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官式建筑术语研究的若干问题 1. 研究的意义 建筑“语言”—“术语”,作为“语言”不断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掠影,密集的反映了一个时段的营造语境:如何认知、表述、营修建筑。这种约定性语言符号的理解与科学化,直接决定相关的建筑实物、档案文献的研究解读,因此术语研究是建筑史学研究和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早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初,前辈建筑史家便意识到术语研究的根基性作用,将其确定为主要研究方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开拓性成果:清工部《工程做法》与宋《营造法式》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建筑两部“文法课本”。 明清官式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遗存最丰富、规模最大、信息最完整的文化遗产,相关术语研究更具重要意义。遗产保护方面,修缮规模最大的仍是明清官式建筑,然而自学社以后,术语研究长期缺乏持续投入,过往修缮、测绘、研究中发现的诸多问题表明相关研究已经严重滞后,面对大量的修缮工作,甚至直接导致改变原状的错误操作。 随着研究的深入,体系性出现的卷帙浩繁的清代各类建筑工程籍本、样式雷图档等,包罗了相当完整的各类建筑信息,但也因术语解读的滞后,一向受到冷遇,其珍贵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认识。 2. 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追溯历史,自 1929 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以来,作为我国建筑史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奠基者,学社前贤精诚投入,取得饮誉世界的成就。其中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推进宋《营造法式》及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两部中国古代建筑的“文法课本”的整理研究,以解决中国古代建筑术语名词问题。在明清官式建筑方面,梁思成、刘敦桢、王璧文等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通过清代遗匠的具体指导,以实物对照文献,进而依据研究成果补图,完成了《营造算例》的校勘注释,形成了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这一图释性的经典之作,其基本目标就是要解决 “最费劲,最困难”的术语解读工作(图 1)。 在研究中,梁思成曾欣喜发现,《营造算例》可依据所记比例、尺度等数据绘制图样,即“以算求样”,术语问题可迎刃而解:“因为说明如何算法,在许多地方于样的方面少不了有附带的解释,我们现在由算的方法得以推求出许多样的则例,是一件极可喜的收获。” 继而王璧文“以算求样”研究清代官式桥座的《算例》,也取得不凡成果。此后直至 1980 年代,在建筑和文物界,术语名词基本局限于梁、王的成果,遗缺甚多。一向没有类似《清式营造则例》那样的更系统更完善的图解。梁思成希望以《清式营造则例》作为《营造算例》的导读,推进后者的深化研究,但今人往往只把前者当作经典,后者却几乎成了依附前者的一部死书。 1980 年代以后,王璧文和王世襄继续营造学社的工作,非常重视《营造算例》和作为及其源头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前者完成了清工部《工程做法》注释补图,后者把体系性的大量清代官式建筑工程籍本,汇为《清代匠作则例》系统出版。但研究发现,更多更重要的工程籍本仍未能收录,最关键的图释工作也没有进展,均没有“以算求样”的术语图释(图 2)。 另外,面对亟待修缮的大规模明清古建筑,一系列作为营修技术课本的优秀工匠著述集中涌现,内容均是匠人视角的技术积累和科学总结。如李全庆《中国古建筑琉璃技术》、马炳坚著作《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刘大可著作《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等研究成果。其中虽有大量图释,但主要根据修缮工程测绘和工匠口传而来,马、刘甚至没有涉及对应的工程籍本(图 3)。 例如,《营造算例》记载明代及清雍正朝以前歇山顶榻角木“挎下露明”做法,马炳坚通过实物测绘发现,该做法不同于《清式营造则例》,却不明其术语与年代(图 4); 元代以来,尤其是明清的官式建筑中,大量歇山顶采用挑金悬四柱做法,工匠深谙此术语,却一向没有发现并引徵对应文献与图解(图 2-5); 木作中,明嘉靖中期以后,官式建筑普遍采用拼厢做法,大量相关术语,在已有论著中却基本空白(图 6); 石作中诸如靴头、马蹄、抄手踏跺、垂手踏跺、正面踏跺等等名词,既有研究均未涉及(图 7); 屋面瓦作当中勾头(筒瓦)而非滴水(板瓦)坐中,系雍正朝之前做法,既有实物,又不乏文献依据,但在已有论著均未反映; 与相关文档属于同一体系的样式雷图档、烫样,同样包含了大量的技术术语亟待整理,例如惠陵已做现做活计图的碑亭建造过程直观地展示相关施工工艺以及大量技术术语(图 8);万佛楼东所澄性堂烫样贴签中也包含大量建筑术语名词(图 9)。 