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北戴河度假的铁路和电业工人在海滩上休息 本刊记者 | 刘心印 《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9期，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1992年的春晚上，黄宏在小品《秧歌情》中饰演一名放不下身段去吹喇叭的村干部。他自高身份的依据是：“要在城里，就我这资格那得算离休。我是北戴河疗过养的干部，那北戴河，蓝汪汪的海水……”宋丹丹则用手比出个“六”来，接道：“说过六十多回了！不就是洗海澡，晒太阳；吃螃蟹，住楼房；睡了两天沙发床，回到家就想往那火炕上面安弹簧，拉倒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去北戴河疗过养，确实是可供炫耀的资本。新中国成立后，北戴河700多栋别墅基本被政府接收，这里不但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用避暑休养地和暑期办公地，也新建了大量的公有疗养院，各行各业的部分先进工作者到此疗养度假，成为国家对他们的一种特殊奖励和福利。黄宏扮演的村干部，如果真的去北戴河疗养，住的应该是农业部疗养院，它位于北戴河的最东端——金山嘴，与鸽子窝公园毗邻，走出院门即是大海，它现在是三星级的北戴河金海酒店。但进入九十年代，去北戴河洗海澡、晒太阳，吃螃蟹、住楼房，甚至家里摆个沙发床，都是很寻常的事情了。北戴河迎来了它的平民化时代。 从疗养到旅游 1979年2月4日，《人民日报》在报眼的位置发表了一条消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近决定，中央机关和军委在北戴河的休养区将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用，中央国家机关今后不用了。 这条消息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密切关注。国家旅游总局副局长李权中看到《人民日报》的消息后，到中央办公厅问有没有文件，答复说没有文件，《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就是文件，并说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行业，在当时的国情下，还不具备在本国人民群众中广泛发展的条件；利用中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展对外旅游，更多的是赚取外汇、增进交往、扩大开放的需要。而我国当时的对外旅游还很落后。1978年新加坡接待旅游者180万人，收入5亿多美元；香港接待200万人，收入10亿美元；尼泊尔那样的小国，每年还从旅游业中收入3000万美元。而我国只接待外国旅游者10万人，收入不过1亿美元，这也说明了我国当时的封闭状态。 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找到负责旅游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说：“我们国家现在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要进行调整的问题。另一个是为了加快建设速度，借外资支付能力的问题。”他提出，到1985年，如果石油出口能达到5000万吨，就可以收入50亿美元。但是如果能接待500万外国旅游者，一个人按照消费1000美元计算，也可以收到50亿美元。旅游搞不到50亿，搞25亿行不行？当时李先念讲，能拿到20亿也很满意了。 当时中央决心很大，想发一个通知，要求把各地的高级招待所都腾出来搞旅游，于是首先想到了他们熟悉的北戴河，认为那里是避暑胜地，又有很多房子没有用场(当时很多高级干部还没有解放)，便决定首先从北戴河开始。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见报后，国家旅游总局立即与中办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总参管理局联系，交换有关交接的意见。河北省委、省政府也做出决定，将省直在北戴河的休养所拨付给旅游部门使用。这些单位向所属的北戴河管理处或休养所布置清点物资、登记造册等移交准备工作。其间，邓小平对此抓得很紧，他曾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军队的疗养所必须全部交出，一所也不得保留。 3月下旬，国家旅游总局邀请美国耶鲁大学讲师赵浩生、美国太平洋旅游企业公司董事长陆国权和北美日报记者苏国坤到北戴河考察。他们在看了中直的一些别墅和礼堂后，对这样高级的房子多年不用表示惊讶。赵浩生说：“我今天简直像是发现一座金山！如果把这些房子利用起来，那么黄金就会滚滚而来！”对于这3位美籍华人对北戴河的考察，《人民日报》于当年4月14日作了专门的报道，题目是《风景这边独好——三位关心中国旅游事业的朋友访北戴河》。 同一天，经国家旅游总局和多家单位的协商，在北戴河形成了《关于中央、国务院、军委和河北省在北戴河的休养区拨给旅游部门使用的交换问题纪要》。《纪要》指出，中央、国务院、总参、河北省交出的部分，都统一交付北戴河海滨旅游公司管理使用。移交范围包括：中办管理的153栋大小楼房，面积9万余平方米(其中包括1个礼堂和5个浴场。同时中办保留了中直机关休养所和第一浴场，供中直机关使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的全部房屋及浴场，共计82栋楼房，面积5.3万平方米；总参管理的14栋楼房，面积1.01万平方米(另有2栋楼和3个浴场不在移交范围之内)；河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的116栋建筑物，面积3.69万平方米全部移交。与上述房产一起移交的还有附属的建筑物、固定资产、低值易耗品和园田、树木。 国家旅游总局在此期间还讨论了如何利用北戴河休养区接待外国自费旅行者、客房价格、对外联络、交通及管理体制等问题。与铁道部商定北戴河火车站的停车问题，与民航局和海军商谈了利用山海关军用机场问题。 1979年5月18日，在中国旅游史上具有特别意义的中国国际旅行社北戴河海滨旅游公司正式成立。同年7月1日该公司正式开业，截至当年10月14日，在3个月的时间里，接待境外游客2766人，国内客人2171人，总收入人民币40.5万元，其中外汇人民币28.5万元。
