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的庚子劫难

2024-6-12 19:02|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郭道平|来自: 史客儿

摘要: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1900年6月16日），是庚子事变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日。这一天，义和团民在位于前门大栅栏的老德记药房纵火，不慎火势失控，延烧至千家以上；而附近的正阳门箭楼，在火灾中也被殃及，由此而酿 ...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1900年6月16日），是庚子事变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日。这一天，义和团民在位于前门大栅栏的老德记药房纵火，不慎火势失控，延烧至千家以上；而附近的正阳门箭楼，在火灾中也被殃及，由此而酿出一场有清“二百年来未有之奇变”。

正阳门作为京师内城的正南门，其巍峨城楼无疑是象征着帝国体统、皇室威严的观瞻之所系。而一日之间，其箭楼竟半毁于炽焰浓烟之中，几乎只剩下颓垣焦壁；附近的大栅栏一带，亦是都城中最为繁华的地段，同样付诸一炬。这一事件对于京师官民的心态以及最高统治者如慈禧的震撼，不可谓不巨。甚至可以说，它对庚子事件的发展与升级，亦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而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正阳门所继续经历的劫难与修复，以及其所关联的制度的废弛和象征的消解，作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如影随形般地昭示了清室在庚子后十年中的最终命运。

1900年被烧毁的正阳门箭楼

一、正阳门的建置沿革

正阳门，又称前门，为京师内城的正南门。其北面正对着大清门、天安门，直通皇城大内；东、西两面分别为崇文门和宣武门；南面有正阳大街，已属外城。

正阳门的历史，无疑与北京城的建置沿革息息相关。向前追溯，元代的大都城“方六十里”，有十一门，正南门号为“丽正”。如其名称一般，丽正门的景观自是气势雄伟、风景宜人。诗人宋褧《晚晴出丽正门》诗，有“团团碧树压宫城，白凤门楣澹日明”的描写；另一位元代文人欧阳原功则云：“丽正门当千步街，九重深处五云开。”虽然经朱一新考证，“千步街”未必便是后来正阳门附近的“千步廊（即棋盘街）”，但亦可以猜想此时的千步街，很可能是与清代棋盘街、大栅栏性质相类的“阛阓之所”、繁华所聚之地。明朝永乐初年营建都城，有城门九座。据清人考证，其南城基址已与元时旧基“不甚相合”，可能有所扩建，但正南门则仍名“丽正”。英宗正统二年（1437）起，再度修建九门城楼，至正统四年（1439）竣工；其正南门除正楼外，月城内左右亦各有一楼；其他八门则均只有一座月城楼；且“更名丽正为正阳”，正阳门的名号从此出现。至满人入关，定鼎燕京，虽然加以“修整壮丽”，但“九门之名，则仍旧焉”。清朝特制，以八旗分居内城，正阳门内东西两侧，分别为正蓝、镶蓝两旗所占。由门内至大清门之间，是著名的棋盘街，在乾隆时，已是“周绕以石阑，四围列肆长廊，百货云集”的商业汇聚之所。

正阳门在平日虽设而常关，只有在御驾经行时方才开启。官民出入，则经由月城东西所设的两座侧门。而在月城内东西两边，尚分别有观音大士庙与关帝庙二座。正阳门外为石道，即正阳门大街（前门大街），两旁搭盖棚房，亦为贸易之所，自明代已是如此。由于该处乃出入内外城的要道，占尽地利，“行人辐凑，毂击肩摩”，乃是京师最为繁华热闹的中心地带。

二、五月二十日火灾现场的记述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上旬，义和团在直隶境内各处烧毁车站、铁路和教堂，已渐呈风起云涌之势。朝廷态度暧昧犹疑，廷旨方略大抵不出“严拿首要，解散胁从”的中正姿态；朝中诸臣的意见发生争执，而以满洲亲贵为首的主抚一派占据了上风。也正在此前后，外来的义和团民“三五成群”，进入京师，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十三日，慈禧或许意识到事态逐渐严重，自颐和园还宫，同时命董福祥的甘军入驻京城。此后，义和团入城者日众，并从十六日起，开始焚烧京师教堂、洋楼与教民居处，声势日张。清廷则接连发下谕旨，称应对肇事之团民“实力剿捕”，至十九日上谕中，仍要求缉捕首犯，解散胁从，并拆去团众所立坛棚。可见直到此时，清廷虽已开始作战事准备，排外倾向日益明显，部分官吏的态度亦有转向，但慈禧仍然未下决裂的最后决心，对于义和团至少表面上仍持抑制的姿态。而对于已经大量涌入京师的团民来说，这种表面抑制、实为姑息的姿态显然没有太多的约束力，其行为日趋激烈。十九日，团民开始围攻著名的西什库教堂。次日也即五月二十日，义和团纵火焚烧了位于大栅栏的老德记西药房。

在一意排外的义和团看来，凡与“洋”字相关的事物，都在破坏之列。老德记药房最早于咸丰三年（1853）由英商在上海开办，至19世纪末发展兴盛，在多所城市开设分店。据《拳乱纪闻》载，团民在老德记纵火的时间，是二十日上午九点左右。杨典诰《庚子大事记》亦云，纵火乃是在当日“巳时”，即九点至十一点之间。因而这一时间应该大体准确。午前火起，随后延烧至附近商铺住宅。唐晏在笔记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远观所见情形：

将午，忽正南有烟，黄色直起如烽火。路人皆云：“此焚屈臣氏药房也。”市肆无惊，若豫知其事者。午后，烟不止，且变黑色。是日南风，其直烟变而为横，从南而北，聚而不散，如黑龙之舞空，掠大内而过，北逾鼓楼，仿佛汽船之在海，度其势不止于屈臣氏一家矣。

