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最后的贤良寺

2024-9-20 09:05|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申哥带你走天下|来自: 北京号

摘要: 2024年初夏的某一天，我在某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最后的贤良寺，我们开学了”的短视频。结果，被细心的北京方志馆馆长刘宗永老师看到。几乎在第一时间，他就给我发来信息，让我把“贤良寺大殿前举行新生欢迎仪式”的 ...

2024年初夏的某一天，我在某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最后的贤良寺，我们开学了”的短视频。结果，被细心的北京方志馆馆长刘宗永老师看到。几乎在第一时间，他就给我发来信息，让我把“贤良寺大殿前举行新生欢迎仪式”的照片捐出。于是，便有了下面的内容：

与怡亲王家族关系或有或无的贤良寺

这里，与清雍正年间加封铁帽子亲王的胤祥家族有关；这里，也与胤祥家族无甚关联。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北平旅行指南》的“贤良寺”条目中，或许能说得清。“（贤良寺）原在东安门外帅府胡同，为怡亲王故邸，舍为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建，世宗（雍正帝）赐名贤良，且御制碑文。”这里所说的，是由怡亲王府邸改建的老贤良寺。此后，“乾隆二十年（1755）始移建于冰渣胡同。”贤良寺确实是为祭奠怡亲王胤祥而建，其原址亦承继着怡亲王府的地盘。但这一庞大的庙产，似乎随着一场政治变动而发生了改变。要知道，位于冰渣胡同的第二座贤良寺，其规模要小于第一座。这在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中便有明确地展示。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会使贤良寺的庙址迁移？

搬家之后的贤良寺，占地面积虽有减少，但规模依旧可观。贤良寺内的主要建筑，分别为山门、碑亭、前殿、正殿、经楼、东西配殿、寮房等。其正殿前有两座碑亭，正殿面阔五间，为绿琉璃瓦歇山顶，悬木额“贤良寺”。按照《北平旅行指南》中的介绍：“庙中有高宗御书心经塔碑。（寺庙）地势宽敞，肃静无哗。庭中古柏参天，老槐荫地，清凉至甚。如夏季吾人苟置身庙中，就阴凉下，盘膝而坐，以茶一瓯，书一卷，祛斯炎氛。倦而抛书一觉，午梦初长，不知炎暑，怡然自得，则不啻又一桃源也。”读罢这段，一阵清爽之风似乎吹透全身。

曾经成为父子两代人读书场所的贤良寺

1987年入秋，家人领着我，去东风市场（一年后恢复“东安市场”的旧名）对面的四联美发店，理了个时尚些的发型。几天之后，在一群发小的陪伴下，我走进一座没有山门的古庙，开始了自己的小学生涯。进庙前，爸爸特意把我叫到身边，颇有些激动地告诉我：这座曾叫“贤良寺”的古庙，也就是而今的校尉营小学（校尉胡同小学），实乃他当年上学的地方。就在他刚成为“小豆包（北京孩子的谚语，叫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烤白薯，一打一跳舞。这个说法很奇特）”的时候，比他大三岁的三姐（也就是我三姑），已经在庙里，“修行”到第四个年头了。那时候，担任小学校长的，是贤良寺的最后一任住持吴金鼎。寺院的前殿、东西配殿及后罩楼一层被用作教室，而正殿和后罩楼二层仍在存放经书与法器。接下来，老爸开始滔滔不绝地，把这座早就变成学校的寺庙，与他们姐弟俩在庙里上学的如烟往事，都向我细讲了一番。可我记性不好，随听随忘。想来这毕竟不是自己亲自经历过的。

前辈校友的贤良寺示意图

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

被作为“化外之地”的贤良寺

老爸讲得绘声绘色，但他却把一个关键的历史信息给遗漏掉了，那便是在我入学前八十六年（1901），身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以及《辛丑条约》中方代表的李鸿章，曾居住在这座庙宇中。据说，就在庚子国变之际的北京城内，八国联军曾经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京城的其他区域都要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联军所称的“两个小院落”，一个是与联军议和的庆亲王府，再有一个便是贤良寺。“旅行指南”中提及：“庚子间直督李鸿章曾驻节该寺，一时煊赫之况，为京中各寺所不及。桑田沧海，时光易逝，曾几何时，堂堂‘和事佬’大臣，早成为历史上之人物矣。”

