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中国水利的特征

作者：姚汉源

姚汉源先生1913年出生于山东巨野，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是我国著名的水利史学家，中国水利史学科的奠基人、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创始人、中国水利史研究的领军人物。

1937—1939年，姚汉源先生任教于清华大学。抗战期间远徙西南，任教于重庆大学、四川大学。1946—1949年任公路总局技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姚汉源先后在江西南昌农业专科学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北京水利水电学院任教授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副教务长、教务长、副院长等。1978年，姚先生调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在水利史研究室、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北京研究生部任教授。1982年，姚先生出任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第一任会长，1988年改任名誉会长。2009年7月7日逝世于北京，享年96岁。

姚汉源先生长期从事水利教育工作，先后培养了14名水利史研究生。姚先生一生辛勤耕耘，著书立说70余年。主要著作有：《中国水利史纲要》（获首届全国科技史优秀图书一等奖）、《京杭运河史》、《黄河水利史研究》等。发表水利史方面论文数十篇，约60万~70万字，其中关于多沙河流泥沙利用的研究曾经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京杭运河南旺枢纽的研究成为大运河工程技术研究的扛鼎之作，揭示了京杭运河关键工程的历史演变及其在世界土木工程史中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起，姚先生曾先后担任《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利卷》《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编委及水利史部分的编审，并为《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撰写了共6万余字的条目，同时作为主审人审核了《中国水利史稿》及黄河、长江、太湖、珠江等各大流域水利史专著。

从历史上看中国水利的特征

由于自然条件及社会发展与政治经济情况的不同，各个国家的水利发展也自然各有其特色。中国疆域广大，自然环境复杂，历史绵长，古代水利的特征，据个人的粗浅看法，至少可以举出下列几方面。

一是从水利所处的地位和一般情况看，可以指出①：中国对水利特有的重视，因地制宜的多样化。

二是从治水方略看，可以指出：治水与治土并举，用水与用沙并重，水散则为利的实施。

三是从主要的工程看，可以指出：黄河工程的特殊地位；运河工程的伟大。

四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应有对水利工作长期性的认识。

以下分别叙述：

一

中国对水利特有的重视

几千年来中国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黄河等多沙河流灾害频仍，防洪不容忽视；沟通全国大部地区的水运较陆路更重要；城市的发展无不以水利为依托。所以，对水利的重视不是偶然的。特有的重视可以从下面几点看出来：

（1）水利为中国特有名词，在两千年前已形成一个专用词。这就是重视的一个有力证据。

（2）中国历史的第一页就有大禹治水的记载。虽是传说的性质，但很明确的是：大洪水并未毁灭人类，而是为人所征服，所利用；治水的领袖被拥护为政治上的领袖，同时治水促进国家的建立。

（3）春秋战国时不少思想家对水颂扬备至。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管子·水地》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淮南子·原道训》说：“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无好憎，泽及蚑蛲而不求报；富赡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费。”又历数水的性质，说它“是谓至德。夫水所以成其至德于天下者，以其淖溺润滑也……故有像之类莫尊于水”。

《管子·水地》甚至认为一个地区人民性格的类型，关键在于当地水质，最后说：“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 认为社会的好坏，关键在水。这些说法都带有形而上学的味道，但都是重视水利的思想反映。

正面提到防水害兴水利的例子如《管子·度地》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疫病）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大。……水有……经水（干流）……枝水（分支）…… 谷水（季节河）……川水（支流）……渊水（湖泊），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极强调除水害、兴水利是治国安邦最应当先解决的问题。

（4）对水利的重视还可以从古代的设官管理看出来。《尚书·尧典》记舜命禹为司空，为百揆之首，职责是平水土。《荀子·王制·序官》及《礼记·月令》等文献皆记有主要官吏，司空，职责为：“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涝，安水藏（藏，指蓄水），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是专职水利官吏，在中央政权中地位很高。

