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一个美国古稀老人，为何戴着心脏起搏器也要重走长征路？

2024-6-25 14:18|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杨丽娟|来自: 北京日报纪事

摘要: 在江西于都的毛泽东故居前，谢伟思为索尔兹伯里拍照，寓意起步重走长征路。　　90年前，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史诗——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40年前，一个平均年龄73岁半的美国“老年团”，全程自费，沿着红军走过的路 ...

在江西于都的毛泽东故居前，谢伟思为索尔兹伯里拍照，寓意起步重走长征路。　　

90年前，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史诗——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40年前，一个平均年龄73岁半的美国“老年团”，全程自费，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历时74天，完成了自己的长征。

第二年，“老年团”的所见所闻凝成一本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以下简称《长征》）面世，感动世界。其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自称“好事之徒”，曾被苏联禁止入境，惹得五角大楼雷霆万钧，偏偏对长征念念不忘，惦记了足足40多年，终于戴着心脏起搏器完成夙愿。

1937年，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只用了一个章节书写长征，他意犹未尽，“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索尔兹伯里完成了好友的心愿，他不仅重现了举世无双的长征史诗，还看到了新长征路上中国的开放、包容与自信。

“好事之徒”的“麦加圣境”

“40年前的今天，我们正在过草地。早晨出发时太阳炽热，没一会儿狂风大作，雨雪来袭，瞬息之间，太阳又钻出来，然后又是雨雪交加……染白的草地一直铺到天边……”见到张援远的那天，他对1984年的“长征路”记忆犹新，点滴细节信手拈来。

过草地前，张援远（中）和地方陪同人员穿上军大衣，准备应付天气突变。

张援远曾任中国驻新西兰和比利时大使，1984年，他还是外交部翻译室的一名普通译员。工作多年，陪同外宾担任翻译是家常便饭，唯独这一次，让他终生难忘。因为他陪同的是一个美国老年团，三名团员平均年龄73岁半——正好是他如今的年龄，他们要重走长征路。

老年团的核心人物是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时年76岁。张援远看得很清楚，他的右胸前有一个微微突出的方块，那是早年的心脏起搏器。他还记得，索尔兹伯里每天要吞下一茶杯药片，至少有三四十粒。“这个老头儿真是拼了老命来长征。”

最初接到任务时，张援远并不知道，索尔兹伯里把中国称为“儿时及今心中之麦加圣境”。在他心中，中国已存放了半个多世纪。

七八岁时，母亲牵着索尔兹伯里的小手，一次次走进一家中国人开的铺子。铺子窗户上的黑色汉字，店铺里鲜红欲滴的荔枝，一串串的蒜头辫子，还有茶叶、檀香弥漫的气味，在幼小男孩的心灵中，刻下了一个迥然不同的遥远国度。一个神秘、浪漫、令人激动的去处，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他想“我定要去看看”。

1929年圣诞前夕，明尼苏达大学化学系学生索尔兹伯里毕业在即，写信给纽约的姨妈：“我已经大致决定要到中国或日本去找工作。”他的“中国梦”不是信口胡说，而是有备而来。在实习的一家报社，索尔兹伯里得知，有一位在东方办报的前辈，每年都回到明尼苏达，为他的报纸挑选大学毕业生。一位同事已经答应帮他引荐，21岁的青年高兴得如同登上了九重天。可是，第二年，翘首以盼的前辈没有归来，经济大萧条耽搁了他的回程。

祸不单行，主编校报的索尔兹伯里因触犯校方，惨遭开除。大学肄业赶上大萧条，“就业难”的压力骤然袭来，中国肯定是去不成了，他决定进合众社当记者，还劝慰自己，可以通过合众社到中国去嘛。

中国是索尔兹伯里的目的地，但他似乎“搭上了一艘慢悠悠的航船”。伦敦、北非、中东、莫斯科，二战的硝烟把他的脚步引往世界各地，偏偏中国一直错过。最接近的一次，合众社新闻部长决定让他从莫斯科前往重庆，他已到了加尔各答，正在等候飞越驼峰时，报社又把他派到了纽约。

