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中国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2024-8-17 19:21|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金石|来自: 金石笔记

摘要: 古钓鱼台过去是封建帝王游憩的行宫，王公贵戚的别墅园林，迄今已有800多年历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古钓鱼台基础上建成了国宾馆，这里就成为新中国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建国以后众多的外交大事几乎都在这里留有 ...

古钓鱼台过去是封建帝王游憩的行宫，王公贵戚的别墅园林，迄今已有800多年历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古钓鱼台基础上建成了国宾馆，这里就成为新中国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建国以后众多的外交大事几乎都在这里留有痕迹钓鱼台见证了了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过程。

钓鱼台初沐风雨

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典前夕，钓鱼台国宾馆迎来了第一批贵宾。苏联、越南、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蒙古、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来到在中国首都，入住了刚刚竣工的钓鱼台国宾馆。

国宾馆12号楼，住进了金日成率领的朝鲜代表团；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入住了8号楼；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代表团入住了其他迎宾楼。率领苏联代表团的是赫鲁晓夫，作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赫鲁晓夫住进了最尊贵的18号楼，苏联代表团在18号楼前栽下了象征和平友好的纪念树，其他各国代表团也在各自住的楼前栽种了纪念树。

从此，钓鱼台国宾馆开启了专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世界知名人士的任务，成为了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事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身材矮小的赫鲁晓夫抱怨浴缸小

1959年9月底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接受中国的邀请，前来参加新中国十周年庆典，在钓鱼台国宾馆下榻。这是赫鲁晓夫的第三次访华，但是第一次入住钓鱼台。此时的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许多微妙变化，但赫鲁晓夫仍然表现得趾高气昂高高在上。

入住了钓鱼台国宾馆里最尊贵的18号楼，赫鲁晓夫似乎并不满意，他对负责接待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抱怨：“宾馆里的浴缸太小了”。

彭真听闻此言疑惑不已：赫鲁晓夫身高不过1.68，宾馆中的浴缸尺寸远远超过他的身高，如此，赫鲁晓夫为什么嫌浴缸小？

五十年代末中苏之间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都面无表情。

事实上，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由于某些利益纠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冲突，中国与苏联分道扬镳的意味已经十分明显，但苏联并没有放下“老大哥”的架子。赫鲁晓夫挑刺性的抱怨，一来是以此炫耀苏联高高在上的地位，二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故意刁难。区区一个浴缸都能够引起不满，赫鲁晓夫的心胸，着实无法配得上硕大的苏联。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与中国翻了脸的苏联，曾利用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对中国的仇视态度，想利用联合国与美国共同压制中国。

六十年代美苏争霸（头像为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苏联元首赫鲁晓夫）

中苏关系的破裂，使中国陷入了被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孤立的窘境，国家外交面临着许多困难。但中国庞大的躯体，坚持自力更生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使中国国力不断增强，逐渐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微妙地位，有着特殊的作用。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在国际国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一方面，美国内严重通货膨胀，经济走向持续低靡，百姓生活水平下降，反战情绪高涨，街头游行此起彼伏；另一方面，越战中美国深陷泥潭，国际舆论对美非常不利，在世界上形象不好。而处于峰巅状态的苏联，对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那时美国在与苏联的争霸中，并没有明显占据上风。

1969年1月，取代美国民主党总统约翰逊入主白宫的共和党人尼克松，成为美国第37任总统，面对内忧外患，他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

1969年1月入主白宫的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

在对国内外形势综合分析研判之后，尼克松开始注重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尼克松主义”应运而生。

尼克松主义是尼克松提出的调整美国对外政策战略重点的主张。60年代后期，美国的实力在侵略越南战争中遭到很大的削弱，在国内陷入空前的经济、金融和政治危机。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提出美国收缩战线、越南战争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新亚洲政策”。

尼克松主义处理了美国在二战后两度介入亚洲战事（朝鲜战争与越战）的矛盾；订立了美国国际干涉的三大标准：第一，美国将信守条约承诺。第二，如果某个核大国威胁将与美国结盟的国家之自由，或威胁到美国视其生存攸关国家安全之国家时，美国将“提供保护伞”。第三，一旦涉及到非核之侵略，美国将“依赖直接受威胁的国家，承担起提供防御之人力之主要责任”。