屈臣氏与老德记并非一家，当为民众误传。此时唐晏正与友人约同，在地安门外酒肆小聚。地安门为皇城北门，在正阳门北面而同位于京城中轴线上。因而唐晏所见，乃是在“正南”方有烟直起。从“市肆无惊，若豫知其事者”的描述，一方面可以见出义和团前数日在京师的纵火焚烧，已为民众习见；另一方面也可揣度，京师居民也许到此时还未预想到这场火灾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随后事态的迅速激化。唐晏午后所见黑烟，是火势愈大后的结果。因南风而使得烟雾自南而北，正对着皇城以及唐晏所在的地安门方向飘来。“如黑龙之舞空，掠大内而过”，为该幅画面平添几分沉重怖惧的意味。皇城正上空所笼罩的黑烟，这一图景在今日读来固然极类似于清室随后遭遇的谶示，但若考虑到唐晏这一记载乃是辛丑（1901）年间的追记，则如此形象的描绘，又很可能带上了作者因日后所见而给这段记忆追加的心理暗示。

如同唐晏所记，至二十日午后，火势愈大，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郭则澐此时在城南，见到“火云熊熊，高迫霄汉”。叶昌炽则于此日前往拜会陆润庠，得知了大栅栏火起的消息，同时见到烟雾蔽空；但与唐晏一样，亦听闻是因焚烧屈臣氏药房所致。唐晏当日下午与友人别后，出西安门，即听说大栅栏已被焚至千余家；叶昌炽则在从陆润庠处归后，得到吴郁生的来书，告知大栅栏“已焚其半”。另一位翰林华学澜，亦是在午后得知“大栅栏药房被灾，延烧甚多”。可以想见，这一消息在当日下午，即已在京师迅速传播开来。

火灾一直持续到当日晚间。当时身在东交民巷使馆、离正阳门并不算太远的鹿完天，见“前门外烟气冲天，自朝至夕，火光逼人”。但“自朝至夕”的时间描述并不精确。根据袁昶的记载，火灾乃是自未刻至戌刻，也就是大约由下午一点至晚上九点。刘以桐则云乃是“昼十一点钟起火，夜十一点钟止”，亦有出入。由此推测，虽然团民在老德记西药房纵火乃是在上午九点至十一点之间，但火势蔓延到开始引起京师其他区域众人的注意，则应在中午时分，而其熄灭则要到晚上九点以后，持续时间约在十二个小时以上。亦有史料记“火至天明未熄”，但比照其他文献，这一说法可能含有夸张的成分。时人尚有“火三日不息”的记载，更未免近于小说家言了。

纵火焚烧教堂、洋楼、教民居所和售卖西洋商品的店铺，是义和团的常见行径。团民号称掌握法术，能够随心所欲指物即燃而不延及其他。大部分民众对于这一说法，即便并非完全信服，也多在半信半疑之间。大栅栏火起时，现场附近的居民曾经试图扑救，遭到义和团的阻止。时人曾记载当时情形：

先是义和团在老德记大药房将火点起，令四邻焚香叩首，不可惊乱。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

可见若非团民阻止，或者附近居民不对义和团的说辞奉若神灵，也许还能有所挽救。而梁漱溟之父梁济，还曾在火初起时“飞函”巡城御史彭述、陈璧，“请速集五城练勇，传水会，分别施救捕治”；但官兵亦相信“神灵自焚自息之说，瞠视不救以待之”，梁济只能“益叹恨于人心之愚昧”。火灾最后不受控制，延烧如斯，显然有悖于义和团的“神术”传说。对此，当事人及旁观者曾经有过数种版本的解释。其一是火灾起时，老德记药房隔壁的广德楼曾用水泼救，因而后来被义和团指控，称正是因为其所泼为“秽水”，“致干神怒”，以致法术不灵，火势蔓延。这一说法显然为附近被灾的居民所接受，是以诸人“不怨匪徒纵火，反恨广德楼救火”。另一种版本为刘以桐所记，称团民阻止救火，正是为了不致破坏法术，延烧别家，但“不料中和园少执事，将旁设尿桶，迎头一泼”，由此“致干神怒”，引起严重后果；更可怖的是接下来的解决方式：“团民算定何人泼尿，立将少执事抓住，掷于火内”，然而也已无济于事。从作者刘以桐的记述口吻可以见出，其人亦是深信团民神术者。以上两种说辞大同小异，只有细节的出入，因秽水“干神怒”而使得法术无灵的因果逻辑则无异。从史料看，这一说法在当时流传甚广，如翰林高枬亦有所知：“闻有某店以溲泼之，其法既秽，故止之不能，烧。”身为帝国最高等级知识者的高枬于此说并无评议，可见其至少亦为半信。此外，据说火灾之时，支持义和团的满族大臣刚毅还曾“整冠登城，向火行九拜礼”，“观者皆莫测其用意”，只是这一细节在史料记载中并不多见，未知是否属实。

持续十二个小时以上的这场火灾所波及的区域，在时人笔记中亦有反复记载。较详尽者如刘以桐，道出其范围四至：

查延烧之处，东至大街西止，西至蕴和店止，北至河沿止，南至小齐家胡同止。西河沿路聚兴为度，排子胡同烧一层止，蝎子庙至中成当止，取灯胡同至同兴饭庄止，杨梅竹斜街至蕴和店止，观音寺至晋义永止，路南四和居止，煤市街至大齐家胡同口止，路西染房止，同仁堂夹道留粮食市路西至万年居为度。大街前门楼烧，南至裕祥皮铺止，西河沿独留广裕金店一家，东西荷包巷月墙全烧。

仲芳氏则列举出各条胡同的名称：

计由大栅栏庆和园戏楼延及齐家胡同、观音寺、杨梅竹斜街、煤市街、煤市桥、纸巷子、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门框胡同、镐家胡同、三府菜园、排子胡同、珠宝市、粮市店、西河沿、前门大街、前门桥头、前门正门箭楼、东荷包巷、西荷包巷、西月墙、西城根。火由城墙飞入城内，延烧东交民巷西口牌楼，并附近铺户数家。

