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中轴线上的“古城之心”

2024-8-19 11:49|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高申|来自: 天天副刊

摘要: 编者按：随着北京中轴线的申遗成功,钟鼓楼城市地标和文化符号的地位日益凸显，本文刊发文化学者高申对钟鼓楼寻访、解读的文章，读者可感悟其中的文化传承与历史质感。一组二十五面复制的牛皮大鼓钟鼓楼是对两座单体 ...

编者按：随着北京中轴线的申遗成功,钟鼓楼城市地标和文化符号的地位日益凸显，本文刊发文化学者高申对钟鼓楼寻访、解读的文章，读者可感悟其中的文化传承与历史质感。

一组二十五面复制的牛皮大鼓

钟鼓楼是对两座单体建筑放在一起的混称。

国内的庙坛、佛寺、宫观等很多地方，钟楼与鼓楼都分开设置，而且是一东一西，左钟右鼓，这是从坐北朝南的殿宇方向来定位的。左侧为东，右侧为西，太阳东升西落，清晨鸣钟傍晚击鼓，即所谓“晨钟暮鼓”。

参观北京的钟鼓二楼，可以沿着中轴线的方向，先南后北，先鼓后钟。

鼓楼的南门（即正门）不开放，所以我们需要从鼓楼东西两侧的钟楼湾胡同绕到北门。购票进入后，可以在一层看到几件文物：清乾隆年间御制碑的拓片，维修钟鼓楼时发现的钟楼“镇物”，钟鼓楼屋顶的走兽，当年宋哲元、秦德纯捐资兴修的“北平第一民众教育馆附设儿童运动场”所立标志碑，以及钟鼓楼的历史照片、建筑模型、科普介绍等。

看罢，您要系紧鞋带，活动活动腿脚，开始扶着高梯爬楼。到二层，能见到一组二十五面复制的牛皮大鼓。在这组大鼓的西侧尽头，有一面破损的主鼓——据说，这面主鼓是在“庚子国变”时被日本侵略者用刺刀捅破的。这面晚清时期残留下来的主鼓，也是鼓楼二层唯一的一件“古物”。旧鼓旁边，是依照它复制的两面新鼓，分别用在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与1991年北京市文物节开幕式上。

看完鼓，再看罢复制的古代报时器，眺望过中轴线的壮美风景，咱们下高梯，不急着出鼓楼北门，往右侧多绕一小段路，可以看到位于鼓楼脚下的国家二级文物麒麟碑。

麒麟碑在楼外东侧，是一尊安详矗立着的照壁，正面镌刻着一只威风八面的麒麟。它寄居于此已近百年，默默无闻地感受着岁月流逝。

麒麟碑享誉京城，它的故事要从下面的麒麟碑胡同说起。

麒麟碑胡同的那些往事

如果您对东城区有所了解，或许知道：在宽街路口东、张自忠路西段路北，有一条名为麒麟碑的胡同，胡同东侧是中剪子巷,谢葆璋、谢冰心一家在此居住过；胡同北侧，紧邻府学胡同西段的元代刑部监狱，如今文丞相祠的位置，囚禁过民族英雄文天祥。

麒麟碑胡同本身就更有说头了。它与府学胡同之间的一大片院落，最初是崇祯帝老国丈田琬（田贵妃之父）的宅第。陈圆圆也曾在这里登上“歌舞场”。据说，吴三桂就是在这里认识了陈圆圆。

康熙年间，这个地方是靖逆侯张勇的驻地。到了晚清，此地又成为尚书志和的宅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于西总布胡同的李鸿章旧居改成祠堂，李鸿章之孙李国杰便买下了志和宅，以奉养老母。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末代皇帝溥仪及清皇室成员赶出紫禁城。那时候，李家宅院已经被分割开，没了住处的同治帝遗孀敬懿、荣惠皇太妃无奈住进了东院的北部。1935年两人去世后，被清室用汽车拉往清东陵，随后举行了清东陵的最后一次葬礼，此时距东陵盗宝已过去七年多。

东院的南部，则被顾维钧买下。“北京政变”发生之后，顾维钧到天津暂避，宅子闲置下来。时隔未久，孙中山北上来京，被段祺瑞等安排住在此处。于是，顾维钧宅院也被称作孙中山行馆。

1925年2月18日，身患重病的孙中山由协和医院移至行馆接受中医治疗。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行馆。所以孙中山人生的最后20多天，是在这里度过的。