此前，我也常听人说起，李鸿章就是死在贤良寺内。但于姜鸣先生一篇名曰《临事方知一死难：李鸿章最后岁月的新考证》文章里，却有着如下一段表述：“贤良寺是李鸿章的行辕，既具有办公会客功能，又可以住宿，而为世人熟悉。总布胡同则是私宅，李鸿章生命的最后岁月，按照传统习惯，应当在家中寿终正寝，所以病重之后，他就转回到总布胡同居住了。”位于总布胡同27号的李鸿章祠堂，就该是李宅的所在地。于李鸿章去世半个世纪之后，这里成为北京市第一人民文化馆分馆、东城区文化馆。1978年拆掉原祠堂的大门与前院建筑，以便建造二层高的东城区文化馆办公楼，如今挂“国家大剧院创作中心”的牌匾。1991年又拆掉后院享堂、配殿等，并在此处盖起四层楼的东城区档案局（档案馆）。祠堂北墙被打通，开设一门对着外交部街，门牌为外交部街甲28号。如今的李鸿章祠堂遗存，除了1978年迁建于天坛公园内的百花亭外，就只剩下一堵红墙了。

除了李鸿章之外，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康有为等人，亦曾入驻过贤良寺。这些朝中显贵得以选择此地，一则贤良寺距离紫禁城不远，京外大员进宫办事比较方便。再则贤良寺的住持会交际，其乃典型的“政治和尚”。这在“旅行指南”中有所描述：“寺中住持，多善交际。”“外省大员来京时，亦多寓寺中。该寺之善于应酬，可见一斑也。”

天坛公园内的百花亭

留在我童年记忆之中的贤良寺

每天去上学，我总要先穿过自家老宅南侧的煤渣胡同，走到协和医院（以前的豫王府）北墙附近的帅府园，然后转向校尉营胡同。这校尉营的名称，来自明代的一支京城皇家部队；而帅府园里的那位“元帅”，据说是镇守着唐代幽州城的名将罗艺。然对此说法，我却一直表示怀疑。唐代的幽州城，距离帅府园还远得很呢。罗艺难不成要跑到城外去“安营扎寨”么？（多年之后，听一些文史学者讲，在昔日的怡亲王府邸前，曾经矗立着一座规模不小的影壁。后来，王府改成庙宇，稍后又做了其他用途，但影壁留存了许久。于是，被误传为罗艺府的大影壁）从我家到学校门口，步行需要大约一刻钟。我一般会在手里拿点吃食，边吃边走。当吞下最后一口糕点（或糖果）时，我正好站在位于冰渣胡同的学校栅栏门前。

在我上学那会儿。贤良寺的山门似乎尚在，但钟鼓二楼早已无存。留下的空地，被当作学校的简易操场。小时候的我，平衡能力极差。投个铅球，总也扔不对地方——不是凌空飞出，就是往体育老师的身上砸去。于是，怒气难消的体育老师，每每都要加班加点，给我单独补课——传授如何正确使用铅球（起码不会砸到别人）的经验。

从家到学校门口，步行需要大约一刻钟。我一般会在手里拿点吃食，边吃边走。当吞下最后一口糕点（或糖果）时，我正好站在学校的栅栏门前。

经过了简易操场，便为早已被开了膛的天王殿（我上学时，那里已然成了个过道）。再往后，乃是曾经的大雄宝殿。殿内的佛像，在“文革”时就被全部砸毁。到后来，大殿干脆成了学校组织各项“重要活动”的场所。还记得刚进校门之时，我们一群毛孩子，就被领到殿里面。一干人等装模作样地，去聆听重要人物所作的报告。