中国遥不可及，但索尔兹伯里的“中国梦”却一天天具象为一件事——长征。他在莫斯科遇到了埃德加·斯诺。一个深入前线，发出《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的传世报道，一个突破封锁，用《西行漫记》告诉世界真实的红色中国，志同道合的两位同行擦出了火花。索尔兹伯里早已读过《西行漫记》，与斯诺的交谈，让他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名字愈发着迷，对中国红军的长征壮举更是神往不已。

1936年，斯诺抵达陕北时，长征已是“完成时”。只用一个章节书写长征的斯诺，显然意犹未尽，“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索尔兹伯里雄心勃勃，总有一天他要成为斯诺笔下的那个人。可他没想到，这一天，足足等了四十多年。

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访苏联，索尔兹伯里作为《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找到中国大使馆，留下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求访问中国。从那以后，他每年都写一封信给周总理或者中国外交部，不断重复这一愿望。

1958年，中国人民的密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似乎很快就能争取到机会，让索尔兹伯里去北京，很快又不了了之。

终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尼克松带了70多名随团记者，索尔兹伯里却不在名单上。“因为他在美国当局心中是一个不讨好的人，他自称‘好事之徒’。”张援远告诉记者。

二战期间，索尔兹伯里在莫斯科的报道两头不讨好，斯大林恨不得撵走他，美国人说他是布尔什维克。1960年，一篇名为《恐惧与仇恨笼罩伯明翰》的报道，因揭露种族歧视掀起轩然大波，伯明翰市不惜耗资数百万，要治他以诽谤之罪，第二年这个城市果然闹出了一场种族大暴乱。1966年，越战正殷，美国总统宣称美军战机投弹精准，“只炸钢铁和混凝土”，索尔兹伯里却深入越南腹地，发回一线真相，“民众炸死，房屋尽毁”，惹得五角大楼暴跳如雷。

在回忆录中，索尔兹伯里写道：“倘若一个新闻记者不是‘好事之徒’，那就不如改行去搞成本会计。”这样一个“好事之徒”，自然不会轻易放弃最初的梦想。

1972年6月，尼克松访华4个月后，索尔兹伯里终于如愿踏上中国的土地。从香港进入深圳海关时，索尔兹伯里主动把包提到检查台上，动手打开，准备接受严厉而繁琐的海关检查。没想到，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笑着对他说：“海关检查通过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危险的红色禁区吗？

在北京，索尔兹伯里夫妇住在前门饭店。在他们眼中，“这地方邋遢得惊人，住满了军人和华侨，铺着肮脏的桌布，还有着一些快乐而漫不经心的服务员。”“我们夜里不能打开窗子，因为隔壁化学工厂的烟气太难闻了。”然而，一切都抵不上初到北京的兴奋，“我终于到中国了。我在北京，这梦想了一辈子的神秘大都。”

“我们是发了神经病”

第一次访问中国，索尔兹伯里当然没有忘记长征。1972年6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客人，他对索尔兹伯里表达了歉意：“对不起，我们没有能早日接待你。不过，你以反对苏联闻名，当时我们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影响我们和莫斯科的关系。”

索尔兹伯里知道这是“十分高明的外交辞令”，他表示了感谢。然后不失时机地提出：“我非常想寻访当年长征的路，和那些幸存者们谈一谈。”可周总理不置可否，只是用揣摩不透的探询目光看着他。

许多年后，索尔兹伯里才理解周恩来的目光，他自嘲道：“我太天真了！难怪周恩来会以蒙娜丽莎式的笑意看着我。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还远未结束。”

不能寻访红军长征的足迹，他决定先到中国看一看。从中国东北的地下城，到内蒙古的沙漠，从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到新疆的边境地带，甚至从拉萨踏过漫长的石头路，一直行至珠峰脚下，索尔兹伯里夫妇几乎走遍了中国，除了风景名胜。