秦汉以后，管水利的官吏在中央不过是中等官吏，但分散到地方，分散到各工程如河道、渠堰、闸坝等都设大小不同的专官。特别重要的工程，如治黄河则派钦差大臣或中央高级官吏主持。如元代贾鲁堵黄河决口，就是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兼主持河防。明代，黄河、运河上设总理河道，以尚书、侍郎（相当于现在的部长、副部长）的级别出任，还兼有都御史衔（最高监察官吏）；清代改为河道总督，经常设两个，最多时设三个，分管黄河、运河、永定河等，他们相当于几个省的最高官吏，有权指挥地方官。各省、府、州、县的官吏都兼有河防的职责。清代康熙、乾隆两帝对黄河、永定河、海塘等重要的工程，往往亲自指挥，或派钦差大臣代表指挥。

（5）历代对水利法令的重视。秦代起已有各地方需按时上报雨量、旱涝的规定，汉代起已有《水令》，下至明、清法规极详细具体，都在《会典》等书中有记载。

（6）历代水利文献多。正史有《河渠》《五行》等志，地方史（省、府、州、县志）中一般都有专篇。政书（如《通典》《通考》等）中亦有专章节叙述。水利专著中有通史、专史、河道史、地区水利史、渠塘史、闸坝史。大至全国，小至一个工程，长至数千年，短至三年五载，有各式各样的记载。

（7）对水利有贡献的人受到人们的崇拜。历史上对水利有特殊贡献的，往往死后受人尊敬，成为崇拜对象，立祠立庙来纪念、朝拜。除大禹因治水，生奉为帝王，死奉为神圣之外，最著名的如修都江堰的李冰，在灌县唐代已有祠庙，后来封有王号，有专门著作记载崇奉的事迹。庙至今还存在。修漳水十二渠的西门豹，自东汉已有祠庙，也延续到现在。又如清代治黄河的名臣朱之锡、黎世序、栗毓美等治河多年，死后封为“大王”（当时认为可以蛇形出现的河神）。

二

因地制宜的多样化

以中国地方之大，自然条件千变万化，历代发展的不同，水利既受到重视，也必然因地制宜以各种形式出现，自规划设计以至施工用料都不例外。虽然有成功、有失败，但发展方向无可非议。

（1）方针规划方面。在治水中顺自然，因地利，根据政治经济的需要，尊重前人已有的经验，是先秦就有的思想，在后代的水利实践中，如北方河流多沙，就有用水兼用沙的技术发展。

平原地区的灌溉，就多引河水修渠系，丘陇山地就多塘堰引灌，淮水、汉水流域在二者之间，就发展为渠塘结合的长藤结瓜式灌溉系统。长江、珠江流域多水、多湖泊就发展成圩垸、基围，云南山区自上而下发展为层层引灌，晋陕山区因黄土的覆盖，就有引洪淤灌办法，新疆引高山雪水，就有坎儿井灌溉，东南沿海就有御咸蓄淡的灌溉渠系等等。

因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就有自西北而东南的运河开凿；因岭南的发展就有灵渠的开通。这种形式多样化的水利事业，都可以说是因地制宜。

（2）设计方面。运河在北方，古代引多沙河流为水源，就采取陡坡、狭岸，不用闸坝，以防淤积。南方清水区就大量使用闸坝、堰、埭以平水、节水，加大运量。

引水、分水因地制宜有铧嘴、鱼嘴、分水梁、分水石等简易适用的形式代替坝闸，城市饮用水保持清洁，有抬高河床、架槽引水的渠道；多沙悬河，高于田地，就有因势放淤、利用泥沙的发展。这也是因地制宜的一面。

（3）施工用料方面。就地取材，因材施工，在多样化因地制宜的工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不但花费多，甚至无法实现。例如，都江堰维持两千年长盛不衰，和它就地取材、伐竹为笼、取卵石填充的竹笼石工是分不开的。

