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代铁路精英

父亲离开我整50年了。他是由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代铁路精英人才。

我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当时我正在大兴农村被“监督劳动，以观后效”，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忙带着一身油污蹬上自行车往前门的家里赶。路上心里一直翻腾着不祥之感，越近家门越是心慌意乱。一进屋果然看到父亲的床位是空的。二姐和三姐一起过来想安慰我，我顿时明白了，刹那间父亲晚年的种种悲凉一齐冲上心头，我忍不住拼命捶打着父亲的空床放声大哭。那种撕心之痛，许多年后回想起来还恍如昨日。

1956年，一家人合照

前四川布政使相助

考取北京交通传习所

父亲青年时代春风得意，中年困顿蹉跎，晚年备受凄凉凌辱。追想起来，那原因竟然完全一致。

父亲叶大沧，字叔咸，生于19世纪末成都近郊的一个中等农家。自幼品学兼优，十几岁时道德文章在附近乡里已经很有名气，还写得一手颜间柳的好字。不料我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父亲学业中断，只得跟着我大伯生活。大伯家境并不富裕，父亲后来被送到一家店铺当了学徒。不久，机遇突然出现了。

当时成都有一位名满全城的曾鉴曾焕如老先生，正在为自己钟爱的长孙物色家庭教师。曾老先生是前清拔贡出身，曾任四川布政使（主管财赋钱粮的常务副省长）多年。因一向官声清正，学识道德深孚民望，民国后便成了成都人人敬仰的五老七贤之一。在保路风潮以至地方军阀争斗等重大社会冲突发生时，包括曾老先生在内的五老七贤屡屡为维护川民权益挺身而出。

不知哪位乡人向曾老先生举荐了我父亲。17岁的父亲得讯到曾府去接受面试，大受曾老先生赏识，当场便被聘为曾府上的“西席”。此后几年中，父亲一边教曾老先生的孙子，自己也常得曾老先生当面指授，加上曾府丰富的藏书，学识得到了巨大长进。

曾老先生的大公子当时已在北方铁路部门任职多年，比我父亲年长好几岁，后来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叫他曾大爷。约在“五四”过后两年，曾大爷在给曾老先生的家信中提到一个重要消息，北京交通传习所将要招考铁路和矿务两科新生，建议我父亲报考。

曾老先生立即把这消息告知了我父亲。父亲得悉当然喜出望外，并且跃跃欲试。但想到曾老先生的知遇之恩和几年来给予自己的厚遇，又不忍辞职。况且交通传习所要教授的是全新的西学知识，招生考试也要考新式中学才教的数理化，父亲完全没接触过。当时从成都到北京，路途也漫长艰难，所需费用高昂，更非父亲财力所及。所以父亲只好谢过曾老先生父子的好意，表示自己条件不够，只能放弃。

不料曾老先生却说，你绝不能放弃。现在和今后正是新学新知要大派用场的时候，铁路更是实业救国的头等要务。你正年轻，才具不俗，如果这次能够考取，你会一生前途无量。孙子我可以另请人教，费用我可以尽我所能帮你，你一定要去报考。

父亲当时的感动不难想见。直到晚年，父亲每次提起曾老先生都会怀着深心的尊敬，称呼为“曾大人”。老先生是父亲毕生感念不忘的大恩人。

父亲靠着曾老先生的资助来到了北京，先花三个月请人补习了数理化知识，随后报考，顺利被北京交通传习所录取，并如愿分到了铁路科。后来北京交通传习所更名为北京交通大学，上海和西安的交通大学都是再后来从这里派生出来的。

叶家三兄弟合影

受不了日寇欺压

断然辞职，举家入关

1925年，父亲以毕业会考第一名的成绩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所得的银墩（奖杯）一直保存在家里的条案上。

父亲不但学业优异，他的为人正直和急公好义，更深受所有老师的赏识。他的老师多是詹天佑的同代人，他们把铁路从勘测设计到建造管理的全新知识从欧美带回了中国。父亲这一代可以说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代铁路精英人才。

东北，当时和后来数十年间一直是中国铁路最密集也最发达的地区。父亲的老师们有大量同门故旧或熟人朋友，分布在东北各个铁路系统担任要职。父亲带着老师们的推荐信到东北铁路谋职，吉长铁路，吉敦铁路，中长铁路，所到之处都大受欢迎和器重。