其他史料所载，与以上所引大同小异。所烧面积，大约在“广袤七八里间”。这些胡同的名字，有些在今日仍然保留，但当日情景已难确切想象。如前文所云，正阳门外正阳大街附近，乃京城中商业贸易最为集中的地带。此次火灾延烧的商铺，一说为“四千余家”，一说为“二千八百余家”，仲芳氏则根据“地面官保甲牌”，称“约略延烧铺户一千八百余家，大小房屋七千余间”。唯一可庆幸的是，纵火乃在白昼，因而各铺的货物虽然不及搬出，却仅伤“二三人”。但由于所烧之地乃京师精华所聚：

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饭庄饭馆、烟馆戏园，无不毕集其中。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今遭此奇灾，一旦而尽。

从明代以来即为贸易之所、累积数百年的热闹繁华，一日之间化为灰烬。因此，类似于“二百年精华，一朝而尽”这样的句子，在时人笔下累累出现，成为共同的感慨。而在众商铺之外，这场火灾中令时人感慨的另一对象，也即本文关注的重心，即为正阳门楼的同时被火。

火灾涉及的主要区域，即为正阳门外正阳大街、大栅栏附近，但同时也越过城墙，城内亦有数处殃及。其间分隔内、外城的正阳门楼，自然难于幸免。上举两段引文便均有提及。综合考察史料记载可知，此日所烧者主要是正阳门的箭楼。箭楼与正楼相对矗立，被视作“外城楼”。关于箭楼被灾的情形，袁昶记云：“延灾及正阳门，城楼塌毁”；杨典诰则云“悬门隳下，毁及双扉”，应指门闸隳堕，且大门亦过火。据梁济日记，“正阳门城楼已烬”乃是在“哺[晡]时”，即下午三点至五点之间，已是火灾燃烧蔓延数小时之后。灾后次日，唐晏出正阳门，所见情形为：

城楼亦被火。东西荷包巷焚，尺椽不存，城墙皆作赭色。火且越城而入，焚及东交民巷口之敷文坊。正阳门外大街以西，全成焦土，但有败壁立于夕照中，仿佛咸阳之一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彭翼仲在北京创办的《启蒙画报》，在讲述庚子之变经过的一组文章中，曾以“城门失火”为专章，以对儿童讲述的口吻，描述了这一情节：“巍巍高大的国门，被匪烧毁”，“许多铺子里的伙计，因为磕头，脑袋都肿了；狡猾的匪徒，早已溜之云乎了”。据报人自述看来，其到火场察看的时间，与唐晏正是同一日。因以儿童为预设读者，该报的叙述出之以白话的方式而富于故事性，“启蒙”立场却相当明确，“国门”的概念中更透露出新的时代观念的影响，与唐晏的书写一道，丰富了京城居民作为亲历者对于这一事实的记述。

箭楼作为外楼，是正阳门楼的重要部分，时人笔记中往往直接以“城楼被火”称之。观瞻所系的前门外楼被焚，在当时人看来，无疑是一场“非常奇灾”，因而，凡是记载这一火灾的史料，几乎无不言及这一细节。诗人亦多有吟咏。郭则澐诗云：“药店朝来起火鸦，飞烟横卷箭楼斜。银房宝市繁华最，焦土凄凉剩几家。”当时身处使馆的中国教民鹿完天派人打探消息，得知这场火灾情形，亦不禁感慨：“噫，异矣！匪不云‘保清灭洋’乎，乃何以先烧箭楼？不知当道诸公其何以处此？”可见门楼被焚在时人心目中的象征意义，甚至盖过了同时被毁的商业中心大栅栏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当时团民及百姓中笃信拳术者曾生出种种传说，作为法术无灵的解释。除上文所引因秽水而干神怒的说法之外，又有云：

是日，正阳门桥头，原设有香案一，水缸二，传言关圣帝君下降，救护众生。团民正同水会扑救之际，失于防范，一老媪携带四幼女，围跪水缸四面，不知用何物冲去神祇。水缸破，而正阳门楼亦成灰烬。

此处所说“团民”与“水会”均曾参与“扑救”，与他处史料所言稍有出入，似带有为义和团辩护的立场；或者当日晚些时分、火势蔓延之后，曾经有过“扑救”的举动，亦有可能。在义和团的神术“理论”中，女性往往与不洁的“秽物”相联系，成为破坏其法术的借口。此处亦然。关羽是义和团最为推重的偶像。团民在正阳门桥头放置的水缸，在笃信其术的观者眼中，乃是代表着神祇如关圣帝君、护佑城门的神器。城楼之毁乃由于水缸之破，同样是因为冲犯神祇。但据其他记载者所见，义和团在正阳门桥头所设大缸为三口，“内贮清水”，且水缸似乎并未破毁：“日前桥头一带焚烧殆尽，今惟水缸尚存。”则缸破楼毁的说法，乃当时团民为正阳门楼被焚而编造的说辞，而为笃信义和团的刘以桐所记，亦未可知。

有清历史上，百余年之前，正阳门亦曾经历过劫难，此时难免为读史者所忆起。如杨典诰云：

阅《春明丛说》，道光二十年庚子岁，五月十一日午时，前门外居民不戒于火，延烧数里，将正阳门楼烧去，至十二日黎明火止。至今六十年，又遭火劫，正花甲一周也。

杨典诰此处对于俞蛟《春明丛说》中关于正阳门火灾的转述无误，但“道光二十年（1840）”的时间推断却有偏差：俞蛟生于乾隆十六年（1751），因而其文中所说“庚子”，应指乾隆庚子（1780）岁正阳门的那场火灾，而非道光庚子。古代干支轮回，六十年为一甲子。两度庚子之后，正阳门再度被火，火灾发生的时间亦同样在五月。历史如此巧合，杨典诰虽然全用白描笔法写出，未予置评，但这一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背后，却不无几分命定论的意味在其中。

庚子年的这场火灾还留下了更多的传说。火势到处，灰飞烟灭，但偶尔亦有例外。如“西河沿东头之广裕金店”，“四邻皆烧，该店独巍然独立”。之所以如是，据说乃因为其袁姓店主平日乐善好施，因而“天之报施善人如是”。行善得报，正是佛家因果报应观念的反映。又正阳门楼左右的观音殿与关帝庙，亦与城门一样渊源已久。据《清稗类钞》载：

