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昌平山水记》

2024-7-15 11:36|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蔡紫昍 |来自: 进斋读书

摘要: 【文】原创 2024年07月15日 09:00 北京01牛角挂书访昌平图片康熙十六年（1677年）农历二月，正是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季节，涧冰已释，空林待染。在北京昌平的军都山上，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正在崎岖小路间缓辔而行， ...

牛角挂书访昌平

康熙十六年（1677年）农历二月，正是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季节，涧冰已释，空林待染。在北京昌平的军都山上，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正在崎岖小路间缓辔而行，两匹骡子驮着好几个沉重的书箱，常年随行其后。这已是他第六次来昌平拜谒十三陵了，这一次，身旁还有同样入清不仕的老友王弘撰（后世避讳改作“王宏撰”）偕行。这位六十五岁的老人，就是鼎鼎大名的顾炎武（下图）。

顾炎武（1613—1682年），南直隶昆山（今属江苏）人，初名绛，字忠清，入清后更名炎武，字宁人，世称亭林先生。今天的教科书喜欢把顾炎武称为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最推崇他的学术笔记《日知录》；二百年前的乾嘉学者喜欢把顾亭林视为清代考据学的先驱，最追捧他考订古音的《音学五书》；但被很多人忽略的是，顾炎武还是一位造诣精深的地理学者，他的著作中近三成都是地理类文献。《四库全书总目》就说“炎武博极群书，足迹几遍天下，故最明于地理之学”（《昌平山水记》提要）。

早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科场失意的顾炎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便开始杂抄《一统志》、各地方志和历代正史，相互参阅，有志于编纂地理著作（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肇域志序》）。六年之后，清军攻占江南，母亲绝食死节，顾炎武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漂泊，几十年来走南闯北，携书自随，“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顾炎武《与潘次耕》）。他曾回顾自己的行迹：

自此绝江踰淮，东蹑劳山、不其，上岱岳，瞻孔林，停车淄右。入京师，自渔阳、辽西出山海关，还至昌平，谒天寿十三陵，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阅岁而南归于吴。浮钱塘，登会稽，又出而北，度沂绝济，入京师，游盘山，历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谒恒岳，踰井陉，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馀卷。爰成《肇域记》，而著述亦稍稍成帙。（《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徵天下书籍启后》）

白天踏访名山大川，晚上查考史籍方志，顾炎武真正实践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的旅途并非走马观花地游山玩水，而是着意搜集史料——摹拓碑碣，绘制地图，访问故老，记录里程……他为自己的《金石文字记》作序说：

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

这样的“田野调查”，虽然辛苦备尝，但顾炎武却乐在其中。他的弟子潘耒曾说他：“客游二十岁，穷边绝塞，靡险不经，而筋力不怠。今六十矣，精明强固，无减壮年。”（《赠先生六十寿序》）说精力无减可能有点夸张，毕竟岁月不饶人；可比起京城的喧嚣，顾炎武的确更喜欢田间山野。

他这辈子曾多少次到过北京？已经数不清了。就在前一年，他那三个身居显要的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还在北京城为他办了场隆重的寿宴。可顾炎武并不开心。他看不惯北京城里剃发易服的新朝男女，更看不惯出入徐乾学府邸的那些阿谀便佞之辈、声色犬马之徒。他给潘耒写信抱怨说：“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于其家，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至于徵色发声而拒之，乃仅得自完而已。”（《与潘次耕札之二》）所以他干脆“常把《汉书》挂牛角，独出郊原更谁与”（顾炎武《蓟门送子德归关中》），做一个快乐的“流浪汉”，牛角挂书，边走边读。

走得多了，读得多了，写得自然也就多了。顾炎武平生著述等身，留传至今加上书亡目存的作品共有57种，其中史学著作占了一半以上，有30种，而地理类著作又占了史学著作的一半以上，有16种，占全部著作的28%。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上图为其书影）、《肇域志》一百卷，都是卷帙浩繁的皇皇巨著，《历代帝王宅京记》（或作《历代宅京记》）也有二十卷，而且“徵引详核，考据亦颇精审”，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总是说“盖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历代帝王宅京记》提要），“炎武娴于地理，所纂述多可依据”（《营平二州地名记》提要）。