关于大殿中的造像如何，我还未见到相关资料。“旅行指南”作者倒是甚为喜爱殿内的壁画，称其“画工精致生动，实臻上乘，艺术之佳，洵为近代所罕见”。“壁上系一罗汉像，左手下隐伏一白额猛虎，右手张一大扇，作飞扬状，盖喻隐恶扬善之意也。”由此看来，贤良寺的清代壁画，确是同时期京城壁画中的佼佼者。而且，“旅行指南”居然没有提及法海寺和圣安寺的明代壁画，（更不要说上方山诸寺壁画了），全书中所提到的壁画作品也不多，贤良寺的清代壁画很难得地进入了作者法眼。“惜因年久，画已模糊难辨矣。”自清乾隆二十年（1755）至民国十四年（1935），时间不过一百八十年，壁画就已经看不清楚了，可见保存得并不好。

殿前有一大片空地，是学校低年级学生做广播操的地方。至于高年级的，则全被打发到简易操场上去了。

转过大殿，走进西跨院。南北西三面，都是低矮的平房。当年我上课的教室，是三间南房中靠西的一间。这房按说——曾是下人的居室，或杂物间才对。照当年同窗苦读的发小得出的结论，就是：坐南朝北，三间破房，夏热冬凉。在教室中部，有个巨大的铸铁炉子。炉筒四壁，都粉刷着白漆。炉膛下部被掏空，用来装蜂窝煤，和取炉灰渣子。炉壁裆间儿，有个小高台，用来放铝制的饭盒。

凡是离家远的同学，一到班里，就会麻利地把饭盒挂靠在炉壁的高台上，等着中午饭热了去吃。于是在教室里，无论何时何地，总会漫溢着各种饭菜的香气。有时候，哪个同学拿来一份奶油炸糕，温热之后，那香气能让全班师生飘飘欲仙，彻底忘记了上课乃何物。炸糕之味绕梁不绝，远胜过令孔子“不知肉味”的韶乐。等我小学毕业后，有个同窗告诉我，当年李鸿章，就是在我们这间教室里办公的。让我好一番感慨。

在大雄宝殿后身，有座二层的敞亮高楼，原为“贤良寺”的藏经阁。阁前有个小亭子，类似圣安寺的瑞像亭。我上学的时候，里面摆放着一些动植物标本，或模型。每次下了课，我都会随着一帮同学，跑到亭子跟前去看标本。一边看，一边谈论着——学校里的各种灵异事件。那时节，大家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存在多宝阁中的人体骨架，会不会突然动两下，再冲着我们咆哮着飞奔过来。谈到这些，众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怪叫一声，彼此吓唬着，一哄而散地跑开。

没隔多久，那座小亭子，连同里面的人体骨架，就都消失了。又过了些时日，我的堂妹，也进到“贤良寺”来，充当我的小师妹。可这师妹还没当安稳，校尉营小学，便遭遇了所谓的“升级改造”。这座有着260多年历史的庙宇殿堂，最终被毁于一旦。

记录于学者姜鸣采访本中的贤良寺

对于贤良寺主体建筑的消失，似乎并不在我的记忆之中。彼时的我，已经随家人搬到三里屯，且与“朝阳群众”为伍。许多年之后，待我阅读历史学者姜鸣所著《天公不语对枯棋》时，居然从中意外找到了贤良寺被毁的最后记录：

“1988年的最后一个周末下午”，我们“无意间来到了贤良寺”。“残破的山门上挂着‘校尉小学’的牌子。进校一看，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全被改作教室了，厢房则是教师办公室。雍正、乾隆题写的御碑、钟鼓楼不见踪影。打听下来，原来毁于‘破四旧’的浪潮。寺庙的另一部分，是街道纸盒工厂和区教育局机关。”“我向他（传达室的老校工）打听李鸿章的故居，得知就在旁边的西跨院，只是早已与小学校园堵死了通道。”