左门中有观音殿，殿址始于明。……右门中有关帝庙，庙貌如生而甚短小。相传像初塑于明宫中，尚有一巨者，同时以塑成之年月日时召术者推算，术者素以神术闻，谓：“大者身且不保，小者则香火可数百年。”语闻于思宗，特留其大者而舁小者于正阳门侧。崇祯甲申难作，大内灰飞，像亦同烬，而在门侧者，果无恙，至国朝而奉祀如故。

观音殿的来历，据传为明崇祯帝听闻洪承畴殉难，因而在正阳门左近为之建祠，“以配关公”；但随后得知洪实已降清，故撤祠改为奉佛。此说虽为稗官野史，未必为真，却也可见出该殿的来历悠久。右边的关帝庙尤其著名，或许是由于其所在的正阳门这一特殊位置，早在万历时即已蒙邀圣眷隆宠：

每年五月十三日致祭。先十日，太常寺题遣本寺堂上官行礼。是日民间赛会尤盛。凡国有大灾，则祭告之。庙有董太史书焦太史所撰碑记，时称“二绝”。万历末，特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旨由中出，未尝从词臣拟定也。

董、焦二人，分别为董其昌与焦竑。据传该庙“屡著灵异”，“诸名人集中尝记其签语，祈签者几于无日无之”，可以想见当年香火繁盛的景况。庚子火灾过后，“紧贴城墙”的观音殿与关帝庙却均未毁坏：“城上焚烧罄尽，城下二庙巍然独存，毫无伤损”，以至都人有“真为灵异”的慨叹。从二庙的传说，可以窥见上至天子百官以及高层士人如诸翰林，下至平民百姓，均对佛、道二教以及如关圣帝君这类神明有着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信仰。义和团的“神术”传说之所以一度流传甚广，显然与这类宗教信仰作为深厚的心理基础有关。

尽管衍生出种种阐释与传说，但团民“神术”失灵、酿成巨祸仍是不争的事实。此前焚烧教堂等举动，尚可以投合国人排拒外洋的民族感情，在“道义”上获得正当性支持；团民所鼓吹的神术，由于相关民间信仰与传说的广泛存在，也令京师的传统读书人与普通百姓，多在笃信或半信之间。但义和团在京师大举活动不久，竟焚烧城内商业中心大栅栏甚至延及正阳门楼，以致生出一场“从来未有之奇灾”。这一事件给京师中人对于义和团的看法无疑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据传著名的老字号瑞蚨祥布店，曾与义和团认作同乡，“首先勒捐数百金”，因而团民曾保证其平安无事；然而大火起时，仍难免付诸一炬。火发时，“大师兄披发念咒而火不能止”，显然是所吹嘘的神术失灵，已为观者亲见。如翰林高枬，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一直是半信半疑，此日对此事则有“往日不延平人，今日不然”的记载，这一疑惑真切呈现了当时诸多信团者的典型心态。“时市中居民始惶然知拳之不足恃”，即是明言。而于对义和团持反对立场的一派来说，这一事件正为其持论增添了一重力证。如杨典诰即云：

清朝《皇帝大驾卤簿图》中的正阳门城楼、观音庙、关帝庙、瓮城、箭楼、正阳桥与五牌楼

是役也，正可诘责义和团能发不能收之罪，且于此可见其伎俩之尽于此矣。能发而不能收，有法力者如是耶？藉曰冲犯神怒，岂有一家所犯，而谴及数千户之理耶？

复侬氏、杞庐氏的《都门纪变百咏》，亦记述“相传团众有避火之术，至此独不灵验”，因而有“问渠闭火多奇术，为底神灵误主张”的质问。更有一种说法，乃将正阳门的被毁，视作因义和团出入其中而招致的“天谴”，所谓：“正阳中门，天子郊天所出入者，而团来启之；是日亦毁于火，岂天怒欤？”更是对义和团的直接发难。

与对义和团的迷信动摇或破灭相伴随的，是都人意识到大难将至的心理冲击，“被烧者如醉如痴，未烧者心惊胆战”。大火不仅波及正阳门楼，也烧毁了位于珠宝市的炉房：“炉房二十四家尽熸，银根顿绝，市面大坏。”此是大栅栏火灾带来的又一严重后果：由于炉房被毁而导致钱铺歇业，京师市面钱银流通受到直接影响，“各行买卖无论生意大小，俱闭门暂停交易，菜肉糖果各市亦皆罢市”，“人心愈觉惶恐”。各行商铺罢市，直接影响于居民日常生活体系的运转，极易造成人心骚动，由此甚至引起慈禧的直接关注；到六月上旬，才由署理顺天府尹的陈夔龙以官款干预解决，而在当时已经造成了“九城同日闭市，交易不通，商户官宅，一日数迁”的局面。翰林院编修赵炳麟在六月初七日所上奏折中，生动地描述了火灾给京师造成的震荡性影响，并向朝廷提出宜速安定人心的建议：

京师自正阳门被焚后，人心惊惶。官因之辍政，商因之罢市，长携幼而走，壮扶老而行，都城车马，为之一空。

一面是发生于京城中心地带的大火焚及正阳门楼的象征意味，一面是市面流通受到直接破坏的现实危机，这一事件对于京师居民的心理冲击已可概见。与火灾初起时唐晏所见“市肆无惊”的平静相对照的，是大火过后，“人心始惶惶忧乱”的局面。“士大夫从是日起，多有送眷属出城者矣。”可见这场火灾在都人对于事态发展的心理认识上，实有着里程碑式的转折意义。

与此同时，火灾的严重后果，对于义和团在京师的行为亦可能暂时起到了一定的儆戒作用。时人云：“自此一场大火后，却三日不见火光。”虽然未必尽然，但义和团的活动在此后数日中未再造成大的骚乱，却是事实。直到四天后（二十四日），德国使臣克林德被神机营士兵恩海杀害，方为又一起严重事件。而从团民纵火到官军狙击，两次事件中肇事主体的身份转移，则正寓示着事态的升级与事件性质的变化。