这些大部头的地理著作早已陆续完成，此时的顾炎武又在构思另一部地理之书了。次年，即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当清廷广徵博学鸿儒、招揽明朝遗老之际，顾炎武决意不再入都，在千里之外的陕西富平，他以明遗民的真挚热诚、考据家的严谨精神、士大夫的经世情怀，写就了《昌平山水记》。

遗民泪尽天寿山

《昌平山水记》开篇，先从“京师九门，其西北曰德胜门”说起，然后一路向西北，说到元大都土城、清河、回龙观、沙河店、沙河行宫（巩华城）、昌平州城各处的历史掌故，一直说到“在州北一十八里”的天寿山。

记昌平山水，为什么要从德胜门说起呢？——对顾炎武来说，写《昌平山水记》的首要原因，是因为明十三陵就在昌平天寿山。此书开篇这些地点，就是明朝皇帝北征或上陵，从德胜门出京后的路线，也是顾炎武谒陵的行程。

（美国摄影师唐纳德·曼尼所摄1915年前后的德胜门）

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初到北京的第二年起，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八年（1669年），直到最后一次离京前的康熙十六年（1677年），亭林平生六次拜谒天寿山，每次都是以大明臣民的身份祭奠祝告，每次都要创作诗文歌咏纪念。他会特意在三月十九日崇祯帝的忌日“祗拜山陵”（《谒欑宫文一》）；他会真诚用心地筹备祭祀的供品，却又为皇室凋零而伤感不已：“麦饭提一箪，枣榛提一筐，村酒与山蔬，一一自携将。下阶拜稽首，出涕双浪浪。主祭非曾孙，降假非宗祊……”（《恭谒天寿山十三陵》）他甚至会南北奔驰三千里，往返北京和南京，只为“春谒长陵秋孝陵”（《重谒孝陵》），风餐露宿，不惮辛劳。“萧瑟昌平路，行来十九年”（《赠献陵司香贯太监宗》），哪怕年迈体衰，可他“不忍寝园荒”，还是一次次到天寿山“复来奠樽斝”（《二月十日有事于欑宫》）。他要向世人证明，大明王朝尚有“孤忠未死之人”。谒陵，既是心愿的寄托，也是情感的抒发，更是志向的坚守、态度的表达。

（美国摄影师唐纳德·曼尼所摄十三陵总神路石牌坊）

祭拜之馀，作为学者的顾炎武同样留心记录皇陵内外的一切。他在《孝陵图序》中曾说：

念山陵一代典故，以革除之事，《实录》《会典》并无纪述；当先朝时，又为禁地，非陵官不得入焉，其官于陵者，非中贵则武弁，又不能通谙国制，以故其传鲜矣。今既不尽知，知亦不能尽图，而其录于图者且不尽有，恐天下之人同此心而不获至者多也，故写而传之。

明陵的典章制度，向为皇家机密，史书不载，凡人莫进，守陵者不是宦官就是武将，无人能将陵内的建筑形制、祭祀典仪等等呈诸笔端。入清之后，明陵不再是禁区，但祭扫守护的规格也大不如前，地面建筑日渐荒颓，礼器零落，树木伐毁，如果不及时记录，恐怕几十年后更难追溯原貌。早在顺治十年（1653），顾炎武就曾根据“同行者故陵卫百户束带玉稍为指示，退而作图”，绘制了《孝陵图》。到北京拜谒了十三陵、景泰陵等诸陵之后，他又编绘了《十九陵图志》六卷，可惜这些珍贵的图画，和历史上的无数舆图一样，都没有留存下来。

