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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侃北京的匾额

2024-2-4 14:13|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张乃坚|来自: 北京纪事杂志社

摘要: “稻香村”“故宫博物院”“来今雨轩”“北京市百货大楼”“全聚德”,等等等等,漫步北京街头,或通商大衢或公园中或胡同里,您总会发现一些久经风雨的老匾额,这些匾额颇具时代的沧桑感,代表着老北京的文化。毫不 ...
“稻香村”“故宫博物院”“来今雨轩”“北京市百货大楼”“全聚德”,等等等等,漫步北京街头,或通商大衢或公园中或胡同里,您总会发现一些久经风雨的老匾额,这些匾额颇具时代的沧桑感,代表着老北京的文化。毫不夸张地讲,北京历史悠久,名人荟萃,商贾发达,与其他城市相比,老匾额自然多一些。别小看那一块块的匾,其中,故事不少。话说,乾隆十七年大年三十,除夕来临,店铺早已关张,街面黑咕隆咚,唯独王记小店挑灯营业,正赶上乾隆帝微服私访,来到这里。饭菜可口,服务热情,龙颜大悦,听说小店尚无名号,乾隆帝御口一开,偌大京城怕只有你们一处营业,就叫“都一处”吧。隔日,太监便把乾隆帝御书的“都一处”匾额抬来,这一挂,可是挂了小300年啊。至今,您逛前门大街,不少人也要到“都一处”坐坐,品一盘烧麦,然后,站在“都一处”的牌匾之下留个影儿,也算没白来。

最近,在网上看见一个帖子,题目是“厉害了!220块北京老字号牌匾大集汇,看看都是谁写的?”余酷爱书法,闲暇时,将这220块老牌匾逐一摹写,边临摹边记些心得,便有此拙文。观点不见得正确,希冀方家批评指正。

京城匾额文化肇于何时,始作俑者为谁?从这部“大集汇”里看,应当是明朝的严嵩。严嵩,江西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官至内阁首辅。关于严嵩为人,不在本文探讨范围,有人说明朝196个奸臣他排名第一,也有人说严嵩是被冤枉的。姑且不论,严嵩书法却是极好的,掌权期间,他偏爱书画收藏,翰墨功夫十分了得,历史上,三大奸臣蔡京、秦桧、严嵩皆善书法,严嵩的书法公认排在榜首。

严嵩写得最著名的一块匾额就是位于前面大栅栏胡同内的卖咸菜小店“六必居”,此匾写于嘉靖年间,距今有400多年的历史。当然,关于此匾的真实性,著名学者邓拓曾提出质疑,因为匾额上并没有严嵩的题款,质疑不无道理。但是,严嵩给“六必居”写匾的传说流传至今,民间都这么认为,说京城匾额文化的始作俑者首推严嵩,似乎也不太过分。严嵩除了题写过“六必居”之外,据传,“鹤年堂”药店的匾额“西鹤年堂”是由其子严世藩题写,这三块匾额至今仍在沿用,看来,严氏父子为商业题款的事迹属实。匾额就是商业广告,在没有广告公司的时代,匾额的商业价值不言而喻。现在,商家请人写匾的少了,广告公司遍地开花,想用何种字体,都能被电脑设计出来。

最初,给“稻香村”写匾是郭沫若先生,如今,“稻香村”匾额,已经改写成了“北京稻香村”。原匾何在?在“稻香村”食品工厂(昌平区天机街)的门口,我见到了郭老题字的原匾,就“稻香村”三个字,匾额上既有签名也有章印,与街面上的招牌可不一样,个中缘由就不好猜测了。说实话,在商业日益发达的年代,霓虹灯将繁华推向极致,商家招牌大多追求时尚,很多招牌用外语写甚至干脆使用起了汉语拼音,如此环境之下,传统匾额逐渐失去了市场,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从历史上看,京城里题匾的群体大致有如下三种人:

1.皇室成员宫廷大臣以及民国军阀。其中不乏乾隆、雍正、光绪、甚至慈禧太后,至于严嵩与翁同龢等,算是大臣级别的。这类人流传至今的匾额十分珍贵,比如乾隆帝御题的“都一处”和“静宜园”(香山公园),光绪皇帝题写的“颐和园”等等,民国期间,一些顶级人物热衷于为民间商业题款,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就是其中之一,北京老字号帽店“盛锡福”就出自吴佩孚的墨迹。新中国,题匾大户里,尚有溥杰和启功等人。据记载,启功乃皇族后代,名副其实的雍正皇帝第九代子孙,值得一提的是,启功先生从来不在墨迹里题写“爱新觉罗”四个字。这部分群体大多生活的年代离现在比较远,留下的匾额自然极富文物价值。

2.解放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名流。众所周知,毛主席曾亲自为“北京大学”“北京医院”等单位题匾;“北京饭店”四个字的题款人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建国饭店”的书写者是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廖承志;“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为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先生所题;“隆福大厦”的书写者是老一代革命家薄一波。新中国的奠基人之一董必武先生也曾经为“西单百货商场”题过匾,至于郭沫若先生赵朴初先生许德珩先生以及楚图南先生等等,皆在京城的匾额文化中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3.职业书法家以及画家。众所周知,“北京市百货大楼”的题匾人是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先生;“小楼饭店”的匾额出自欧阳中石之手;画家吴作人题写了“温玉斋”;位于琉璃厂附近的“大千画廊”其匾额出自大画家李可染之手……这么说吧,历代书协主席都曾经为咱北京的商业店铺题写过匾额,其中包括舒同、启功、沈鹏以及张海和孙晓云等等。由于专业书法家的参与,对于推动群众性书法活动,起到过不可小觑的作用。想当年,刘炳森老师为北京市百货大楼题字,在京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字体极受商家和百姓钟爱,一时间,“京城无处不刘隶”。到了1970年代左右,在“刘隶”的基础上出现了“美术字”,那时候,单位黑板报大多采用这种既美观又大方的“美术字”。不管刘炳森老师的初衷如何,是为了振兴沉睡的古隶还是想用“碑体字”抗衡“帖体字”,“美术字”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几乎占据了匾额书写的半壁江山。

说到底,匾额文化离不开书法的窠臼。既然匾额属于书法,原本可以评判出优劣,可是,排出座次却是一道世纪性的难题。京城撰写匾额者群星荟萃,除却政治因素,单从书法水平来分析,可谓各领风骚,百花齐放,不少作品的水平甚至在仲伯之间,难分优劣。由于个人偏好的不同,有喜欢毛体字磅礴大气的,就有喜欢郭体字百字百样烂漫多姿的,也有喜欢启功体中规中矩皇族气质的。至于赵朴初、欧阳中石、刘炳森等等,也都是各有各自的粉丝。说实话,到了能为京城某家商贾或景点题匾的水平,随便哪一位都是书坛大腕儿。题写匾额属于榜书,能题写榜书并且流传下来者,皆非等闲之辈,一般书法家是很难望其项背的。

“借得人间二两墨,擎起匾额半边天。”一日,去白塔寺大药房购药,猛然抬头,看见堂上挂着一匾,上书“货真价实”四个大字,书写者为著名评剧演员赵丽蓉老师,不禁让我回忆起某年春晚那个极幽默的“小品”。说实话,只要你是有心人,你会发现每一块匾额的背后可能都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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