尼克松主义代表了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基本立场，是美国对待其全球主要盟国方针的中心。狭义上，尼克松主义只限于美国调整其海外义务，以及与其盟友的关系；广义上，还包括对中苏政策的总方针，即“实力”加“谈判”。尼克松在1970年的国情咨文中，就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并指出后两点是对共产党国家政策的两个方面。在以后一些政策声明里，他又把这一“新战略”与“尼克松主义”交替使用。在尼克松主义的指导下，美军退出了越南战场，改善了中美关系，把战略重点转向苏联，从而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地位。

中美关系破冰的起点

中国作为亚洲大国和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与苏联发生了龃龉和博弈，自然成为尼克松倍加关注的对象，他想借助中国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加强美国同苏联博弈的力量。

自入主白宫起，尼克松在多个重要场合公开表明，美国不再坚持前任僵硬的外交政策。他不仅在就职演说时暗示改善对中国的关系，更是在接受极具影响力的《时代》周刊访问时说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如果说在我死之前我有什么心愿的话，那就是去中国看看，如果我无法实现，那我想让我的孩子们去。”

尼克松担任总统后，开始频繁访问亚洲一些国家，并多次表示：美国将要和中国进行接触，因为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对于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都是一种阻力。

在罗马尼亚进行访问时，尼克松更是直接宣称：“我们不应该孤立中国，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美国愿意与对方都建立友好关系。”期间，尼克松还曾托法国总统戴高乐给毛泽东主席传言：“中美两国在过去互相敌视了20年，如今我迫切地想要结束这种状态。美国绝不会再以任何方式打压和孤立中国的发展，诚挚希望在我的任期内中美关系能够有所改善。”

接收到美国总统关于对中美关系缓和的信号，我国领导人也开始积极调整相应的外交战略。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武装冲突将中苏两国关系拉到最低点。1969年9月4日，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吊唁。因考虑到当时不宜与也去吊唁的苏共代表团碰面，周恩来与叶剑英在尽到礼节之后，马上直接飞回了北京。周恩来的这一举动，第二天就引起了国际舆论，美方媒体对于此事件更是进行了大肆渲染，称中苏关系的糟糕，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境地。

面对国际上的舆论，周恩来有意回避，不做任何反应，这给了苏联方面巨大的压力。毕竟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苏联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美国利用中苏矛盾。三天后，周恩来就收到了苏联方面发来的急电，对方迫切想要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会晤。

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69年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返苏途中的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其实，这次会晤的目的已经不言而喻，苏联想同中国缓和关系，借中国压制美国。由这次会见引出的后期谈判，持续了九年，双方虽然争持不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之后再也没有发生武装冲突。

中苏之间高层的往来，引起了美国的不安。尼克松担心苏联在自己之前与中国修复关系，从而对美国造成新的威胁。他下定决心加快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步伐，开始积极寻找与中国接触的办法和渠道。

1969年8月尼克松去巴基斯坦出访，趁机让两国共同的朋友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叶海亚.汗，向中国领导人传话：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也不会再采取任何行动孤立遏制中国的政策，希望能与中国产生正常的对话。

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牵线搭桥的巴基斯坦前总统叶海亚.汗

同年十月，为了表达诚意，美国采取了直接行动，正式通知我国政府，他们已决定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之后美国还努力寻找各种机会同中国产生交集，试图合理地打开与中国正常来往的大门。

终于在12月，华盛顿政府授意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大使传达了白宫的旨意，表示美国有意恢复同中国大使馆的联系，愿意和中国大使进行会晤。周恩来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感到中美关系改善有望开展，立即报告给毛主席：“找到门道了，可以敲门了！”

作为对美国释放善意的回应，周恩来批准释放了此前因驾游艇驶入中国海域而被扣留的两个美国人，并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

1970年1月20日，已经中断了两年的中美两国大使级会唔在波兰华沙恢复。至此，中美两国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进行了外交上的正式接触。

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后来将这一阶段中美双方的相互试探和周旋，称为“美国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1969年11月，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驻巴大使表示，美国总统尼克松托他捎信：尼克松想要与中国领导人接触。

一周后周总理在面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表示：“尼克松若想和我接触，尽可以利用官方渠道。”

美国在收到信息后，再次通过巴基斯坦急电中国驻巴大使：“我们想要寻求一条由白宫前往北京的特殊通道，这条通道必须足够保密，双方也好在绝对的不受外界干扰的环境下自由决断。”

作为绝对优秀的外交家，周恩来总理立刻心领神会：尼克松想要利用巴黎协会谈判的机会，让基辛格秘密接触中方，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开始启动。