在对京师居民造成警示之外，正阳门的这场火灾在当日亦引起了慈禧的注意，并进而推动了庚子事变的发展进程。正如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者所熟知，在官军开始进攻使馆、向列强“宣战”之前，慈禧曾经连续四日召集百官开御前会议，讨论应对时局的策略，并最终下定决裂的决心。因而这四次会议，对于庚子事件的发展来说有着关键性的意义。而第一次御前会议，正是在五月二十日召开。据参加会议的恽毓鼎记述，慈禧传旨召集百官的时间乃是当日“午刻”，也即十一点至下午一点之间；同样与会的袁昶记载传旨叫起的时间乃在“午正”，应在十二点左右，已是火灾蔓延、开始引起都人注意之后。且会议召开之前似乎并无征兆，以至恽毓鼎的记述，有“忽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鸾殿东室”的描写。因此，慈禧突然决定召集百官会议，很可能即是由于正阳门火灾这一偶发事件。正阳门为内城正南门，与皇城的距离并不远；如前文所引，唐晏在“将午”时候，在皇城北门已见到“正南有烟，黄色直起如烽火”，因而慈禧在宫内见到正阳门附近的浓烟，应为必然之事。时人对于这一关节，虽然大多并未明言，但亦偶有道出者，如胡思敬言，“太后见南城火光烛天，即传旨召百官会议”，正是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证词。由此可见，义和团焚烧老德记药房而不慎延烧的这场火灾，作为一次偶然性事件，对于庚子事件的升级却直接起到了催化作用。

三、正阳门劫难的象征意义

五月二十日的这场火灾，并非庚子年中正阳门所遭受的唯一劫难。仅两月后的七月二十日，联军攻城，在正阳门亦发生了激战。有史料可稽者，如镶红旗汉军副都统色普征额，当日即驻守在正阳门。因“洋兵逼近，兵勇溃退”，见势有不支——

遂具衣冠，危坐官厅。至酉刻，洋兵由东棋盘街攻占正阳门，为巨炮轰击，立即阵亡。

其子当日驻守德胜门，兵败后得知父亲遇难，“往寻父尸”，已经无从寻觅。虽然时人对于城守失利、联军入城，曾经有过以高固如北京城墙的“天下之坚城”，“若守得其人，虽以十攻一，难期必胜”的批评，但仅由色普征额这一个案，仍可想见当日的惨烈情形。次日也即二十一日，“美兵在正阳门上发炮”，则城楼已沦为外兵进攻皇城的据点，此后即为联军所据守。

至当年八月初三日夜，正阳门楼再次起火。五月中义和团所烧者为箭楼，此次则为正楼。据时人记载：

（八月初三日）夜间十一点钟，正阳门城楼被焚。火势凶猛，合城皆惊，至天晓方熄。

李希圣记此事在八月初四日，“焚正阳门城楼，火光照数里”。两说相较，应以前者所记时间更为精确。或许是时势变迁过巨，这一次的正阳门劫难，比起五月二十日的火灾来，显然远未引起都人的注意。稍详细的记载，只有仲芳氏所云：“后层城楼门，洋人欲在楼上屯兵，已经打扫干净。今天火自焚，决非人力所燃。”尽管后来曾流传有正阳门楼为联军所焚的说法，但据时人所言，确实不应为洋兵故意纵火，只好归之于“天火自焚”。其中的具体情形，也许已难考辨，但经过五月与八月这两次火灾以及七月中的战火，正阳门从箭楼到正楼，均“焚烧罄尽”，坍毁倾圮，“已失数百年来巍奂之美观；旧迹留者，仅一二耳”。

作为帝国观瞻所系的正阳门，其历史悠久的巍峨城楼，在庚子事变中，一毁于拳民肆扰之时，再毁于联军驻京之后，所存者仅颓垣焦壁。相对于事变中帝国所蒙受的列强宰割之辱与清廷威望的一落千丈，这一事件无疑最堪作为富有象征意味的符号。而若继续考察庚子事变以后有关正阳门的遭遇，则可以发现其作为符号所蕴含的意味，在清末仍然得到丰富的延展。

焚烧后的正阳门，在庚子后所面临的第一次修整，乃是出于帝后自西安回銮的仪式需要。当时陈夔龙、张百熙等奉命承修跸路工程，专为修整回銮所经路面，正阳门自然在必经路上。然而时间所限，来不及照原样修筑城楼。该大臣等于是想出替代之法：仿照门楼的样式，“先于内外城门上搭盖彩棚两座，藉壮观瞻”。庚子和议达成，两宫回銮，这一结局给当时的少数“乐观派”甚至带来了清室“中兴”的想望。正阳门处费帑数万金搭盖“亟其壮丽”的彩绸牌楼，无疑蕴含着大乱甫定后的喜庆意味与恢复皇室体面的初步努力。只是时人心境多已不同。1902年初在上海发行的《政学报》创刊号卷首，刊有署名“蛮公”的一首《霜花腴》，词云：