海外现藏大量明清官式建筑工程籍本,略如日本东洋文化研究馆藏上万件文书中的大量术语也未能系统整理,其中诸陵工程报告更是几日一记,术语描述竭尽周详(图 10); 大量术语解读的空白,导致更深入术语内部的理解与研究难以展开,现有的出版物中术语甚至无法分类。 概念类术语,因为营建方法的逐代传承,展现出更强的继承性。如:明清木构架重要控制尺度“举步架”自“举折”而来,这一点延续了西汉以来的“折矩”(即矩形对折)之意,用矩形两边控制斜长长度及角度,至于明清两代举步架仍以方形两边(举架与步架)之比确定斜长角度,用举架加斜法计算长度。(图 11) 又如:平水,取“以水找平”之意,分别用于建筑之屋盖、木构架、基础两两交接处找平,用以保证建筑搭接稳固。这种“定平”的古老方法和术语名词仍保持在清代建筑中:木作中檩(属屋盖部分)下皮削平与大木结构找平;石作部分则用以券顶与侧墙找平。 名词类术语,则基于用日常事物精简描述构件核心特征的构词法,展现出更强的语言性,更易改变,也更为灵活。如:宋营造法式之侏儒柱,一如清之童柱(或仝、同),取名皆立意于柱子相比于常柱矮小之特点,犹如孩童之与成人或侏儒之与常人。平板枋,则是立意于长度较长断面较薄之枋木,并非一对一的固定名词。石作中,为便于理解施工,以一个雕刻木构件命名整块石料的情况大量存在。长久以来,西学移植来的“单词化”术语认知方法,导致这种以语言为出发点的命名方式竟被完全忽略,相关文法、语法、算法的研究也无人问津。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于文献汇集不齐,大量遗存建筑实物缺乏系统测绘研究,术语解读因而难以系统、完整、全面、深入。这也直接导致相关修缮工程实践和研究存在盲区和误区,甚至改变文物建筑原状的误操作。 3. 进展与发现 在明清官式建筑研究方面,1941 年以来,尤其 1980 年代以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竭诚赓续中国营造学社优良传统,长期开展大规模古建筑测绘研究,已覆盖明十三陵、明显陵、嘉峪关、故宫、颐和园、北海、天坛、太庙、社稷坛、清东陵、清西陵等等明清皇家建筑,仅颐和园就完成数字化测绘图4000 多件。同时,还主持了大量明清官式建筑修缮工程。 为了与实物研究相对应,更系统挖掘整理和研究了明清皇家宫殿、陵寝、园林等档案文献。发现了数量空前的工程籍本(图12),包括海量的各项相关工程的《工程做法》册与近千卷《销算黄册》。研究证明,所有的《销算黄册》都具“以算求样”的价值和意义。 研究表明用推算作图方法来重新研究《营造算例》,进而扩展到已知各《销算黄册》等工程籍本,可以普遍延伸到大量对应的清代皇家建筑工程,有效解决大量无人知晓的术语释读。 随着研究的深入,又发现近两万件样式雷图档可与遗存建筑实物及相关档案文献(包括各类工程籍本)直接对应,证明它们同是明清工官制度体系的产物;在这一体系中,文献、实物、图样具有彼此融通、互补、互证的关系(图 13)。相关联的术语体系,也相当规范、缜密! 略如清代陵寝研究中,定陵牌楼门相关术语的解读,就是实物测绘与该牌楼门《销算黄册》核算互证的成果。其中木结构为落架分件测绘,石结构需根据实测结合《销算黄册》的推算,隐蔽的榫卯也全部得以解读(图 14)。 通过大量遗存实物测绘、对应工程籍本推算作图、文献考据、核证样式雷图档等等,业已清楚的是,清代官式建筑的砖石结构做法(图 15,继承了元代以来的成果,拱券一般采用筒拱和穹顶结构,前者普遍使用双心圆券型,而在元末之前,皆为宋《营造法式》所谓“卷輂”的半圆券型(图 16);后者为半圆券旋转体的穹顶,在元代以后成为明清官式建筑基本做法,称为锅底券(图 17,18)。然而在 1956 年以后,相关学界,双心券的筒拱却被普遍讹称锅底券。这一认知,不仅弥补了过往研究中的遗缺,更修正了学界中的误判(略如唐寰澄《中国古代桥梁》、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刘大可《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等)。这一成果,2018 年在南京中国古代城墙申遗国际研讨会得到了高度认同。 重要的是,2000 年,在天津大学负责勘察设计,嗣后大规模修缮的青海乐都瞿昙寺隆国殿(始建于永乐十六年,即1418 年)梁架上发现大量工匠墨书题记,经与相关文本比对研究,释明了大量术语,证明清代的术语体系和明初的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图 19)。 术语的阐明也有助于明清皇家典章当中相关语境的解读,如明清历朝实录、起居注、会典等等,以利明清史的研究。 4. 结语 综上所述,认真审视营造学社以来有关明清官式建筑术语体系的研究历程,大量事实证明,学社前贤们践履的方向,实属高瞻远瞩,所彰示研究方法,也是行之有效,既应当认真继承,更有必要而且必须进一步扩展:一是全面、系统、深入地挖掘整理传世明清官式建筑工程籍本,以及传世样式雷图档中相关技术术语体系,二是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和完善明清官式建筑测绘资料,在此基础上,通过学术研究与相关工程实践的密切结合,整合并融通物、图、文,综合互证,推进明清官式建筑术语体系研究,以满足科学研究、专业教育、文物保护、乃至面向公众的展示、旅游等多方面的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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