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萧伯纳匆匆中国行，留下的并非只有俏皮话

1933年元旦刚过，山海关的枪炮声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此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正在周游世界的豪华邮轮上，他想到中国游览长城。

从香港一路北上，萧伯纳在上海停留不足一天，在北平逗留四天五夜，大部分时间还是私人游览。然而，来去匆匆的“跟团游”，像一次猝不及防的风暴，在中国留下了“比泰戈尔还厉害”的热闹。

林语堂、邵洵美、洪深等纷纷前往码头迎接，不料扑了个空；宋庆龄在寓所用素宴为萧伯纳洗尘，最后遗憾“会面没什么结果”；胡适号称“任其独来独往”，却低调地与萧翁会晤长达两个小时；通透如鲁迅，知道萧伯纳“本是来玩玩的”，仍以左翼文坛盟主的姿态力挺“他的伟大”。

萧伯纳的中国之行，留下的并非只有几句俏皮话。在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时候，在我国所谓“有力量的人”尚彷徨于歧途中的时候，他的到来，是一面镜子，亦是一种力量。

鲁迅、蔡元培与萧伯纳的合影

一次私人“跟团游”

在中国，即便你没读过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诺奖作品《圣女贞德》，即便你没看过他的戏剧《卖花女》改编而成的奥斯卡影片《窈窕淑女》，肯定也听说过他与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萧伯纳访问苏联时，有一天与一个小女孩玩得很开心，临别时对她说：“别忘了回去告诉你妈妈，就说今天同你玩的是世界有名的大作家萧伯纳。”没想到，小女孩竟学着萧伯纳的口吻说：“请你回去后告诉你妈妈，就说今天同你玩的是苏联小姑娘娜塔莎。”

在网络上，小女孩的名字有时是娜塔莎，有时是喀秋莎，有时还会变成英国小女孩玛丽。没有人去深究这个故事的真假，毕竟，在今人眼中，萧伯纳的名字出现最多的地方，就是幽默段子集锦。

鲜为人知的是，91年前的今天——2月20日，萧伯纳与夫人在一次豪华邮轮环球之旅中，从秦皇岛上岸，乘坐北宁路专车，特地来到北平，在古北口长城抗战前夕的古都逗留了四天五夜。

萧伯纳在北京饭店住了5个晚上。图为1917年新建成的北京饭店西楼。

对萧伯纳来说，此行缘于夫人夏洛特——一个“旅行达人”的兴致，只是一次纯粹私人的“跟团游”。他与两百多名游客一起，乘坐邮轮漫游世界，中国只是他们旅途的一站。然而，在彼时的中国人眼中，仅仅是他的到来，已经足够引人遐想。

1933年的中国人对萧伯纳并不陌生。早在1918年，《新青年》就宣布，下一期将全部刊载翻译过来的萧伯纳作品，可惜这期杂志因故未能面世。第二年10月，萧伯纳的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中译本在《新潮》刊载。到了1920年10月，这部戏剧被改编为《华奶奶之职业》，在上海新舞台剧场演出。

作为第一部被完整搬上中国舞台的西方话剧，《华奶奶之职业》的广告有一丝女性主义的色彩。《时事新报》上印着，这部戏“要教普天下的女子都知道自己人格的重要”，“不要去做男子的娱乐品”。

戏的内容今天看来倒不新鲜：出身贫苦的华伦夫人靠开妓院发家后，供养女儿接受高等教育，指望女儿凭此找个有钱男人，从而跻身上流社会。女儿得知母亲的生意真相后，拒绝接受其供养，决定独立谋生。但在当年，《华伦夫人的职业》是革命性的。在伦敦，这部剧被禁止公开演出，直至1924年。在纽约，演员们演到一半，竟在舞台上被捕了。

伦敦和纽约不欢迎萧伯纳讽刺社会现实，中国恰恰相反。“九一八”后，东北沦为“伪满洲国”，“一·二八”后，上海满目疮痍。姗姗来迟的李顿调查团，发表的《报告书》却通篇不曾使用“侵略”二字，将“九一八”定义为“中日冲突”。

1933年元旦深夜，日军突然侵犯山海关，随后10万日寇进窥热河。山海关将士弹尽援绝之时，蒋介石却在南方“剿共”前线，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就在这“帝国主义抢劫我们的时候”，传来了萧伯纳远道而来的消息。国人热切地期望着，他能为中国“仗义执言”。因为萧伯纳不只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更是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和“一个社会主义者”。

