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角挂书访昌平 康熙十六年(1677年)农历二月,正是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季节,涧冰已释,空林待染。在北京昌平的军都山上,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正在崎岖小路间缓辔而行,两匹骡子驮着好几个沉重的书箱,常年随行其后。这已是他第六次来昌平拜谒十三陵了,这一次,身旁还有同样入清不仕的老友王弘撰(后世避讳改作“王宏撰”)偕行。这位六十五岁的老人,就是鼎鼎大名的顾炎武(下图)。 顾炎武(1613—1682年),南直隶昆山(今属江苏)人,初名绛,字忠清,入清后更名炎武,字宁人,世称亭林先生。今天的教科书喜欢把顾炎武称为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最推崇他的学术笔记《日知录》;二百年前的乾嘉学者喜欢把顾亭林视为清代考据学的先驱,最追捧他考订古音的《音学五书》;但被很多人忽略的是,顾炎武还是一位造诣精深的地理学者,他的著作中近三成都是地理类文献。《四库全书总目》就说“炎武博极群书,足迹几遍天下,故最明于地理之学”(《昌平山水记》提要)。 早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科场失意的顾炎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便开始杂抄《一统志》、各地方志和历代正史,相互参阅,有志于编纂地理著作(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肇域志序》)。六年之后,清军攻占江南,母亲绝食死节,顾炎武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漂泊,几十年来走南闯北,携书自随,“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顾炎武《与潘次耕》)。他曾回顾自己的行迹: 自此绝江踰淮,东蹑劳山、不其,上岱岳,瞻孔林,停车淄右。入京师,自渔阳、辽西出山海关,还至昌平,谒天寿十三陵,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阅岁而南归于吴。浮钱塘,登会稽,又出而北,度沂绝济,入京师,游盘山,历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谒恒岳,踰井陉,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馀卷。爰成《肇域记》,而著述亦稍稍成帙。(《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徵天下书籍启后》) 白天踏访名山大川,晚上查考史籍方志,顾炎武真正实践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的旅途并非走马观花地游山玩水,而是着意搜集史料——摹拓碑碣,绘制地图,访问故老,记录里程……他为自己的《金石文字记》作序说: 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 这样的“田野调查”,虽然辛苦备尝,但顾炎武却乐在其中。他的弟子潘耒曾说他:“客游二十岁,穷边绝塞,靡险不经,而筋力不怠。今六十矣,精明强固,无减壮年。”(《赠先生六十寿序》)说精力无减可能有点夸张,毕竟岁月不饶人;可比起京城的喧嚣,顾炎武的确更喜欢田间山野。 他这辈子曾多少次到过北京?已经数不清了。就在前一年,他那三个身居显要的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还在北京城为他办了场隆重的寿宴。可顾炎武并不开心。他看不惯北京城里剃发易服的新朝男女,更看不惯出入徐乾学府邸的那些阿谀便佞之辈、声色犬马之徒。他给潘耒写信抱怨说:“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于其家,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至于徵色发声而拒之,乃仅得自完而已。”(《与潘次耕札之二》)所以他干脆“常把《汉书》挂牛角,独出郊原更谁与”(顾炎武《蓟门送子德归关中》),做一个快乐的“流浪汉”,牛角挂书,边走边读。 走得多了,读得多了,写得自然也就多了。顾炎武平生著述等身,留传至今加上书亡目存的作品共有57种,其中史学著作占了一半以上,有30种,而地理类著作又占了史学著作的一半以上,有16种,占全部著作的28%。