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行猎理政的南海子

2024-11-9 16:10|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于冰|来自: 北京市方志馆

摘要: 南海子，又名南苑，位于北京南郊永定河冲积扇前缘地带，历史上是北京地区最大的湿地。曾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皇家猎场、元明清三朝皇家苑囿。清代，成为皇帝处理政务、举行大阅的重要场所。跨越五朝皇家苑囿契丹族建立 ...

南海子，又名南苑，位于北京南郊永定河冲积扇前缘地带，历史上是北京地区最大的湿地。曾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皇家猎场、元明清三朝皇家苑囿。清代，成为皇帝处理政务、举行大阅的重要场所。

跨越五朝皇家苑囿

契丹族建立辽朝，燕京（今北京）升为陪都。燕京南郊大片湿地，因水草丰美、土壤肥沃、树木葱郁、飞禽走兽众多，遂成为皇帝躲寒避暑、纵鹰捕猎的场所。金灭辽后，迁都燕京，建中都城。中都南郊同样是皇家游幸狩猎的地方。海陵王完颜亮常常率近侍来此行猎，并在此修造行宫，成为中都最早的皇家苑囿雏形。

元朝建立后，改燕京为大都。大都南郊依然是皇室晾鹰捕猎的首选之地。这里因北邻京城、骑马即至，得名“下马飞放泊”。“飞放”是元代的一种狩猎制度，每至“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谓之飞放”。为满足皇家射猎需求，在这里饲养了数量众多的飞禽走兽，鹤鸭雁雉朝飞夕落、獐鹿狐兔成群栖息。同时，还建有幄殿、晾鹰台。

其中，晾鹰台是一座专门纵放海东青捕捉天鹅、大雁的建筑。元代皇帝来此围猎，必有海东青辅助，每每携带“一万捕鹰匠和五百只大鹰”。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这样写道：“快鹰已落蓟水畔，猎马更在燕山前”，“海青渺然从此去，天鹅正坠阴崖巅”，生动描述了当时的春猎情景。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二年（1414）下旨扩建“下马飞放泊”，筑起约120里的围墙，开辟东西南北四红门，铺设园内外道路，修筑大小桥梁，新建行宫。为与紫禁城北的“海子”（今积水潭）相区别，故称该地为南海子。此时的南海子包括5个海子，且众泉竞涌、苇塘相连，总面积约210平方公里。朝廷在这里专门设置看守民户，称为“海户”。每到围猎时，海户驱赶动物，将包围圈缩小，供皇室驰骋射猎。

清军入关后，清代统治者尤其重视骑射传统，通过行围打猎训练武备，南海子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湿地环境，成为行围活动的首选地。清代皇帝在南海子基础上，先后修建团河行宫、新衙门行宫、旧衙门行宫、南红门行宫4处行宫，并把南海子更名为南苑，二名并用。

康熙帝多次赞誉“南苑乃人君练武之地”。他在这里的活动多与行围、校阅有关，还曾射杀过一只老虎。他在《南苑十首》第五首写道：“三驱一面网，雉兔正堪肥。弦响无虚落，日暮即收围。”狩猎行围时须合围三面、放开一面，以彰显皇家的好生之德。在平定三藩叛乱期间，康熙帝一有时间就会来此。他在《南苑行围》中这样写道：“苑中闲教阵，无事静论边。不废时苗典，思周天下先。”身在南苑，他心中仍然时刻挂念时局。康熙帝在位期间先后41次到南苑行围，可见他对这里的喜爱。

到乾隆年间，南苑行围狩猎已成为一种典制，名曰“春蒐之典”。南苑是清代建起的第一座大型皇家苑囿，不仅是皇家行围练兵的处所，也是清代第一个园林理政的场所。

怀柔西南建寺礼佛

顺治元年（1644）十月，顺治帝在北京正式即位。此时全国尚未统一，为安定西南边疆地区，顺治帝多次派遣使臣进藏，敦促达赖喇嘛来京。顺治九年（1652）三月，五世达赖及随员三千人从西藏哲蚌寺启程，朝觐顺治帝。起初，会面地点并未确定在北京。八月初一，五世达赖奏请顺治帝，“因内地疾疫甚多”，希望在归化（今呼和浩特）或代噶（今呼和浩特南部凉城县境内）觐见。于是，顺治帝打算前往代噶会见达赖。

出发前，大学士洪承畴等人借钦天监“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为由，谏言皇帝以国家安危为重，不要远行。十月十三日，顺治帝敕谕五世达赖：近来南方多地局势不稳，天灾不断，政务繁重，不能亲自前往边外，特派和硕承泽亲王迎请达赖入京。