黄河下游的埽工，可溯源于战国的茨防，主要是因为下游平原石料少，因而以榆、柳、竹、木加土、加石块卷埽，用以护岸、堵口、筑坝。至清代榆、柳、竹料也远不够用，因而变为以秫秸代榆柳，以加土为主的埽工。而必要的抛石工，至清后期，用砖来代替。卷埽改成软厢，也是因时制宜。

三

治水与治土并举

用水与用沙并重

先秦人赞禹之功为能“平水土”，除洪涝，治沟洫，治水也是治土，水土并举，所谓“土反其宅，水归其壑”。古代相传的井田沟洫制度，是田间排灌系统，也是划分田地的制度。土因水而治，水因土而得其用。

（1）后世谈论治水多以沟洫为一种理想办法。因为它不但是农田排灌，还是治水治田的途径。在北方虽然有人推行过，但缺水区是不现实的，所以在长江中下游、珠江中下游的湖泊多水地区得到发展，就是圩垸、基围等的推行。就田而言是圩田、垸田，就水道而言是塘浦沟洫。北宋人谈太湖水利就以治塘浦与治田并举，二者或先或后不可分割，形成了中国治水的一个很有特色的项目。

（2）现代水土保持的概念，至迟在南宋时已经有了。历元、明两代逐渐发展，清代已很明确。现代所提出的在山区丘陵区的各种措施，当时虽因社会原因，有的不易得到广泛开展，但清人论河流治理，强调上游治土成田的重要性是不少的。

古代的水土保持措施以山地梯田的开发为最普遍、最有效。梯田的发展始于宋以前。宋代已有梯田的名称及具体叙述。中国山多、平原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水土开发措施。

（3）用水同时用沙是中国北方多沙河流开发水利的一个重要特征。黄河、海河流域的灌溉，自秦汉以来都是“且溉且粪”，而且形成了不言自明的涵意。用水来浸润，用泥沙来施肥。同时还引用山洪浊水。北宋时，对这种工程，已有过总结性的专门著作，可惜失传了。北宋熙宁时（1068—1077年）发展到以用沙为主的农田放淤，普及到北方各河及山地山洪。用水和用沙同样重要，这在世界水利史上是很特殊的一页。水可以兴利除害，泥沙亦可兴利除害。水是资源，泥沙是土资源。

（4）到明清时治理多沙河流的战略思想逐渐形成，即以水治沙、“束水攻沙”、以沙治水、放淤固堤的辩证思想。总的说是以河治河。技术上难度大，但作为发展目标是可取的，也是有特色的想法。晚明潘季驯提倡束水攻沙，以一系列堤防的修守为工具，虽当时收效不大，但这种想法几百年来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中期（18世纪）在海河、黄河水系上掀起一个放淤固堤的高潮，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收到很大的效果，但局部效果是有的。

四

水散则为利的实施

“水聚之则为害，散之则为利”，和水土并治说是相连的。在兴利说，治田用水是面上的利用，而不只是一线河道的利用；就除害说，用水于田，是散水于面上，可以防河流涨溢为灾。明人周用说：“天下之水莫大于（黄）河，天下有沟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沟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无不治则荒田何所不垦？一举而兴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

（1）分水于上源。明人徐贞明说：“禹播九河入于海，而沟洫尤其尽力，因以利民，而亦分杀支流，使不助河为虐也。”②是说古代沟洫所以散上游之水。又说：“源分则流微而易御，田渐成而水渐杀。水无泛溢之虞，田无冲激之患矣。”这和现代水土保持的说法相通。层层拦蓄，水流分布于上源广大面积上，下游水患自少。

（2）散水于下游。禹疏九河的传说就是一种分流散水，贾让治河中策，于下游开渠分引灌溉，“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方法虽非一事，但就分散水流说，想法是一类的。清人治永定河、漳河、滹沱河等，反对筑堤防的理由就是水散而为患不大，洪水退后可以耕种一季。后来采用黄河上的经验，演变成遥堤约拦，缓堤束水，明确提出二堤之间散水匀沙的说法。清人沈梦兰著《五省沟洫图说》说黄、海流域，开沟洫所以兴农田水利，而“遍开沟洫，计可容涨流二万余千丈”③，认为可以减少洪灾。