萧伯纳钻研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自称“马克思打开了我的眼睛”。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国际知识界著名人士组织“国际后援会”，发表《致中国国民宣言》称：“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你们的战争就是我们的战争，你们将来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萧伯纳在宣言上签了名。

1931年，萧伯纳在苏联度过了75岁生日。回国后，他告诉夫人，自己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次访问仿佛“一个阳光明媚的梦”。

1932年，上海《自由谈》杂志曾发起一场民意测验，请读者投票选出“当代世界十大伟人”。萧伯纳以258票榜上有名，位列第八。一位读者的定义，或许代表了当时国人对萧伯纳的普遍看法，“一个最急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反帝国主义的文人”。

这样的萧伯纳，在77岁的高龄，忽然乘船来到中国，想想就令人激动。《申报·自由谈》的萧伯纳专号上，一位名为郑伯奇的作者迫不及待地“欢迎萧伯纳来听炮声”：

在苏联，他感受到五年计划的伟大；在印度，他感受到独立运动的狂热；在我们这国度里，他将感受到些什么？……瞧，我们这儿有的是流血、恐怖、饥饿、失业、战祸、水旱灾，而最新鲜最重要的，还有日本的大规模的侵略。……现在全国都燃起了烽火，遍地都鸣动了炮声……假使，他用他的锐利的头脑，把这些炮声分析得清清楚楚，和分析他的戏曲中人物的关系一样，他也许可以给世界的民众作一个很好的报告。

香港，大学演讲“宣传共产”

萧伯纳中国之行的第一站是香港。大概是因为他途经印度时的一番言论，香港报纸对这位大文豪的到来集体沉默。

1933年1月8日，萧伯纳乘坐的“皇后号”邮轮到了印度。上岸后，有人问他：英国把印度作为殖民地，你是怎么看的？萧伯纳回答：“英国已无法把印度继续作为属地统治，我们快把印度放弃，让印度自治了吧！”

香港学者陈君葆时年35岁，闻听萧伯纳此言，已料到这样大胆的演说在香港是“绝对不会有的”。不过，他还是渴望一瞻这位文坛怪杰的风采，早早叮嘱香港大学的好友林东木，“如果大学里有欢迎会，替我找一座位”。

好友的消息迟迟未到，报端也不见任何新闻。2月11日清晨，陈君葆还在睡梦中，突然听到“皇后号”独特的汽笛声。这才知道，原来萧伯纳今日到港。

2月12日，萧伯纳乘坐山顶缆车畅游太平山，饱览维港景色，然后在一位港大教授的陪同下游览全岛，并拍下多幅照片留念。见不到萧伯纳的陈君葆，13日上午去参观了偶像乘坐的豪华邮轮。出乎意料的是，中午突然接到林东木电话，邀请他下午去港大参加欢迎茶会，并听萧伯纳演说。

2月13日下午4时，众人在学校大礼堂正门恭候，萧伯纳却避开人群，悄悄从侧门进入，让大家扑了个空。4时半，他开始对着现场百余名师生演说，这是萧伯纳中国之行的唯一一次公开演讲。

陈君葆记得，萧伯纳演说声音颇低，“他说如果文化被毁灭了，毁灭它的便是教育。课本是最不好的东西，我们最好不去读他。我们对于历史要用自己的眼光去估定价值，学校里将来的知识能够完全忘记最好，否则以保留愈少愈妙……地球上的大学应该铲除掉。读书的人最好是把他早早地葬埋了。”

听了这一通“怪论”，陈君葆在日记中评价：“嬉笑怒骂，很‘幽默’和讽刺，真的十分深刻，听了要令你哭则不能，但笑也不成，然而大学里的学生倒笑个不休，怪事！”

如果说这段演讲还仅限于探讨教育，那么接下来的话，在彼时的香港，无异于“一个爆弹”。他对学生们说：“如果你们在20岁时不做赤色革命家，那么在50岁时，将成不可堪的僵石。你们要在20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那么，你们才得在40岁时，不致有落伍的机会。”

此言一出，路透社发出的电讯惊呼，“萧伯纳宣传共产”，“劝学生研究革命书籍和‘浸淫’共产主义”。那时的香港已有新闻检查制度，所有中文报纸刊载的文字，都要送到华民政务司附设的新闻检查处审查。第二天，香港的中文报纸全体缄默，无一家刊登萧伯纳的演讲内容，反倒是几家上海报纸的特派员，通过电报将全文传回，这次演讲词才得以刊出。