我大舅贾镜芙是北京人，当时也在东北铁路上做事，因而与我父亲相识，后来就成了撮合我父母的月老。母亲是大舅最小的妹妹，也是幼年失去了父母，跟着长兄长大的。长兄对小妹特别疼爱呵护，不但没让妹妹受缠足之苦，还请人教妹妹学到了小学四年文化。这在生于1903年的母亲的同龄人中，毫无疑问是凤毛麟角。

由于父亲职业发展顺利又热心助人，常有远近亲友前来投奔，请他帮助安排事由儿，一时找不到的就在我家闲住。此时父亲的薪水也和他的事业、名声一样蒸蒸日上，很快达到了每月三四百银元，最多时到过六百银元，超过了当时的许多著名教授。

我大姐大哥出生后那几年，我家住在奉天（沈阳），正是父亲事业最兴旺、家境最富裕的时候。住的是宽敞明亮的洋房，抽水马桶、暖气、澡盆应有尽有。奶妈、厨子和专管看孩子的保姆各司其职。收音机、留声机等新潮设施一应俱全，还置备了与电影院同款的32毫米电影放映机，一家人不出门就可以看电影。同时，家里依然常住着前来求助的穷困亲友。

然而几年后，这一切突然被改变了。

1932年满洲国成立，成为东北铁路各系统各部门被日本人逐渐蚕食渗透，以至完全控制的转折点。中国的各级铁路管理人员受到的排挤、刁难乃至歧视迫害，与日俱增。那些日本职员，尤其是有个什么课长署长之类官衔的大小头目，经常不懂装懂，对中国同僚颐指气使。那种俨然来自宗主国的骄横跋扈，连同那哇啦哇啦的日语，常使父亲愤怒憎恶到难以遏制。昔日同仁们相处和谐、坦荡愉快的日子和氛围转眼荡然无存了。

更让父亲愤怒的，是日本人在东北全境迅速强制推行的日式教育。境内所有中国儿童，上学不但要天天学日语，一切科目也都要采用日本人编的教材。原来的中式教育，从内容到形式被完全取缔。让自己的孩子天天去接受日本人的教育，将来成为中国土地上长大的日本人，这是父亲绝对无法接受的。为此，父亲把我大姐大哥都关在家里，宁可不让他们上学。但坚持到1934年，大姐已经满了八周岁，大哥也已将近七岁，再不让上学，就要耽误孩子的前途了。

应该怎么办？难道只能让孩子们去接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真就别无他路可走了吗？

父亲断然做出了一个影响他自己和整个家庭后来几十年的重大决定——辞职，回关内去！

谎称大女儿去了青岛

其实她去了延安

父亲毫不犹豫地辞掉了薪资优厚、令无数同僚羡慕的职位，迅速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具和设备，与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生活优裕的东北。回到关内几经辗转，最后在北平定居下来。

父亲选在前门外的三眼井胡同居住，是为了兼顾谋职和子女就学的方便。从这里往东北方向走一华里，就是平津铁路局所在的西交民巷。往西南方向走一华里，则是全北平公认最好的小学——师大附小。大姐式春自幼继承了父亲的聪慧和人品，从师大附小到师大女附中高中一路保送。后来两个哥哥都从附小升入师大附中，另两个姐姐升入了女一中，全是北京的一流名校。孩子们的学业表现让父母得到了欣慰。

但是，关内所有地区的铁路密度要比东北稀疏得多，能提供给父亲的适当职位就很难找到了。父亲在铁路上的事业发展就此戛然中断，以至后来有许多年不得不离开铁路系统去谋职，薪水则再也没到过东北时期的三分之一，家庭经济可谓一落千丈。我有个乳名定宝儿、特别受父母疼爱的姐姐，也在颠沛流离中夭折了。

父亲的辞职决定给自身事业和家庭经济带来的损失，堪称巨大。但父亲从来没为他当年的决定后悔，那决定既不是出于对生活的谋划设计，也不是源于什么主义思想，完全是由于他正直刚烈的性格。无论代价和后果怎样，他都必定会那样选择。

父亲当时的积蓄足够买房，但为给儿女留足教育费用，他宁愿租房。何曾料到，在后来国民党当局推行的一连串币制改革中，父亲为儿女积存的八千银元逐渐缩水，最后全变成了废纸。