基辛格秘密住进钓鱼台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在公开访问巴基斯坦之行途中秘密转道北京，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尼克松访华问题，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深入交流。大约一周后，这个消息在双方同意下向全世界公开，顿时成为当时轰动全球的第一热点新闻。

7月9日下午1时许，一队轿车由木樨地向北转入三里河路，再向西进入钓鱼台国宾馆。车队在六号楼前停下，年轻的服务人员热情大方地接待来访的神秘客人。

7月9日下午4点，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同基辛格会谈。当时为了绕开美国政府的内部审核，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突然北上秘密访华，美方代表团9日中午12点20分抵达北京。抵京4小时后的这场会见，是新中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次正式谈判。

据时任中国外交部礼宾司接待处副处长唐龙彬的回忆，周总理到达时，基辛格已率美方全部人员在会议室屏风前迎候。他热情地上前握手，并感谢了中方的招待，还说：“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而周总理也自然得体地说：“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

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举行会谈

7月11日，神秘客人离开北京，7月15日，一则公告发表，人们方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了北京。

后来基辛格在撰写的《论中国》中回忆，在抵达中国之前，美国对北京谈判的方式还不太了解，对中国国家外交官的想象还停留在对苏联领导人的刻板形象中。他提到前苏联外交家安德烈·葛罗米柯说：他在谈判中的表现无懈可击，在实质问题上也绝不让步，但他的自律有时候让人感觉他太紧张了。

但在与中方接触之后，基辛格发现周恩来总理那么的泰然自若，落落大方，好像没有任何事情会打乱他的方寸，也好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迎接美国总统的使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对基辛格的“烤鸭外交”

为了接待好基辛格一行，周总理特别指示：在外宾的房间里不要放任何宣传品。中国出版的中、外文报刊，只放置在门厅、客厅、休息室等公共场所，由客人自由阅取。周总理还指示，客房中放的烟、茶、糖果，每天要换。

第一天，客人没动，第二天东西少了许多，离开时，糖果被一扫而光。美国人把中国糖果带回国，作为珍贵礼物送给亲友。

为了保密，接待班子(包括翻译、联络、医务、安全、服务、司机等)都不能与外界联系，接待期间不能回家。美方也严格采取安全保密措施。基辛格本人外出时，轿车黑帘拉得很严实，尽量通过地下通道进出。

首日会谈于9日下午4点半在5号楼举行，双方分坐在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子两旁。周恩来的两边是叶剑英、黄华、章文晋，基辛格的身旁是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霍尔德里奇、洛德和斯迈泽。

以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周总理请基辛格首先发言。基辛格在念完开场白后，放下稿子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打断他的话说：“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在谈论访华目的时，基辛格说：“我们认为，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传统、意识形态和实力，需要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到影响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所有事务中来。”接着，他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有两个，首要的是议定尼克松访华事宜，其次还将讨论中美间共同关心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

听完基辛格的发言，周恩来首先针对基辛格所言“平等的关系”回应道：“首要问题就是平等，换言之，互惠的原则。一切事情都必须按照互惠的方式来。”

周恩来说：“中美人民友谊的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被讨论了。”他回忆道，早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他就对美国记者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随后不久，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8月1日正式开始。然而，这场持续15年的会谈没能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实质问题。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原因主要在于，“是否有解决问题的意愿，这是关键”。

周恩来接着指出：在十几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大使总是说愿意先一步步解决小问题，双方再逐渐达成共识。而我们则不断强调，只有首先解决根本性问题，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我们的立场总是有分歧”。而中美谈判中最关键的“台湾问题”，在一开始就被周恩来抛了出来。

10日上午，基辛格参观故宫后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周总理再次会谈。会谈之初，由于双方都在互相摸底，谈话都非常谨慎、紧张。

长途跋涉，周总理十分关心基辛格的吃住情况，遂向基辛格建议：尝一尝北京烤鸭。

周总理想让基辛格尝尝北京烤鸭，但去烤鸭店不方便，于是便请全聚德的一位师傅来钓鱼台宾馆现搭烤炉，现场烤鸭。

十日午饭时间，“唱主角”的就是北京烤鸭。周恩来向基辛格介绍烤鸭的吃法，并亲自为他夹上片好的鸭肉，放在荷叶饼上。临近午宴结束时，周恩来提议大家举杯共饮茅台，预祝双方下午的会谈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