“从前，西跨院在冰盏胡同也开有大门，现今关着。住户们都从校尉胡同院墙上凿出的小门进出，门牌是4号。进得院来，发现这是座四合院的最后一进，已与前院分开。院子气派很大，与我曾见过的某些王公贝勒府差不多规模。由于长期失修，梁柱上的油漆剥落殆尽，只留下朽木的枯黄颜色。”接着，姜鸣对李鸿章居住在西跨院一事甚感兴趣地评论道：“北京人对住房挨庙是有讲究的，民谚曰：‘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李鸿章是外来户，大概不在乎这类规矩。不过他住在庙右，可真是倒了楣的。”

“1990年2月底，我藉去京出差之便，重访贤良寺。溶溶月色下，看到的是瓦砾遍地，整个金鱼胡同与冰盏胡同连成一片空地了。”“如今（2002年），贤良寺旧址上又盖起了校尉小学的新校舍，一幢白色釉面砖贴面的四层楼建筑物，由艺术家韩美林题写校名。学校东首，还留有贤良寺的几间旧屋，由北京市包装装潢工业联合公司及中国包装技术协会包装设计委员会占用。校舍西侧底层，从前西跨院的位置，学校破墙开店，承包给了一家叫作‘芙蓉酒楼’的餐厅。”

姜鸣所看到的，与我印象中的多少有些出入。那时候的他，已经有三十一岁了。而我只是个七八岁大的孩子。所以，他收集到的资料，或许比我更翔实准确。只是将贤良寺大雄宝殿被当作教室，在我的印象里似乎并不如此。至于李鸿章居住的地方，到底是不是我上课的那间教室，仿佛已不那么重要了。

给我带来无尽怅然的贤良寺

姜鸣到访的将近二十年后，我亦重访自己的母校。不知从何时起，校尉小学的身份，已经转变为一百六十六中的附属小学。在母校门前的展示栏里，通篇都是一百六十六中的光荣历史。至于校尉小学的过往，则被彻底省略。我问学校的门卫，校内还有没有贤良寺的昔日建筑。“没了，啥都没了。就是这栋楼。”尽管想到了这样的结局，但我依然带着一丝失落。待我绕到金鱼胡同一侧（也就是校尉小学的东北方位），见到了一堵不算太长的砖塔。这里是东城区教委的留守地点，依旧有教委成员在办公。我问这里的门卫，里面的小院是不是贤良寺曾经的东路建筑？“不知道，反正是个老院子。整修过了，一直不对外。”好吧，我且将这里作为贤良寺的最后遗存。对着侯仁之先生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所示的“贤良寺”坐标，大概也不会错得离谱。

在我记忆深处的中央美术学院

仅留下了为“鳗鱼宝”做广告的“霹雳贝贝”

我们小学的位置很好：站在藏经楼前，便能听到金鱼胡同的车鸣声。出学校往南，不足300米，路东便是协和医院的老楼，路西则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展览馆。（刘开渠院长制作的楼壁浮雕，至今都是难得的艺术精品）沿着美院展览馆向西走，百步之内，就可见到全聚德的王府井店。那时候，我们小学的硬件设施很差，想看场电影，都要借助中央美院的小剧场。记得1988年的六一节，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到小剧场看了部电影，叫《霹雳贝贝》。影片里的男主角，是一个浑身能放电的叫贝贝的孩子。他的年岁，跟我们这些小观众差不多。但那孩子却有着神奇的带电功能，由此也不再受任何人的欺负。看着看着，我们这些观影的同龄人，都变得热血沸腾起来。心里想着，下次去八达岭长城，一定要赶在某个雨夜。只有这样，才可能与外星人交朋友，从而也能全身放电。

就在这部影片里，我头一回知道—原来拍广告还能赚钱。此后，我与班里的同学调侃，几乎达到了“不学广告词无以言”的境界。最出名的那句广告词，便是来自《霹雳贝贝》：“鳗鱼宝，鳗鱼宝，漫游世界，誉满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