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古董摊 清朝末年,北京各行商人纷纷组建行会(商会),用以应付官府,维护本行利益,调解同行间的业务纠纷等,一时成为习尚。古玩业也于1908年成立了古玩行商会。 北京的古玩商会最初设在东珠市口的狗尾巴胡同,第一任会长是郭德明。崔耀庭继任会长后于行内集资六千银元在阎王庙前街(今新街口一带)另建会址。 商会备有客房五十余间,伙计四五人,帐房先生一人。商会的日常业务由帐房先生总管。春秋两季外地来京做买卖的古玩商最多,商会负责派人去火车站接站,并协助客商办好海关上税业务。按照行内规矩,凡参加古玩商会的会员皆不可私自去车站接外地客商,否则将被视为“抢头水”以破坏行规论处。客商私自与在京的古玩商接洽,不论买卖是否做成,他的货物也被行里人认为是“掏了”,再不会有人要他的货,声誉一落千丈,在京难以立足了。 客商被接到古玩商会住下,商会是不收房钱的,但也不管饭食。商会附近有小饭铺,客商自行包伙。古玩买卖则由商会安排。商会的会员——各古玩铺的掌柜,在接到商会送来的帖子后,便按约定的时间前往商会,参加古玩交易。 照惯例,开盘的时间通常是在下午,古玩商会把交易安排在下午进行是有缘故的。虽然谁都想抢先做成生意,客商也愿意货物早点出手变成现钱,但最有实力、有声望的大古玩商往往姗姗来迟。古玩不同于其它,其价值难以估量。大买主不来,不能急于成交,否则别人会认为客商没有带来惊人的货物,被行家看低了。所以,有声望的大古玩商不参加交易,再好的货色也卖不出大价钱。 开盘时,客商总是先卖次货,支应着一般买主,如果货不多便不愿早开盘。客商总是拖时间等大买主来,到时他便可以将货物加价出售,卖出好价钱。为了使大古玩商参加交易,客商总是想尽办法,来京后少不得要有一番活动,甚至还要破费些钱财,让人知道他带来了稀世之物,不同一般。古玩商中有句话:三分货,七分做。在交易中客商能把他的货物卖给有声望的大古玩商,说明客商真有好货,是个“懂眼的”,在古玩界也就树立了声望。 古玩交易是在商会的院内进行的,院内盖有一座铅铁大棚,以避风雨,方便交易。在靠近存货的三间东房前摆着一张圆桌,三面围着栅栏。有人从窗里往外递货,买主们则爬在栅栏上仔细地盯着桌上的货物,谁都知道,做这路买卖是马虎不得的。 商会为了开盘时不至于混乱,并体现机会均等的原则,以抽签的形式决定享有“头水”权力的买主,由帐房先生拿着装有各家字号的签筒进行抽签。中签的买主可以进入栅栏看货,但不可以过分细看,因为买卖多,要求成交要快。另外,看得太细说明眼力较差,当着栅栏外各家买主的面也是很“现眼”的。 议价时,古玩商们习用“袖内拉手”的方式,口里喊着:“这个整,这个零,再添这个零”等,为的是让外人不知底细,保持价格机密。 “头水”之后,便开始“抢袖子”。这时交易也进入了高潮。客商穿着特制的大袖子衣服,将大袖子抛向栅栏外的买主。买主们纷纷争抢大袖子,将手伸进去与客商“碰手”,价钱合适,立刻成交。然后再抛再抢,直至货物售完。 古玩商会里常被采用的另一种交易方式是“封货”。“封货”的大多是山西客商,因为他们带来的货物多。如果用“抢袖子”的方式就太劳费精神了。“封货”时每件货上皆有号头。买主们将报价条封好交给主持人,然后由帐房先生拆条报数,报价超过“封货”底价者,取报价最高的成交。遇有报价相同时,则以抽签决定归属。如果客商数次摆出的货物皆因底价过高而不能成交,则需交纳商会的地方(存放)钱。 商会从每笔做成的交易中按比例从买卖双方提成,所得经费用于商会业务的各项开支。 到1949年北京城解放时,商会有会员一百余户。1951年后属于文物性质的公会合并为“历史艺术文物业公会”,有会员九百余户。后来经过整顿,店铺合并,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以琉璃厂文化街为主要经营地的国营单位,如北京市文物商店、荣宝斋、中国书店等。昔时的古玩商也就不复存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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