李家老宅西院，先是作为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的官邸，后又被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及附属产院所使用。在这里主持校务的，是中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创始人杨崇瑞，也就是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师姐。由于学校教学质量高，在当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被称为北平八大学府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经的东西院落均被日本侵略者强占。到了1946年，再由北大购得，经过一番修缮，东院改为北大教授的宿舍。根据资料记载，北京大学曾有几十位教授在此居住。此处宿舍最初被叫做麒麟碑宿舍，后改称府学胡同宿舍。北大教授们迁往燕园之后，这里成为北京市文物局所在地。

麒麟碑胡同与麒麟碑

聊了这么多麒麟碑胡同的过往，您会不会感到好奇，这麒麟碑原来放在什么地方？怎么会成为这样一条胡同的名字？其实，早年间的麒麟碑胡同，因形似口袋，所以叫做口袋胡同，直到1947年，才改称麒麟碑胡同。据说，改名的原因是在胡同南口发现了一通刻着麒麟图案的石碑。

然而，咱们在鼓楼脚下见到的明明是一座照壁，而非石碑，如果起名，也应该叫麒麟壁胡同才对。这条胡同在历史上并没有寺庙、宫观、祠堂的记载，矗立一座石碑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这里有过高门大院，而且还是王公贵胄、皇亲国戚居住的院落，在宅院门口安置一座气派的影壁则是很有可能的。有学者说，胡同名叫麒麟壁太过拗口，而且此影壁也不够宽大，所以称“碑”更容易被接受。

这座麒麟壁，据考证是明代留下来的，但它又是来自谁家的大门口呢？根据一些文献资料推测，它是明嘉靖朝重臣仇鸾府前之物。据民间流传的说法，仇鸾为体现自己的排面，命人用汉白玉雕刻了一座麒麟石碑，不过阳宅立碑终归不对劲，于是就镶在了门前的影壁上。等到仇鸾死后获罪，戮尸抄家，门前象征权势的麒麟影壁也被推倒，随即被埋在地下，一埋就是几百年。到了民国时期，当地住户翻建房屋，才把埋藏已久的碑壁挖了出来，于是胡同也跟着改名为麒麟碑胡同。到底是学者的说法对，还是民间的说法对，咱们还是等着更多史料的出现吧。逛鼓楼时，可别错过这块被保存在此处的麒麟碑啊。

此外，在麒麟碑胡同南口还出土了一对塌腰石狮子。当时这对石狮的头顶露出街面儿，身躯却早已埋在地下。经鉴定，它们居然是元代遗存。如今，这对塌腰石狮子放在白塔寺的大殿前面，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也前去一觅“狮”踪。

朱棣留下的三口大钟

穿过钟鼓楼之间的小广场，来到钟楼南门。南门入口东侧矗立着乾隆御制碑的真迹，此碑被誉为中轴线北端第一碑。进门参观钟楼一层的临时展览后，出门按照指示牌的方向，开始第二段爬楼之旅。比起鼓楼来，这段高梯更陡一些。二层保存着一尊硕大的古钟，它就是北京的钟王永乐大钟。

看到这里，或许您会一愣：不对吧，永乐大钟不是安放在北三环的觉生寺，也就是大钟寺里吗？怎么鼓楼里还有一尊？

行文至此，咱们就得说说永乐帝与他的那些大钟了。

永乐帝为后世留下来三口永乐大钟：其一，是曾经挂在钟楼上，后由大钟寺博物馆收藏的永乐铁钟；其二，是钟楼内悬挂的铸造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永乐铜钟，这也是目前国内最重的铜钟；其三，是如今悬挂在大钟寺的永乐铜钟。

主持铸造永乐大钟的是一代帝师姚广孝。该钟的烧造地点为鼓楼西大街的铸钟厂。据史料记载，至明朝末期，由铸钟厂制作且被保存下来的大钟，至少有十口。至晚明时，因政府缺钱，便将古钟融化，用以铸造铜钱。待到明朝结束，只有这三口古钟幸存。

钟楼上先后悬挂过两口永乐大钟。首先挂起的是铁钟，但由于敲击声音不够响亮，不能实现为京城撞钟报时的功能，于是永乐帝又下旨铸造了铜钟。这尊巨大的铜钟通高7.02米，钟体高5.55米，重达63吨，从重量上来说，堪称古钟之王。由于这口钟是铜锡合金铸造，具有良好的硬度及韧性，声音较铁钟洪亮许多，延长音也绵延不绝，据说能传播十公里左右。

如今悬挂在大钟寺之内的华严大钟是永乐帝为了超度死于征战中的亡魂而铸造的。华严大钟烧造出来后，悬挂于景山以东的汉经厂内，作为明代帝后皇族的祈福之钟。永乐帝亡故后，汉经厂也慢慢衰败下去。后由于汉经厂房梁衰朽，大钟随之坠地。大钟坠地后，就此沉寂了150年。

