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年纪的人,不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似乎成了一条规律。可我母亲却和这条规律无缘。母亲在边疆小镇活了半个多世纪,五十年代初进北京,我们直担心她过不惯大城市的生活,想不到她一在胡同落脚,简直就像鱼儿游进江河,日子过得挥洒自如,多姿多彩。 我们住在东四一条胡同里,胡同不算长,东西向,搭在两条大街之间。在典型的四合院里,我家占用三间北房,母亲的卧室靠近大门,因为前后院打通,这道大门便是“虽设而常关”了。母亲与机关讲定,将门洞当了厨房,门洞不小,除放炊具,还可以摆张桌吃饭。母亲来时正是夏天,她怕热,索性将厨房门打开,这一来,大半个院子便一览无余。 母亲手巧,挑花绣朵,裁剪衣裤,手艺堪称上乘。她闲不住,在家务做完之后,便坐在厨房门口做活计,于是很自然地招引来喜欢女红的大娘、大婶们,她们与母亲很快结下友谊。不久,孩子们穿上母亲手制的产品,我们的餐桌上,也在不知不觉间出现新的食品:水饺、花卷、葱油饼、小窝窝头……母亲喜欢食品有个变化,在麦面里加点糖,玉米面和上豆腐粉或糖,蒸出的馒头和窝窝头格外鲜活、松软,小孩都爱吃。有几次,夜间还有小客人来访,吵着要吃“婆婆做的馒头”。 云南四季皆春,冬天不过加件把衣服,母亲新来乍到,当然不知道北京过冬要缝门帘,要砸煤生炉火,要糊窗纸,要给水管保暖……但不碍事,这些辛苦活老姊妹们都替她想到,张罗到了。春天到来,院子里该种什幺,有人送来种子。商店来了好米好面,有人送来信息,有时还将东西送上门。 那时候,买菜最方便不过,每天都有一位老人将新鲜蔬菜推进胡同,哪家喜欢什幺菜,需要多少,本本帐都装在老人心中。菜车推到我家门前,假若母亲不在,老人便自己作主,将黄瓜、茄子、青椒、扁豆、西红称好放在厨房的桌上。一色水灵灵的鲜货,看着那色彩就让人感动。 儿子在香山慈幼院读小学,离家远,我们都忙,顾不上每周接送,母亲将接送“任务”交给胡同东口蹬三轮的大爷,大爷二话没说,不管冬夏,每到星期六便直奔香山慈幼院,在我们未下班之前将孩子送到家,星期日又早早地在门口等着。数年不变,直到孩子能自己乘车。 1954年,我在天津工厂深入生活,全家都到天津过春节,在天津与朋友去杨柳青、逛市场、看戏、看热闹,搞得很累,回到北京火车站,又冷又饿,披着一身困顿回家,打开屋门,只见炉火正红,水壶搁在炉上,“呼呼”地唱着冒起白雾,桌上一排做好的面条,顿时感到情浓于水,疲乏全消! 几年后,我们搬进高屋建筑的“鸽子笼”,“鸽子笼”自有其忧越性:不用到院子里汲水,不用使用公共厕所,不用点火炉……但母亲并不因此高兴,反而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她一有空便跑到以前的住处去看看。 不久,我们又搬出城,距以前的住处太远,跑起来不方便了,但她并没有抹去对胡同生活的深情挚意。我看得出,随着时间、环境和人事的变迁,她的怀念无疑更深刻、更生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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