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上图为其书影)、《肇域志》一百卷,都是卷帙浩繁的皇皇巨著,《历代帝王宅京记》(或作《历代宅京记》)也有二十卷,而且“徵引详核,考据亦颇精审”,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总是说“盖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历代帝王宅京记》提要),“炎武娴于地理,所纂述多可依据”(《营平二州地名记》提要)。 这些大部头的地理著作早已陆续完成,此时的顾炎武又在构思另一部地理之书了。次年,即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当清廷广徵博学鸿儒、招揽明朝遗老之际,顾炎武决意不再入都,在千里之外的陕西富平,他以明遗民的真挚热诚、考据家的严谨精神、士大夫的经世情怀,写就了《昌平山水记》。 02 遗民泪尽天寿山 《昌平山水记》开篇,先从“京师九门,其西北曰德胜门”说起,然后一路向西北,说到元大都土城、清河、回龙观、沙河店、沙河行宫(巩华城)、昌平州城各处的历史掌故,一直说到“在州北一十八里”的天寿山。 记昌平山水,为什么要从德胜门说起呢?——对顾炎武来说,写《昌平山水记》的首要原因,是因为明十三陵就在昌平天寿山。此书开篇这些地点,就是明朝皇帝北征或上陵,从德胜门出京后的路线,也是顾炎武谒陵的行程。 (美国摄影师唐纳德·曼尼所摄1915年前后的德胜门) 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初到北京的第二年起,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八年(1669年),直到最后一次离京前的康熙十六年(1677年),亭林平生六次拜谒天寿山,每次都是以大明臣民的身份祭奠祝告,每次都要创作诗文歌咏纪念。他会特意在三月十九日崇祯帝的忌日“祗拜山陵”(《谒欑宫文一》);他会真诚用心地筹备祭祀的供品,却又为皇室凋零而伤感不已:“麦饭提一箪,枣榛提一筐,村酒与山蔬,一一自携将。下阶拜稽首,出涕双浪浪。主祭非曾孙,降假非宗祊……”(《恭谒天寿山十三陵》)他甚至会南北奔驰三千里,往返北京和南京,只为“春谒长陵秋孝陵”(《重谒孝陵》),风餐露宿,不惮辛劳。“萧瑟昌平路,行来十九年”(《赠献陵司香贯太监宗》),哪怕年迈体衰,可他“不忍寝园荒”,还是一次次到天寿山“复来奠樽斝”(《二月十日有事于欑宫》)。他要向世人证明,大明王朝尚有“孤忠未死之人”。谒陵,既是心愿的寄托,也是情感的抒发,更是志向的坚守、态度的表达。 (美国摄影师唐纳德·曼尼所摄十三陵总神路石牌坊) 祭拜之馀,作为学者的顾炎武同样留心记录皇陵内外的一切。他在《孝陵图序》中曾说: 念山陵一代典故,以革除之事,《实录》《会典》并无纪述;当先朝时,又为禁地,非陵官不得入焉,其官于陵者,非中贵则武弁,又不能通谙国制,以故其传鲜矣。今既不尽知,知亦不能尽图,而其录于图者且不尽有,恐天下之人同此心而不获至者多也,故写而传之。 明陵的典章制度,向为皇家机密,史书不载,凡人莫进,守陵者不是宦官就是武将,无人能将陵内的建筑形制、祭祀典仪等等呈诸笔端。入清之后,明陵不再是禁区,但祭扫守护的规格也大不如前,地面建筑日渐荒颓,礼器零落,树木伐毁,如果不及时记录,恐怕几十年后更难追溯原貌。早在顺治十年(1653),顾炎武就曾根据“同行者故陵卫百户束带玉稍为指示,退而作图”,绘制了《孝陵图》。到北京拜谒了十三陵、景泰陵等诸陵之后,他又编绘了《十九陵图志》六卷,可惜这些珍贵的图画,和历史上的无数舆图一样,都没有留存下来。 (今人绘明十三陵分布图) 所幸还有这部《昌平山水记》。顾炎武用文字的形式,把天寿山十三陵的位置、地面建筑、守陵官制,以及皇后合葬的情况,宰牲亭、祠祭署、神宫监、神马房、果园、护陵营卫的规格,历朝妃子墓和太子墓的位置、形制,以及明朝每年的祭礼制度等等,都一一记录下来。从十三陵总神路说起,明成祖(太宗)的长陵、仁宗的献陵、宣宗的景陵、英宗的裕陵、宪宗的茂陵、孝宗的泰陵、武宗的康陵、世宗的永陵、穆宗的昭陵、神宗的定陵、光宗的庆陵、熹宗的德陵,以及葬于田贵妃墓的崇祯帝“欑宫”,都在亭林笔下呈现出来。“欑宫”,是顾炎武对崇祯帝思陵的称呼。“欑”音cuán,原义指堆积的竹杖,引申指停放棺木暂时不葬。《昌平山水记》里特别解释道:“昔宋之南渡,会稽诸陵皆曰欑宫,实陵而名不以陵”,因为“《春秋》之法,君弑,贼不讨不书葬,实葬而名未葬”。顾炎武仍然期盼有朝一日可以“讨贼”复仇,再郑重地重新安葬崇祯皇帝。 相较于绘图,文字记录虽然直观性差,但更便于传抄流布,亭林是抱着“抢救国史”的心态,借由文字来描绘自己看到的一切。