他同时还在世界各地搜集长征的相关史料，中国、苏联、美国、日本……如果只有中文版，他就雇人翻译成英文。有一位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帮他摘译了《彭德怀自述》等书，如今，这位留学生已是蜚声国内外的中国政治与中美关系研究专家，他就是《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的作者杨炳章。

时间一年年过去，红军长征的亲历者相继逝去，索尔兹伯里期盼的消息依然杳无音信，他不禁怀疑：寻访长征之行能否实现？一直等到1983年8月17日，中国方面打来一个电话：您对长征之路还感兴趣吗？

索尔兹伯里惊喜万分，除了重读《西行漫记》，一切都抛诸脑后。夫人夏洛特却惊恐不已：半年后自己就要过70岁生日，索尔兹伯里已经75岁，还戴着心脏起搏器，还有74岁的杰克·谢伟思，几年前犯过一次心脏病，也将与他们同行，天知道他是怎么说服妻子和家庭医生的。

夏洛特是索尔兹伯里的第二任夫人。1958年的一个风雪天，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索尔兹伯里镇的一家书店，“双睛碧澈，酥胸高耸，步履间似有仙气”的夏洛特，治愈了索尔兹伯里的婚变创伤。六年后的1964年4月，两人结婚，索尔兹伯里的2个孩子与夏洛特的4个孩子相亲相爱，双方组成了一个新的大家庭。

夏洛特喜欢织毛衣、养花种草，享受母亲、妻子和主妇的身份。她嘴上说着不想成为了不起的世界旅行家，身体却一次次与丈夫远走天涯。索尔兹伯里对妻子不吝赞美：“在这大千世界里，我再也找不到比夏洛特更好的旅伴了。”

所有的旅行都不如长征冒险，夏洛特甚至觉得丈夫有点“精神错乱”。可她又深深理解，这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她记得1971年的一次手术，从手术室被推出来的索尔兹伯里，还没从麻醉状态中完全清醒，含混不清地对医生念叨着“长征”，他连做梦都想去。

1973年，索尔兹伯里偶然结识了谢伟思——一位有名的“中国通”。谢伟思出生在成都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他的父母在那里创建了基督教青年会，青年陈毅还曾在那儿学习英文。大学毕业后，谢伟思登上美国外交舞台。1935年，这位年轻的美国驻昆明副领事看到了佯攻昆明的红一方面军。1944年，作为美军观察组的一员，他前往延安，并在中共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晚宴上，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毛泽东。当时大多数使团成员对毛泽东的湘潭口音听不懂，而一口四川方言的谢伟思却如鱼得水，做起了翻译。

精通中文的“中国通”与研究中国多年的战地记者，友情迅速升温。一次，谢伟思邀请索尔兹伯里，一起沿着长江徒步旅行。后者立刻回信，“推销”他的长征计划——这可是“旅行的一大妙计”。随后几年，两人一碰到机会，就向中国官员鼓吹他们的计划。

索尔兹伯里回忆：“我知道得越多，就越想搞清毛泽东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的艰苦历程。我得从头入手，这就是长征。是长征，使这个运动得以诞生，形成了它的格局，凝聚了它的精神，并确立毛为这个运动的领导。我确信，长征是我们时代的一首史诗。”

夏洛特只能向丈夫的热情妥协，取消了计划中的意大利之行。她在去往北京的飞机上写道：“我想我们是发了神经病，不管我们是否会活着回来。”

“能想到的最难的问题”

1984年3月1日，索尔兹伯里夫妇从美国飞抵北京，谢伟思半个月后跟他们会合。在北京逗留一个月，索尔兹伯里忙着向老同志和党史专家提出“自己能想到的最难的问题”，夏洛特则弄不清频繁出现的军队番号，长征对她而言，似乎还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稀奇古怪的人名、地名和事件”。