萧伯纳其实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拥趸，他是英国费边社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团体主张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路透社为萧伯纳贴上的“共产”标签，实在是误会了他，不过，这个“标签”也吊足了大陆进步青年的胃口。

上海，让聂耳、洪深“碰灰”

15日清晨6时，萧伯纳离开香港前往上海，消息传到沪上，上海的大小报刊轰动如潮：萧伯纳将于17日晨6时抵吴淞口。

只是，豪华的“皇后号”因船体庞大，只能停泊在吴淞口外，萧伯纳和同行的游历团成员要上岸，必须由岸上派小火轮接驳。这可苦了码头上翘首期盼的“粉丝团”，没人知道萧伯纳究竟几时上岸。

戏剧家洪深代表中国戏剧及电影文化团体，计划请萧伯纳吃饭演说。16日下午，他向昌兴轮船公司打听了四次：小火轮几时开出？答复一会儿说两点钟，一会儿说四点钟，一会儿又说六点半，每次都不一样。

洪深无奈，他还肩负着另一项任务——临时客串《时事新报》记者采访萧伯纳，只得一宿不睡，17日凌晨两点，就跟朋友赶到了新开码头。从2点“蹲守”到4点，忽然看见一只神秘的小火轮预备开动。没多久，只见杨杏佛、宋庆龄和她的秘书先后来到码头。洪深看到了希望，费尽口舌，请杨杏佛设法带他一起去，还是没能如愿。

一直到4点半，洪深才尾随公安局查验护照的人，进了昌兴公司。谁知轮船公司也不买账，声称今天至少拒绝了200个新闻记者，因为萧老先生怕麻烦，船长已经下令，一切闲杂人等均不许登船。没办法，洪深只得写一封简信，托公司中人带去，继续等在码头上。

上午八九点钟，沪上名流林语堂、邵洵美、戏剧协会代表应云卫、中外新闻记者20多人以及上海各界青年400多人，齐聚码头，好不热闹。青年们高举着“欢迎萧伯纳”的大幅标语，标语下方则用英文写着“To see China, To hear China, To help China”。

“看中国、听中国、帮中国”，这应该是“粉丝团”对萧伯纳最热切的期待。可惜，萧伯纳尚未登场，就让他们失望了。

兴致勃勃的青年“粉丝”聂耳，刚刚度过21岁的生日，四年以后，《义勇军进行曲》才在他的笔下诞生。在1933年2月17日的日记中，他写下了码头的人头攒动，也记下了散场的怅然而归：“从上午九时站到下午一时，还望不见有萧伯纳的影子，据说是被宋庆龄半路邀去了，这些抱着热望要见萧老头的接客都失望地离开了码头。有的好像不相信这种说法，还站在那儿老等，两眼眺望黄浦江头。但，有的却在失望地归来的途中不断地咒骂着。”

说萧伯纳被宋庆龄半路截和，“萧迷”们着实冤枉了宋庆龄。真相是，若非宋庆龄极力相邀，萧伯纳此行很可能根本不会踏上上海的土地。

宋庆龄与萧伯纳同为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离开香港时，萧曾致电宋约见。可以说，宋庆龄才是萧伯纳上海之行的东道主。此前洪深看到的小火轮，正是宋庆龄带着杨杏佛前去赴既定之约，当然不方便额外捎带旁人。

洪深不愧为戏剧家，采访不顺利，灵机一动，干脆另辟蹊径，把自己欲采访而不得的经历，写了一篇诙谐幽默的《迎萧灰鼻记》交差。他在文章里自我解嘲：“萧是英国戏剧作者萧伯纳，迎是欢迎，鼻是我的鼻子，灰是灰，灰鼻者，碰了一鼻子的灰也。”

据《宋庆龄年谱》记载，宋庆龄与萧伯纳“相见甚欢”，后应萧翁邀请，两人在船上共进早餐。不巧的是，因夫人身体不适，萧翁一开始无心登岸，他对宋庆龄说：“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去呢？”幸好，宋庆龄的诚意打动了他，萧伯纳最终同意留夫人在船上，独自登岸一行。