仅以《昌平山水记》中“长陵”一段为例,略窥一斑: 长陵在天寿山中峰之下,门三道,东西两角门,门内东神厨五间,西神库五间,厨前有碑亭一座,南向,内有碑,龙头龟趺,无字。重门三道,榜曰祾恩门。东西二小角门,门内有神帛炉东西各一。其上为享殿,榜曰祾恩殿,九间重檐,中四柱饰以金莲,馀皆髤漆。阶三道,中一道为神路,中平外墄,其平刻为龙形,东西二道皆墄。有白石栏三层,东西皆有级,执事所上也。两庑各十五间,殿后为门三道。又进为白石坊一座,又进为石台,其上炉一,花瓶、烛台各二,皆白石。又前为宝城,城下有甬道,内为黄琉璃屏一座,旁有级分东西上,折而南,是为明楼,重檐四出陛,前俯享殿,后接宝城,上有榜曰长陵。中有大碑一,上书曰“大明”,用篆;下书曰“成祖文皇帝之陵”,用隶。字大径尺,以金填之。碑用硃漆栏画云气,碑头交龙方趺。宝城周围二里。城之内下有水沟,自殿门左右缭以周垣,属之宝城,旧有树,今亡。 文字简洁凝练,多用名词陈述,绝少形容词虚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长陵大门、神厨、神库、碑亭、祾恩门、神帛炉、祾恩殿(享殿)、两庑一路写来,直到后院的石坊、石台、明楼、宝城,以及水沟、树木,连门榜、碑额、神路、五供的细节都描绘得精致入微,既有细腻的白描勾勒,又有丰富的色彩填充,读者虽未见实物,长陵景物似已一览无馀。 (明长陵“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碑) 03 体国经野记山水 昌平不光有天寿山。《昌平山水记》共分上下两卷,关于天寿山十三陵的内容,只占卷上的一半。明清两代的“昌平”,比今天的昌平区要大得多,作为顺天府下辖的“昌平州”,它不仅包括知州直管的昌平本地,同时下辖顺义、怀柔、密云三县,只不过当时的怀柔县面积较小,只包含今天怀柔区长城以南的部分。《昌平山水记》上卷专记昌平本地(包括十三陵),下卷则分记顺义、怀柔、密云三县,并在卷末谈及昌平州以北的塞外。 (《北京历史地图集·人文社会卷》所绘 明万历顺天府地图中的昌平州部分) 为什么要记昌平一州三县的山水呢?因为这个地区处于燕山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长城依山而建,潮白河绕山而出,军事上是防御北京的关键屏障,民生上又是保障北京漕运和饮水的重要水源。这里的山、水,都与京师安危、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曾任《大清一统志》总裁的徐元文在《历代宅京记序》中转述舅父顾亭林的勉励之语云: 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 这也是顾炎武地理之学深邃精湛的原因。他记山水、考历史,都是为了治国安民、经世致用,因此《昌平山水记》不是寻章摘句的书抄,更不是吟咏抒怀的游记,而是要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结合起来,兼具“舆地之记”和“利病之书”的功能。 顾炎武特别关注长城沿线的关隘。他写居庸关,只字不提燕京八景之一的“居庸叠翠”或相关题咏,完全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来考察。他从龙虎台出发,沿着关沟逆流而上:居庸关南口、居庸关关城、上关、青龙桥,直到八达岭和岔道。他在《昌平山水记》中一边考索古史,梳理居庸关悠久的历史,一边实地踏访,描述自己下探幽谷、上攀险隘的真切感受: 自南口以上,两山壁立,中通一轨,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岭叠嶂,蔽亏天日。《水经注》所谓“山岫层深,侧道褊峡,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者也。 自八达岭下视居庸关,若建瓴,若窥井,故昔人谓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而岔道又八达岭之藩篱。 亲眼见过居庸关的陡峭险峻,顾炎武对于这一带长城的防御功能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他引经据典,一方面强调历朝历代对居庸天险的重视,从“《淮南子》天下九塞,居庸其一”,到《金史》将“中都之有居庸”比作“秦之崤函,蜀之剑门”,另一方面又指出治国在德不在险,分析了金灭辽、元灭金、元朝“两都之战”和李自成入北京这四个攻破居庸关的军事案例,并总结说:“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 (德国摄影师穆默所摄1900年前后的居庸关南口) 由此可见,顾炎武关心军事、关心地理,都是为了经世致用。在《昌平山水记》的末尾,他批评明朝的史官不关注塞外边疆的史事:“《太祖实录》凡三修,其于大宁外边事皆略而弗详,儒臣之浅也。”