3月6日，他们在军事博物馆见到了副馆长秦兴汉。在夏洛特的日记中，秦是“一位英俊的将军”。而在索尔兹伯里眼中，秦是他早已相中的长征向导。

秦兴汉将军今年刚过完百岁寿辰，精神矍铄，激情不减当年。他捧出一本相册，向记者回忆往事。1983年，秦兴汉陪同美国记者汉森，访问了长征的一段路程。索尔兹伯里从报上获悉此事，重燃信心，给认识的所有中国人写信：如果汉森先生能去，或许我也能去。此次中国之行前，他又特意拜访汉森，汉森向他推荐了长期从事军史研究的秦兴汉。

因腿部静脉曲张，秦兴汉一开始婉言谢绝。索尔兹伯里不罢休，从北京出发到江西前几天，再次通过总政治部提出此事，秦兴汉这才答应。不过，他没想到，刚到第一站，索尔兹伯里的问题就让他有点尴尬。

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后，索尔兹伯里提问：南昌起义消灭敌人一万多人，那么自己队伍伤亡多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回答不知道。索尔兹伯里当即不客气地批评，这么大的事，全世界都闻名，应该有个数字。

随后，一行人乘面包车前往井冈山，索尔兹伯里开始了他的“车上座谈会”——他拒绝乘坐地方政府特意提供的舒适小轿车，只坐宽敞的面包车。因为只有这样，一行五人和地方领导才能坐进同一辆车，方便路上边走边谈。“每天车一开，他就开始问问题。”张援远和秦兴汉都对“车上座谈会”印象深刻。

为了应付索尔兹伯里的刁钻问题，秦兴汉戒了多年的烟又重新抽上了，常常燃起一支烟，说“让我想想”，实际是借此缓冲时间。

一些地方此前从未对外国人开放过，索尔兹伯里的出现引来老百姓围观。

改革开放还没几年，一些地方此前甚至从未对外国人开放过。有时，一些被访者只敢说一些客套话和自认为正确的话，这时候，谢伟思会悄悄地向张援远眨眼睛，索尔兹伯里则直接表达不满，这种耽误时间的套话，就不要给我翻译了。

而对于每个含糊的细节，他从不怕耽误时间，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长征中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撰文回忆过接受索尔兹伯里采访时的一个细节：

　　他那次访问我时，忽然向我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李德的面部肤色如何？我说他是欧洲白色人种，面色自然是白的。作家又问：“那么他有没有发红的时候？”我说那自然也会有的。他马上又问道：“在遵义会议上红过没有？”我说红过。他紧接着追问道：“你能不能说说，他在什么情况下发红，又在什么情况下发白？”我想了想道：“在我的印象中，博古发言的时候，他有些脸红；到毛泽东发言时，他又转而发白了。”作家一听就高兴地说：“好，有了这个细节，就把李德当时的心理状态反映出来了。”现在我们在《长征》中果然读到了这个生动细节。

或许是预料到采访的尖锐甚至敏感，刚到中国，索尔兹伯里就郑重其事地提出，全程费用必须自己支付，“如果接受了中方的‘款待’，所记述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外界的质疑。”张援远向记者回忆，飞机票、路费、住宿、吃饭，统统由他们自己负担，“到了外地，每天我都要帮他结账，他们当时拿的外汇券，有些地方见都没见过，我得先给换成人民币，结完账，把外汇券揣兜里，回到北京再上交。”

一行5人就这样走过了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和陕西。一天的行程结束，暮色降临，连30多岁的张援远都觉得有点吃不消，但索尔兹伯里真正的“战斗”才刚开始。在中国西南的偏远山区，一台老式雷明顿打字机开始噼里啪啦响起来，那是自1942年伦敦战场就陪伴索尔兹伯里的工作伙伴，他用打字机整理白天的所见所闻和采访所得。夜已深，张援远一觉醒来，打字机的奇特声音还在空气中回荡。

皎平渡突发心脏病

皎平渡，因红一方面军从这里渡过金沙江北上而闻名于世。如今的皎平渡口已成库区，一座大桥横跨川滇两岸。但40年前，崎岖江岸上的峭壁和岩礁，还是当年红军长征时的模样，人们只能徒步或乘骡子前往渡口。从来没有外国人来过这片险地，索尔兹伯里非要亲自到现场去看看，他说，“只有亲自走过、看过，才能深深地理解红军，理解长征。”