（3）湖泊散水。开渠成水网，纵塘横浦，浅水成稻田，这是圩垸的办法，是长江、珠江流域行之有效的办法。水分于塘浦，过多则由塘浦排于海；治田于浅水，过少则引塘浦灌溉。如果调节得好，虽是多水区也有利无害，这又不是单纯分散的问题。

五

黄河的特珠地位

中国多沙河流，黄河最大，含沙量之多占世界第一，量变而质亦变，性质与清水河流不同，所谓善淤、善决、善徙，善淤使它成为地上悬河，善决、善徙使它成为泛滥于广大面积的河流。孟津以下南至淮河，北至海河，成了黄河的大三角洲。淤、决，含沙量较小的清水河也有，但不如黄河的频繁。善徙则成为世界上独特的河流。其他河流局部改道是有的，下游一二千里都屡次改行新道，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河流所没有的。

（1）由于黄河的多沙善淤，在中国水利史上讲河工，必须针对多沙提出种种方略。明代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成了以后几百年最流行的方略。引清释浑也是从潘氏开始。他反对黄淮分治，主张蓄清刷黄，这也影响到清代的治黄。其他如散水匀沙，清代曾用于海河水系的多沙河流。疏流囊沙，大规模放淤肥田，北宋时曾看作农田水利的重要项目，放淤固堤也从潘季驯开始，清代曾用为治河手段，有人认为是战略性的措施，引黄河等为水源的渠道就有缓流沉沙、排沙引水和急流挟沙，通过整治河道，使挟沙下行。

（2）由于多沙河流的善决，一部水利史上几乎年年有堵口工程。堵口防险，用草土为主的埽工，埽工的种类繁多。千里河道，几百处连绵不断的埽工也是黄河特有的产物。

由于黄河善决，堤防规模的宏大，系统的完整，修堤、守堤制度的严密，历史的悠久，也是值得提出的。

（3）由于黄河的善改道，历史上使黄、淮、海流域的水利形成一盘棋。治海、治淮不考虑黄河可能的干扰是不行的。自古以来，黄河北夺海河水系，南夺淮河水系，大大改变了两水系的面貌，近代离淮北徙以后，它的后遗症，还是治淮的主要问题。

再加上几条大运河如秦汉的古汴渠、唐宋的通济渠，元以后的京杭运河，穿过黄淮海平原。古代这一广大地区的治水方针、治水方略，比较复杂。针对这些复杂情况，水利史上也留下不少可以注意的成果。

由于黄河在中国的重要性，一部水利史，关于黄河的问题，黄河的资料，几乎占一半。虽属一条河流，实际上关系到全国，而且也不只是工程问题，还牵涉到全国的政治经济问题。

六

 运河的伟大

中国的运河是世界性的伟大工程，京杭运河自北京，南至杭州，长三千余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渠。自春秋时兴筑，至元代全线打通，历时二千余年，又过了三百余年，全改成人工渠道。自杭州向东至宁波还有将近三百里的运河。隋唐自今北京至杭州是经过永济渠（接黄河）、通济渠（汴渠，沟通黄淮）。此外尚有西北自陕西宝鸡经西安、潼关入黄河至郑州西北入汴渠，经开封、商丘，东南通淮水，再东经淮安，南至杭州，全程亦三四千里，较京杭运河为长。当中要经过一段黄河，但当时对三门峡黄河段的整治，也费过不少人工。但这一段始终未畅通，多靠陆路转运。这条运河是隋唐政治中心，长安、洛阳南通江淮的主要运道。京杭运河则是元、明、清时期，自政治中心北京南至江淮的运道。