不过，大文豪显然没有心情应付码头热望的“粉丝”，10时左右，载着萧伯纳和宋庆龄的小火轮没有原路返回新开码头，而是开到了杨树浦码头。

宋宅，与鲁迅、林语堂“扯谈”

悄然上岸后，萧伯纳一行先驱车至外白渡桥旁的礼查饭店，与游历团团员们稍作寒暄，接着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三三一号，拜访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临近中午，才到东道主宋庆龄的寓所，也就是今天香山路七号的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中午12点，宋庆龄在家设宴，为萧伯纳洗尘。陪席的客人不多，名单却足够高大上：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和史沫特莱。沪上文化名流、外国知名记者陪同诺奖得主，在孙中山先生故居共聚一堂，这场景说是“空前绝后”并不为过。

宴请名单并非随意拟定，除了萧伯纳，在座7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一个民主进步团体，1932年12月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发起成立。总部设在上海，北平等地还设有分会。

作为同盟主席，宋庆龄力邀萧伯纳，攒了这个饭局，当然不只为了请客吃饭。当事人之一的伊罗生曾回忆，这次在宋庆龄家的宴会，实际上是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执委会希望借助萧伯纳的声望，来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并呼吁各国人民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3年2月17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会见英国剧作家萧伯纳。

可惜，午宴没有萧氏在香港的辛辣“讽刺”，只有轻松闲适的“扯谈”。宋庆龄后来回忆：“他早已受到英政府的警告，因而他在我处很少发言。”

林语堂对当时的场景记录很详细：“时为正午，在孙夫人客厅，萧翁坐在靠炉的大椅上，眼光时看炉上的火，态度极舒适，精神也矍铄。”

午宴是特意为萧伯纳准备的素菜，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大家边吃边谈，话题从素食到中国家庭制度，从英国大学的教授戏剧到中国茶，完全不涉及政治和“主义”。

大约一点，最后一名客人鲁迅姗姗来迟。原来，他完全不知萧伯纳今日的行程。鲁迅并非“萧迷”，几天前，在报端看到萧伯纳在香港大学的演讲，方知道“他的伟大”，遂以“何家幹”为笔名，在《申报·自由谭》写下一篇《萧伯纳颂》。

淡定如鲁迅先生，自然不会主动去码头迎萧，尽管他也肩负着一个访谈任务。日本实力雄厚的改造社特派记者木村毅，漂洋过海而来，希望促成萧伯纳与鲁迅两位文豪的对话交流。鲁迅应允了这件事，但立刻又问：“我见了萧伯纳做什么呢？我并不打算见他。”17日上午，鲁迅在家未出。直到中午，蔡元培托人送来一封信，他才坐车赶到宋宅。

鲁迅笔下的萧伯纳，也稀松平常：“到中途，他用起筷子来了，很不顺手，总是夹不住。然而令人佩服的是他竟逐渐巧妙，终于紧紧地夹住了一块什么东西……在吃饭时候的萧，我毫不觉得他是讽刺家。谈话也平平常常。例如说：朋友最好，可以久远的往还，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所以非离开不可之类。”

同以讽刺为利刃，以文章为匕首，无论时人还是今人，难免好奇两位大文豪聊了些什么。有一段流传甚广的对话是这样的：

萧伯纳对鲁迅说：“你以为我真姓萧吗？不是。我是姓‘费’。”

鲁迅说：“以我看来，你既姓萧，又姓费（当时萧伯纳是费边社的首脑之一），但我相信你终究只会姓萧，不会姓‘费’的，因为费边主义在英国也好，或在别的国家也好，都不会有出路的。”

萧伯纳点头微笑，接着他反问鲁迅：“我听说你姓周又姓鲁，是不是？”

鲁迅笑着回答：“是啊！我姓周，名字叫周树人，又姓鲁，名字叫鲁迅。可是我还有第三个姓，那就是‘社’，名字叫社会主义。我同你刚相反的，你将来姓萧不姓费，而我将来呢，可以不姓周和鲁，而只姓‘社’，因为社会主义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一定会胜利的。”

很遗憾，这段精彩诙谐的交谈大概率子虚乌有。鲁迅亲笔写过：“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事实上，两人仅在初见时互动了一下。宋庆龄向萧伯纳介绍鲁迅后，萧伯纳说：“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更漂亮。”鲁迅答：“我更老时，将来还会更漂亮的。”鲁迅与萧伯纳的对话，仅此一句。