（今人绘明十三陵分布图）

所幸还有这部《昌平山水记》。顾炎武用文字的形式，把天寿山十三陵的位置、地面建筑、守陵官制，以及皇后合葬的情况，宰牲亭、祠祭署、神宫监、神马房、果园、护陵营卫的规格，历朝妃子墓和太子墓的位置、形制，以及明朝每年的祭礼制度等等，都一一记录下来。从十三陵总神路说起，明成祖（太宗）的长陵、仁宗的献陵、宣宗的景陵、英宗的裕陵、宪宗的茂陵、孝宗的泰陵、武宗的康陵、世宗的永陵、穆宗的昭陵、神宗的定陵、光宗的庆陵、熹宗的德陵，以及葬于田贵妃墓的崇祯帝“欑宫”，都在亭林笔下呈现出来。“欑宫”，是顾炎武对崇祯帝思陵的称呼。“欑”音cuán，原义指堆积的竹杖，引申指停放棺木暂时不葬。《昌平山水记》里特别解释道：“昔宋之南渡，会稽诸陵皆曰欑宫，实陵而名不以陵”，因为“《春秋》之法，君弑，贼不讨不书葬，实葬而名未葬”。顾炎武仍然期盼有朝一日可以“讨贼”复仇，再郑重地重新安葬崇祯皇帝。

相较于绘图，文字记录虽然直观性差，但更便于传抄流布，亭林是抱着“抢救国史”的心态，借由文字来描绘自己看到的一切。仅以《昌平山水记》中“长陵”一段为例，略窥一斑：

长陵在天寿山中峰之下，门三道，东西两角门，门内东神厨五间，西神库五间，厨前有碑亭一座，南向，内有碑，龙头龟趺，无字。重门三道，榜曰祾恩门。东西二小角门，门内有神帛炉东西各一。其上为享殿，榜曰祾恩殿，九间重檐，中四柱饰以金莲，馀皆髤漆。阶三道，中一道为神路，中平外墄，其平刻为龙形，东西二道皆墄。有白石栏三层，东西皆有级，执事所上也。两庑各十五间，殿后为门三道。又进为白石坊一座，又进为石台，其上炉一，花瓶、烛台各二，皆白石。又前为宝城，城下有甬道，内为黄琉璃屏一座，旁有级分东西上，折而南，是为明楼，重檐四出陛，前俯享殿，后接宝城，上有榜曰长陵。中有大碑一，上书曰“大明”，用篆；下书曰“成祖文皇帝之陵”，用隶。字大径尺，以金填之。碑用硃漆栏画云气，碑头交龙方趺。宝城周围二里。城之内下有水沟，自殿门左右缭以周垣，属之宝城，旧有树，今亡。

文字简洁凝练，多用名词陈述，绝少形容词虚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长陵大门、神厨、神库、碑亭、祾恩门、神帛炉、祾恩殿（享殿）、两庑一路写来，直到后院的石坊、石台、明楼、宝城，以及水沟、树木，连门榜、碑额、神路、五供的细节都描绘得精致入微，既有细腻的白描勾勒，又有丰富的色彩填充，读者虽未见实物，长陵景物似已一览无馀。

（明长陵“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碑）

体国经野记山水

昌平不光有天寿山。《昌平山水记》共分上下两卷，关于天寿山十三陵的内容，只占卷上的一半。明清两代的“昌平”，比今天的昌平区要大得多，作为顺天府下辖的“昌平州”，它不仅包括知州直管的昌平本地，同时下辖顺义、怀柔、密云三县，只不过当时的怀柔县面积较小，只包含今天怀柔区长城以南的部分。《昌平山水记》上卷专记昌平本地（包括十三陵），下卷则分记顺义、怀柔、密云三县，并在卷末谈及昌平州以北的塞外。

（《北京历史地图集·人文社会卷》所绘

明万历顺天府地图中的昌平州部分）

为什么要记昌平一州三县的山水呢？因为这个地区处于燕山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长城依山而建，潮白河绕山而出，军事上是防御北京的关键屏障，民生上又是保障北京漕运和饮水的重要水源。这里的山、水，都与京师安危、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曾任《大清一统志》总裁的徐元文在《历代宅京记序》中转述舅父顾亭林的勉励之语云：

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

这也是顾炎武地理之学深邃精湛的原因。他记山水、考历史，都是为了治国安民、经世致用，因此《昌平山水记》不是寻章摘句的书抄，更不是吟咏抒怀的游记，而是要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结合起来，兼具“舆地之记”和“利病之书”的功能。