重来望眼，怅凤城、斜阳一角红残。断郭沙埋，废楼菭上，西风怕忆当年。泪珠暗弹。问暮云、如此江山。甚秋魂、化鹤飞归，翠芜千里怯霜寒。

只恨道傍杨柳，倚春波、轻薄作絮漫天。水冷萍枯，霜干萚扫，三更啼剩红鹃。梦中采莲。剖苦心、芳薏难传。纵千门万户萧条，桑田遮暮烟。

据词作标题，该词系辛丑九月，作者入京行至永定门，见到一片破郭颓垣，并闻正阳门城楼余址将建彩殿迎銮，有感而作。《政学报》以张鸿为主编，张氏有号曰蛮公，故此词应出自其手笔。张鸿出身常熟世家，在晚清诗史上以“西昆派”领军闻名，还曾撰《续孽海花》小说，将曾朴该名作续写至庚子以后。光绪丙申（1896），张鸿考取总理衙门章京；甲辰（1904）中进士。这首《霜花腴》作于1901年秋天，其时永定门附近一片颓败景象，“汽车直达天坛”，与庚子变前相比，无疑迥若隔世，故而词中一意抒情，从“怅”“怕”“怯”“恨”等情感动词，到“斜阳”“断郭”“枯萍”“暮烟”系列意象，一种衰颓情绪萦绕全篇，可见作者心绪，正阳门城楼将搭建迎銮这一消息只是益增感慨而已。“问暮云、如此江山”一句，更是道出了对帝国晚景的真切感知。尚可言及的是，此词词风堪称雅正，而除“断郭”“废楼”两词勉强可算实写之外，其余无一语可以见出词人书写对象乃是永定门附近所见，春波飞絮、“水冷萍枯”之谓，更与九月城门之景渺然无涉，只好托作梦中所见。可见这一古典文学体式即使在具有天分的作者手中，也已经失去了书写具体对象的能力，而沦为拘泥于固定表达范式的类型化抒情方式。此已是题外话。

慈禧回銮时正阳门城楼上的彩牌楼（引自赵健莉编著《庚子之变图志》，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第206页）

回銮之后，正式修复正阳门楼的提议也曾一度提上日程。据王照的记载：“回銮未数日，大臣即议筹款建正阳门楼。皇上曰：‘何如留此残败之迹，为我上下儆惕之资。’而太后以诸臣之议为是。”所谓“儆惕无忘蒙难艰，盈廷献媚壮观瞻”，这一传说延续了当时舆论中流行的帝—后对立模式，光绪帝以儆惕知耻的明君形象出现，正符合维新派“保皇”的立场；字里行间同时体现出的对于修复正阳门的否定态度，显然也不以装点朝廷门面为然。尽管这段记载属于野史，未知可靠性如何，但正阳门的修复在回銮伊始至少曾经讨论，却是事实：陈夔龙在銮驾行至河南时蒙恩召见，即曾“将估修工程情形面奏在案”。作为顺天府尹与承修跸路工程大臣，筹划修复“为中外人士所瞻仰”的正阳门楼，自然是陈夔龙分内之事。但陈氏辛丑中即经外放，从顺天府尹任上离开，此事因而也就不在其管辖之内。此后一段时期亦再“无人过问”。诚然，一方面是大乱甫定，新政初举，百废待兴，无暇顾及这一仅作为“符号”存在的景观；另一方面，修复工程费用浩繁，而辛丑定约之后，尚需向列国赔偿巨款，“户部度支奇绌，一时恐难筹巨帑”。由此看来，门楼的修复，似乎也成为遥遥无期之事。

正阳门暂被遗忘的这一局面仍然由陈夔龙来打破。壬寅（1902）八月十八日，漕运总督任上的陈夔龙上了一封奏折，指出因“饷需不济”而令正阳门“修复无期”，“似不足以壮三辅之黄图，严九门之锁钥”，“疆臣职居外府，允宜拱卫神京”。因而陈夔龙提出，拟将自己“节省廉俸所入”的一万两银，用来报效朝廷，作为修复正阳门之用。漕督之职在当日虽已濒临终结，却仍不失为肥缺：每岁仅养廉银即约近万两，“公费”亦如此数。尽管如此，庚子以前，陈夔龙一直为小京官，所入不丰，此时外放才过一年，即捐出万两之数。对清室的耿耿孤忠之外，其自谓“素崇节俭，不尚奢靡”，一定程度上恐亦系实情。陈氏进而希望此举在各省督抚中能够起到表率作用：“首先提倡，量力报效，作众志之成城；庶几集款非难，鸠工自易”；“各省大吏服官之久，受恩之重，急公好义，谅不乏人。如能踊跃输将，不难同襄盛举”。这一举动，在陈夔龙自己，未始不带有几分自得，日后回忆时曾自咏：

凤城楼观五云中，劫火飞灰列炬红。不惜黄金召鼛鼓，葵倾芹献两心同。

陈夔龙与夫人这番“葵倾芹献”的效忠盛意，自然为清廷笑纳。但陈氏预想在自己的倡率之下，全国二十一行省，“大省报效二万，小省报效一万，可凑集数十万，何难克日兴修”的局面却迟迟未出现。各督抚对于陈夔龙的这一号召“皆置若罔闻”。据陈氏回忆，沉寂一段时间之后，“某督入觐”，方始面奉懿旨，“谓门楼为中外观瞻所系，急须修建”，并责备“各省督抚受恩深重而竟置之不理，不知是何居心”。该督承旨电商各省，方才凑集银两，动工兴建。可见仍是在慈禧的旨意下，正阳门的修复才得以实现。陈夔龙此处所称的“某督”，由后来承担修复工程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但各省被劝捐的银两，也并非如陈夔龙一般由俸银所出，而是“均系提用正款，并求一解私囊而不可得”。甚至在修复工程的正当性上，当时督抚间也出现了异议。陈夔龙记云：“南省某督素负盛名，至谓如此巨款，可惜徒事工作。何不移作兴学之用，较有实际。”新政初开，兴办学堂、鼓吹教育兴国，是一时最为流行的思潮。在思维较“新”的南方督抚看来，耗资数十万两兴建徒供观瞻、并无实用的正阳门楼，乃是巨大的浪费；但在忠心清室者如陈夔龙的眼中，正阳门却与皇室的体统尊严息息相关，其中未必不寄托着朝廷振兴、千秋万代的念想。在正阳门修复与否这一问题上出现的歧议，也暗含着“趋新”与“守旧”两派之间的观念出入。

