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历史上很滋润的一段时光

2024-9-9 11:47|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赵珩|来自: 燕舍谭

摘要: 北伐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6月21日宣布北京和上海作为特别市，北京改名为“北平特别市”，不再作为全国的首都，“北京”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因此开始有了“故都”“古都”“旧都”这样的名称。　　这一 ...

北伐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6月21日宣布北京和上海作为特别市，北京改名为“北平特别市”，不再作为全国的首都，“北京”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因此开始有了“故都”“古都”“旧都”这样的名称。

　　这一阶段有人管它叫“黄金十年”，可能有些夸大，但相对来说，这一阶段政治上比较平稳。往前说，1927年以前的军阀混战虽然频仍不停，但是对于老百姓生活灾难性的影响，远不如日本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破坏性大。军阀混战，张大帅打李大帅，李大帅打赵大帅，输了以后军队一哄而散，然后通电下野。有时候张大帅、李大帅两人在战场上打仗，可是姨太太们还在牌桌上打牌呢，彼此还是儿女亲家，这种事情太多了。北洋军阀时期那种打仗，士兵也没有为什么打仗的“政治教育”，都是招兵制，天桥那儿弄一个桌子，竖一个小旗，凡当兵给一块“袁大头”，发身衣裳，都是最次的再生布做的，染黄了、染灰了，戴个军帽儿当兵去了。军阀跟军阀之间，战斗力相对来说也比较差，那边大炮一响，这边就溃退，中间还有很多政客去合纵连横做调停，俗话说就是“跑和儿的”，来回来去地说项。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就是直奉战争的时候想去做调停，走到东北刚进关，两边打起来了，谁也不认识他，躲到土墙后头，林长民抬脑袋看看，让流弹把脑袋打碎了。

　　北伐战争胜利以后，首先这种局部的军阀战争没有了，从全国来看，1928年到1937年这一段时间政治上并非四平八稳。首先1930年发生过蒋冯阎大战，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起来倒蒋，最后被蒋击溃，这次大战没有波及北京的城市社会生活，没有攻城略地这种问题；接着就是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因为是在东北，离北京比较遥远，但是日本人也在染指华北。当时国际上派李顿调查团出面调停，到了1935年有了《何梅协定》，所以华北也是风雨飘摇，但是相对来说，从1928年到1937年，北平属于一个相对稳定、太平的时期。

　　这一段时间经济上也还算平稳，当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实行法币——“国家法定货币”，原则上一块钱法币等于原来的一块钱银元，但是后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法币越来越不值钱，人们还是偷偷地存银元。以这个时间段而言，政治上的平稳带来了民生的相对稳定和恢复，物价也比较平稳，首先东西比较便宜，一个银元换若干个大铜子儿，一个大铜子儿换若干个小铜子儿，随着时间，换的数量不一样。一个小铜子儿能够买一套烧饼果子，什么叫烧饼果子？就是烧饼加油条，北京人管油条叫果子。一块钱法币买一百个鸡蛋，一百个鸡蛋相当于十三四斤，你想一想是什么样的概念？两个大铜子能够买一对大对虾，一块钱银元能买十多斤大对虾，就是说物价比较平稳的。

　　那时一般人工资能有多少？从低的往高说。先说保姆，那时叫“老妈子”，当时保姆没有现在这样全国各地流通的，北京的保姆基本上来自河北三河县，“三河出老妈子”，都是三河一个一个介绍来的。她们的工资一般是两块钱银元一个月，这属于最低的了，这两块钱银元如果买对虾能买二三十斤。但是实际收入绝不止两块钱，因为还有赏　钱，比如主人家打牌，她要抽一点头，主人都会给一点赏，逢年过节有点赏，很多三河县的保姆她们把这个钱组织入了会，“会”是一个地下银行，都放在可靠的人那儿，你用或者是给别人用，给他们一点利息。我们家的保姆也是入“会”的。保姆在主人家住着，主要用主人家的，吃住都不花钱，水电不花钱，洗手的胰子、卫生纸等等这都不花钱，干落两块钱，所以有人这么攒攒攒，一个月就算攒一块五，一年十五块，两三年几十块，那时候买一亩地也就几十块钱，有的人就在三河县买了地。解放前夕，当老妈子当成了地主、富农的也不是没有。

　　当然这是收入低的，高一点的像小学老师，小学老师基本上的收入在二十块到三十块之间，可以养一个三口、四口之家，比方说夫妇两个带一个孩子，上面一个老妈，四口人能过，当然过得不会很好，比较艰苦。一个中学教员一般来说一个月可以拿到七十块钱到八十块钱，就很不错了，能够养一个六口之家，还能雇一辆包月车。北京从来没有“黄包车”一词，现在咱们影视剧里写北京，凡是说到黄包车的全是错误的。从前人力车时代叫“拉洋车的”，后来有三个轮的，蹬着的叫“三轮儿”。拉散座的叫“三轮车”，固定给一个人家拉的叫“拉包月”。骆驼祥子后来不是在曹先生家拉包月了吗？拉包月就好一点，基本上收入稳定，主人出不出去都得给他钱，那时候拉一个包月，大概每月能挣八块钱到十块钱，是保姆工钱的四倍。如果一个月挣八十块钱工资，雇一个包月是他工资的十分之一，既方便也很气派。当一个中学校长可以挣一百块到一百二十块钱，有时候甚至到一百四五十块钱,大学教授的工资三百块钱左右，那不得了了,当时一所房子的价钱是多少?一所碎砖头房，就是比较次的房子，是四五百块钱，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半月的工资可以买一所差一点的小房；一所好房——小四合院那种，是一千多块钱，也就是半年多的工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我考察过老饭店、酒店当时的价格，可以搁一块儿参考。从前北京有一句俗话：“你嫌这不好啊？住北京饭店去啊。”意思是北京饭店是最了不起的地方。北京饭店豪华套房带一日四餐，就是一顿早点、一顿午餐、一顿下午茶、一顿晚餐，当时是多少钱呢？住一天三十四块，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员一个月工资。普通的房间，用今天的话讲一个标准间，它的价钱一般是十八块到二十二块，也包括一日四餐，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天津就要便宜得多，天津一些好饭店如利顺德、国民饭店等是十八到二十二块钱。这是当时一些物价的情况。

