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代到北宋末的宫廷画坛,已基本形成了比较鲜明的美学形态,即“悲天悯人”“萧条淡泊”和“丰亨豫大”三种不同的绘画审美观。其中薄松年先生认为青绿山水艳丽醇厚的色彩与“丰亨豫大”审美观是一致的,用大青绿作山水画是徽宗一生中十分重要的艺术突破。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局部 自明人起,论及青绿山水都要从南梁张僧繇、唐代杨昇论起,明代有一些张僧繇青绿山水的赝品,使他荣登画青绿山水之榜首,其实张氏只是擅长画佛教人物和“凹凸花”,自北宋《宣和画谱》上溯到南朝所有的文献,无一句论及或著录其山水画,更不用说青绿山水了。 唐代杨昇的所谓青绿山水也是明人捏造出来的,旧传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的山水画是青绿山水,其实也未必。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仅以“繁巧”评定李家父子的山水画,《旧唐书》、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评》以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对李氏父子的山水画亦无一字论及用色,有的只谈到明皇召李思训画大同殿壁兼掩障,有“夜闻水声”之感,说李思训“其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湍濑潺湲,云霞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幽”。北宋《宣和画谱》卷十抄录了朱景玄之说,并称之为“著色山水”。 其实,当时还没有明确的“青绿山水”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在元代形成的。现存设色最早的山水卷轴画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北宋摹本,故宫博物院藏),更多的是用绿色敷染人物的背景如树木、山峰等,这是来自于此前敦煌壁画上的设色手段。根据唐代石窟和墓室壁画的山水背景用色,大小李将军的山水画在手法上应比较细腻生动、写实感强,具有神仙气息,其色调应该趋于黄绿色,不会出现大量的青绿重彩。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所谓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画,实际上是来自宋元画家的作品,是后人设想出来的二李之作,这在书画鉴定界几乎成了共识。 在徽宗登基之前,唐代大小李将军的设色山水在北宋渐渐“褪色”了,唯有少数的宗室和贵胄画一点淡设色的山水画,如赵令穰的《湖庄清夏图》卷(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王诜《烟江叠嶂图》卷等,略施淡彩。再看徽宗本人,大凡在他名下的宫廷绘画大多数是用重色,十分鲜亮明丽,如传为他摹写的唐代张萱《捣练图》卷(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虢国夫人游春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等,还有被公认为御笔的《五色鹦鹉图》卷(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瑞鹤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以及一些御题画则更是如此,如《芙蓉锦鸡图》轴、《听琴图》轴(皆故宫博物院藏)等。 徽宗“诲谕”王希孟画《千里江山图》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提振青绿山水特别是要开创大青绿山水的绘画语言,意在山水画用色上体现“丰亨豫大”的观念并形成完整的审美体系。宋徽宗选择王希孟来实现这个艺术突破,似有所考虑,王希孟除了在画学受到过基本训练外,几乎是一张白纸,极易领会并实现徽宗的意图。而当时李唐、朱锐等人的手法已经定型,重塑的难度比较大,李唐《江山小景图》卷、《长夏江寺图》卷及佚名《江山秋色图》卷(旧作赵伯驹,故宫博物院藏)也在迎合徽宗的愿望,不过李唐用色不足,用胶更是不够,几乎都脱落了,后来佚名的《江山秋色图》卷用金色勾廓,系金碧山水,但用色鲜亮不足。王希孟敢于大量使用石青,且与石绿相和谐,这在以往是极为少见的,相信这是他的观山所得:苍翠葱郁之山,近则呈绿,远则显青,原因是空气的厚度改变了远处山林的本色,画家继承前人用色之法,概括提炼出青绿二色。画家并非一味青绿到底,在未染青绿之处留出卷的底色,以显透气和空灵,在其上略作皴擦,露出受郭熙卷云皴、鬼脸皴等影响的手法,只是柔细一些,显现出当时山水画的主流风格。 《千里江山图》卷呈现出与“悲天悯人”和“萧条淡泊”不同的绘画面貌,不仅仅是王希孟个人的笔墨实践,更是徽宗和蔡京“丰亨豫大”思想的体现。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典范之作,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他画家的趋同性共同交织成这个时代性的审美好尚,这也是山水画发展从表现单体到连续性整体的规律所致,其影响一直绵延至两宋之交。 来源:《从〈千里江山图〉卷看宋代绘画审美观》 |
2000.11.1,老北京网自创办之日起,已经运行了 天 | 老北京网
GMT+8, 2024-11-22 22:21 , Processed in 1.089634 second(s), 8 queries , MemCache On.
道义 良知 责任 担当
CopyRight © 2000-2022 oldbeijing 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