1946年大姐从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正值国共谈判在北平进行。中英文俱佳的大姐秘密成为军调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一名文员。当时父亲正在平津铁路局任职，中共代表团副团长李克农曾通过我大姐请父亲去代表团驻地之一的霞公府，为他当面讲解过全国铁路的分布情况和运营管理状态。后来谈判破裂，大姐就随中共代表团去了延安。大姐离家时我刚满四岁，那天晚上母亲在煤油灯下为大姐收拾行李的情景，许多年里总是历历在目。

大女儿的去向当然要严守秘密，不但邻居和警察，甚至最亲近的大舅和大姨妈问起，父母都说大女儿到青岛上大学去了。为了安全，大姐走后一直没给家里写信，但留在北平的几位中共干部如陈沂、黄逸峰等人，时而来家看望我父母，有时还会留给父亲一些宣传资料。

1948年秋天我开始上小学，一天晚上两个国民党宪兵突然端着寒光逼人的刺刀进来抽查户口。看到父亲枕头垫得挺高，问下边是什么，父亲随口回答是草纸。宪兵嗯了一声，转身查看别处。等他们走后父亲掀开枕头，我看到父亲惊出一头冷汗——枕头下边原来是《论联合政府》等好几本延安解放社的出版物。父亲面对宪兵盘问毫不慌张，是因为确实忘了。1949年初，大姐和大姐夫突然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回到家里，父母亲悬了近三年的心才平安落地。

父亲与母亲、三姐式京、外孙女小黎合影

将闲置多年的铁路管理专业

发挥了一番

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进入新组建的北京铁路局客运处工作。职务薪酬虽不能与青年时代相比，但对一个旧知识分子说来，当时的境遇应该算是不错的了。后来中国先后与苏联、朝鲜开办铁路联运，开通北京到莫斯科和平壤的直通列车，由于三国铁路制式和设施互不相同，又关乎各自的主权，有许多繁杂的技术和管理问题需要反复磋商，父亲在两次谈判中都被铁道部指派为中方代表之一，把他闲置多年的铁路管理专业上的优长发挥了一番。

父亲当时工作热情很高，经常下班回家很晚，对时事政治也非常关注，订了《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十多种报纸杂志。

由于长年劳累，父亲患上了继发性高血压症，不得不暂停上班。一年后父亲觉得身体已经恢复，想要回局上班。不料有领导连番挡驾，力劝父亲不要急于工作，务必继续安心休养为宜。后来有同事悄悄告诉父亲，他的位置此时已被某领导的亲属占有。

1958年夏，父亲看到报上关于“人民公社”的大幅报道，曾非常振奋，对我连说“了不起！”但到第二年，他的感受就变了。东北时期我家的男仆老武和女仆张氏与我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相处都很好，我家离开东北时他们分别回了京郊农村的老家。在我家定居北平后又与我家重新走动，连续几十年。每年麦秋、大秋，他们都会派儿孙们送来些新杂粮。1959年麦秋父亲从来人口中得知，京郊农村今春已出现粮荒，壮劳力的口粮标准即将调降到每月19斤原粮，比城里的儿童还低。之后不久，北京城里种种物资匮乏之象也日益明显起来。父亲意识到，政策出了问题。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知道的情况反映给政府，于是连写了三封信，寄给有关领导和部门。为了不让家人受牵连，父亲的三封信都是避开家人写出、寄出的。

1959年9月中旬一个雨后的晚上，我和父亲正在灯下看书，开门进来一位管片儿警察，很和气地对父亲说，有点事需要了解一下，请到所里去一趟。父亲自然心知肚明，立即起身准备跟他出去。那位警察还特意关照了一句：“天儿凉了，多带两件衣服！”

十一前夕父亲被释放回家，从此成了被交付社会和群众监督的右倾分子。不久，我家被街道强制迁居到相邻的汾州胡同，住房从原来的七间独立小院压缩到一个小杂院里的三间南房。父亲的藏书大部分只得卖了废纸。1960年9月父亲退休，从此断绝了工资收入。

父亲出事后，我当然立即向班主任和团组织做了汇报。入团虽然搁浅，但对未来的升学我并不担忧。当时我成绩出众，文理全优，虽然平均90多分的高考成绩远高于各校的录取标准，但从第一志愿清华到末志愿师专，一律对我拒而不纳，因为这时已开始执行“不宜录取”的政策了。