而那一天的午宴，几十年后，宋庆龄在写给友人陈翰笙的信中再次提到，言语间不无遗憾，“这次聚会没有什么成果”。

世界学院，与梅兰芳谈戏剧

饭毕拍照留念，天公作美，连日阴霾的上海，难得出了太阳。有人跟萧伯纳客套：“萧先生真是好福气，在多云喜雨的上海见到了太阳。”不料，萧伯纳反驳道：“应该说这是太阳福气好，能够在上海见到萧伯纳。”

宋庆龄在寓所宴请萧伯纳。右起分别为鲁迅、林语堂、伊罗生、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

上海以一睹萧伯纳为荣的人确实不少。他刚从宋宅踱步而出，门外等候许久的记者们就围拢上去。精通英文的洪深反应极快，初见大师，立刻转换身份，充当起临时翻译，告知众人：“三点钟请诸位派代表再来，萧伯纳先生预备接见新闻记者，以六人为限。”

突破记者重围，萧伯纳坐车离去，洪深终于如愿，在途中采访了萧翁。没有卷过洪深的其他记者，只好尾随萧翁的汽车前往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的世界学院。在世界学院，世界笔会中国分会预备为萧伯纳开欢迎会。

所谓“世界笔会”，是由英国女作家道森·斯科特夫人（Mrs. Dawson Scott）于1921年在伦敦发起的文人聚餐会，团体的主旨在于坚持创作自由，实现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则成立于1930年5月。

萧伯纳此行系私人游览，由民间笔会接待，顺理成章。不过，在世界学院接待萧伯纳的约五十人中，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叶恭绰、邵洵美等笔会成员只占一半，其余的除了新闻记者，还有民国名媛唐瑛，以及在美国演出一票难求的京剧大师梅兰芳。

编戏的萧伯纳对演戏的梅兰芳有所耳闻，两人见面，萧翁第一句就是笑言：“我们都是同样的人物。”言下之意，两人是同行。

接着，他又问道：“我有一件事，不很明白。我是一个写剧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戏的时候，观众是需要静听的，为什么中国的剧场反喜欢把大锣大鼓大打大擂起来，难道中国的观众是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梅兰芳委婉回答：“中国戏也有静的，譬如昆剧，从头到底是不用锣鼓的。”得知梅兰芳舞台演出已有30年，萧伯纳忍不住赞叹道：“君诚有驻颜术哉！”

笔会的欢迎更像一个礼貌的见面会，人们浅浅翻检了萧伯纳这部“大英百科全书”，然后未能免俗地请客人讲演。萧伯纳对这种要求早已驾轻就熟，说了几句俏皮话：“诸君也是文士，所以这玩艺儿（指演讲）是全部都知道的……今天就如同看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现在已经看见了，这就可以了罢。”

果然，大家都哄笑一番。这时有人问萧伯纳为什么不吃肉，他答：“我不喜欢吃，便不吃，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主义。”话音刚落，众人又哈哈大笑。

最后，笔会秘书邵洵美向萧伯纳赠送了京剧脸谱和服装。临走，萧伯纳说：“我得走了，那边有五千个新闻记者在等着我。”不足20分钟的“见面会”就这样结束，邵洵美却对萧伯纳印象极好，他的文章《我也总算见过他了》，颇有一种追星成功的满足感：“他在笔会就很幽默地说了不上20句话，那才是难得的珠玉。”

皇后轮，与宋庆龄密谈4小时

从世界学院回到宋庆龄寓所，已是下午3点左右。萧伯纳这次没叫记者们失望，他放开了六名记者的限制，把记者们都请到宋宅花园的草地上，任人提问。

像对待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大师一样，记者们照例提出很多严肃问题，关于远东、关于中国、关于东北，渴望大师能给出一剂灵丹妙药。而萧老头儿照例用他习惯对付各国新闻记者的方法，一本正经地调侃。

1933年，萧伯纳于上海宋庆龄寓所花园接受记者采访的情形。

有人问此行对中国印象，萧伯纳耸肩反问：“老实说——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你们不会听我的指挥。假使我是个武人，杀死过10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

有人问，东方被压迫民族，如何始能谋得出路？萧伯纳沉思后回答：“不如等我离开上海后，再作答复，因为在此地说话，似乎不很安全。”

