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土木堡会战初探

2024-6-12 21:09|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孤鸿渐鸣 |来自: 明史研讨会

摘要: 15世纪20年代中期被明廷封为顺宁王的瓦剌首领马哈木之子脱欢兼并了贤义王太平与安乐王把秃孛罗的部众，后来脱欢想要自立为可汗，蒙古人却都不同意，于是在1433年拥立阿斋（额勒别克的孙子）的长子脱脱不花为“太松” ...

15世纪20年代中期被明廷封为顺宁王的瓦剌首领马哈木之子脱欢兼并了贤义王太平与安乐王把秃孛罗的部众，后来脱欢想要自立为可汗，蒙古人却都不同意，于是在1433年拥立阿斋（额勒别克的孙子）的长子脱脱不花为“太松”汗，常驻地在克鲁伦河下游呼伦贝尔一带。脱脱不花封弟弟阿黑巴儿只为吉囊（即晋王，来自于镇守蒙古高原本部的元世祖嫡孙晋王甘麻剌一系），统辖蒙古右翼的三万户，守卫成吉思汗的八白帐（位于内蒙伊金霍洛旗）。蒙古人称天上有太阳和月亮，地上有可汗和晋王（吉囊/济农的本音）。脱欢则任太师，暗握军政大权。宣德九年八月脱欢又袭杀阿鲁台，基本完成了蒙古高原各部落的统一。

正统四年（1439）脱欢去世，其子也先继承了太师一职。常驻地在杭爱山以南的推河与塔楚河之间，主力则分布在札布汗河、杭爱山和鄂尔浑河流域。当时明帝国正忙于平定云南麓川的叛乱，无暇顾及北方防区的形势。也先于是乘机扩张势力，东破兀良哈，西破哈密，联姻沙州、赤斤等蒙古诸卫。其控制地区，西起新疆，东至辽东，北迄贝加尔湖。达到了自元顺帝北逃以来最大的势力范围。并且与明帝国的边防军也有勾结，正统十年宣府、大同的士兵甚至还将铜制火铳卖给了瓦剌的使臣。

成吉思汗时，斡亦剌人居住在蒙古草原西部，色楞格河支流德勒格尔河至叶尼塞河上游锡什锡德河一带，后归降成吉思汗。其首领忽都合别乞被封为千户，据《史集》，他的属下包括四个千户。至明初，东蒙古因累遭明军打击，势力渐衰，瓦剌乘势而起，在原来四千户的基础上发展为四大部，已称四万户。17世纪蒙文史书称其为“四万户瓦剌或“四瓦剌”，或直接简称为“四部”。四瓦剌所包含的诸部，各种记载不尽相同。《蒙古源流》记为厄鲁特、巴图特、辉特、克烈努特。帕拉斯《蒙古史料汇编》中所收集的四个部落为厄鲁特、辉特、土默特、巴儿虎·布里亚特；嘎班沙拉布《四卫拉特史》记为：1.厄鲁特；2.辉特、巴噶图特；3.巴儿虎·布里亚特；4.杜尔伯特、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巴图尔乌巴什图门《四卫拉特史》所记与嘎班沙拉布基本一致，只是“土尔扈特”作“土默特”。这些不同记载反映出瓦剌内部构成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吉尔吉斯、秃马惕、巴儿忽惕、不里牙惕，这四个部落都属林木中百姓，住地邻近斡亦剌，秃马惕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归属斡亦剌，其他三部看来在元末明初斡亦剌兴盛之时也在其控制之下。所以它们也被记在四部之内。这只是一时的情况，脱欢太师统治时，瓦剌进一步强盛，四部又有了新的变化。到15世纪中期以后至17世纪中叶逐渐形成了新的四瓦剌，就是后来出现的杜尔伯特、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早期的辉特、巴噶图特等部因势力逐渐衰弱，虽留其名，但已不入四部之列。