5月8日早上5点，住在会理市通安镇的一行人便在烛光中起了床，匆匆用过早餐，就开始了前往金沙江皎平渡的徒步跋涉。15公里的碎石路虽是下坡，却越走越险，为确保安全，大队行走缓慢。索尔兹伯里左右摇晃，重重地摔了一跤，夏洛特骤然感觉膝盖不能弯曲了，旁边陪同的年轻人想帮忙，却无从下手，只好同情地说，“you are crippled（你们瘸了）”，不知为什么，夏洛特感觉这个词用得特别好玩，特意在日记中写道，“他说对了。”

图为徒步去金沙江皎平渡的路上，此行后，索尔兹伯里突发心脏病。

谢伟思因从小登山，身手敏捷，边走边拍照，最年轻但略微发福的张援远竟然有点追不上他。他们两人最先到达江边渡口，在皎平渡北岸的接待站，边吃饭边等大队人马。没想到饭都吃完了，还不见索尔兹伯里夫妇的身影。张援远开始担心，下午2点左右，人终于到了，状态却不好。张援远记得，索尔兹伯里“眼睛都没光了”，含含糊糊地嘟囔：“I'm finished，I see my Long March is crumbling。（完了，我眼看着我的长征要垮掉了。）”

他赶紧找人给索尔兹伯里测血压，安排休息吃饭。夏洛特倒在床上，整整睡了一个下午。而索尔兹伯里却坚持去了江边，他找到当年帮助红军渡江的老船工张朝满，问东问西。这才有了《长征》一书中满是细节的渡江故事。

所有的船都给藏起来了……他们在江边找到了一只半沉在水中的小船。红军从货商那里买了布，把漏水的地方都堵上，希望能就此在水上行驶。他们后来在江对岸又找到了一两只船。这么一来二去，总共弄到了五条船，两条是四川那边的，三条是云南这边的……

他们又运了一两船战士到达对岸四川地面，在那里他们对当地的厘金局据点发起了突袭。他们把厘金局的大门敲得梆梆响，因为红军战士不会说当地方言，就让船夫们用四川话叫道：“你们不开门的话我们就走了，不交税了。”听到这里，门一下子开了。红军一涌而入，里面有几个人正在打麻将、抽大烟，他们很快被解除了武装。红军战士发现了（里面缴获的）五千银元税款，这些钱被他们没收进了“抗日储备金”中。

当年帮助红军巧渡金沙江的老船工张朝满，为索尔兹伯里讲述了很多历史细节。

第二天的返程路却是上山。浑身僵硬的索尔兹伯里夫妇实在走不动了，只能借助担架和骡马。“我骑着一头骡子，马鞍破损，用绷带纱布绑着（我们没有任何绳子），沿着金沙江北岸上方3000英尺（约900米）的燧石小径前进。”在会理吃晚餐时，索尔兹伯里自我感觉好了很多，端着杯子难掩兴奋：“我们来到皎平渡才真正体会到红军长征的伟大！”

不料，那天半夜，他突然觉得浑身发冷，夏洛特让他服用了阿司匹林，喝了开水，给他盖上房间里所有的毛毯。他出了一身大汗，虚弱不堪，脉搏也不规律。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夏洛特像是对人大吼：“关于这次旅行我一直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哈里森的心律不齐，疲惫不堪。”“我们根本就不该进行这次旅行。”

“没有救护车，山路太颠簸，我们就弄了一辆面包车，把座椅拆了，然后用4把椅子当腿儿，把担架固定在椅子上悬空，让他躺在车里。”张援远回忆，就这么将就着，5月10日，赶到了西昌，立刻给北京打电话汇报。