正阳门修复工程最终由于慈禧的旨意而付诸实行。壬寅（1902）十一月廿六日，朝旨令直隶总督袁世凯、顺天府尹陈璧“核实查估修理”正阳门工程。袁、陈二人于次年（1903）二月廿三日覆奏，酌拟出修复的大致规格。其时正阳门楼原来的规模已无从稽考，工部案卷亦在庚子之乱中荡然无存。经承修大臣丈量原址，并比照左右两边的崇文、宣武二门规格，最终拟定“正阳门大楼自地平至正兽上皮止”，为“九丈九尺”的规模，较崇文、宣武二楼均高出一丈六尺有奇。修造正楼及箭楼，拟共费银近四十三万两，预定工期则为三年。四月十一日，奉旨依议。

癸卯（1903）闰五月中，正阳门楼修复工程祭土开工。然而这一工程似乎进展并不顺利。一年之后，也即甲辰（1904）六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六期“时评”栏，有《正阳门之大工程》一文云：

正阳门楼工程，自去岁开工以来，因木料一时购办不齐，是以停工至今。闻工程处接其采买木植委员厂商等来禀，略称委员等自去秋附轮南下，由皖至湘至鄂，设法购觅，尺寸率不合格；黔中虽有大材，而又难于转运；现已分赴南洋各埠采办，倘仍不合式，或不足数，只得赴美采买云云。观此，恐正阳门工程，一二年内，未必能竣。夫正阳门一隅之防卫耳，疆吏前既报效巨款，今又以采办材木，骚扰各省不已，又赴南洋，更拟赴美，区区一城楼，而竟动一二年之大工。以为壮观瞻耶，而当此国帑奇绌，百端待举，何忍以有用之财，弃之无用之地？以为自卫计耶，则京城一隅，非能守地，联军恶剧，殷鉴不远，盍图其远者大者乎？

门楼修造，需向南方采买木材，在民间舆论中，即直道这一举动乃系“骚扰各省”，进而更从实际用途角度，质疑正阳门楼工程的正当性。所谓“盍图其远者大者”，实即是前引“南省某督”所谓“何不移作兴学之用”的婉转表达，可见这一立场在朝野之间亦有共通性，正阳门楼修复工程遇到的舆论阻力可以想见。

这一采买木料的准备工作，至次年春天似终于得到解决。乙巳（1905）三月，北京《京话日报》第二百四十二号有《正阳门木料运到》一则新闻，云：

正阳门楼，应用的材料，运来不少。大东沟来的大木，有一千多根；福建樟木料八百余根；新加坡油木料四百余根。承修大臣陈侍郎，派监工委员去收，现在已经到京。

此处所说运至之“新加坡油木料”，应即是前引文中“分赴南洋各埠采办”的效果；“大东沟”应指辽宁大东沟，以甲午海战的发生地而闻名，其时也是重要的木材集散地。值得注意的是，该篇新闻之前，为《大臣不以修牌楼为然》一则消息，引用他报所载某大臣批评东交民巷重修牌楼的传闻，并云：“外人都暗暗的冷笑，这样的粉饰太平，中国怎能够自强。”《京话日报》馆处京城，此处所发议论，一再申明批评的主体乃为“某大臣”及“外人”，与上海《东方杂志》的正面论说相比，显示出报人的谨慎，然而立场的传达仍相当明确。《正阳门木料运到》一则新闻紧随其后，虽然纯用白描，但从作者强调所用木料之多、来源之广的笔调口吻，以及报纸的版面编排顺序，仍可体会出文字背后的良苦用心。可见无论南北，舆论对于修复正阳门楼工程的华而不实有着一致的批评。

木材问题得以解决，城楼建筑已非难事。修复完工之后，“都城百雉顿复旧观”。在时人眼中，新门楼“犹颇壮丽”。大门附近的荷包巷“商业街”，宣统元年（1909）由“商人集资，奉准内务部修复”，次年（1910）夏竣工，“各行旧商，仍复迁回原住房舍营业”。附近的大栅栏，庚子之后也次第修复，且更增添了新的建筑，如大观楼、第一楼等，“更愈增华丽”。如此种种，尽管呈现出一派“光复”气象，但变迁的痕迹仍难掩盖。仅就城楼本身而言，前文所引报载消息已有或将赴美采买木材的传言。虽未知是否付诸实施，而野史已记载陈璧主持修复工程时，为求省费，将门楼梁柱之“向用黄松者悉改用美国松”，“宫阙之用洋松，实始于此”。时人联翩付诸吟咏，甚至发出“求材可叹中原乏，别采洋松到海隅”的弦外之音。修筑之费预计四十余万两，实际可能有所超出，传闻中则演变成“六百万两”。且传说陈璧在修复工程中，将城墙上“坚细无比，皆镌有金元年号等字”的旧式巨砖，“易去贩卖者不少”；又云门楼旁边关帝庙中的“关帝像系金身，亦为陈易去”，因而“当时颇有诟其贪者”。时人且慨叹：“今观此城，外表甚新，而坚固则不如前，六百万之费，殊为不值。”诸多轶闻传说，其间共通的乃是今不如昔、帝国没落的现实感慨。就连香火繁衍三百余年的关帝庙，在庚子之后，虽然庙像“岿然尚存”，却也已经“无人往祷”，“伏魔之灵异，亦随劫火以消沉”。种种迹象，昭示的其实是正阳门楼虽经重建，但已貌似神非；其曾经象征的意义与内涵，已然随着火灾灰飞烟灭、消沉殆尽，再也无法修复了。

其实，早在庚子联军入京之后，正阳门作为分隔内、外城门禁的威严，早已荡然无存。联军在京期间，曾擅自在正阳门东水关辟一新门，以便往来。不止如此，庚子九月十六日“进正阳门游玩”的杨典诰，尚见到如此情形：

见皇城被洋兵每隔数十步穿一洞，或拆去数丈，以通车马出入。午门内外任人行走，以乾清门为止步，车辆可由午门穿至东西华门。又见大内之黄缎铺垫黄毡等物，用大车拉出，洋兵以为坐卧之用。

