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地方政权的统治中心，按照史料文献的记载，唐玄宗天宝时期（742~756年）为显州，天宝末年徙至上京，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又一度迁至东京。这些记载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已经发掘的吉林和龙西古城[1]、黑龙江宁安上京城[2]、吉林珲春八连城[3]，分别对应了以上3个统治中心。但从渤海建立的698年到天宝前的40余年间，亦即渤海早期政权的统治中心（早期王城）在何处，对应的城址是哪一个，则始终是历史、考古学界众说纷纭的问题。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考古材料成为边疆历史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途径[4]。2002、2003年对于吉林敦化敖东城、永胜两处遗址的发掘，2013年以来对于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的发掘[5]，为探索渤海早期王城所在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本稿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6]，对渤海早期王城关联的考古学材料进行梳理和解读。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早期王城敦化说之检讨 敦化盆地的三处遗址——敖东城、永胜遗址以及城山子山城，一度分别被比定为渤海早期王城。 （一）敖东城 早在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曹廷杰就根据《新唐书·渤海传》中“天宝末，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的记载，推断敦化敖东城是渤海的旧国[7]，此说影响深远。1949年在敦化六顶山发现了渤海文王大钦茂次女贞惠公主的墓葬，曹说殆成定论。20世纪50年代末，吉林大学历史系调查了敖东城城址，在敖东城外城西墙开探沟1条，调查者单庆麟一方面认为该城是渤海初期所建旧京，但也对该城“回”字形平面形制的时代属性提出了疑问[8]。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根据敖东城的形制及城墙夯土中出土的遗物认为该城不是渤海早期营建，更不可能是渤海的旧都[9]。后来有学者更明确地指出敖东城的建筑年代当在辽金时期[10]。 既往的考古调查勾勒出敖东城的基本形制：由内外两城构成，外城为长方形，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偏西，为正方形。由于城址位于敦化市区，当代建筑对遗址破坏严重，城墙仅外城西墙北段尚可见到。2002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发掘了该城（图一）。发掘区位于内城西北角，共计发掘310平方米，揭露房址3座、灰坑7个、沟1条。2003年8月又对敖东城外城西墙进行解剖。发掘简报认为，内城发掘仅见金代堆积，房址、灰坑年代均为金代，所出钱币时代最晚者为正隆元宝[11]。
图一 敦化敖东城平面及发掘区示意图 2002年敖东城发掘所获遗存，是否均为单纯金代的呢？发掘出土宋金铜钱87枚，房址和第3层各约占半数，其时代为金代似无疑问。但开口于第3层下的单位的时代还值得进一步讨论。简报公布的第3层下遗迹单位中，陶器集中出土于F1和H3，前者出土金代正隆元宝，后者未出土铜钱。F1出土的C型陶盆卷沿，深斜直腹，C型壶卷沿双耳，与吉林前郭塔虎城金代陶器[12]极为近似。H3出土的A型、B型盆，与黑龙江海林振兴遗址、东宁小地营遗址出土者接近。A型、B型罐与黑龙江海林振兴遗址、渤海上京城址、永吉杨屯80M2出土者近似[13]。D型盆的双舌状耳，见于图们东兴遗址[14]、敦化六顶山墓地ⅠM5[15]以及图们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详见下文）。这些陶器均无卷沿，造型与东北地区以卷沿为主要特征的金代陶器[16]存在显著区别，而与渤海陶器存在更多的相似性（图二）。此外多孔器（简报称为异形器）见于克拉斯基诺城址、海林渡口遗址、渤海上京城址等，也与金代流行的多孔器明显有别[17]。
图二 敖东城H3出土陶器与渤海遗址出土陶器比较图 以上关于H3的年代重析，意味着敖东城内或存在渤海时期的遗迹单位及遗物。由于2002年仅发掘了内城东北角的局部，似不宜以偏概全地推定敖东城是单纯金代的。渤海时期的确不存在内外城相套的回字形城市布局，考古发掘表明，呈回字形的桦甸苏密城，其内城为契丹攻破该城后新建，外城为渤海时期营建[18]。那么敖东城的回字布局，是否也是不同时期营建的结果呢？ 辨识出敖东城内存在渤海遗存，并不意味着该城为渤海早期王城。因为《旧唐书》[19]《新唐书》[20]《资治通鉴》[21]等文献清楚地记载大祚荣据东牟山，筑城以居。早期王城为山城无疑，而敖东城是平地城，无险可守。 （二）永胜遗址 该遗址位于敦化市西南8千米牡丹江东岸台地上，发现于1974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调查认为该遗址范围广大，内有5处建筑址，最大的建筑址东西长30米、南北宽20米。这些建筑址周围散布有大量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构件。虽然在地表采集到北宋的崇宁重宝及辽、金时期滴水，调查者仍判断这是一处渤海早期的重要遗迹[22]。在否定敖东城同时，研究者开始将永胜遗址与渤海早期王城联系起来[23]。为了解决永胜遗址的年代与属性问题，2002年7~8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了永胜遗址的1号建筑址。发掘结果表明，永胜遗址1号建筑址为一处大型房址，房址建筑在土筑台基上，已发掘的3间房子前面有廊，各室内均建有火炕。出土遗物中有板瓦、筒瓦、兽面瓦当等建筑构件、陶瓷器及铁器等生产生活用具（图三）。铜钱大多数为北宋时期，也有正隆通宝、大定通宝等金代铜钱。钻探表明另几处建筑址的时代与1号建筑址基本相同，均为金代[24]。
