锐的居住矛盾,清廷下令将原居住在内城的汉民、商人迁往外城,即使当朝汉官大臣也不例外。从此,旗人圈占了北京内城。内城在北,外城在南,彼此被一道高高的城墙阻隔。这样,旗人与汉民不仅在行政上各有隶属,而且在空间上也彼此隔离,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人称内城为“鞑靼城”,外城为“汉人城”。

内城人满 大肆扩建

清廷对八旗兵丁给予的政策极其优越。兵丁均按丁口授予土地,而且“各旗兵丁没有徭役、粮食等税捐”。同时,清廷还实行八旗官兵的食饷制度,给兵丁按月发放银两、按年发放米粮。居住方面,八旗兵丁的房屋由清廷分配,一般从军之人给房两间。之后由于内城房屋数量紧张,改为每人一间。为了解决京城闲散旗人的生计,清廷还增加各种护卫军员额将他们召入,发放银两。对于没钱婚配的旗人,清廷还给予赏银,资助他们婚配。悠闲优渥的生活环境,使旗人人口快速增长。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清廷的压力十分沉重,而最关键的是内城的空间有限,无处可居成为越来越大的问题。因此,清廷又在四郊建房,将大量旗人向城外迁居。

康熙三十四年(1695),面对京城7000余名八旗兵丁无房可住的问题,清廷在内城八门外,每门盖房2000余间,合计1.6万余间,给无房的穷困旗人居住。康熙末年,又在京郊建房2500余间。雍正时期,在圆明园周边建房1万余间,在内城八门外建房3700余间。乾隆时期,在香山、蓝靛厂一带建房1.6万余间。到清代中期,四郊建造营房累计达到48000余间,派驻移居官兵22000余名,包括家眷在内合计80000余人。由此,在香山、蓝靛厂一带留下了诸如厢红旗、蓝旗营等地名。

京师八旗官兵在京郊的驻防,一方面可以拱卫皇家苑囿,另一方面也疏散了内城大量增加的人口。此外,清廷还采取了其他措施疏散旗人,如将八旗兵丁派驻京外,有的迁移到东北;将汉军八旗下的部分壮丁“出旗”;任命八旗人员到各地做官。这些措施减缓了内城旗人数量的增长。道光、咸丰年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导致清廷连年用兵。八旗兵丁的数量开始下降,北京城内旗人的居住矛盾得以缓解。

外城留居 实施严控

八旗兵丁占据内城后,大量汉官、汉民、商人等被迫迁居外城,导致以往外城一些不被看好的地方成了“香饽饽”。外地官绅、文人、商人来到京师只能住在外城,这也造成了会馆的发展壮大。

外城相较内城空间更为狭小,人口增长造成的居住压力更大。清朝初年,外城人口约为14万人,到了乾隆末年约为19万人。对待八旗兵丁,清廷采取在内城八门外及四郊建房等措施缓解居住压力;对待汉民,清廷则是采取了严禁进京等措施,以控制人口增长。

然而,一些由于失去土地和自然灾害等破产的流民,仍源源不断地拥向京师,以求找个活儿干、讨口饭吃。清廷对这些流民采取驱逐的政策,将流民遣送回原籍。之后,清廷又规定,只有来京候选、候补及读书、经商等人,才能在京居住。而候补、就读及经商之人,往往停留一段时间就离开京城,因此对外城人口增长影响不大。

此外,清廷还限制退休官员留居京城,限期离京。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廷规定“凡京官革职、休致、解任,严催起程”。即使没有返回原籍的,也不能在内外城居住。在京城各部衙门的书吏,5年役满考职后,即严催回籍。如有私自藏匿京城的要予以问罪查办。

在这种高压下,外城人口数量增长极其缓慢。直到乾隆中期,清廷才逐渐放松了对流民的限制。这也成了流民谋取职业、占籍北京外城的机会。来自山东、山西等地的谋生者逐渐多了起来,到清朝末期,外城达到30余万人。

清中期以后,“旗民分居”的格局就已经开始出现松动。嘉庆、道光朝后,由于清廷财政紧张,八旗兵丁单纯依赖国家粮饷的状况愈发困难。清廷放松了限制,满汉开始通婚,一些旗人为了自身生计开始务农经商。到了光绪帝“戊戌变法”时,移居内城的汉人数量明显增加。1900年“庚子事变”后,移居内城的汉民数量达21万,“旗民分治”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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