也先败亡（1454年）后，瓦剌仍占据漠北大部分地区，15世纪80年代，也先后裔内讧，又遭答言汗攻袭，势力大衰，约于16世纪初放弃了漠北东部，其后逐渐向西南发展，开始新的发展时期。

为了应对已经崛起的卫拉特势力可能带来的威胁，正统十四年明廷令兵部指挥边区在每年七月于300～500里以外进行烧荒（焚烧野草，断绝对方马匹的补给），或者在100里之内（5天的日程）。并在六月三十日命朱勇等人从北京挑选4.5万人的精锐步骑兵，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寿率领其中的3万人前往大同，都督王贵与吴克勤率1.5万人前往宣府。并赐给银两、盔甲及衣鞋。

七月初一日，守备偏头关的都指挥使杜忠奏称瓦剌的贼寇想要侵犯边境，形势非常猖獗。明廷命兵部通知山西都司，催促偏头关下班的官军，在七月以内返回偏头关防守。并令杜忠将两班的官军如法操练，防备敌人。之前在正统初期瓦剌派遣使臣来京朝贡，朝廷也派人送到瓦剌，因而留到了明年，仍然与瓦剌的使节一起前来，岁以为常。后来瓦剌所获得的财物只有原本的40～50%，也先因而怀恨在心。从一开始派遣的使节不满100人，至正统十三年增到了2000多人，却声称在3000人。会同馆的官员上报了实数，礼部根据口数给赏，其虚报的都没有赏赐。王振则削减了瓦剌贡马的价格。使者返回瓦剌后，也先更加愤怒，便拘留了明朝的使者，胁迫各个部落大举入侵。同时《殊域周咨录》记载了双方有关联姻计划上的误会与矛盾：先是，有二使至虏（通事马清、马云）。其一人将还时，也先作番乐举宴饯之。谓也先曰：“公等惟识此！宁知中国歌唱妇人笙箫细乐之美，我他日来乞一班以赐汝。”也先闻而喜。其一人因也先命其子劝之酒，谓也先曰：“好与中国结亲，吾归与朝廷言赞成之。”也先喜。附进马三疋为仪。然二人实诳之。先后归，皆不敢奏。也先缺望，深怨朝廷。于是想以其他理由对明廷发动战争。

十一日，也先兵分四路入侵明朝，其中脱脱不花入侵辽东；阿剌知院入侵宣府，包围赤城；也先入侵大同，抵达猫儿庄，右参将吴浩迎战阵亡；阿乐出入侵甘州。辽东的建州等三卫（左卫指挥使董山、右卫指挥使凡察、建州卫指挥使李满住）受也先的胁迫也率领1.5万人入侵辽东，海西女真也被攻破，只不过野人女真还在抵抗。脱脱不花本不同意，但因其徒具可汗之名，无能为力。于是朱祁镇决定亲征，第二天给京军准备了1个月的军饷，为每人3斗炒麦。每人又赐给1两白银、胖袄裤各1件、鞋2双，兵器共80多万件。又每3人给驴1头，来担负辎重。把总都指挥每人加赐500贯钞。

十五日，命郕王朱祁钰居守北京，驸马都尉焦敬辅助。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镇远侯顾兴祖、泰宁侯陈瀛、恭顺侯吴克忠、驸马都尉石璟、广宁伯刘安、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荣、建平伯高远、永顺伯薛绶、忠勇伯蒋信、左都督梁成、右都督李忠、都督同知王敬、都督佥事陈友安、朵儿只，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棨、通政司右通政龚全安、左参议栾恽、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大理寺右寺丞萧维祯、太仆寺少卿刘容、鸿胪寺掌寺事、礼部左侍郎杨善、左寺丞张翔、翰林学士曹鼐等人都作为扈从。

当日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称瓦剌军（似阿剌知院一路）已经包围了马营3天时间，将河水断绝，营中没有水了。大同总督军务的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人由于受负责监军的太监郭敬的约束，军队没有纪律，在阳和后口被击败，全军覆败。宋瑛和朱冕都阵亡了，郭敬藏在草中得以幸免，石亨逃回大同城。