图三 敦化永胜遗址1号建筑出土金代陶器 既然永胜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金代聚落址，且同样处于平地，无险可守，因此也无法推定为渤海早期王城。不过，2020年在永胜遗址西侧数百米外采集到红色绳纹板瓦残块（图四，1）以及横桥耳陶器（图四，2）等典型渤海遗物，此处不排除存在渤海较高等级的瓦构建筑的可能（永胜遗址距离六顶山渤海墓地甚远，板瓦及陶片不会是搬运而来），甚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图四 永胜遗址西采集绳纹板瓦(1)及横桥耳陶器(2) （三）城山子山城 城山子山城位于敦化市区西南22.5千米牡丹江支流大石河南岸孤山上，依山势大体呈椭圆形（图五），城垣周长2000米左右，土石夹筑，残高1.5~2.5米。城内东北低、西南高，开东西2门。东门以内南侧，为较平缓的坡地，《敦化市文物志》称坡地上还有50多处半地穴房屋基址[25]（图六）。城内采集的遗物主要是铁兵器及开元通宝。
图五 敦化城子山山城及周边地势
图六 敦化城子山山城平面示意图 关于城山子山城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王承礼调查时认为是渤海城址。80年代初，又有学者认为此城即《旧唐书》所载大祚荣据“东牟山”所筑的东牟山城，并进一步论证此城与敖东城是山城和平原城的配置，城山子山城是渤海早期王城敖东城的卫城[26]。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在否定敖东城为渤海早期王城的同时，又将永胜遗址与城山子山城联系起来，认为这两者构成渤海初期的王城[27]。也有研究者认为城山子山城修建于“脊山”上，城内空间局促，没有发现大型建筑址、建筑构件或丰富的人类活动遗物，其性质充其量是一座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堡，而非渤海初期的王城[28]。 城山子山城符合前述文献记载的渤海早期王城据山筑城的条件，但是山城一是处于孤山上，除北侧临大石河地势险峻外，其余均为缓平的山坡。二是山城北为大石河，东为牡丹江，西南面无险可守，而这正可能是唐朝军队进攻的方向。从防御角度来说，此城存在很大的局限。此外，山城内空间的确较为有限，对于渤海早期政权来说，此处应非理想的王城选择。不过，城山子山城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还是空白，在城址时代未能明确的情况下，其性质的讨论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磨盘村山城渤海早期王城说的讨论 包括“监支纳印”等在内的诸多实物材料证实，磨盘村山城晚期遗存属于金末割据东北的东夏政权，其为东夏国南京故址已为学界共识。山城城墙及城内遗迹存在早晚两期叠压的迹象，除城墙之外的早期遗存分布不广，且部分遭到东夏的破坏，这给探讨早期遗存的年代和性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一）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的考古辨析 根据目前的发掘材料，似可根据文化因素的不同，将磨盘村山城的早期遗存分为两组。 1.A组 主要有飞鸟纹瓦当、舌状耳陶器。仅见于已知明确的渤海时期的遗存。 （1）飞鸟纹瓦当 磨盘村山城出土2件，均为夹砂灰褐陶，边轮较高（1件边轮残缺），瓦当内区为凸棱圆圈环绕的乳钉，外区为凸棱圆圈环绕的纹饰带，纹饰带中4个飞鸟形图案及4枚花萼间隔分布，鸟纹的表现较为抽象，由头、尾及双翼构成，双翼展开程度不同（图七，1、2）。 磨盘村山城瓦当与六顶山墓葬瓦当对比图 1、2.磨盘村山城 3~6.六顶山墓葬
这种飞鸟纹在高句丽瓦当中目前没有发现。敦化六顶山渤海墓地一区ⅠM3、ⅠM1、ⅠM5出土的所谓“十字纹”瓦当（图七，3~6）[29]，尽管纹饰布局有别，且无花萼形间饰，但飞鸟的表现形式颇为近似，一区ⅠM5出土的“杏叶纹”瓦当，或是此类飞鸟纹的变体形式。此外，瓦当上的飞鸟纹与渤海的鸟头形铜饰件[30]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2）舌状耳陶器 磨盘村山城早期遗物以建筑构件数量为最多，生活日用类陶器数量很少，且多为残片，这给从陶器的类型学对比分析判定遗存年代带来了很大的困难。2021、2022年发掘出土的日用陶器中，有多件舌状器耳（图八，1~5），从陶质分析，应属于不同的个体，另有1件器耳也呈舌状，但压出花边。可资类比的舌状耳陶器主要有如下几例。敦化六顶山墓地ⅠM5出土2件（图八，6、7）[31]，永吉查理巴M5出土过舌状耳陶壶[32]。早年调查图们东兴遗址采集到舌状耳1件[33]，2022年发掘此遗址出土了舌状耳陶盆（图八，9）[34]。珲春古城村2号寺庙址出土过舌状耳陶盆1件（图八，8），舌状耳残片1件[35]。敦化敖东城H3出土过舌状耳陶盆，前文已作辨析。这些陶器的年代均为渤海时期，且时代较早。在已知高句丽陶器中，尚未发现安装此类舌状耳者。此外，延吉兴安古城也采集有舌状耳陶片[36]，但此城未作发掘，时代尚无法推定。
图八 磨盘村山城出土舌状耳陶器对比图 2.B组 主要有莲瓣纹瓦当、水波纹陶器、网格纹及绳纹板瓦、瓦文。 （1）莲瓣纹瓦当 磨盘村山城出土1件，夹砂红褐陶，高边轮，内区为凸棱圆圈环绕的乳钉，外区为凸棱圆圈环绕的8枚莲瓣，莲瓣较瘦长，外有轮廓线（图九，1）。
图九 磨盘村山城出土莲花纹瓦当及比较图 这种莲瓣的形状，在集安国内城（图九，7~9）[37]、丸都山城（图九，6）[38]、梨树园南（图九，5）[39]、东台子（图九，4）[40]等高句丽遗址出土瓦当上常见，区别在于，这类高句丽瓦当均有明显的三角形间饰，且多为9枚莲瓣，排列密集。 渤海瓦当中这种莲瓣非常少见，仅见于黑龙江东宁大城子城址（图九，2）[41]，以及2022年发掘的和龙獐项遗址（獐项渤海墓地南侧）（图九，3）。 （2）水波纹陶器 磨盘村山城出土的一些陶器残片，其上刻划水波纹及弦纹带（图一〇，1~3）这种纹饰在永吉查理巴M9（图一〇，4）[42]、敦化六顶山墓地（图一〇，5~7）[43]等出土陶器上均有发现。而集安霸王朝山城（图一〇，8~10）[44]、辽宁桓仁五女山城（图一〇，11）[45]等高句丽城址中，水波纹陶器也有不少发现。