顾炎武特别关注长城沿线的关隘。他写居庸关，只字不提燕京八景之一的“居庸叠翠”或相关题咏，完全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来考察。他从龙虎台出发，沿着关沟逆流而上：居庸关南口、居庸关关城、上关、青龙桥，直到八达岭和岔道。他在《昌平山水记》中一边考索古史，梳理居庸关悠久的历史，一边实地踏访，描述自己下探幽谷、上攀险隘的真切感受：

自南口以上，两山壁立，中通一轨，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岭叠嶂，蔽亏天日。《水经注》所谓“山岫层深，侧道褊峡，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者也。

自八达岭下视居庸关，若建瓴，若窥井，故昔人谓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而岔道又八达岭之藩篱。

亲眼见过居庸关的陡峭险峻，顾炎武对于这一带长城的防御功能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他引经据典，一方面强调历朝历代对居庸天险的重视，从“《淮南子》天下九塞，居庸其一”，到《金史》将“中都之有居庸”比作“秦之崤函，蜀之剑门”，另一方面又指出治国在德不在险，分析了金灭辽、元灭金、元朝“两都之战”和李自成入北京这四个攻破居庸关的军事案例，并总结说：“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

（德国摄影师穆默所摄1900年前后的居庸关南口）

由此可见，顾炎武关心军事、关心地理，都是为了经世致用。在《昌平山水记》的末尾，他批评明朝的史官不关注塞外边疆的史事：“《太祖实录》凡三修，其于大宁外边事皆略而弗详，儒臣之浅也。”因为他知道，地理之学关乎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他在《营平二州史事序》中曾举北宋因不详地理而亡国的例子：“宋宣和与金结盟，徒以不考营、平、滦三州之旧，至于争地构兵，以此三州之故而亡其天下，岂非后代之龟鉴哉！”宋金结盟攻辽时，宋人只想拿回“燕云十六州”，却不知道燕京路以东、长城以南还有平州路，包含营、平、滦三州（大致在今秦皇岛市到唐山市之间），与燕京之间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宋人不晓地理沿革，没有争取这三州的归属权，金人占领后，果然从这里进兵攻宋，并顺势直逼汴梁（今河南开封），导致北宋灭亡。

（美国摄影师雷尼诺恩所摄1910年前后的长城）

前车之鉴，教训惨痛。因此《昌平山水记》会认真追溯每一处重要城镇、关隘的历史渊源和建置沿革；会准确说明每座山、每条河的方位和距离；会详细记录戚继光对密云潮河关敌台和守军的设置；会用心考察潮河“水性湍急，大雨则诸崖之水奔腾而下，漂木走石”的迅猛水势，反思古人所说的“斫大树倒着川中，狭处仅二三丈，以巨木为柞，其外纵横布石以限戎马”这一防御手段是否可行；会专门探讨塞外的“中国故地”，研究长城以北的大宁地区（大致在今内蒙古通辽以北、黑龙江齐齐哈尔以南这片区域），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梳理这一地区的兀良哈三卫（泰宁、福馀、朵颜）与明王朝的关系变化，分析放弃大宁对明朝边防的负面影响：“大宁弃藩封，徙军卫，更于是宣、辽之路中绝，而古北、喜峰为外边，畿辅之间，骚然多事矣”……无论读书还是走访，顾炎武心中始终在思考，怎样做更有利于边防，更有利于国泰民安，这就是他的“体国经野之心”。

济世安民考古今

军事之外，《昌平山水记》还特别留意涉及国计民生的历史事件，像元朝通惠河的开凿、京畿水田的开发，明朝白河的通漕、皇庄的侵占等等，都不惜篇幅详细叙述。例如讲到元朝在大都周边推广水田的政策：

元至正十二年，丞相脱脱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万余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从之。于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至迁民镇，凡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命悟良哈台乌古、孙良祯并为大司农卿。又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夫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从七品，就令管领所募之人，农夫人给钞十锭，岁乃大稔。此京东水田之利已行于元人者也。

