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士人是“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是中国古代知识官僚精英的代名词。任何对选官制度的改动与变化，都会牵动古代士人的切身利益，也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治理取向与基本的社会秩序。
庚子变乱之后，列强在议和条件中，将废除科举作为条件之一。1901年，清廷做出了新政的姿态；南方各督抚也联名上奏，请求进行科举改革。虽然此时僵化的科举体制已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腐朽的决策中枢仍未感觉事态严重，对科举改制一事意见不一。 【保守派的顽强阻碍】 时任首席军机大臣的荣禄对于科举改革并不积极，军机大臣王文韶则坚决反对废除科举，他扬言“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另一位军机大臣瞿鸿机支持废除科举，但孤掌难鸣。此后三年，废除科举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最终在中枢的反对下未能形成任何有效行动。
（军机处，清代最重要、存在时间最长的中央最高辅弼机构）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袁世凯联合张之洞上奏，认为虽不能废除科举，但应该有所变通，将科举录取名额递减，让天下士子入学堂读书。两位实权派总督的联名上奏，引起了上层机构尤其是慈禧的重视。
（袁世凯） 首席大臣荣禄去世，奕劻补入军机处后，国家决策中枢的人事变动让废除科举一事出现转机。1903年5月，张之洞入京，参与修订《奏定学堂章程》，试图减少科举录取名额。张之洞分析奕劻虽不会公开表态支持废除科举，但也不会阻碍。 为进一步推动科举改制的进程，张之洞作了一定让步，在奏稿中加入了妥协内容，如规定新式学堂推行六年后，若不能根除科举流弊，也无法培养人才，则恢复科举制度。并反复声明，科举减额只是暂行试用。
（张之洞）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荣庆、张之洞、张百熙，第三次联名上奏请递减科举，并增加了诸多科举停废后的善后措施。此奏得到朝廷批准，自丙午科（1903年）起依照奏章办法递减科举录取名额。 此时，京城中又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王文韶被罢职。军机大臣鹿传霖开始转变态度，不主张立刻废除科举，但可以缓慢进行改革。同时，还有不少人上奏请求恢复科举。 【袁世凯领衔上书】 保守派发起反击，以图恢复科举的努力，在当时是不具现实可能性的，朝野上下大多已认识到废除科举，推广新式学堂的迫切性了。但为了避免功亏一篑，面对反扑的声音，1905年8月30日，直隶总督袁世凯领衔，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六名大员联名上《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认为如果按照递减名额的做法，要二十年后才有效果。 他们认为，要挽救时局，富国强兵，就必须推广新式学堂，要推广新式学堂，就必须立即废除科举。同时他们又上奏，提出了五条解决科举向新学过渡的具体建议，从而打消了朝野内外对停办科举的后顾之忧，终于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初三日，《废除科举告示》） 联衔上奏两天后，即1905年9月2日，清廷正式下诏，宣布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从此，在我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寿终正寝。 考虑到张之洞的家国情怀与他正途的科举出身，他对改制一事十分上心一点都不让人意外。但热心权力处理军务的袁世凯为何也要与张之洞联名上书改进科举呢？从二人的背景出身和价值取向上，我们似乎可以从中找到原因。 张之洞出身官宦之家，有“神童”之誉，十几岁相继成秀才、中举人，及至二十几岁上春闱报捷，并且是一甲三名的“探花”，一生得以“儒臣”著称。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被称为“第一人中最后一人”） 袁世凯科举之路屡屡受挫，他对于科举素无好感，但却极其善于审时度势与经营揣摩。科考终不能成之下，他竟放言：“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可以说，袁世凯与读书教育本来是一点都搭不上边的，但历史的魅力就是这样，往往在不经意间悄然改变。最不起眼的微不足道的行动，往往决定了事态的最终走向。 【历史在偶然中转折】 袁世凯对废除科举十分积极，比张之洞显得更为急迫，这其中确实带有个人感情色彩。袁世凯其人出身于乡间富室，本亦有读书科举的良好家庭支持条件，但并不努力于此道，而成“游惰冶荡”的纨绔子弟。 凭他以后的官场“成就”，倒也可以说得证此言并非全然狂妄，甚至可谓是他有不同流俗之“志”和权变择宜之“智”的表现。1895年12月，袁世凯经光绪帝批准，奉命督练新建陆军，数年来，他在军事教育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
（袁世凯编练新军） 在创办洋务的过程中，他对西方新式学堂有较多的了解。而从实际利益上来看，废除科举之后，他手中大量的新式学堂出身的北洋人马，正好可以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这使他感到培养具有现代新知识人才的重要性。 无论如何，袁世凯的“文化”功底和素养是欠缺的，这必然影响他的认知思维和价值取向。宦海沉浮、荣辱成败上的变化之剧、反差之大，张之洞未曾有之；但张之洞后半生作为重臣名宦，其人生历程几乎与晚清相伴始终，在军国大事中举足轻重。
（原北洋女师范学堂校舍和建校一周年师生合影） 客观地说，废除科举制度顺应了时代发展，对于国家而言，是积极有利的。袁世凯和张之洞两人在庚子之年特别是清末新政大半段的时间里，权位相埒、同道共事，是清末新政的有力推手，在废除科举等诸多事项上有呼应协同。后来的袁世凯颇为得意，认为废除科举制是他一生干得最有意义的事情。 【皇马观点】俱往矣，张之洞和袁世凯皆已成历史标本。对这等人物的审视，固然需重在察其军政作为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作用如何，但同时也不应忽视其政治品格和人文素质等其他方面。 试想，清末新政中似乎也不乏“正面”作为的袁世凯，在戴着“拥护共和”的脸谱执掌民国政柄后，实际却仍沉溺于皇帝梦、执迷于复辟路，这还不是因其欲壑无底、政治品格卑劣以及缺乏顺天应时的人文意识？对比能善始亦得善终的张之洞，给后人留下不少启示和思考空间。 人划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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