又有人问英国对华政策如何，萧伯纳微笑答称，英国人可谓无一人认识中国，故根本谈不到政策。停顿片刻，又接着说，今日英国本身问题，亟待解决者至多，决无余暇再过问中国之事也。

此类俏皮话，登在报上是吸引眼球的金句标题。听在身处内忧外患的国人耳中，却显得不够真诚，这也是后来沪上多家报刊揶揄、批评萧氏的原因之一。

其实，萧伯纳并非不够真诚，在抵沪的第一时间，他已经在“皇后号”邮轮的早餐室，在往来接驳的小火轮上，与宋庆龄密谈了4个小时。

据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传记中所写，史沫特莱把萧伯纳与宋庆龄的谈话详细记录了下来，共有21个打字页。

萧伯纳迫切地想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他问中国对日本的侵略有什么准备？宋庆龄回答：差不多没有，北方的军队仅有陈旧的军械与军火。南京政府把最好的军队最好的军械军火，用来抵抗中国的农工，不用来抵抗日本。

萧伯纳又问：南京政府与红军能不能成立一种联合战线来抵抗日本？宋庆龄回答：前年12月中国中部苏维埃政府曾发表宣言，宣告假使南京政府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他们愿意与任何军队缔结攻守同盟，抵抗日本的侵略。萧认为这是“一个很公平的提议”，但宋随即告诉他，“这个提议并未被接受，南京军队仍旧继续向苏维埃区域进攻。”

他好奇宋庆龄作为孙夫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如何。宋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一点没有关系。自从1927年革命的统一战线在汉口破裂以后，我就脱离国民党出国。嗣后我跟他们一点没关系……”

此外，萧伯纳的问题还包括：苏维埃区域的所在与面积，满洲国是怎样一个政府？溥仪是怎样一个人？中国人民对于李顿的报告书态度如何？……仅从这些问题，萧伯纳对中国热忱的关怀可见一斑。

除了中国，萧伯纳与宋庆龄谈论最多的，是1931年的苏联见闻。他说自己见到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欧洲流传的所谓斯大林要取消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夫人头衔的笑话，完全是个谎言。然后，萧伯纳的话锋忽然转向宋庆龄：“告诉我，南京政府曾打算取消你的孙中山夫人的头衔吗？”宋庆龄笑答：“尚未——但是他们很愿意。”

与记者招待会上相比，宋庆龄面前的萧伯纳不管提问抑或回答，都更加诚恳而锐利，对于宋庆龄的很多意见，他也表示同意。可是，他依然没有实现宋庆龄对他的所有期望。

1933年第12期《论语》杂志，刊载了萧伯纳与宋庆龄的谈话内容。

或许是觉得不合时宜，1933年的《论语》杂志刊载的《萧伯纳过沪谈话记》，没有发表下面这段谈话：

宋：萧伯纳先生，我愿意陪你看看闸北（在1932年被日本人在战争中破坏）地区。

萧：但所有被毁坏的地区都是差不多的……

宋：我愿意陪你去看看中国的一些真相……那就是中国工人工作的厂子和一些工人的家庭。

萧：我早就知道了！他们极度贫苦。像伦敦和其他类似城市的贫民区……

萧伯纳没有去参观中国工厂，至于闸北地区，则有一封广为人知的公开信，是翁照垣将军致萧伯纳的。

翁照垣是十九路军旅长，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率部驻守闸北。萧伯纳抵沪时，他人不在上海，却事先写好了这封信。翁照垣在信中写道：“欣承先生来华，并视察‘一·二八’淞沪战役之遗址，照垣以事离沪，不能陪驾，殊抱歉仄。兹谨赠拙著英文《淞沪血战回忆录》一册，为先生来华之纪念。”

很多人据此认为，萧伯纳当天还曾去了淞沪战役遗址。但从他答复宋庆龄的话来看，此事并不确凿，至少，东道主宋庆龄的年谱中，并没有提及萧伯纳曾参观遗址。但无论如何，一名军人写信给剧作家萧伯纳，足见萧氏此行的影响已远远突破文学界和文化界。

当天傍晚6时，萧伯纳已返回“皇后号”。晚上11时，邮轮离沪北上。萧伯纳匆匆离去，而他留给上海滩的热闹才刚开始，用鲁迅的话说，“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厉害”。