图一〇 磨盘村山城出土水波纹陶器对比图 （3）网格纹及绳纹板瓦 磨盘村山城出土了大量的网格纹及绳纹板瓦，尺寸较大，多为夹砂红褐或灰褐陶，胎土淘练不细，制作较为粗糙，烧造火候不匀，表面拍印网格纹或绳纹（图一一，1~4）。这种纹饰的板瓦，在敦化六顶山墓地[46]也有不少发现（图一一，5、6），但在西古城、上京城已经寥寥无几了。有类似纹饰的高句丽时期的板瓦，见于丸都山城[47]（图一一，8）、集安高句丽王陵（图一一，9）[48]、辽宁西丰城子山山城[49]、盖州青石岭山城[50]等。
图一一 磨盘村山城出土网格纹、绳纹板瓦对比图 （4）瓦文 磨盘村山城的瓦文发现较多，主要阴刻于素面的筒瓦表面，最为常见的为“上”“下”，此外还有“文”“大”“夫”“臣（？）大牟（？）”“牟”等，也有一部分尚无法释读。刻划文字或符号是高句丽瓦件上常见的现象，丸都山城宫殿址出土文字瓦86件，文字内容有“小兄”“九”“鸟”“中”“天”“大（？）”“下（？）”等，有不少刻划在纹饰板瓦上，磨盘村山城很少在板瓦上刻字[51]。集安麻线墓区千秋墓刻划瓦文有“王”“前”“后”“上”“下”等。将军坟发现的刻划瓦文有“大”“小”“申”等[52]。六顶山渤海墓葬中没有发现刻划文字的瓦件，和龙西古城的瓦文，刻划文字虽仍有一定数量，但已经转变为流行字模戳印了[53]。 （二）磨盘村山城年代讨论 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与天宝中的渤海王城西古城及其后的渤海遗存，在面貌上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渤海城市考古成果表明，西古城及其后的渤海王城与地方城市，绝大多数为平地城，山城已很少作为行政统治的中心城市。前文所分的两组遗存，在8世纪中叶及之后的渤海遗址很少发现，这一情况似乎提示，8世纪中叶前后或是磨盘村山城的使用下限。城内很少发现陶器、金属器等生产生活用具及兵器等遗物，说明磨盘村山城是在有序撤离后废弃的。 前述B组遗存呈现了鲜明、浓厚的高句丽文化特点，且营建和使用山城是高句丽民族的传统，能否据此认为磨盘村山城是高句丽时期始建、渤海早期沿用呢？仅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还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高句丽大型山城必有大型蓄水池遗迹，磨盘村山城没有发现，因此不可能是高句丽城址[54]，这个结论未免武断，因为高句丽中晚期的霸王朝山城内就没有大型蓄水池，只有1处泉眼。抚顺高尔山山城也没有大型蓄水池，城内发现3处泉眼[55]。7世纪时高句丽以栅城（州）为中心[56]，维持对其东北地区的控治。栅城故址何在，学术界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在磨盘村山城，也有人认为珲春萨其城的可能性较大[57]。2020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磨盘村山城12、14号建筑中浮选出的植物种子进行了14C测年，数据多集中在公元550~700年[58]。这些数据跨度较大，是否存在测年误差也难以判定。磨盘村山城A组遗存不见于高句丽时期，属于渤海早期应无疑问，目前没有层位关系表明A组遗存晚于B组，两组遗存是共存的，且B组遗存虽然可以溯源至高句丽时期，但也呈现了某些变化，这些变化应是时代的不同造成的。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认为，磨盘村山城的始建年代应在7世纪末前后，使用至8世纪中叶左右废弃。 （三）磨盘村山城性质推测 厘清了磨盘村山城始建及使用的时段，它作为渤海早期王城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前引两《唐书》记载大祚荣据东牟山，筑城以居，渤海早期王城为山城无疑。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载：“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初建邑居，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受臣藩第五品大阿餐之秩。”[59]“辄据荒丘”“初建邑居”似也提示早期王城是一新建都邑，不是利用高句丽旧城，否则不会有“筑城”“荒丘”“初建”之说。 磨盘村山城南扼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依据簸箕形山势修筑城墙，地理位置极为险要（图一二），可以充分抵御南方的来袭。城墙、城门等设施修筑较为严谨，城内营建了颇具规模的仓储设施，但大型居住建筑（或为宫殿）础石未经精雕细琢，建筑构件的制作也较为粗糙，这反映了渤海建立之初大祚荣集团初营都邑的简率以及侧重防御的用意。
图一二 磨盘村山城位置(1)及周边地势(2) 从营州东奔至东牟山的大祚荣集团，其构成有粟末靺鞨、其他靺鞨部落以及高句丽遗民[60]。参与营建早期王城者，可能还包括磨盘村山城附近的本地居民。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的多元面貌，应来自这些不同人群的传承和创造。由一个新的地方政权主导汇集、融合的渤海文化发展的新篇章，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顺带一提的是，磨盘村山城出土刻划“牟”字的素面板瓦多件（图一三，1），既有单字的“牟”，也有“臣（？）大牟”的组合（图一三，2），“牟”的写法与《曹全碑》（图一三，3）《乙瑛碑》（图一三，4）中“牟”字隶书相同。有人认为“牟”字可能与东牟山或高句丽邹牟有关联[61]。渤海上京城2号宫殿1999年发掘出土的模印瓦文中，有相同的“牟”字（图一三，6、7）[62]。早年东亚考古学会盗掘上京时也发现过“牟”字印文瓦件（图一三，5）[63]。磨盘村山城的刻划“牟”字瓦件，不宜理解为地理概念“东牟山”，与邹牟也难以扯上关系，其更大的可能是制瓦工匠的姓氏或名字。磨盘村山城的“牟”字瓦，与上京城“牟”字瓦，或存在某种工匠传承上的联系。
