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话春秋——戴逸的翁同龢研究

导语：戴逸先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里曾说：“历史学家所做的无非是三件工作，第一是叙述历史，第二是考证历史，第三是解释历史。”在我国清史研究领域，戴逸先生是罕见的能够贯通清代各个时期的大家，对戴逸先生的治学领域和风格有所了解的读者都能发现，这句话既是他对历史研究的精辟之论，也是对自己研究成果的高度概括。本文作者透过戴逸先生对翁同龢的撰述研究，展现先生的学识才华和治学、治史的精神美德。

翁同龢是常熟人，戴逸也是常熟人，翁同龢卒于1904年，戴逸生于1926年。两人虽无缘相识，可戴逸先生称自记事起，就听老前辈们讲有关翁同龢的故事，并留下“一位白发老者踽踽行走于山麓湖滨”的深刻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笔者与戴逸先生常有联系，无论书信电话，还是拜谒访谈，都深得教益。

秉笔直书话名人

据笔者所见，戴逸先生写过3篇与翁同龢有关的文章，一是1993年盛夏，为谢俊美教授所著《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年版）撰写序言，该序言在1994年5月9日《光明日报》刊发时，篇名改为《翁同龢与〈翁同龢传〉》。二是1994年5月，戴逸在“甲午战争与翁同龢学术研讨会”上所作发言《戊戌变法时翁同龢罢官原由辨析》，这篇学术论文被编入《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一书。除此，他还为该书作序，谈及记忆中珍藏60多年的翁同龢印象。这篇序文后来编入他的学术随笔文丛《繁露集》，篇名改为《谈翁同龢》。

此文对翁同龢一生叙述得最为全面，无论为官之道、执政理念，还是治学求知、清廉操守都作了精扼介绍。他认为“翁同龢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甲午战争中坚持抗日，反对投降；戊戌运动中力图自强，促进变法。他对国家和民族作过有益的贡献。翁同龢出身官宦家庭，父兄都是朝廷大臣。他早年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饱读经史，娴熟诗文，尤擅书法。”“翁同龢长期在北京担任要职，处在晚清政治的漩涡的中心。从他的一生遭际，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瓜分豆剖之祸迫在眉睫。也可以看出当时风云变幻，政潮汹涌，守旧与革新两派的激烈较量。翁同龢忠君爱国，蒿目时艰，苦心焦虑，力图改革，拒降主战，变法维新，反映了仁人志士为了拯救国家危亡而在荆棘遍布的道路上艰难探索，奋斗行进。翁同龢作为一个统治权贵，清室大臣，自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但他那种忧国忧民、坚持变革、力抗逆流、不避艰险、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襟怀是值得景仰的。就以他个人的操守而言，他为官40多年，状元宰相、两朝帝师，位极人臣、尊荣无比，任户部尚书，主管全国财政10余年，开缺回乡后竟两袖清风，囊无余资，其道德操守、清廉作风也是值得称赞的。”

研究历史人物是历史学家不可或缺的责任。戴逸先生指出，中国的历史学有一个优秀的传统，即是“秉笔直书”，要提倡秉笔直书的史德，实事求是的撰写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