（1）运河对全国政治经济的平衡，对中国的统一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水利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运河也是一个例证。

自东汉起，江淮流域开发以后，下至隋唐、两宋，农业经济重心移向江南，而政治中心常在黄河流域，为了政治上的控制，经济上的均衡，有自首都通向各地的水道交通，最主要的是通向江淮的运河；元代以后，政治中心移向海河流域，于是横贯南北，通向钱塘江流域的京杭运河成为南粮北运的漕运要道，交通的大动脉。

（2）以运河为核心，串连天然河道，北自海河，南至珠江，构成中国东半部四通八达的水运网。

自先秦以来，不断开凿运河。沟通江淮是春秋时（公元前486年）开的邗沟；沟通黄淮，是春秋时开的菏水，战国时的鸿沟水系以至于隋代的通济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是秦代开的灵渠；沟通黄、海水系有东汉末开的白沟等运渠，隋代的永济渠以及元代的会通河。实际上到三国时水运交通，北自滦河，向南已经可以通珠江。

中国东部天然水道多东西向，有了南北向的运河可以沟通各大水系的航道。溯黄至宁夏、内蒙古，溯江至四川、云贵，溯淮至豫西，溯西江则可至广西。向东北、东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海运，与内河相辅为用。水运艰难的唯藏、青、新三省区而已。水道所通的地域之广大、历史之悠久，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3）运河工程的先进。中国历史上高水平的水利技术往往先出现在运河工程上，例如复式船闸以及更复杂的澳闸，都在10世纪出现在淮阴到扬州的淮扬运河及江南运河上，比西方早了几百年，同时江南运河上的涵洞中装入铜质轮刀，类似现代水轮机的叶片，由水力推动切断堵塞的杂草等。10世纪在淮扬运河上，建筑物如闸、坝、堰、涵等配套齐全，有七八十座之多。京杭运河上的几十座闸及大小水柜，会通河的南旺分水枢纽以及清代在黄淮运交叉处的清口（在淮阴西北）的各类堤、坝、木笼④、护岸等建筑物以及“倒塘灌运”法维持运河通航等等工程措施，在当时都是高水平的。

（4）严密的维修管理制度。隋唐北宋的汴渠由于引黄河浑水为源，为了防止淤积，采取种种工程及非工程措施，主要的是修木岸，及维持较陡比降，保持一定流速。流速较大船行危险，北宋时沿途桥梁都改用“飞桥无柱”的虹桥，即河中没有桥墩和桥柱。又年年改引水口，疏浚，冬季停航维修等等。

明代京杭运河上设维修夫役，自通州至长江边常设名额有四万七千余人，沿途设铺（一部分夫役住所）五百多处。夫役有闸夫、浅夫、溜夫、洪夫等专业化名目。多闸段的管理启闭操纵有一套制度。管理机构，总理河道以下有地方专职人员，中央工部派出人员，有军士，有监察机构的人员。

另设漕运管理机构的一套文武官吏、军卒夫役，最高的是漕运总督，相当于几省的最高官吏。

除黄、运两大工程外，长江的圩垸、浙江的海塘也都是有特色的重要工程，不一一叙述。

七

对水利工作长期性的认识

这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是从未来发展说。由于时代的限制，技术水平的限制，很多水利问题不能一下子彻底解决。黄河的防洪是最突出的例子。明代潘季驯积累一二十年工作的经验，最后总结说“无一劳永逸之计”，只有补偏救弊的办法。⑤黄河决溢，人们只有年年防、堵、培、修，随时改进。只要防堵得力，改进得法，还是可以获得小康局面的。这和贾让的下策貌似而实质不同。

贾让说“缮完故堤”，是指汉代不合理的堤防，仅能消极防御，没有治河效果而“劳费无已”。潘季驯的“以堤束水”是指他总结的、有各种作用的一系列堤防，不仅能防御，而且是治河的有效武器，可用以达到束水攻沙的目的。只“缮完故堤”，自然是“劳费无已”；“补偏救弊”，则是补救改进，劳费是提高的代价。同一技术，水平提高了并且不断改进，和只停留于低水平，是会有不同作用的。