会理的两位医生整夜陪着索尔兹伯里夫妇，西昌的四位医生带来了一台新式日本机器，验血、做心电图，结论是索尔兹伯里的心脏病发作了，不排除心肌梗死。“那天晚上是最紧张的，他夫人找到我们说，他可能不行了。”张援远至今有些后怕，当时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先不要说这个项目怎么办，就说这个人怎么办，在这儿抢救，还是转到成都？”

还好，11日，医生带来了好消息，可以排除心肌梗死。接待人员决定尽快到成都抢救，一行人买了火车票，带着满满一箱医药用品和氧气袋，等在候车室。火车正在进站，意外再次发生。前方200公里的地方隧道塌方，一列货运火车被堵在山洞里，出不来了。

火车坐不成，只能坐飞机。第二天就有一架飞机去成都，可这会儿哪还买得到机票？经过多方协调，“我们生生地把飞机上原来的乘客请下来，请求他们帮忙把机票让给了我们。”

总算到了成都，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位陈医生来给索尔兹伯里检查身体，夏洛特惊讶地发现，这位医生不仅可以直接英语对话，不久前还去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还有另一位王医生，刚从巴黎归来，他在巴黎发表了一篇关于心脏病问题和治疗的论文。夏洛特不由想起1972年见到的中国医生，那时他们国际交流的唯一方式是阅读医学杂志。

更让夏洛特意外的是，给纽约的私人医生打电话沟通后，医生告诉她，中国医生迄今采取的一切治疗措施都是正确的，去医院进行观察和休息也是明智的。夏洛特终于相信，索尔兹伯里的心脏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而是由于疲劳和脱水，导致心脏缺血缺氧，输氧和服药就能治好。

5月18日，索尔兹伯里出院，夏洛特压抑一周的情绪全都倾泻在日记里：“这对我们是一次难得的经历。我们的美国医生不这样。他们将病人交给医院医生或一些护士，留下一些医疗器械，就回家去了。这里有经验的医生则住在医院里，以便随叫随到。”“星期三，会理来的杜医生和陈医生来向我们告别……我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抱住她突然哭了起来……”“她们救了哈里森，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假如她们不在会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事。”

回国后，索尔兹伯里夫妇特意寄来5000美金和一些医疗器械，捐给了西昌医院。有意思的是，他们似乎不知道，在西昌为索尔兹伯里诊治的四位医生中，有两位实际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军医，为了方便与北京联络，接待组还用过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红机。住在西昌的最后一晚，夏洛特写道：“这里有空军的基地，一定是个空军基地。我们听到过几次飞机突破音障的轰鸣声。哈里森说那些都是战斗机，他过去以为中国没有这种飞机。我看很可能他们现在什么都有了。”

为刘志丹失声痛哭

“我还能走下去吗？”身体略有好转，长征念头又在索尔兹伯里的脑袋里复生。其实，索尔兹伯里住院期间，秦兴汉和张援远已经商量了备用方案：让谢伟思代替索尔兹伯里，继续走完剩下的路。谁知谢伟思一听，连连拒绝：我怎么能写出这种书来？他要不走，我也不走了。

现在索尔兹伯里自己提了出来，两人只好打电话向外交部请示。外交部指示，既然他愿意的话，咱们做好服务工作，做好医疗工作，还是让他走下去。

出院后，在医生护士的陪同下，索尔兹伯里一行继续长征。跨过泸定桥，走过雪山草地，1984年6月8日，他们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长征”之旅。站在毛泽东指挥“割尾巴战斗”的地方，头发花白的索尔兹伯里沉思良久，自言自语说了“伟大”两个字。而后，在吴起镇毛泽东住过的一所房子前，他与秦兴汉拿起红军用过的大刀，合影留念：“我终于完成了我的夙愿。”在秦兴汉家的客厅里，记者看到了这张照片，这也是《长征》一书英文版的封面，一度频繁地在国外各大报刊露面。