1981年7月，北戴河海滨浴场。 每年有上百万游客到这里度假疗养 刚刚转型的涉外旅游宾馆的条件是比较差的，浴室没有围帘，浴盆旁边也没有合适的脚垫。在饮食方面，缺少牛奶、黄油，甚至连青岛啤酒也要带指标分下来。但旅游公司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得到了外宾的好评。曾来过北戴河的美籍华人赵浩生，7月份重游北戴河后感到惊奇，因为他原认为北戴河接待外国旅游者最快也要到第二年。他说：“中国旅游工作有两个秘密武器，一是中国的饭菜，二是对人热情友好。这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他们宾馆现代化，是方便，但没有人情味。我们就是有了现代化宾馆，这两件秘密武器也不能丢。” 他还提议：“风景点不要搞标语口号，不要有高音喇叭，要搞些好的明信片。” 国内旅游的热潮同时兴起，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利用暑期涌向北戴河，一时间北戴河海滨人满为患，不少人没有住处，也吃不上饭，海滨的各个学校都成了国内游客的接待站，教室成了客房，几十个人住在一起也没意见，只要白天能到海里游泳就行；有关单位和部门则在沙滩树林的空地上支起了帐篷，以帮助那些一时找不到住处的年轻人过夜。海滨的一些农户和居民也开始收留旅客，尝试开办家庭旅馆。 这一年，北戴河海滨接待游客72.68万人，其中外国人6180人，港澳台同胞344人，开北戴河海滨旅游历史之先河。1980年，来北戴河海滨旅游的人比1979年翻了一番，达到158.7万，当时只有2万人口的北戴河区，暑期每天要接待2万人，高峰时竟达4万人，北戴河区开放莲蓬山和观音寺后，每天登山的就有几千人。
鸽子窝公园中的毛泽东塑像，下面雕刻着他1954年在北戴河开会时创作的一首词——《浪淘沙·北戴河》 疗养院越建越多 1980年8月，邓小平来到了分别10多年的北戴河，住在毛泽东原来住的居所内。按照邓小平的要求，设在路口的警卫岗哨统统撤除。他常常上山下海，往返途中，与普通游人经常迎面相遇。人们见到邓小平，或是会意一笑，侧身而过，或是靠边，请邓小平先走。遇有人多的时候，邓小平也会向惊喜的群众挥手致意。 8月4日上午，邓小平在西山浴场畅游了近两个小时之后，刚刚上岸，就被游客发现了，有的游人拿起相机想要拍照，邓小平知道距离太远拍不到好照片，就告诉警卫人员请游人过来，并让当地的摄影师为大家拍一张合影。 摄影师为使邓小平少走几步路，建议就地拍照。邓小平笑笑对摄影师说：“大家都不挡住才好。”并特意选了有台阶的地方，合影后，邓小平还嘱咐摄影师：“合影要收工本费，每人一张照片。”那一次参加合影的游人都是凑巧碰上的，多数是大学生，也有一些干部、工人和士兵。 1980年后，邓小平每年暑期都要到北戴河来休息、工作一段时间。这样，许多中央与地方领导同志也要来到这里，与邓小平共同工作。同时，众多恢复工作的老同志也要来北戴河休息。但是由于没有明确中央暑期在这里办公，原有休养区的房子都交给了旅游部门，因此这方面的用房就十分紧张。面对这种情况，1980年暑期之后，北戴河海滨旅游公司就提出把一些不用的房子和特殊的用房交还中直管理处和中央军委。1981年春，北戴河海滨旅游公司把原军委休养所的全部用房和原中直管理的部分用房(包括毛泽东住的95楼)归还给军委和中直。1981年暑期过后，习仲勋批示中直拨给旅游部门的用房要全部收回。 1982年11月17日，新华通讯社第2526期《国内动态清样》发表了《秦皇岛旅游业发展快，有些新问题需研究解决》的文章。特别指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给城市建设和公用事业增加了负担，比如水的问题；二是副食品供应不足，价格上升，给当地人民生活造成一定的困难。比如过去买1斤海蟹不到2角钱，现在需8角到1元5角；三是对旅游缺乏统一管理，一些单位不经允许随意乱建接待游客用房和擅自改变服务性质。这既打乱了城市的总体规划，又给治安部门带来了困难。胡耀邦批示：“我建议省、市考虑北戴河建设的方针可否定为把北戴河建成一个美丽的滨海风景游览区。今后要严格限制在老区新建休养或疗养院（所），若非建不可者，可另辟新区。” 针对文章中反映的一些情况，国家旅游总局局长韩克华专赴秦皇岛调研，并于1983年6月9日写了一份专门汇报。《汇报》中提到：“我感到北戴河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到处是院墙，并悬挂着某某休养所或疗养院，以及‘游人止步’的牌子。现在已有休养所、疗养院39家，15000张床位，且圈地占地过多。海滨空地已所剩无几。所知，已有20多个单位要求在这里新建疗养机构，如再允许建造，将会由于建筑密度越来越大而严重影响景观，发展下去使这一滨海风景区大减光彩，国内外游人都会为之惋惜。”胡耀邦批示：“要坚决停止！”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在“文革”后正式到北戴河暑期办公。