十六日朱祁镇从北京出发，群臣纷纷表示反对，朱祁镇都没有采纳。扈从的文武官员都仓猝上路，没有安排好作战计划。出发后不到10天粮食就开始出现短缺了。

明英宗亲征或许是由于受到他曾祖父及父亲所带来的、以及在他统治的前几年对外战争的一系列胜利（例如对甘肃以北的朵儿只伯、云南边界的麓川、以及东北方向的兀良哈等势力的作战）的影响（有野史称他曾梦见也先叩头请罪），然而也先的实力要远远超过这些势力。

关于朱祁镇所率领的这次作战的明军的人数问题，应该是由22万人（正统九年给京军颁发赏银的时候统计的数额，其中有2万的京军在正统十三年随宁阳侯陈懋前往福建平定邓茂七的余党）的京营当中剩下的以及北直隶地区的将近10万人所组成（《李朝实录》称在8万人），明军在土木堡被击败后京师还剩下不到10万的老弱。对于正统后期的京军人数也可以通过当时在京官员及官军每年的俸粮总额与每年漕粮的数额之间的计算来解答。

至于瓦剌各路军队的人数，也先的本部应该在8～9万人，脱脱不花有明确记载为3万，阿剌知院理论上也有3万。而宣府的镇城当时只有将近3万人（正统十二年为13500余人，再加上十四年七月的1.5万人的操备精锐京军，以及十三年河南都司的3000余人）的兵力，大同当时为54600余人（正统九年为24600余人，还有后来3万的京军，以及山西都司的官军）。当时独石、马营、云州、赤城、雕鹗等七堡（宣府北路）只有7000人。自延绥至肃州共6000余里，正统十年的守备官军为5.6万余人，其中甘肃有42800人。

其实英宗从北京启程的时候阿剌知院已经攻破了宣府东北方向的独石和马营等北路的要塞，杨洪之子杨俊却弃城逃走。之后阿剌军又进攻云州（在今河北赤城北），永宁的守备孙纲和宦官谷春率兵支援，结果战败，退入城中缢死，同时死者有90人，云州亦陷。独石、马营、云州，这三个宣府镇上北路最强军堡接连沦陷，造成了整个宣府镇上北路的恐慌，再加上消息不通，烽火不闻，以至于最后怀来、永宁等地的守军纷纷弃城逃窜。可以说，此三城的沦陷，直接导致了整个宣府上北路的崩溃。其中永宁卫治所在今北京延庆永宁镇，属于宣府镇东路参将驻地，为宣府镇东路重镇。而东路中心重镇守备力量的遁逃，也意味着宣府镇东路极有可能亦全部崩溃。此后瓦剌再进一步南下，切断了明军可能取水的水源。导致英宗回军路线的两翼失去了屏障。正统十四年十一月兵科都给事中叶盛也认为独石和马营不放弃的话，则明军不会败于土木堡（本名其实是“统漠镇”）。紫荆关和白羊口不被攻破的话，敌人也不会靠近京师。

当时，宣府镇北路墩台主要分布于独石和马营，由于上北路明军的覆灭和溃逃，宣府镇城无法在短时间内得知上北路及东路的战况消息。后人总结明初墩台缺失的宣府的情况是：“洪蔚内地也，虏至境而烽火不闻。”宣府镇重镇蔚州尚且如此，上北路墩台情况恐当与此相类。在那个没有无线电通讯的年代，如果失去了烟火这一通信手段，就只能靠骑马信使传递信息，但当时宣府范围里遍布瓦剌游骑，信使根本无法安全传递信息。