图一三 磨盘村山城出土“牟”字瓦对比图 三、结语 图们磨盘村山城始建于7世纪末期，使用至8世纪中叶前后，400年后又为东夏重建利用。山城的早期遗存，很大可能是渤海早期王城所遗留。唐玄宗天宝年间，渤海将统治中心迁移至显州（故址为今和龙西古城，渤海设立五京制度后称其为“中京”），天宝末又迁都上京。随着渤海政权外部形势的稳定，以防御为主要取向的磨盘村山城已无存在意义，废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敖东城、永胜遗址及城子山山城，作为渤海早期王城的考古学证据不足。但六顶山是渤海早期贵族墓地所在，敦化盆地理应存在渤海早期的城址或大型聚落（图一四）。前述敖东城所辨析出的，以及永胜遗址西侧新近发现的渤海遗存，为此推测提供了初步的线索，围绕敦化盆地的专题区域调查及发掘应是未来渤海考古的一项重要内容。
图一四 六顶山渤海墓地周边遗迹分布示意图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市博物馆.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2]a.东亚考古学会.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的发掘调查.东方考古学丛刊第5册，1939. b.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3]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八连城——2004~2009年度渤海国东京故址田野考古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4]范恩实.试论考古学与中国边疆历史研究结合的三个重点领域及其原则[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4). [5]a.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物保护中心.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2013~2015年发掘简报[C].边疆考古研究（第24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b.安文荣，徐廷.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20-12-4(7). c.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大城市学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物保护中心.吉林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2021年北区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2023(1). d.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物保护中心.吉林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2019年调查与发掘[J].考古，2023(1). [6]a.王培新，傅佳欣.渤海早期都城遗址的考古学探索[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3). b.王培新.渤海早期王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2). c.王培新.磨盘村山城为渤海早期王城假说[C].新果集（二）——庆祝林沄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430-436. d.王禹浪，都永浩.渤海东牟山考辨[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2). e.朴真奭.城子山山城和土城村土城及其筑城年代[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4). [7]a.曹廷杰.东三省與地图说[M]，辽海丛书.沈阳：辽沈书社，1985. b.丛佩远，赵鸣岐.曹廷杰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单庆麟.渤海旧京城址调查[J].文物，1960(6). [9]a.李强.渤海旧都即敖东城置疑——兼对敖东城周长的考订[C].东北亚历史与文化——庆祝孙进己先生六十诞辰文集，沈阳：辽沈书社，1991. b.侯莉闽，李强.渤海初期通往日本陆路部分的探讨[J].北方文物，1994(4). [10]李健才.渤海初期都城考[J].北方文物，2002(3). [11]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敦化市敖东城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6(9). [12]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前郭塔虎城——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13]以上陶器的比较材料，参考彭善国，王安琪.渤海陶器的类型与文化渊源[C].边疆考古研究（第2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14]吉林省文物志编辑委员会.图们市文物志[M].1985:36. [15]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六顶山渤海墓葬——2004~2009年清理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125. [16]东北地区金代陶器，以吉林前郭塔虎城出土数量最多、组合最全。