因为他知道,地理之学关乎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他在《营平二州史事序》中曾举北宋因不详地理而亡国的例子:“宋宣和与金结盟,徒以不考营、平、滦三州之旧,至于争地构兵,以此三州之故而亡其天下,岂非后代之龟鉴哉!”宋金结盟攻辽时,宋人只想拿回“燕云十六州”,却不知道燕京路以东、长城以南还有平州路,包含营、平、滦三州(大致在今秦皇岛市到唐山市之间),与燕京之间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宋人不晓地理沿革,没有争取这三州的归属权,金人占领后,果然从这里进兵攻宋,并顺势直逼汴梁(今河南开封),导致北宋灭亡。 (美国摄影师雷尼诺恩所摄1910年前后的长城) 前车之鉴,教训惨痛。因此《昌平山水记》会认真追溯每一处重要城镇、关隘的历史渊源和建置沿革;会准确说明每座山、每条河的方位和距离;会详细记录戚继光对密云潮河关敌台和守军的设置;会用心考察潮河“水性湍急,大雨则诸崖之水奔腾而下,漂木走石”的迅猛水势,反思古人所说的“斫大树倒着川中,狭处仅二三丈,以巨木为柞,其外纵横布石以限戎马”这一防御手段是否可行;会专门探讨塞外的“中国故地”,研究长城以北的大宁地区(大致在今内蒙古通辽以北、黑龙江齐齐哈尔以南这片区域),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梳理这一地区的兀良哈三卫(泰宁、福馀、朵颜)与明王朝的关系变化,分析放弃大宁对明朝边防的负面影响:“大宁弃藩封,徙军卫,更于是宣、辽之路中绝,而古北、喜峰为外边,畿辅之间,骚然多事矣”……无论读书还是走访,顾炎武心中始终在思考,怎样做更有利于边防,更有利于国泰民安,这就是他的“体国经野之心”。 04 济世安民考古今 军事之外,《昌平山水记》还特别留意涉及国计民生的历史事件,像元朝通惠河的开凿、京畿水田的开发,明朝白河的通漕、皇庄的侵占等等,都不惜篇幅详细叙述。例如讲到元朝在大都周边推广水田的政策: 元至正十二年,丞相脱脱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万余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从之。于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至迁民镇,凡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命悟良哈台乌古、孙良祯并为大司农卿。又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夫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从七品,就令管领所募之人,农夫人给钞十锭,岁乃大稔。此京东水田之利已行于元人者也。 短短二百字的记载,把推广水田的时间、地域范围、目的、倡议人、负责人、实操办法、经费投入、鼓励措施乃至取得的成效,讲述得清晰完整,而且特别交代了重要的政策细节,比如先从“官地”和屯田开始执行,面向江南招募擅长水田围堰技术的“农师”,提供低阶官职吸引具有组织和招募能力的管理人才,特别拨款用于置办农具、谷种及人工成本,等等,这就为后人借鉴相关政策提供了难得的参考。 除了军事和民生政策,《昌平山水记》对于各地的风俗、物产,也会留心记录。例如密云“多枣,小而坚致”;黄花镇盛产榛果和黄鼠,城北的碧霞元君庙“其殿西有二松,相去四五尺,而上枝樛曲相穿,遂合为一,名曰交松”;昌平旧县的狄梁公(狄仁杰)祠“香火特盛”,“岁四月朔,赛会,二三百里内人至者肩摩踵接”……这些小故事穿插在一个个地名之间,展现了顾亭林对民情时事的关注。 (明天启年间所立“重建唐梁国谥文康前昌平令狄公祠记”碑额, 该碑现存于昌平公园) 《昌平山水记》只字不涉清朝,但对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却并不回避,而且将辽金元都视作正统王朝,记述、评论客观公正,可见顾炎武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比如上文所引他对元朝推广“京东水田之利”的认可;又如他称赞“元人于北口(即八达岭)设兵,其得地形之便者与”;再如他浓墨重彩地讲述了金朝将领王晦坚守顺州、宁死不降元朝的故事,以示尊崇。他还全文徵引了明太祖于洪武二十二年敕谕降明的元朝宗室、泰宁卫指挥使阿札失里等人的诏书,其中谈及华夷之辨和朝代兴替,是这样说的: 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二,则福祚无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择焉。