党和国家领导在这里的国事活动很频繁，其他工作也很活跃。不但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来了，而且军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领导也都来了，同时，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的许多领导也根据需要来了。据统计，1984年来北戴河办公休息的党和国家领导47人，省部军级以上领导379人。参加会议的各部和各省领导很多，房子不够住，有时只能让与会者开会住上一宿，然后赶快回去，而且连秘书都不让带。对此，国务院决定第二年暑期前在院里扩大建筑面积2倍以上。 但在此前，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已经先行建设自己的专用休养所，并于1984年建成交付使用。同年建成的还有城乡建设环保部北戴河休养所等数家休养所。1985年，五大班子以及中顾委都来北戴河办公休养。已建有休养所的各单位也开始各自接待本部门、本系统的领导来此办公和休养。
1989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海滨 1982年至1989年，是北戴河国有休养所、疗养院兴建的一个高峰。不但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北戴河新建、扩建休养所，而且全国许多省市也在此兴建休养所。同时，许多国办的事业、企业单位也在此修建了大批疗养院。据1990年统计，新建休疗养院所138个。 当时新华社记者曾经写出内参，反映北戴河国有休养疗养院所及所谓培训机构过多过滥，不但圈占了最好的区域，而且占有了大量的海滩，一般游客不能进入。但是新华社及中央众多新闻单位也在此期间新建了自己的休养所。 1989年，邓小平依然和往年一样，来到了他特别喜欢的北戴河海滨，8月22日在这里度过了 85岁生日。从北戴河回京不久，9月4日邓小平申请辞去他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中央军委主席。 自1984年到1992年，邓小平的生日几乎都是在北戴河度过的。 北戴河的特殊作用 如果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办公，会有两个明显的信号：召开会议，接待外宾。外界通过对这两件事的公开报道，了解到领导人正在北戴河。这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举办外事活动的场所，中央的若干重大决策也是在北戴河做出的。如80年代初的“严打”和1998年的抗洪抢险。2001年，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中做了如下记录：北戴河的这片宅邸警备森严，里面都是宽敞的淡黄色二层小楼，与这个海滨疗养胜地很相宜，但是在谈到它们时，江泽民对他的客人们说：“人们认为我们在这儿度假，但实际上根本不能休息，一天都不行。”“但每天我还要做一件事，”江突然插了一句“在这11天里，不管是什么天气，我每天都去游泳。” 2003年7月19日，人民网的一则消息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中央已经决定，今年夏季，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将不到北戴河办公。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去北戴河等避暑胜地。北戴河“夏都”的身份开始成为历史。
2005年8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戴河看望吕正操（右）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一年的8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戴河专门看望了在此避暑的抗日名将吕正操。胡锦涛的这次北戴河公开露面活动，是他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在北戴河的唯一一次公开露面活动。 每年夏天来北戴河海滨的，除了来自海内外各地的游客，还有两部分引人注目的人士：一是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由中央组织部组织来休假的专家人才；二是由全国总工会组织的全国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010年和2012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两次在北戴河会见了在这里参加暑期休假活动的优秀专家和基层一线人才。 时至今日，北戴河仍是京津冀、东三省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来自韩国、俄罗斯的境外游客每年都在显著增加。2013年7月，北戴河第一座五星级酒店开业，标志着北戴河旅游产业的升级。历史悠久的疗养院、经济实惠的家庭旅馆、高端豪华的星级酒店，吸引着不同的游客，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参考资料：孙志升《大雨落幽燕——北戴河百年风云》、《北戴河与新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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