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前郭塔虎城——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17]关于陶多孔器的考古发现及研究，参赵里萌.多孔器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18]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桦甸市文物管理所.吉林省桦甸市苏密城外城南瓮城考古发掘简报[C].边疆考古研究（第1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19]《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渤海靺鞨传》：“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馀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 [20]《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渤海传》：“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 [21]《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初，高丽既亡，其别种大祚荣徙居营州。及李尽忠反，祚荣与二靺鞨乞四北羽聚众东走，阻险自固。尽忠死，武后使将军李楷固讨其馀党。楷固击乞四北羽，斩之，引兵逾天门岭，逼祚荣。祚荣逆战，楷固大败，仅以身免。祚荣遂帅其众东据东牟山，筑城居之。祚荣骁勇善战，高丽、靺鞨之人稍稍归之，地方二千里，户十馀万，胜兵数万人，自称振国王，附于突厥。” [22]a.《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敦化市文物志[M].1985. b.延边博物馆延边文物简编编写组.延边文物简编[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 [23]a.侯莉闽，李强.渤海初期通往日本陆路部分的探讨[J].北方文物，1994(4). b.宋基豪.渤海政治史研究[M].第二章第一节“渤海的初期都城及其迁都过程”.汉城：一潮阁，1995.该节译文（常白衫译）见《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8年第1期。 c.李健才.渤海初期都城考[J].北方文物，2002(3). [24]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敦化市永胜金代遗址一号建筑基址[J].考古，2007(2). [25]《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敦化市文物志[Z].1985. [26]a.刘忠义，冯庆余.渤海东牟山考古[J].松辽学刊，1981(1). b.刘忠义.东牟山在哪里[J].学习与探索，1982(4). [27]李健才.渤海初期都城考[J].北方文物，2002(3). [28]侯莉闽，李强.渤海初期通往日本陆路部分的探讨[J].北方文物，1994(4). [29]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六顶山渤海墓葬——2004~2009年清理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图版四二，四三，四六. [30]彭善国.靺鞨——渤海的鸟头形饰[J].东北史地，2013(4). [31]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六顶山渤海墓葬——2004~2009年清理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125. [32]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J].文物，1995(9). [33]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图们市文物志[M].1985. [3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35]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36]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延吉市文物志[M].1986. [37]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国内城——2000~2003年集安国内城与民主遗址试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图版三九. [38]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丸都山城——2001~2003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试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图版二六，八二，八三. [39]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集安出土高句丽文物集粹[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46. [40]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集安出土高句丽文物集粹[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56. [41]a.张太湘.大城子古城调查记[C].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b.