十二月十六日，顺治帝于南苑的旧衙门提督官署迎接五世达赖。五世达赖曾这样回忆：进城后渐次行进，至隐约可见皇帝临幸地时，众人下马。从这里又前往至相距四箭之地后，我下马步行，皇帝由御座起身相迎十步，握住我的手通过通事问安。之后，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令我在距他仅一尺远、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赐茶时，谕令我先饮，我奏称不敢造次，遂同饮，礼遇甚厚。顺治十年（1653）二月十八日，五世达赖辞行离京。在他归藏途中，清廷赐予金册金印，正式册封他为西藏地区最高宗教领袖。此后，历代达赖喇嘛继位都需要中央政府的册封，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统治。

顺治十五年（1658），顺治帝将旧衙门提督官署改建为行宫，并下旨在他与达赖会面的地方建一座寺庙，以示纪念。两年后，皇家寺院德寿寺在旧衙门行宫东侧建成。顺治帝、康熙帝南苑行围时，常到德寿寺观礼。乾隆帝更是对德寿寺情有独钟，每次巡幸南苑，必到德寿寺礼佛。

乾隆二十年（1755），由于寺内僧人不慎，德寿寺失火被毁。次年，得到重建。出于安全考虑，乾隆帝下旨将僧人撤出寺庙，只留驻扎南苑的官兵看守。重建后的德寿寺宏伟庄严，有山门三间，大殿五间，东西配殿各三间，殿后随墙门内为御座房。主殿顶以锡为原料覆盖，别具一格。寺内殿宇多有乾隆帝题匾及对联。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世班禅主动请求进京朝觐，祝贺皇帝七十寿辰。乾隆帝非常重视这次会面，不但命人整修了五世达赖来京时居住的西黄寺，扩建了香山静宜园的昭庙，还将德寿寺油饰一新，并加盖御座房三间。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初十，乾隆帝拜谒东陵后，来到德寿寺会见六世班禅，这是双方在京城会面的第一站。想到120多年前顺治帝与五世达赖在此会见的场景，他不禁感慨：“后先辉映，实为国家盛事。”

十一月初二，六世班禅因身染天花，不幸圆寂于北京。之后数年，乾隆帝多次来到德寿寺，作诗怀念班禅。民国时期，德寿寺毁于军阀混战，现仅存两座乾隆年间镌刻的汉白玉石碑。

南苑大阅皇威赫赫

清代阅兵次数众多，但以南苑大阅规模最盛、次数最多。顺治十三年（1656），顺治帝在南苑举行了即位后的第一次大阅。康熙十二年（1673）正月，为表明坚决撤藩的态度，康熙帝在南苑晾鹰台举行了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大阅。康熙帝对这次大阅甚为中意，并将此次大阅陈列、仪式和列阵作为典范，形成书面大阅规制。后经雍正、乾隆两朝补充完善，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

乾隆四年（1739）十一月，乾隆帝在南苑举行即位后首次大阅，近两万名八旗精锐受阅。乾隆帝从阵列左翼开始，依次巡阅前锋营、护军营、骁骑营、火器营等。阅阵后，随着三声炮响，各阵擂鼓而进，鸣金而止，前进距离以十丈为一节。每进一节，伫立挥舞红旗，依次鸣放枪炮，如此反复九次。第十次枪炮连环齐发，直至鸣金三次方停。随后，各军收阵回营，皇帝赐酒，大阅结束。整个大阅严整有序、气势磅礴，彰显康乾盛世景象。七年后，乾隆帝对这次大阅仍念念不忘，遂命宫廷画师绘制《大阅图》，有《幸营》《列阵》《阅阵》《行阵》四卷，重现当年大阅的壮观场面。其中，《列阵》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阅阵》《行阵》在私人收藏家手中，《幸营》一直下落不明。

乾隆二十三年（1758），经过近四年的征讨，终于平定了新疆准噶尔部叛乱。乾隆帝闻听捷报，十分欣喜，当年秋天便邀请准噶尔部布鲁特诺起等使臣来京觐见，同时安排在南苑举行即位后的第二次大阅。十月初五，乾隆帝戎装裹身、跨马佩箭，亲自下场试射，连发五箭皆中。随后，八旗劲旅军容严整、列阵受阅。布鲁特诺起等使臣观礼后，个个“面带惊异，为之骇然”。宫廷画师郎世宁参加了这次大阅，绘制出《乾隆大阅戎装骑马像》。乾隆帝非常满意此画，命人将其挂在新衙门行宫后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