昔者二百年前,华夷异统,势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择元君,起于草野,戡定朔方,抚有中夏,溷一南北。逮其后嗣不君,于是天更元运,以付于朕。……自古番人无城郭,不屋居,行则车为室,止则毡为庐,顺水草、便骑射为业。今一从本俗,俾遂其性。尔其安之! (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画像) 这也体现了明朝官方和学界的理性声音:承认华夷有别,但更看重一个政权是否能勤政爱民。毕竟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而顾炎武早就认识到“有亡国,有亡天下”的区别。作为明朝的贡生,他坚持不仕二姓;可作为学者,他知道“易姓改号”只是“亡国”而已,他要用自己的著述,为天下多留一分浩然正气,避免“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不论民族、不论朝代,凡是利民之事、忠恕之人,都要大书特书,这就是顾亭林的“济世安民之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具体的治学方法上,顾炎武同样是一代宗师、学林表率。他真正做到了将文献研读和田野调查紧密结合,书中的记载要到现场去观察、核验,现存的景物要到书中去溯源、印证。全祖望曾这样记载亭林的边走边读: 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顾亭林先生神道表》) 《昌平山水记》写白河在顺义牛栏山与潮河交汇,“状如燕尾”,写怀柔黍谷山“山有风洞,洞口风气凛烈,盛夏人不敢入”,写密云石盆峪“有龙潭,潭上石如盆形,水悬崖而下入于潭,潭外为盆,水从潭面历盆抵峡而下,数里入于潮河”,写雾灵山“其山高峻,有云雾蒙其上,四时不绝……其绝顶可瞰塞内”,都是那样平实而鲜活,细腻而洗练,非目见不能道其详。 亭林对史料的运用是充分而全面的。田野调查时,他不仅细致记录自己的观察所得,而且还积极收集口述史料和石刻史料,采访耆老,拓抄碑铭。他除了利用权威正史和官修方志,还特别重视《实录》、邸报等档案类史料。祖父顾绍芾遗存的泰昌、天启、崇祯三朝邸报,他始终珍藏并随身携带,并编成《三朝纪事阙文》(今佚)。《昌平山水记》末尾提到蓟镇“各路将之废置不常,今据崇祯二年文案录之”,应该也是利用了邸报中的信息。 (《万历邸钞》书影) 《昌平山水记》将地理、历史和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紧密结合,虽然篇幅短小,却是顾炎武晚年的心血之作。与他同居富平的挚友王弘撰记下了顾亭林写作此书时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 所著《昌平山水记》二卷,巨细咸存,尺寸不爽,凡亲历对证,三易稿矣,而亭林犹以为未惬。正使博闻强记或尚有人,而精详不苟未见其伦也。(《山志》卷三“顾亭林”条) 正因此书记载详细、考证精研,所以自成书至今,人们只要研究昌平、怀柔、密云、顺义的历史,《昌平山水记》都是必读书。三百馀年来,无数专家学者反复查阅、考辨,也只能找出书中屈指可数的几处错误,白璧微瑕,难掩光芒。《四库全书总目》即便将此书归入“存目”,也称赞“是书虽第举一隅,然辨证皆多精确”。 顾炎武凭借自己近二十年的实地踏访、忠实笔录,为后人研究明十三陵以及昌平一州三县的山水城塞、历史沿革、民风土产等等,保留下珍贵的一手史料,这份功劳值得铭记,这本《昌平山水记》更值得珍视,值得我们反复研读。草木枯荣,河川易道,但亭林体国经野、济世安民之心,万古长存! (全文完) (作者按:本文已发表于《北京文史》2023年第3期,经与编辑部协商并略作调整后发布于此,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图片 🔹(清)顾炎武著《昌平山水记 京东考古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标点版 🔹(清)顾炎武著,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清)张穆著《顾亭林先生年谱》,《嘉业堂丛书》1918年刊本 🔹谢国桢著《顾亭林学谱》,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张舜徽著《顾亭林学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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