　　这种好日子维持到“卢沟桥事变”之前，这是最稳定的一个时期。

　　老舍前期有一些作品，像《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还有《骆驼祥子》，基本上都是记录这一段生活的。

　　这段时期是政治上相对平稳，老百姓生活比较安定平静的一个时期，但是在情绪上有一种失落感。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北京是一种灰色的调子，大家有一种无限的怅惘，因为北京作为一个特别市，不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了，它的政治地位是退出历史舞台，可是作为一个曾经做过首都的文化古都，它的地位曾和巴黎、罗马一样。1935年出过一个小册子，报人马芷庠编、张恨水审定，叫作《北平旅行指南》，衣食住行，哪儿玩、哪儿吃，什么都有。那本书后来我重新出版过，仍叫《北平旅行指南》不合适，于是我就改了个名字叫《老北京旅行指南》。这一段好日子的终结之作就是《旧都文物略》。这本书是在当时的市长袁良主政时开始编的，编辑的初衷是什么呢？“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人开始在平津捣乱，想染指华北。袁良是一个老官僚，原则上讲他也是爱国的，但是考虑问题很幼稚。幼稚到什么程度？他认为日本人染指华北最好由国际舆论出面干涉和调停，阻止日本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于是他要编一本向世界宣传北京多么了不起的大型画册。

　　这一本画册精美至极，不能说是绝后，但是可以说编得空前的好。我曾经为这本画册做过一个调查研究，编辑人员两个半人，用时不到一年完成，主要工作是陈声聪先生做的。陈声聪，字兼与，上海人，他九十一岁的时候我去上海拜访他，聊过这件事儿，他当时是市政府秘书，分出来专职搞这个画册。另一位彭一卣先生也是专职的，还有半个人是市政府的摄影，一半时间搞这个书，一半时间还得干别的。两个半人不到一年的时间编出这本书，出来时已经是1936年了，也就是袁良下台、秦德纯上台的交替时期出了这本书，因此前面有两篇序言，这两篇序既不是秦德纯写的，也不是袁良写的，是他们俩的秘书替他们写的。这两位秘书都了不起，一位是汤用彬先生，就是汤一介先生的伯父、汤用彤的哥哥；另一篇是柯昌泗写的。柯昌泗是谁呢？是编《新元史》的柯劭忞的儿子，柯劭忞字风荪，他的儿子柯昌泗是个大才子，当然柯昌泗的下场很不好，他抽大烟抽得非常凶，后来穷愁潦倒。两篇文章之美也是空前的，都是用四六骈文写的，对仗工整，对旧都的那种怀恋，读起来真是令人潸然泪下。

　　北平十年虽然不再作为首都了，但它文化中心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一座城市不能取代的。这段时间还有一个问题，今天的人不太能理解，即虽然作为北平特别市，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但是国民党的势力从来就没有到过北京，北京是一个真空地带，为什么呢？

　　以北京几任有重要影响力的市长为例，譬如1928年以后第一任市长叫何其巩，他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的，这个人人品很好，很了不起，做了很多政治改革方面的事情,后来还做过中国大学校长,也是一个文化人，跟国民党政府没关系。第二个比较有影响的叫张荫梧，张荫梧正好是在1930年左右蒋冯阎大战的时候在任，他是晋军系，阎锡山的队伍，也跟国民党八竿子打不着，这个人下场不好，1949年后死在监狱里。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是周大文，就是今天著名京剧演员刘长瑜的父亲，刘长瑜刚毕业的时候叫周长瑜，“文革”前夕为了和父亲划清界限，改姓母亲的姓，就叫刘长瑜了。周大文是江苏无锡人，才子，他是哪个系统的呢？是奉系张学良的人，是张学良的拜把子兄弟。张学良东北易帜、主政华北五省的时候派他做北平市市长。这个人我见过，上世纪50年代在王府井东单二条（好像叫“味村”）吃过他做的菜。他跟我的外祖父很熟。周大文能上能下，能当市长，能当厨子，他可是真下厨，厨艺非常好，他做的鱼丸好极了，糯软而弹牙，且入口即化。解放后他和别人一起经营了好多家馆子，但是他不会管理，还老请朋友吃饭，他开的馆子好像都不长，一两年就倒闭了。周大文大概一直活到1971年，还写了一本《烹调与健康》的专著。第四个比较有影响的就是袁良，袁良是国民党政学系，是个旧官僚。所以这几任市长的经历出身跟国民党都没关系。

　　国民党在北京有市党部，有宪兵队，但是市党部形同虚设，管些党务内部事情，党员力量也很薄弱。所以基本上北平人还过着原来北洋政府时期的生活，生活相对安定。而新旧思想，包括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新时代的潮流，也都在这个时候碰撞交替。大批的外国人到过北京，罗素、泰戈尔、萧伯纳这些人都来过北京，当然，有的是在1928年之前，有的是在北平时期。1928年到1937年这十年是北京平静的十年，而从文化教育来说可以称之为辉煌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