索尔兹伯里心脏病愈后，与夫人一起跨过泸定桥。

到达吴起镇时，索尔兹伯里与秦兴汉拿起红军用过的钢刀，合影留念。

历时74天，走过万水千山，索尔兹伯里的收获自不必说。在那本举世闻名的著作中，他不仅写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艰难险阻，譬如只剩下三分之一木板的泸定桥、“只有神仙才能飞过去”的雪山、表面五彩斑斓实则暗藏杀机的“魔毯”草地，还关注中国革命经受过的挫折和教训，写了“担架上的谋划”、毛泽东重新掌权，以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黑暗与光明”。他写道：“这个故事是一部史诗，不仅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和指挥员在长征中所体现出的英雄精神，而且也因为长征本身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熔炉。”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理事尹均生评价《长征》，1936年，斯诺采访红区时，王稼祥曾对他说：“斯诺先生，我们党内的路线斗争，遵义会议的情况，你回去写报道的时候，就不必多写了。”因此，《西行漫记》中没有遵义会议的只言片语。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填补了这一空白。张援远也有类似的说法，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关于长征的书达到这样的层次，就连他自己接到任务时也不懂，“以为就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这么一个故事”。

秦兴汉告诉记者，很多外国朋友对长征有个误解，以为红军长征开始时，就拟定了北上陕北的计划。但索尔兹伯里一开始就有清晰的认知，他为发生在哈达铺的故事，取了一个小标题“家”，他写道：

毛泽东到底要把军队带到哪里去？到达哈达铺的时候他依旧没有清晰的头绪。……红军先头部队到达的时候已经直接去了哈达铺的邮局。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占领过邮局了。在那里他们找到了国民党的报纸，毛泽东和他的指挥员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上面的内容。他们感到欢欣鼓舞，早在两河口跟张国焘一起开会时听到的传闻居然是真的！

而对他的夫人夏洛特来说，曾让她困惑不已的番号和地名，已经变成了满怀的感慨。她在《长征日记——中国史诗》的后记中写道：“长征的意义，我是深切地领会到了。如果不是沿着长征的路走一遍，没有见到那些开会的地方、战场、长征中跨越的高山、草地、江河，没有和一些幸存者交谈，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现在理解到：长征如何鼓舞着中国人中年轻一代，他们要怎样生活才无愧于那些英雄，使英雄们的精神永葆青春。长征区分了善与恶，区分哪些人是要为国出力，哪些人要的仅仅是权势。”

“长征小组”在会宁县会师门合影

夏洛特的想法有点独特，她说自己可以理解苦难的年代穷人揭竿而起，但更想搞清楚，为什么红军队伍中有不少出身富裕家庭的革命分子？在西安见到刘志丹遗孀和女儿的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理解了。

刘志丹的父亲是一个小地主，有一年陕北大旱，庄稼没有收成。地主们四处张贴告示，要求佃户照常交租。刘志丹家里也让他这么写，他说这真是胡扯，老百姓什么吃的都没有，哪有粮食交租？他去找佃户一起抗议，把自家的东西没收充公。

刘志丹是老百姓的英雄，可是，1935年秋，在陕甘根据地的“肃反”中，他曾蒙冤被捕。命悬一线时，中共中央到了陕北，毛泽东救了刘志丹。获释后的刘志丹，第二年率军东征，牺牲在战场上，年仅34岁。

他的女儿刘力贞告诉索尔兹伯里夫妇，父亲牺牲的时候，穿的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军服，口袋里只有半根铅笔、几根没有抽完的香烟。他留下了一把手枪和一匹马，这两件东西被母亲送给了需要的人。“父亲唯一的遗产就是他的精神。”张援远逐句翻译刘力贞的话，夏洛特听着听着，忍不住掉眼泪，最后失声痛哭。“这是采访中唯一的一次。”张援远说。　　

《长征》终于“炼成”

回到北京，索尔兹伯里向杨尚昆（右）和黄华（左）谈重走长征路的感受。

1985年10月，《长征》一书在美国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时代》周刊的编者按写道，“他们经受了空前绝后的考验，那时的苦难使这些坚强的幸存者征服了全中国……长征这样史诗般的事件可能有助于说明共产党中国领导人的品格。”《长征》很快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仅在索尔兹伯里家的书架上，就有20多种不同版本。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前夕，该书在中国翻译出版。