作为光绪帝的老师，朝廷重臣，翁同龢忠君爱国而成为维新改革的倡导者，他向光绪引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改革，而为慈禧太后所不容，翁被开缺回籍。维新运动失败后，翁又被追认罪责，“著即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最终，翁于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年7月3日）抑郁而终，享年75岁。对翁同龢的去世，康有为深感哀痛，尊翁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可戴逸先生却并不认同康有为的这一评价。2008年8月27日，戴逸先生在同笔者叙谈中说，“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这句话源自康有为追悼翁同龢《哀词》14章中的一首诗，其中有句“中国维新业，谁为第一人？”悼亡诗可以夸张一些，但要真正说“维新第一导师”，康有为才称得上。他进而提出，在纪念馆用文字刻意表明翁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是不妥的，“我看用在纪念馆还是朴实一点好，‘第一’之类要少用。鲁迅很有名，但没有称他为‘当代第一大文豪’，对他的故居也没有称作‘大文豪鲁迅故居’”。这番话体现了戴逸先生的一贯思想，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戴逸先生在多次接待常熟学人拜访时，都先后谈到对翁同龢的评价。2015年5月31日，他同王忠良、沈潜说：“清朝的好多大臣开始的时候不觉悟，对事情搞不清楚，也是很正常的事，但爱国的心很强烈，受外国的欺负，就想办法。一次次战争的教训，不断地在改变，翁同龢是清朝后期重要的大臣，国之重臣，翁同龢的改变是比较快的。”2016年12月26日，在同许霆与笔者的交谈中又说：“开始时，翁同龢的思想是比较保守的，如搞铁路，他反对，这在当时也是遭普遍反对的，但翁同龢爱国，热爱国家，他是光绪的老师，对清王朝也是非常维护的。他看到日本的侵略，主张要抵抗，这是翁同龢最大的贡献”。2018年9月27日，戴逸先生又一次与许霆和笔者谈到翁同龢和康有为的关系时再次亮明观点：“我不赞成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这个说法，在维新运动中，翁同龢是起了先锋作用，但不要称‘第一’。康有为的思想同翁同龢的思想是不完全相符的，如果他们合作的话，那么一定会有矛盾，即使没有慈禧的阻挡，两个人合作下去也定会产生矛盾，我估计翁同龢会退出，因为在一些事情上，翁同龢是不会同意的。翁同龢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

乐为翁研献计献策

翁同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凡晚清重大朝政活动无不参与，可在他逝世后的90年间，却没有一部详实的传记问世。就在大家期盼之时，1993年夏的一天，戴逸先生到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将《翁同龢传》的书稿捧至他面前，并请他作序，说该书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谢俊美教授—陈旭麓的高足。戴逸先生亦想起10年前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手持陈旭麓的推荐信拜访他的情形，欣然同意。过些时日，一篇字迹工整的序言稿和书稿奉还李侃手中。所有这些，谢俊美都并不知情，直到次年校对书稿时才读到戴逸先生所作序言，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意外之喜。令谢俊美意外的还在于戴逸先生在序文中对《翁同龢传》给予高度好评外，还以1300字的篇幅对作者“甘坐十年冷板凳，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予以褒赞：“当我阅读这部手稿时，深深感到他见识之深邃，搜罗之丰富，撰写之严谨，用力之勤苦。在我眼前映现出一位中年历史学家伏案书写、无间寒暑、刻苦钻研、孜孜以赴的感人形象。谢俊美同志把自己的智慧、精力、青春无保留地奉献，完成了一项艰巨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2016年和2018年，许霆与笔者受翁同龢纪念馆委托曾两度拜访戴逸先生，都得到热情接待。第一次是2016年12月26日，戴先生不但按请求题写了一副横式馆名，还亲拟联语，挥毫书赠“锦绣文章登鳌首 维新改革步艰难”，落款署“乡后学 戴逸”。可看出上联是他对翁学识才华的赞颂，下联是对翁晚年官场处境的写实，“乡后学”三字则饱含着先生对翁乡贤的敬重。

2018年9月27日，许霆与笔者再次受翁同龢纪念馆委托，赴京向戴逸先生面呈“翁同龢研究会顾问”聘书，并征求编辑出版《翁同龢全集》的意见。先生对编书不吝赐教，并谈及有关书信的重要性，他对我们说，翁同龢长期生活在北京，见闻广博，官当得大，后来又担任户部尚书，和各个部门都有联系。他还任过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知道的事情很多，这就是翁同龢的特点。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等关键时期，他的地位最显著，属于决策层人物，对这几段历史，翁都有重大影响力。关于“清流”，他是“后清流”的领袖，他和潘祖荫等都是领袖，文廷式等一批维新人士都是他的学生，他的人脉关系比较广，与他通信的人也比较多，信函自然就多，这些信件非常重要，信里讲的大都是真话。