至万历帝当政，为了侍奉崇佛的生母李太后，万历皇帝决定搬迁早已闲置的华严大钟，将其送入而今西三环东侧的万寿寺内，钟声才重又响起，紧一声慢一声，传遍大半个北京城。

待万历帝孙天启帝即位，有臣僚进言，说这华严大钟的方位冲了当今圣上的龙运。天启帝听信此话，下令将大钟再次落地，这一落，又是一百余年。

进入大清，雍正帝决心再次悬挂华严钟，但他没能活到自己所期盼的那一天，华严大钟重新上梁已是乾隆八年（1743年）。重装上的“大钟”，也不是天天响。按照乾隆朝后的清廷规矩，只有在久旱无雨之时，为了祈雨才能敲响大钟。

乾隆御制碑出自谁之手？

参观钟楼的时候，您关注过入口处东侧的那通古碑么？根据古碑旁的文字介绍，它是一通乾隆御制碑，但并非出自乾隆御笔，而是出自一位曾让乾隆帝“侍候”过的人。

他就是梁诗正。咱们先来看看梁诗正是怎样的一个人。

梁诗正是杭州人，据说五岁才能说话，11岁才学会写小作文，34岁在科举中得中探花。他的童年时代算是发育迟缓，青年时代可谓大器晚成。而从他后来的施政谏言水平来说，基本上就是个书呆子，他的最大优势是写得一手好字。

梁诗正在担任了四年翰林院编修后，经过雍正帝现场试诗，被选入上书房，成为诚亲王允祕、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的老师。彼时的弘历，已是一个24岁的青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甚为喜爱。对于弘历与梁诗正的互动，继位后的乾隆帝讲道:“彼时余学已成，名为师，而实友。”

接下来，便是前面所说的那个“侍候”帝师的故事了。某日，梁诗正帮弘历写大字，恰好雍正帝到。雍正帝命他继续写，因墨染衣袖，雍正帝便让弘历帮梁诗正托衣袖，弘历欣然从之。后人据此传说“乾隆给梁诗正当起了书童”。多少年过去后，梁诗正一直珍藏着那件被墨浸染过的衣服，关键部位则是被弘历托举过的衣袖，他还打算在亡故后穿这件脏衣服下葬，表示感恩两代天子。

待“托袖书童”即位后，梁诗正成为其“五词臣”之首，且一直在朝中任职，做遍了除礼部外的其余五部尚书，只是没啥政绩。由是，比较了解师父才能的乾隆帝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梁诗正)供奉内廷，不过笔墨之事。”当然，乾隆帝一再称誉梁诗正的书法：庄雅雍容，自然合节。

梁诗正一生平稳，但庸庸碌碌，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逝于任上，终年67岁，身后入祀贤良祠，乾隆还拨了一千两白银为他料理丧事。

说来也巧，梁诗正生前的宅院就在距离中轴线不远的杨梅竹斜街上。宅院在路北，路南的位置则是京城最早，也是设施最好的东升平浴池，斜对面则是泰丰楼饭庄。当然，这条街上出现浴池和饭庄的时候，梁诗正已经去世百年了。

更凑巧的是，在梁诗正活着的时候，曾经为钟楼的重修撰写过碑文，而这方“御制重建钟楼碑”，就当当正正地摆放在钟楼南侧进门处。

在梁诗正撰文碑的反面，还刻着另一篇大作。文章作者是时任京兆尹的薛笃弼。这篇作品的名称，叫“京兆通俗教育馆碑”。

薛笃弼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撰写这样的碑文？

原来，祖籍山西的薛笃弼，与鹿钟麟并称为冯玉祥的左右手，且被冯玉祥视作文胆。薛笃弼追随冯玉祥的脚步，跟着他一道宦海沉浮。风光的时候，薛笃弼曾任内务次长、卫生部长、水利部长等职。当然，最可说道的，还是他担任京兆尹的那段日子。

1924年年底的“北京政变”后，京兆尹薛笃弼授命主持京师治理。彼时，“鼓楼各层，修葺一新，改名‘京兆通俗教育馆’，陈列各种模型图片，宣传吸食鸦片之害、赌博之害、随地粪便之害、蚊蝇之害，移风易俗，颇益民生”。教育馆建成后，要立碑纪念，只是运送碑材的成本太高，于是因陋就简，改用梁诗正撰文碑的背面刻“京兆通俗教育馆碑”。

薛笃弼还把鼓楼更名为“国耻楼”，将八国联军损毁的文物公开展览，以唤醒人们的爱国意识。此外，在鼓楼上设了图书馆、在钟楼上开设民众电影院。由于政局动荡，外加经营不善，影院亏损严重，终于1949年1月停业。教育馆迁出钟楼和鼓楼，但石碑却长久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