三百年前的孤勇者谈迁

深得父亲钦佩

父亲一生自奉俭约，操守十分严谨，与奢侈享乐和不良时尚一概无缘。我家临近的前门一带，是全北京吃穿游乐场所最密集的地区，父亲多年来上下班每天路过，对满眼繁华从来视若无睹。只有家里的收音机偶尔播出川剧，父亲还是喜欢听的，有时还会跟着哼上几句，因为那是他久违的乡音。但家里其他人都不爱听，所以通常很快就被转了台，父亲也便从容放弃，绝不会争竞。

他一生唯一不能放弃的爱好，就是读书。从记事起，只要不是在吃饭或已经入睡，我看到的父亲几乎永远在读书中，“手不释卷”对他说来不是一种夸张形容，而是真切的描述。

受父亲影响，我从小也爱看文史书，除了从父亲的书架上抽取，更喜欢到后穿堂那些大木箱里去翻找。那是父亲从东北带来，因无处摆放而尘封了多年的。有时是《济公传》《彭公案》《荡寇志》《红楼梦补》或大仲马的《侠隐记》，有时是《古文辞类纂》《群学肄言》《白香山词谱》《明儒学案》或函装的《九朝纪事本末》……感兴趣就往下看，不感兴趣就放回去另找。

父亲对我胡乱看书从不限制，我碰到什么生词僻典也从来不去查工具书，图省事直接问父亲。父亲总是不假思索，随口就答。当年我没觉出那有什么稀奇，成年后自己认真读了些书，才知道那是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

但随着一生藏书被清空，又没了工资收入，父亲只能偶尔从子女供给的生活费里挤出一点儿，到琉璃厂或前门大街路东的中国书店，重新买些新版的《池北偶谈》《啸亭杂录》《明季南北略》之类的笔记野史来排遣苦闷。

记得有一天我休息在家，父亲上街回来，脸上带着少见的兴奋。我发现他手上拿着很厚的一本旧书，立即凑过去看书名：《国榷》。当晚吃饭时，父亲就带着激动情绪给我讲了清初民间史家谈迁为了补正官修明史的缺失和谬误，发愤以一己之力编修明史，废寝忘食十几年，眼看离成功不远，不料几百万字的手稿却被偶然光顾的贼偷走了。谈迁痛不欲生，最后又发愤重写，再历艰辛十几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国榷》。此书三百年间只有抄本存世，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才得以出版，印数也极少。父亲早知其名而未见其书，今天偶然得到，不免喜出望外。遗憾的是全书共有六册，父亲只得其一。但我想，父亲对三百年前那位孤勇者如此赞佩，主要也不是因其著作本身，而是因为他与作者的心思、性情有许多是相通的。

父亲钢笔遗墨

父亲对我自幼疼爱

我对他尽的孝却太少太少

除了读书这项精神乐趣，父亲晚年还有一项仅存的物质乐趣，是每天晚饭时喝上小半杯五毛五一斤的散装葡萄酒。那是当时胡同东口小铺最廉价的酒，由我大约一周一次买来的。

有时父亲一边抿着最廉价的葡萄酒，一边津津有味看着他的《十驾斋养新录》之类。突然有事被叫出去，他就把书页折个小角，合上，再把杯里的残酒喝干，默默站起身往屋外走。

再后来，父亲早已衰残的机体终于支撑不住，中风了。幸而当时大姐正在北京，赶紧从机关叫车把父亲送到中医研究院，才勉强抢救过来。但从此元气大损，又熬了年余，就撒手西去了。

1979年父亲获得平反，我终于在铁道部“落实政策办公室”看到了父亲20年前写的那些信。三封信原来都是长诗，一律用五言古风体写成。通篇措辞温和委婉，明显基于善意，不过是陈述了一些事实，提出了一些建议而已。

父亲对我自幼疼爱，身教言传使我受益终生，但我对父亲尽的孝却太少太少。如今回想起来唯一尚能自慰的，就是我从没因为自己的失学埋怨过父亲。这大概也是父亲晚年处在极度的凄凉孤寂中，从我身上得到过的唯一一点儿精神安慰。

不知不觉间，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父亲离开我时的年龄，不管哪天走开都可以无憾了。但细思心底，又似乎依然留有几丝不甘，有时不免还是会想：要是哪天能让我回到那盏昏暗的八瓦管灯底下，坐在父亲枕头旁边，听他谈论历史，谈他的青少年，那可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