1987年5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访美时，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对他说，他对《长征》这本书非常感兴趣，“我从那本书里知道了杨将军的过去”。已故“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对张援远说：“索尔兹伯里的这本书很重要。”

为什么偏偏又是一个外国人写的长征，感动了世界？除了长征永不过时的魅力和索尔兹伯里深厚的采写功底，不得不说，这个美国老头儿赶上了好时机。

长征行程即将结束时，索尔兹伯里说过一句话：“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在40多年前就应该来。”谢伟思听后若有所思：“晚也有晚的好处，现在中国提倡实事求是，各地介绍的情况和史料都比较客观、实际。”

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改变，索尔兹伯里深有感触。张援远向记者透露了此书出版的幕后故事，1984年不到年末，索尔兹伯里就按章节陆续把书稿寄来，张援远和同事先把书稿译成中文，再交给专家领导审阅。专家领导给出修改建议后，张援远他们再翻译成英文，寄给索尔兹伯里。这样的过程有时会反复多次，所有的邮件都在张援远那里周转，“那还是一个没有电脑、没有电子邮件、打不起长途电话的时代，一年多的时间，索尔兹伯里前前后后给我的信有上百封，我复他的信有三四十封。”

1985年，《长征》终于“炼成”。索尔兹伯里原本以为，书中的某些篇章和断语会遭到中方反对，要求改写甚至删掉，但是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发生。中译本出版后，他专门找人翻译对比，想看看中方有没有对原文进行删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几乎没有动他的东西”。张援远说：“全书完整出版翻译，是索尔兹伯里没有想到的，他对我方的开放、包容和自信印象深刻。”秦兴汉则透露，有些问题他们当时也没有把握，还是杨尚昆和黄华同志指示，只要大的方面符合史实，一些小的问题就不要管他了。

在名为《天下风云一报人》的回忆录中，索尔兹伯里说：“这次长征不仅使我重温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还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深入观察今日的中国。”“兴旺的市场城镇，雨后春笋般新盖的私人房屋，密如柳枝似的电视天线，涂红嘴唇的姑娘匆匆来往于稻田之间运稻谷，五千年来，农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钱。”

眼花缭乱的索尔兹伯里还看到，大理正在发展旅游业，这个城市吸引了一些年轻的欧洲人，有一对英俊的北欧夫妇、一个金发飘逸的女人和一个留着红胡子的男人。在贵州山区的路边，三个十一二岁的女孩正在出售家庭手工艺品——小木椅、凳子、小桌子、砧板、木盘和搓衣板。似乎任何由农民种植或制造的东西都可以出售，“在我看来，这比我1972年在北京百货公司看到的还要多。”

身为女性的夏洛特则发现，在经过的村庄里，多数姑娘与城里的姑娘穿着一样的衣服——漂亮合身的长裤、衬衣或夹克衫，常常穿高跟鞋。“我所看到的妇女中至少有一半是卷发的。”

这一切，都让索尔兹伯里对“打不倒的小个子”邓小平兴趣愈发浓厚。他向每个人打听邓小平的情况，并把《长征》一书的最后一章留给了邓小平。他对中国的新长征无限憧憬，“长征举世无双，迸发于其中的英雄主义火花燃起了拥有11亿人口的民族的梦想，使中国沿着无人能够臆测的命运一路向前。”

1992年，索尔兹伯里在给一位中国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这次去中国要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沿着邓小平南巡的路线走一走，看看广东、深圳和上海。”可惜，这一次，他的愿望变成了终生遗憾。1993年5月，索尔兹伯里夫妇又一次驾车出游，夏洛特开车，副驾上的丈夫照例查看着地图。忽然，她发现旁边许久没有响动，扭头一看，索尔兹伯里的脑袋向前低垂。在罗德岛高速上疾驰的汽车里，老头儿离开了人世。

本文图片由秦兴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