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门闸,有很多前辈、专家撰文记述。本人在永定河上工作了二十八年有余,去金门闸也有十几次了。临退休之际,分析和比对多位专家关于金门闸的文章,对金门闸的建设和使用情况进行梳理后,撰文并分享。 (此照片为刘德泉老师于2004年8月22日拍摄。左边的男士是刘路菲老师,右边的是笔者) 金门闸,位于房山区窑上乡窑上村南、韩营村北的永定河右岸堤段(清代右岸称南岸,堤防编号为南二工十四号段),是使用时间最长的的一道减水石坝。(注:关于金门闸的位置,从涿州市的角度讲,有“位于里渠乡北蔡村东北3.5公里的永定河右岸上”、“在永定河右岸涿州与北京市房山区堤岸交界处,位于涿州一侧”等说法。)始建于康熙四十年(1701),为草闸,原址在窑上乡任营村南、窑上村北的永定河右岸堤段(清代堤防编号为南二工八号段)。此地原为老君堂村(今房山区窑上村与任营村之间,后来被永定河洪水吞没,现在已无此村)地界,对岸与今大兴区北章客村隔河相望。现在的金门闸是清乾隆三年(1738)移建于此的。依据清末永定河道吕佩芬作《重建金门闸记》:“永定河南岸之有金门闸也,始于康熙四十年,筑草闸,於竹络坝北”。 现存金门闸即宣统元年重建的金门闸,整体均为花岗岩条石砌筑,保存基本完整。其整体形状为顺堤南北排列式15孔石闸,南北宽100.6米,东西进深54.62米,建筑占地8335平方米。闸之主体由南北金刚墙及其间14座鸡心垛组成。14座鸡心垛形制、规模相同,均列于金刚墙之间,形成15空闸涵,每空宽4.35米。鸡心垛为长方形,迎水面(东向)砌成三角形为分水。垛顶斜置绞关石四根,其顶端置直径15厘米的圆孔为提吊闸板所用(闸板应为双槽木制,现已无存)。金刚墙东西两端各续外撇45°的雁翅墙,使闸迎水、顺水面形成敞口的簸箕形。金刚墙与雁翅墙衔接处置镇水兽四尊,迎水面为瑞兽一对,顺水面为神牛一对。闸底皆为海墁石坦坡。金门闸之金刚墙、鸡心垛、石雁翅、石龙骨、石海墁所用块石之间,皆以铸铁“银锭扣”相连。 金门闸的创建,与康熙时期的治理方略密切相关。康熙三十七年(1698),采取“疏筑兼施”策略,命直隶巡抚于成龙对卢沟桥南、良乡县老君堂村下游至永清县朱家庄(今小朱庄),长达一百四十五里的永定河进行治理。首先是疏浚河道。自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县十里铺,永清县朱家庄,会于东安县郞城河(今里兰城与外兰城之间),达于西沽入海。其次是修筑南北两岸堤防。南岸起自老君堂旧河口,迄永清郭家务,全长八十二里;北岸自张庙场(今北京市大兴区北章客村),至永清卢家庄,全长一百零二里。以上是土堤部分。另外,还堆筑了沙堤。南岸从高店(今北京房山区高佃村)起,至老君堂旧河口止,堆沙堤三十五里。这样,南岸连同土堤共筑堤总长一百一十七里。北岸自芦沟桥南至立垡村南止,堆沙堤二十二里。而立垡至张庙场五里,地高无堤,后于康熙四十年接筑。这样,北岸连同所筑土堤共一百二十九里。完工后,康熙帝赐河名为“永定”,这是永定河系统修筑堤防的开端。 (拍摄于2009年3月5日) 永定河堤防建立以后,使洪水从任其自然漫流、迁徙无常的状态得到控制,河床基本固定。但河道淤积仍很突出,尤其在河道下游出口,由于“筑堤束水”,泥沙下泄,河槽下口淤积迅速。康熙三十八年(1699),永定河下口的郎城河淤平,郭家务以下河道则淤高六、七尺,致上游河水壅塞。康熙帝于三十八年十月、翌年二月先后两次亲临永定河巡视,遍观全河形势,他认识到永定河水患皆由沙淤所致,因此把治沙列为治河重点。一方面筑堤束水,增加河水流速,以自身河水攻沙,一方面提出了于旧河口处把莽牛河清水引入永定河,名曰“以清刷浑”,以清水攻永定河泥沙的构想。经过周密的实地考察,郎中佛保、永定河南北岸分司齐苏勒、色图浑于康熙四十年三月,自老君堂东南将莽牛河堵塞,于莽牛河与永定河之间,斜向竹络坝北挑引河一道,长五里,名小清河,将莽牛河清水逼入永定河,以实施借清刷浑的方略。为控制水流,在竹络坝北小清河入口处的永定河堤岸间建草坝一座,口门宽二丈,名金门闸。四月八日工竣,开闸放水,引入永定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齐苏勒将草闸改建成石闸,目的是永定河水大则闭,防浑水倒漾,水小则开,引莽牛河清水入永定河攻沙。闸门宽仍为二丈,入深一丈二尺,两金刚墙高八尺,南北护以埽坝,各长五丈,宽一丈,高六尺。 康熙时期所采取的疏浚河道、修筑堤防、以水攻沙等治河方略,取得了巨大成效。