潘季驯的说法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技术水平赶不上工程需要，只能长期奋斗逐步提高；二是水涨船高，技术水平虽可应付当前要求，但不能应付将来更高的要求，水工无止境。就更根本的问题说，当然还有政治、经济等社会条件的限制和自然条件的变化，不可能用固定不变的方法求解决。

实际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不断奋斗，也确未放松过。潘氏以后的几百年中，对于黄河更是修堤、防汛、堵决年年不得休息。除治黄外，其余有关这一精神的，还可以指出⑥几种情况：

（1）因技术上的困难只能年年修筑。如北宋汴渠，引黄水口无法避免淤堵，几乎年年改挖新口，引水通航；如都江堰鱼嘴，因地基处理不易，只有长期用竹笼工，经常改旧换新；又如黄河埽工易坏，几年就需更换；等等。

（2）简易工程的使用。并非不能代以较永久的建筑物，由于简便易行，宁肯年年更新，如北宋引泾灌溉工程，引水口设临时木拦河坝，每年汛期拆除，次年春季再修；又如都江堰的杩槎工，元代曾建石质拦河坝，用闸门控制内外江分水量，但后来还是用杩槎挡水，用完即拆毁，次年再修筑。

（3）为了自动控制，有意识地随毁随修。如元修运河，于山东汶河上修堽城坝，分水入洸河济运，马之贞用土坝，不用石坝，并告诫后人不要改土为石，理由是土坝在汶河洪水时可被冲垮，坝前大量淤沙可以冲走，洪水下流不致冲毁堤闸；又如清代洪泽湖大堤高家堰南端的溢洪各坝，坝上往往加筑几尺厚的土，提高溢洪水位，水再涨时，可以冲垮，起自动调节作用，水落时再修。

这些都是以人力勤劳，补技术不足。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这一韧性、这一坚持不懈的毅力，是不能长期除水害、兴水利的。

二是从过去历史说。只就未来发展讲，是国内国外共有的特点，也是人类社会各方面发展共同的特点，不能只说是中国水利特点。这里值得着重提出的是中国人常爱说“古已有之”，被不少人误解为复古守旧。在水利上，例如过去事事都说大禹已有了，潘季驯也把“束水攻沙”说成是禹的疏导精神。说禹已有，就寻求“禹疏九河”的故道来开浚，是误解。反之，潘季驯所说并非误解，勿宁是推陈出新和温故知新。他一反贾让对堤防的看法，更足以说明这一点。

一国独立发展科技，假使没有对外交流的机会，就只能在历史上找经验，愈古就是历史愈长，经验也应当更成熟，改进得愈完善。这并非复古守旧。个人认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自然会发生这种想法，是对历史经验应有的态度，是对长期性认识的另一面。这在中国比较特殊。

注释

① “可以指出”意为“可以列举出”，对应上文“举出”。下文同。

② “因以利民”一作“固以利民”，后者更贴合文意。

③ 原文作“遍开沟洫，计可塞涨流二万余万丈”，显然有误。据《牧令书》卷九《农桑上》等文献改作“遍开沟洫，计可容涨流二万余千丈”。

④ “木笼、护岸”或为“木龙护岸”。“木笼”当为“木龙”，指护岸挑流建筑物。《清史稿》有“自清口迤西黄河南岸设木龙挑溜”。

⑤ 潘氏《河防一览》原话作“治河者必无一劳永逸之功，惟有救偏补弊之策”及“惟有救偏补弊之法，必无一劳永逸之事”。

⑥ 同注①。

本文原载于《水利学报》1985年第5期，并见2015年周魁一主编《水的历史审视：姚汉源先生水利史研究论文集》。转载时编者作了少许文字修改并加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