上海行，“闪电”集纳成书

热闹的伏笔早已埋下。他在香港大学的演说，让进步青年满怀希望，也刺痛了“呸萧的国际联合战线”的神经。2月17日当天，迎接萧伯纳的热潮中，就有报纸冷嘲热讽，“若说，萧先生和他的同志，真信仰共产主义的，就请他散尽了家产再说话。可是，话也得说回来，萧先生散尽了家产，真穿着无产同志的褴褛装束来，坐着三等舱来到中国，又有谁去睬他呢？”

到了上海，热诚的进步人士希冀他对社会问题亮明一种更积极的态度，但他的插科打诨、言不及义，令人不免失望。有人写道：“伯纳萧先生啊！高尔基在你的前面，你努力地追上！最少你也应该学到巴比塞那样参加帝国主义的实际运动！我们希望着！”与此同时，高调的欢迎、过高的期待，又招来不少质疑:“萧仿佛被当作‘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了。”

一时之间，各家报章连篇累牍地刊载大师的报道和评论。舆论沸腾中，反倒是淡然旁观的鲁迅，一次次用笔杆子力挺萧翁，先后写下《萧伯纳颂》《谁的矛盾》《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三篇文章。

鲁迅对萧伯纳的好感，始于港大的演讲，他在致友人魏猛克的信中说，谁在这种时候反对萧伯纳，谁就是在支持“奴隶教育”。他还任性地表示：“因为中国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鲁迅看得通透，知道萧伯纳“本是来玩玩的”，然而，人们“偏要逼他讲道理，讲了几句，又不高兴了”，盖因各人的希望各不相同，“蹩脚愿意他主张拿拐杖，癞子希望他赞成戴帽子，涂了脂粉的想他讽刺黄脸婆，民族主义文学家要靠他来压服了日本的军队。”他把萧伯纳视为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文人、记者的真面目。

17日傍晚，鲁迅回到家中，正好瞿秋白夫妇住在家里。因为白色恐怖，他们已是第二次在鲁迅家中避难。鲁迅把当天的情况向瞿秋白讲述后，这对革命知己顿生同感：何不收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将冷与热各方态度剪辑下来，出成一书？

聊到兴起，鲁迅、许广平和瞿秋白夫妇决定，亲手来做这件事。许广平后来回忆：“于是由我跑到北四川路一带，各大报摊都细细搜罗一番……由鲁迅和秋白同志交换了意见，把需要的当即圈定，由杨大姐和我共同剪贴下来……”

这就是1933年3月野草书屋出版的《萧伯纳在上海》一书。这本书从起意到面世，历时仅一个月零一个星期，在中国出版史上，可谓“闪电”速度。鲁迅不仅为序言写下了“颂萧”的第四篇文章，还亲自设计图书封面，撰写图书广告。图书出版后，鲁迅将全部稿费付给了当时生活拮据的瞿秋白。萧伯纳的“闪电”上海行，由此为鲁迅与瞿秋白的革命情谊留下了一段佳话。

鲁迅与瞿秋白合作编辑的《萧伯纳在上海》，1933年3月由上海野草书屋出版。

北平，与胡适低调会晤

中国之行，萧伯纳最有兴趣的城市还是北平。从伦敦出发时，他对路透社记者开玩笑：“如果航空家肯免费请我搭飞机，我或许就可以到中国去飞游长城。”

然而，北平对萧伯纳却不够热情。2月20日，萧伯纳到北平这一天，路透社报道了胡适如同戏谑的声明，“余以为对于特客如萧伯纳者之最高尚的欢迎，无过于任其独来独往，听渠晤其所欲晤者，见其所欲见者云。”

作为北平学界和教育界的领军人物，1933年初，胡适还有两个头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会长和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发起人之一。萧伯纳沪上一行，接待他的正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中国笔会。此前，杜威、泰戈尔等文化名人来华，胡适也都殷勤陪伴左右。

为何独独对萧伯纳，胡适的态度如此冷淡？除了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政见相左，恐怕不得不提到胡适与民权保障同盟总部的“恩怨”。

1933年1月底，胡适加入民权保障同盟的第一件事，就是视察关押政治犯的北平陆军反省院和另外两处监狱。视察之后他的结论是，政治犯们诉说的最大苦痛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不存在“任何死刑吊打”。不想，几天后，英文《燕京报》上突然刊出宋庆龄签名的信，以及一封匿名的《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控诉书详述反省院中种种残酷的私刑拷打，宋庆龄函中则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一切政治犯”。