短短二百字的记载，把推广水田的时间、地域范围、目的、倡议人、负责人、实操办法、经费投入、鼓励措施乃至取得的成效，讲述得清晰完整，而且特别交代了重要的政策细节，比如先从“官地”和屯田开始执行，面向江南招募擅长水田围堰技术的“农师”，提供低阶官职吸引具有组织和招募能力的管理人才，特别拨款用于置办农具、谷种及人工成本，等等，这就为后人借鉴相关政策提供了难得的参考。

除了军事和民生政策，《昌平山水记》对于各地的风俗、物产，也会留心记录。例如密云“多枣，小而坚致”；黄花镇盛产榛果和黄鼠，城北的碧霞元君庙“其殿西有二松，相去四五尺，而上枝樛曲相穿，遂合为一，名曰交松”；昌平旧县的狄梁公（狄仁杰）祠“香火特盛”，“岁四月朔，赛会，二三百里内人至者肩摩踵接”……这些小故事穿插在一个个地名之间，展现了顾亭林对民情时事的关注。

（明天启年间所立“重建唐梁国谥文康前昌平令狄公祠记”碑额，

该碑现存于昌平公园）

《昌平山水记》只字不涉清朝，但对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却并不回避，而且将辽金元都视作正统王朝，记述、评论客观公正，可见顾炎武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比如上文所引他对元朝推广“京东水田之利”的认可；又如他称赞“元人于北口（即八达岭）设兵，其得地形之便者与”；再如他浓墨重彩地讲述了金朝将领王晦坚守顺州、宁死不降元朝的故事，以示尊崇。他还全文徵引了明太祖于洪武二十二年敕谕降明的元朝宗室、泰宁卫指挥使阿札失里等人的诏书，其中谈及华夷之辨和朝代兴替，是这样说的：

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二，则福祚无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择焉。昔者二百年前，华夷异统，势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择元君，起于草野，戡定朔方，抚有中夏，溷一南北。逮其后嗣不君，于是天更元运，以付于朕。……自古番人无城郭，不屋居，行则车为室，止则毡为庐，顺水草、便骑射为业。今一从本俗，俾遂其性。尔其安之！

（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画像）

这也体现了明朝官方和学界的理性声音：承认华夷有别，但更看重一个政权是否能勤政爱民。毕竟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而顾炎武早就认识到“有亡国，有亡天下”的区别。作为明朝的贡生，他坚持不仕二姓；可作为学者，他知道“易姓改号”只是“亡国”而已，他要用自己的著述，为天下多留一分浩然正气，避免“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不论民族、不论朝代，凡是利民之事、忠恕之人，都要大书特书，这就是顾亭林的“济世安民之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具体的治学方法上，顾炎武同样是一代宗师、学林表率。他真正做到了将文献研读和田野调查紧密结合，书中的记载要到现场去观察、核验，现存的景物要到书中去溯源、印证。全祖望曾这样记载亭林的边走边读：

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顾亭林先生神道表》）

《昌平山水记》写白河在顺义牛栏山与潮河交汇，“状如燕尾”，写怀柔黍谷山“山有风洞，洞口风气凛烈，盛夏人不敢入”，写密云石盆峪“有龙潭，潭上石如盆形，水悬崖而下入于潭，潭外为盆，水从潭面历盆抵峡而下，数里入于潮河”，写雾灵山“其山高峻，有云雾蒙其上，四时不绝……其绝顶可瞰塞内”，都是那样平实而鲜活，细腻而洗练，非目见不能道其详。

亭林对史料的运用是充分而全面的。田野调查时，他不仅细致记录自己的观察所得，而且还积极收集口述史料和石刻史料，采访耆老，拓抄碑铭。他除了利用权威正史和官修方志，还特别重视《实录》、邸报等档案类史料。祖父顾绍芾遗存的泰昌、天启、崇祯三朝邸报，他始终珍藏并随身携带，并编成《三朝纪事阙文》（今佚）。《昌平山水记》末尾提到蓟镇“各路将之废置不常，今据崇祯二年文案录之”，应该也是利用了邸报中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