当时贵州的苗族人趁之前当地的士兵被调往云南讨伐麓川而乘虚叛乱，规模已达20多万人，还有福建和浙江等地的叛乱。宁阳侯陈懋、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刘聚（正统十四年十月还朝）等指挥官正在福建平叛，靖远伯王骥也正在贵州平定苗变。瓦剌或许正是趁明帝国在各个地区多线作战的多事之秋，作战力量及主将部署分散之时，而集中力量向包括防御较为薄弱的宣大等地在内的广大沿边防区大举进攻的。而永宁伯谭广（时称镇守宣府二十年，所统神机骑兵精壮，人称为谭家马）、招远伯马亮和定西伯蒋贵等骁将已分别于正统九年十月、十一年七月和十四年初去世，兴安伯徐亨则正镇守陕西，宁远伯任礼则在镇守甘肃。

七月十九日，朱祁镇通过了居庸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群臣请求停止前进，朱祁镇没有同意。二十日，将辽东广宁右卫的指挥佥事赵忠升为指挥同知，追赠其妻子左氏为淑人。当初赵忠防守镇静堡，瓦剌军前来入侵。赵忠与其作战，敌人没有退却，并极力攻围。左氏说这个城堡危在旦夕，被攻破的话则我宁死也不受辱。于是和母亲以及3个女儿都自尽殉国。赵忠全力抵御，敌人因而解围撤退，城堡得以保全。镇守辽东的左都御史王翱上报了这件事。

二十三日，朱祁镇抵达宣府，边境的战报更加紧急。扈从的群臣又相继请求停留，司礼监太监王振则让他们都巡视阵地。吏部郎中李贤想和其他三五名御史与张辅一起密谋将王振除掉，但没能找到机会。二十八日，朱祁镇抵达阳和（今山西阳高）城南。

八月初一日，英宗抵达大同后，还想向北挺进。郭敬对王振悄悄说如果继续前进的话正好会落入对方的计谋，王振开始感到恐惧，于是准备旋师。命广宁伯刘安担任总兵官，都督佥事郭登担任参将，镇守大同。将失事的参将石亨降为为事官，使其募兵自效。初三日朱祁镇向东撤军。郭登建议从紫荆关（在今河北易县西紫荆岭上）撤退，而这个方向正好可以经过王振的老家蔚州，想要邀请英宗去他家的府邸观览，走了40里之后，王振又怕军队破坏家乡的庄稼（也有可能是这个方向的路线地势平坦，更容易被对方追上。《殊域周咨录》则称是因为王振听说辎重被敌军阻拦，所以又按照原来的路线撤退），所以又绕道向东北方向的宣府挺进。

初十日，朱祁镇抵达宣府，十一日又抵达宣府东南。十三日，朱祁镇即将从宣府出发。谍报称瓦剌军追袭明军的后方，于是停留下来，派遣恭顺侯吴克忠殿后。也先派遣伯颜帖木儿（似为阿鲁台之子）作为前哨，抵达鸡鸣山遇到明军后假装撤退，明军则进行追逐。伯颜帖木儿向也先请求赶快前来会师，朱祁镇就在这里。也先于是分兵包围了明军，吴克忠力战后阵亡。快到晚上的时候又传来了战报，朱祁镇又派遣成国公朱勇与永顺伯薛绶率领4万人骑兵前往。朱勇等人抵达鹞儿岭（在今河北新保安西北40里）后冒险前进，遭到了山顶两翼敌军的阻拦夹击，矢石轮番发射，因而被击败，朱勇和薛绶阵亡。

十四日，朱祁镇抵达了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南），之前每天晚上停留的时候必定派遣司设监太监吴亮观察地势。这时由于王振还有1000多辆的辎重没有到达，所以没有进入距离仅20里拥有城墙的怀来（在今河北怀来东南，更可能是由于怀来已经被阿剌知院一路占领了）。土木堡的地势较高，此时军队已经2天没有饮水，掘了2丈多的井也没找到水。其南15里有河，但已经被敌军（似为阿剌知院军）控制。瓦剌军分路从土木堡附近的麻峪口（在今河北怀来北）进入，守口的都指挥郭懋全力抵御。彻夜敌军逐渐增加。