魏存成.渤海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70. [42]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J].文物，1995(9).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图版24，25. [4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吉林集安市霸王朝山城2015~2016年发掘简报[J].考古，2021（11）. [4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女山城——1996~1999、2003年桓仁五女山城调查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55，192. [46]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图版26，27. b.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六顶山渤海墓葬——2004~2009年清理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图版五〇~五九. [47]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丸都山城——2001~2003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试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图版九五~九七. [48]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集安高句丽王陵——1990 ~ 2003年集安高句丽王陵调查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图版四五. [4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辽宁西丰城子山山城2020年考古调查与1号门址发掘简报[J].文物，2022(8). [50]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盖州市文物局.辽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的调查与发掘[J].考古，2017（12）.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盖州市文物局.辽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四号门址[J].考古，2022(5). [51]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丸都山城——2001~2003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试据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52]千秋墓及将军坟瓦文见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集安高句丽王陵——1990~2003年集安高句丽王陵调查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53]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市博物馆.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336. [54]冯恩学，侯璇.渤海国建国之地与国号变迁新识[J].北方文物，2022(1). [55]孙力、徐家国.辽宁抚顺高尔山山城发掘简报[J].辽海文物学刊，1987(2). [56]a.拜根兴.唐李他仁墓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1). b.赵振华，闵庚三.唐高质、高慈父子墓志研究[J].东北史地，2009(2). [57]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218. [58]安文荣，徐廷.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20-12-4(7). [59]《东文选》卷三三《表笺》，转引自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400. [60]范恩实.渤海早期政权建设研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3). [61]王禹浪，吴博.近二十年来渤海早期王城东牟山山城再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2(1). [62]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74. [63]东亚考古学会.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的发掘调查[M].东方考古学丛刊第5册，1939:45，插图46. 作者：彭善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安文荣 苗诗钰（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边疆考古研究》 第34辑 责编：昭晣 韩翰 图片 人划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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