胡适与同盟总部的分歧由此而起。萧伯纳到北平的前一天，胡适指责同盟总部的谈话正好刊登在报端。

此时的胡适一脑门子官司，想必无心与同盟总部“夫唱妇随”欢迎萧翁。2月20日傍晚6时40分，萧伯纳专车抵站，萧索寒风中，到站欢迎者除张学良派出的代表外，仅有新闻记者十余人。

候在车站的记者没有等到萧伯纳的独家谈话，又追到北京饭店，打听到萧氏夫妇住在三零五、三零六房间，还是一无所获，《北平晨报》记者不由愤愤然，“老作家怪脾气不小”。萧伯纳的确怪，对欢迎者不作谈话，反而主动约了拒绝接待他的胡适。

2月25日的《庸报》等多家报纸均刊出消息，“萧氏前日曾约胡适氏拟会晤一次，胡氏即于昨日下午三时赴北京饭店访萧，谈话历两小时，胡始辞出。”长达两个小时，胡适与萧伯纳谈了什么？胡适日记和当时的报纸杂志一字未提。直到半个月后，胡适在一篇文章中才提及这次谈话：

萧伯纳先生在二月二十四日对我说：“日本人决不能征服中国的。除非日本人能准备一个警察对付每一个中国人，他们决不能征服中国的。”

我那天对他说：“是的，日本人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地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篇题为《日本人该醒醒了》的文章，在《独立评论》一经发表，立刻引发舆论抨击。无论胡适是有意附和萧伯纳的反讽腔调，还是幻想“日本朋友”接受忠告放下屠刀，“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种公开言论，注定无法被正在遭受侵略的国人接受。

彼时的左翼文人更是愤慨，瞿秋白借用鲁迅笔名“何家幹”，狠狠嘲讽了一番，“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瞿秋白、鲁迅二人对胡适的这次口诛笔伐，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萧伯纳，对这场多少因他而起的“笔仗”似乎完全不知情。没有学界和教育界的热忱相迎，反倒实现了他私人旅行的初衷。

“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2月21日上午，萧伯纳在北京饭店召开了一次记者会，下午4时半，萧氏夫妇二人至顺承王府，出席张学良准备的茶会。随后几天，夫妇二人兴致甚佳，随游历团一起，欣赏京剧，畅游天坛，漫步西山八大处。

萧伯纳夫妇与张学良合影

尽管长城抗战的烽火已逼近北平，24日上午，萧伯纳还是实现了飞游长城的夙愿。在清河机场，张学良为他们夫妇提供了自己私人使用的福特飞机。据路透社报道，那天狂风大作，飞机在疾风中飞行，颠簸得厉害，就连驾驶员都觉得劳顿，萧伯纳“面呈惊眩之象，而始终未发一言”。俯瞰长城后，萧伯纳仍游兴未尽。飞机继续向南，他又饱览了明十三陵和圆明园的胜景。游览结束下飞机时，他竟像孩童般一跃而下，活泼矫健，完全不似七旬老翁。

25日拂晓，北平城尚在沉睡，萧伯纳悄然离去。在他的身后，3月4日，热河全境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随后，长城抗战的烽火蔓延至古北口，北平抗战的第一枪响起。

当二十九军的将士们用大刀老枪与敌人的飞机坦克搏杀时，游览至东京的萧伯纳，面对日本记者，再次说了他对胡适谈过的那句话：“日本人决不能征服中国的。除非日本人能准备一个警察对付每一个中国人，他们决不能征服中国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萧伯纳在伦敦的寓所迎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这名当时还籍籍无名的学生，就是后来的中国话剧艺术大师黄佐临。萧伯纳猜测，中国成了战场，学生回不去了，应该是来请他帮忙在英国找工作的吧？没想到，中国青年却是来告别的，萧伯纳大为触动，提笔写下临别寄语：“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萧伯纳写给黄佐临的赠言

1943年，七七事变六周年纪念日，萧伯纳专门发来贺电，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国之前途则已充满希望，愿勿令此希望复陷于失望。”

或许，对于1933年中国人的期待，萧伯纳并非不清楚。只是，他更清楚，在中国“危急存亡之秋”，一个初来乍到的旅行者并不适宜贡献太多意见。翻检史料，我们会发现，早在香港写下的那封简短的《告中国人民书》中，他已经表明心迹：“中国人民，而能一心一德，敢问世界孰能与之抗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