不过明军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迅速修筑起了能满足十几万人作战需要的壕堑等野战防御工事，和瓦剌军对峙，以至于也先的军队一时难以接近。十五日，朱祁镇想要起行，由于瓦剌骑兵环绕军营窥伺，又停止行动。后来也先假装议和而退兵，并另外派兵绕出明军的后方。也先派出使者到明军阵营，持书议和。明英宗命令翰林学士曹鼐同意议和，派遣两名通事送还瓦剌使臣。王振于是令军队移营越过壕堑饮水。后来陆容在《菽园杂记》中称经过土木堡的时候曾询问有关明英宗战败的情况，有位老百户说当初由于此地的水草比较丰富，所以明军在这里扎营。忽然有猫头鹰在上面聚集，人们怀疑了起来。而且这座山原来有一道泉水，流入浑河，未曾干涸。现在却正好干涸了，于是准备移营靠近浑河来饮水。

明军南行还没有三四里，也先见明军乱了阵脚，便通过配备长矛、长刀的重骑兵（大约在2万人）四面冲击而来。明军见南坡忽然有穿戴明盔、明甲的军队来迎，认为是自己的勇士与探马，因而没有防备，结果被击败。瓦剌军声称缴械的话则不杀。此战的亲历者李贤在《天顺日录》称瓦剌人想获得物资，所以没有专注于剿杀。在20多万人（应该包括负责后勤运输的民夫在内）当中有一半的人负伤，阵亡则占1/3（约7万人，焦宏的《国朝献征录》及《玉堂丛语》则认为在10多万人），骡马也有20多万头。盔甲与兵器、以及贵重的金银珠宝都被瓦剌所俘获，满载而还。（正统十四年九月杨俊在土木堡的遗址捡取了1.1万多支神枪、600多支神铳以及18桶火药，杨洪则拾取了2万支神铳。可见明军仅热兵器的装备数量就如此可观）而瓦剌人也没有想到会获得这么大的胜利。

阵亡的官员则包括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棨、翰林侍读学士张益、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太常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太仆少卿刘容、尚宝少卿淩寿、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中书舍人俞拱、潘澄、钱昺、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郎中齐汪、冯学明、员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主事俞鉴、张瑭、郑瑄、大理左寺副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墉、钦天监夏官正刘信、序班李恭、石玉等人，其中武官9人，其余43人则都是文官，以及宦官王振。御用监太监喜宁则依然随行。隶属于皇帝的300名亲军始终不曾离开阵地，并且在最后关头仍然骄傲地说：“我等系大明皇帝的臣子，岂可弃君逃跑？”最终，这三百勇士壮烈殉国，瓦剌军随后从战壕中拖出了明英宗，将其交给阿速氏（后归属于来自上都附近的云需总管府的应绍卜部落）的知院伯颜帖木儿管理，驻扎在大同以北的大青山一带。

土木堡之变对明朝在北方边境的战略形势的影响在于，瓦解了自永乐十二年的忽兰忽失温之战后对瓦剌等草原的主要势力施加的军事威慑。将之前已经较为薄弱的宣大及京师的防御系统暴露在了已经统一草原正值权力顶峰的瓦剌面前，导致此后直到1571年和蒙古右翼三万户的首领阿勒坦达成议和的一百来年时间内，经常在广袤的北方边区和蒙古的若干部落发生冲突。当然历来中原与草原政权之间的摩擦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的。

参考文献

［1］《明英宗实录》

［2］《李朝世宗实录》

［3］《明史纪事本末》

［4］《蒙古源流》（乌兰译注）

［5］《黄金史纲》

［6］《国朝献征录》

［7］《否泰录》

［8］《正统临戎录》

［9］《正统北狩事迹》

［10］《菽园杂记》

［11］《天顺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