稍早的闰八月初六日，恽毓鼎出行至此，亦见到“大清门至午门，重门洞开，驰车出入；美督住社稷坛，贸易者皆乘车直入”。或许是翰林的身份，让恽毓鼎对这一情形有着更为深刻的观感：“余每过之，伤心惨目，饬仆夫仍绕石栏外行，不敢逾越尺寸也。”个人的自律并不能挽回时势变迁。即便在联军退出、两宫回銮后，京师内城向来严格的门禁制度，也终于逐渐松弛，而以曾经“终年不启”的正阳门的改变为代表：

自光绪庚子拳匪肇祸后，外人以此门密迩使馆，时闭时启，出入不便，要求弛禁，许之。顾初犹左右虚掩，继乃虚掩一门。至光、宣间，则上半夜启左门，下半夜启右门，于是车马杂遝，终夜有声，而交通大便矣。

正阳门作为符号的意义在此再次被赋予丰富的诠释空间。昔日只向皇室开放的内城正门，先是在庚子年中被联军强行打开，继而在外人的要求之下合法弛禁，这一变化之间所流失的，正是清廷作为至高统治者的无上尊严和神秘感，亦可视为“民间”地位崛起、皇权神话消退的表征。

门禁松弛之外的又一重变化，是和议中由于使馆界限扩张，以致正阳门内东棋盘街附近区域也被划入使馆区内。火灾前棋盘街的繁华气象难再重现：“今东面为美国操场，西面亦仅商店数家，千步廊更无可考，惟周围石阑尚存。”此一变化，令人一入正阳门，即“未免有黍离麦秀之感”，时人甚至将此归咎于李鸿章议约的失误。而义和团运动中被团民大肆拆毁、甚至有翰林建议毁去路基的铁路，庚子后卷土重来且变本加厉：庚子以前，火车至京者尚止于永定门外的马家堡，并不入城；但和约议定后，京奉、京汉两条线路各自由永定门、西便门附近通轨入城，俱达于正阳门，“铁轨直贯禁城，而有正阳门车站”，“论者以为外城之守已失”。京津一段铁路，更约定由外国军队保护。时人诗云：

直见飙车薄九阍，挛鞮劲旅正蜂屯。如何荡荡皇华路，翻仗西师护北门。

正是这一情形的生动写照。至于民国以后，正阳门及其附近区域的格局再度变迁，则已不在本文的叙述范围之内了。

尚值得一提的是，清民之际以属“西昆派”闻名的常熟诗人孙景贤，在其为数不多的存诗中，有《正阳门行》一篇古风。诗篇起首，在简要叙述当下“正阳门外气象新”“往如流水来如云”的热闹景象之后，即转入正题，也即对庚子之变的回忆：

道旁老翁独长叹，昔年胡虏来酣战。飞弹直逼青璅门，快马齐奔紫宸殿。此时登城徒歔唏，家家插竹标朱楣。三百年来惯浆食，伤心又竖顺民旗。中朝达官识时务，金缯都辇强胡去。裹头宫监传旨忙，残民喜见回龙驭。皇都非复一年前，妆点繁华信可怜。尽许赓歌归太液，还闻卤簿幸甘泉。中兴事业基哀痛，金床玉几难成梦。鸣毂能穿百雉高，禁门已失双犀捧。官家柔远万人知，一寸山河要护持。纵有亲王夸绣骑，纷纷走避虬髯儿。虬髯气概本豪壮，摇鞭走马怒相向。扶醉曾诃豹尾车，寻芳更入蜂窠巷。左呼右走尽锦衣，坐令万姓暗嗟咨。生儿不羡为卿相，羡为胡人作厮养。先朝云物皆零落，唯有梨园盛弦索。紫髯供奉九天归，至今犹唱升平乐。呜呼世事如转轮，我闻此语重逡巡。翠微残局不可道，黄旗皇运何无人，却令羁客徒沾巾。

前文曾引张鸿撰于辛丑九月的《霜花腴》一词，乃是作者见永定门附近衰败景象、复闻正阳门上将搭建迎銮牌楼有感而作。孙景贤正是张鸿的同乡弟子。《霜花腴》发表于1902年以张氏为主编的《政学报》上，该报也发表署名“希孟”的作品，“希孟”正是孙景贤之字。可见后者亦参与《政学报》的撰稿，张鸿《霜花腴》词必然为其知晓。从而《正阳门行》一诗的题材选择亦是渊源有自，在对这一史事的文学书写上与乃师一脉相承。从“先朝云物皆零落”句看，此诗撰写时间应在民国初年。“皇都非复一年前，妆点繁华信可怜”，或者即指辛丑回銮、诸大臣等在正阳门处搭盖彩绸牌楼等情形；“鸣毂能穿百雉高，禁门已失双犀捧”，应指庚子以后、火车直达正阳门这一事实；所谓“中兴事业基哀痛，金床玉几难成梦”，叹惋的则是清末十年朝廷改革事业的付诸东流。诗意所指，多与张鸿《霜花腴》之作遥相呼应。作为吟咏当代史实的长篇叙事诗，《正阳门行》与孙景贤的名作《宁寿宫词》差可并论。作者意在歌咏清末史事，从庚子之变、华洋关系直叙述到时代更替的沧桑之感，抒情与述论并行，而以正阳门这一象征贯穿全篇，为该城门及与之相关的清廷命运留下一篇诗史，与其师《霜花腴》词作对读，更可说为庚子之变中的正阳门留传一则文学史故实。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自西安回銮的慈禧一行行抵京城，由正阳门、大清门次第还宫。观礼的时人心中，仍激动地抱有“从此金汤巩固，气象更新，有道之基，与天无极焉”的美好期待。但新政带来的“中兴”幻象转瞬破灭，清廷威望日挫，帝制最终迅速走向终结。作为一个最具象征性的符号，正阳门的遭遇，也许正如同其本来被期待的那样，与清室的命运呼吸与共地联系在了一起。火灾劫难过后，尽管经过了以陈夔龙为代表的效忠者的竭力修复，却仍然难以挽回其没落的命运。而这一结局的开始，至少可以回溯到庚子五月二十日，义和团引起的那一场火灾。这之中偶然与必然的纠结，仍然是一个言之不尽的话题。

【摘自：《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夏晓虹/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