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的北京会馆

2024-9-9 11:49|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李华|来自: 燕舍谭

摘要: 京师会馆之设，始于明初。据载，安徽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永乐间，邑人俞谟，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又如浙江稽山会馆“设于都中……始嘉（靖）隆（庆）间”。以上，是记载较早的两个会馆。 ...

京师会馆之设，始于明初。据载，安徽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永乐间，邑人俞谟，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又如浙江稽山会馆“设于都中……始嘉（靖）隆（庆）间”。以上，是记载较早的两个会馆。到明中叶，北京会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清乾隆年间官僚杭世骏说会馆“肇于京师”，后“遍及都会”，确是如此。到后来南方某些县城及市镇也都纷纷设立了会馆。

　　北京究竟有多少会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道光年间《都门杂记》，记有会馆324个；咸丰年间《朝市丛载》，记有会馆391个;光绪《顺天府志》,记有会馆445个。由上可知,成书年代愈晚，记载会馆越多，这是一般规律。但我在1960年进行调查时，只查到了392个，这正是历史越久,为人知之者越少,一些小馆很容易被忽略和漏掉。总上来看，在明、清两代，北京会馆最多时约在四百个以上。

同乡会馆是一种地方性的同乡组织。组建会馆之目的,在于“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每逢年过节,或月之朔望，同乡们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聚餐演戏。北京是明清两朝的政治中心，全国各地的官僚、士绅多集中在这里，并竞相成立会馆。《朝市丛载》记载：在北京，省有省馆，府有郡府，县有县馆。有的一县达五个之多，如山西襄陵县。同乡会馆，也是封建士大夫进京应试为解决食宿问题而修建的。嘉庆二年《新置宇县氆氇行六字号公局碑》记载：“京师为四方士民辐辏之地，凡公车北上与谒选者，类皆建会馆以资憩息”，故有的同乡会馆，就直接称为“试馆”。

　　同乡会馆一般设有供同乡聚会、住宿的“公馆”、“客房”；有供祭神祀祖的殿堂；有供大众娱乐的戏楼；有供同乡死后埋葬的“义地”。同乡会馆从创建、捐款到经费的保管开支，完全操纵在封建官僚手中。同乡会馆之规模大小、财产之多寡随各地的具体情况而相差十分悬殊。同乡会馆在北京四百多所会馆当中，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作为工商会馆，明清时代，北京大约有五十余个，有的也称公会、公所、公局。它是各地在京商人中同乡同行或同乡几行成立的地方商界组织。这种会馆，虽不能说全部与封建官僚毫无关系，但会馆的主要事务，却掌握在工商业者手中。工商会馆是为工商业者开会、存货、订立行规等事宜而设立的，故人们称之为“行馆”。

　　北京的工商会馆最早成立于明中叶，如：山西平遥颜料会馆成立于明万历以前。此外，油盐粮商建立的山西临襄会馆、山西纸张干果颜料杂货烟叶五行商人建立的临汾东馆、浙江宁波药材商人建立的四明会馆等，都建立于明代。

　　明清之际经过了四十年战争，北京惨遭破坏，到康熙年间逐渐恢复与发展。在清初康雍两朝建立起来的工商会馆有：康熙六年浙江绍兴银号商人建立的正乙祠，康熙五十一年广州珠宝、香料商人建立的仙城会馆，雍正五年山西汾河以东烟叶商建立的河东会馆。尤其引人注目的，这时已开始出现了超出狭隘地方观念的工商业组织。如康熙二十八年建立的皮箱公会，康熙四十八年建立的糖并行公所。

　　乾嘉时期，北京工商业发展到顶峰时期，这时“京师……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天下各外省。且正阳、崇文、宣武门外,货行会馆之多,又啻什百倍于京师各门外”。嘉庆初年也记载：“京城南面，正阳、崇文、宣武为前三门。各行大贾，俱有会馆寓集,按季敬献财神”。正因为会馆的争建,以致引起前三门外地基房价的直线上涨。

　　鸦片战争之后，特别到清朝末年，北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地方性的工商业会馆成立的较少，不少行业已建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有些同业公会，就是由工商业会馆转化而来的。如北京油盐粮行公会是由山西临襄会馆转化而来，北京钱业公会是由浙江银号会馆、炉房公会合并而成。同业公会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建立的。

　　工人与学徒原和工商业者同一会馆，因以后剥削的加强，劳资斗争的尖锐化，工人由此分离出来，成立了手工业工人自己的会馆。如枝巢子《旧京琐记》卷九，《市肆》条记载：“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其规颇严。凡属徒工，皆有会馆，其总会曰九皇。九皇诞日，例得休假，名曰关工”。这种工人会馆，多为团结工人，反对工商业主和封建把头的压迫而建立起来的。光绪年间，北京靴鞋行工人成立的“合美会”，就是属于这一类型。北京手工业工人会馆，虽然为数不多，但意义重大，至关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