治史须有思辨功

戴逸先生自言，他写翁同龢的文章不多，写过一篇1.2万余字的论文—《戊戌变法时翁同龢罢官原由辨析》。这篇文章无疑是他所写的3篇论及翁同龢的文章中，用力最深、篇幅最长、分量最重、影响最大的。

戴逸先生说当时有学者认为，开缺翁同龢的不是慈禧而是光绪。他对此存疑，于是翻阅很多资料撰写这篇反驳他们的文章。他认为光绪开缺翁同龢的谕旨，是慈禧逼光绪写的。因为清廷重臣张荫桓在翁被罢官10天后也被罢了官，他和翁是同一个案子。后来张荫桓充军新疆时写了一本书，书中回忆了这段事情，他说是慈禧召集大臣开会，准备把张荫桓抓起来。光绪、军机大臣刚毅和步军统领、九门提督都参加了。会上，都是慈禧在说话，光绪没说一句话。刚毅为张开脱，说张不像翁。刚毅是慈禧的亲信，又是翁的死对头。慈禧于是听信刚毅的话，吩咐光绪第二天去找张荫桓谈谈，以示警告。可见罢免张荫桓是慈禧的主张，而翁同龢是比张荫桓更重要的大臣，那么罢免翁同龢，慈禧不会不参与。可以说，没有慈禧的同意，光绪想罢翁都罢不了。当时梁启超在写给天津夏曾佑的信上说，翁相的罢官，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在信中不好说，等见了面再告诉你。如果光绪帝、梁启超、维新派联合起来罢免翁的话，梁启超不可能写这封信。经过这番入情入理地分析，戴逸先生坚持认为是慈禧罢免了翁同龢。

戴逸先生在文章中说，翁同龢出身名门，笃信旧学，是受传统教育的老臣，和康有为等具有较激进改革思想的人不可能完全一致。他曾反对修建津通铁路和卢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津、京汉铁路），表现出保守的倾向。其实反对修铁路的也不只他一个，当时是普遍反对。翁同龢热爱国家，也积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甲午战争中，面对日本的侵略，他力主抵抗，这是翁同龢最大的贡献。戊戌变法时，翁同龢是“先睡后醒”之人。慈禧要罢免他，不是因为他参与了戊戌变法，而是起草了《定国是诏》之后。先生认为，翁被罢官是因为他乃甲午战争中主战派的首领，而慈禧的态度是“光绪要打，那你们就去打吧，随便怎样都行，但不能丢了北京”，因为她要过60大寿。甲午战争失败后，因主战而被罢官的有文廷式，他在战败后逃亡日本，珍妃被赐死。翁同龢是主战派，加上他与康有为的关系，他举荐的康有为力主戊戌维新，这些事实，都为慈禧所不容，便以“滥保匪人”之罪名将翁罢了官。

通过戴逸对翁同龢在甲午战争、戊戌维新等历史关键时刻的思想与表现的介绍，一个忠君爱国、德高望重的老臣形象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又经过他缜密梳理、剖析与逻辑思辨，翁同龢为何被开缺，谁是开缺主谋也有了科学答案。虽然戴逸先生研究翁同龢的文章不多，但其史识、史才、史德却可见一斑。

而早在1982年，先生就在《提倡学术上的相互批评》一文中指出：“世界上的知识千门万类，浩瀚无穷，而个人的才能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因此，写文章很难十全十美，免不了会有错误、缺点……我们既反对那种明知错误，听之任之，不吭声，不批评的态度，也反对那种见到某些错误就大惊小怪，冷嘲热讽，甚至无限上纲，乱扣帽子，大打棍子的做法。与人为善的批评，平心静气的讨论，虚怀若谷的态度，这是浇灌润泽学术园地的雨露。我们应该提倡互相批评的良好学风，以促进社会主义学术事业的发展。” 

先生曾在《我和清史》一文中说：“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这字里行间闪耀着戴逸先生理想的光芒，也穿透出信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