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以后至雍正末三十余年,永定河基本稳固无大患。但康熙时期的永定河治理方略也有其局限性,它只是在一段时期内有效地缓解了灾情,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永定河淤沙问题。当采取攻沙措施后,淤留于河道的泥沙减少,大量的泥沙顺流出永定河下口入淀,由于淀池宽广,水流放慢,泥沙便沉积淀内,淀淤阻水,下游河道亦淤,加之永清郭家务以下堤岸狭窄,下游永清河段时有决口。康熙四十一年(1702)决三圣口,四十八年(1709)决王虎庄,五十六年(1717)、六十一年(1722)两决贺尧营。雍正四年(1726),辛章、胜芳二淀淤,永定河去路断绝,雍正不得不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轼改柳岔口稍北为下口,自郭家务开新河至王庆坨北接长甸河,东入三角淀达天津界归海。 乾隆二年(1737) 六月,永定河伏汛,洪水涨漫卢沟桥面,过堤顶,又漫南岸金门闸铁狗堤等八处,北岸张客(今大兴县北章客)等二十二处,全河漫决达四十余处。南二工八号的金门闸,本因永定河河床淤高,莽牛河的清水难入永定河,早已废置有年,正处在南岸决漫处,被大水彻底冲垮,小清河也被泥沙淤平。金门闸——这一康熙时期重要的引水排沙工程终于被洪水毁废。当年的“疏筑兼施”策略已于事无补。如何治理永定河,有效地解决永定河水患,急迫地摆在乾隆皇帝面前。特命大学士鄂尔泰亲往永定河筹度,以求善策。经考察,鄂尔泰认为,“永定河之所以为患者,独以上游未曾分泄,下口不得畅流,……。”因此他提出改导下口,在上游两岸建闸坝、开引河,减水分流,再自下而上疏浚河道淤沙的主张,并借鉴康熙以清刷浑的排沙成策,建议将引河下游导入清河,以除沙淤。鄂尔泰的主张即被采纳,这一主张后来被乾隆帝发展成为乾隆时代的主导治河方略。依照鄂尔泰的方案,乾隆三年(1738),在永定河右岸建良乡金门闸坝、永清郭家务闸坝。再建的金门闸从南二工八号南移至数里外的南二工十四号,即今窑上村南、韩营村北的现存金门闸的位置。移到新位置所建的金门闸改为减水石坝,初建规模为金门宽五十六丈,进深五丈。此外,还有石迎水簸箕和出水簸箕、南北两坝台、灰迎水簸箕和出水簸箕、南北迎水雁翅、南北出水雁翅等,用银十八万六千一百一十二两有奇。此次重建的金门闸与原址(南二工八号)康熙朝所建的草闸功能完全不同。原金门闸是引水闸,是节制小清河所引莽牛河排沙清水入永定河,而移址再建的金门闸是排水闸,是永定河中游的一项分洪减水工程,只是袭用了康熙金门闸旧称。 此后,随着运用情况的不断变化,对金门闸进行了多次改建、维修: 乾隆六年(1741),因溢流段高程定的太高,分洪作用小,将溢流段五十六丈中间的二十丈(也有十八丈说法)落低一尺五寸。这样,水稍大时从中间溢洪,水再大,全坝溢洪。 乾隆三十五年(1770),将此前落低的地方补平,又在全坝上加高二尺五寸。这说明永定河河床在不断淤高。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两次到金门闸巡视。暮春月上旬,乾隆帝阅视金门闸时,题诗两首,现将碑阳堤柳一首抄录于下: “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此理本易晓,倒置尚有在。而况其精微,真解亦奚怪;经过命补植,缓急或少赖。治标兹小助,探源斯岂逮”。 三月初,乾隆帝再临永定河巡视,阅金门闸,面谕直隶总督周元理,于金门闸上建挑水坝,使水势迁回过闸。又谕两岸大堤邦内多种卧柳以资捍御,这是一项具有乾隆时代特色的河防措施,当春即被实施。六月,乾隆帝谕周元理:督饬河员,于金门闸过水之处,即为挑浚,务使积淤尽涤,水流畅行,以资宣泄。数月之内两谕金门闸事,乾隆帝如此重视金门闸,实因这一分泄工程事关永定河全局安危。是年,河员遵照乾隆帝指示,修金门闸,添筑挑水草坝一座,长十丈。工毕,勒《金门闸碑》记金门闸形制,历述乾隆三年以来金门闸工事,立于金门闸南坝台上。乾隆帝巡视永定河,阅金门闸时,曾作五言长诗《堤柳》,陈述植柳御堤策;作《阅金门闸》,叹永定河难治,陈述在金门闸添建挑水坝策。当年勒《御制诗碑》,亦立金门闸坝台上。 乾隆五十九年,有人建议再加高龙骨(清宫档案存有设计图),但未实行。 (此图存于清宫档案中,为乾隆五十九年金门闸改建设计图) 一直到道光三年(1823),才又把龙骨加高四尺五寸,顶宽五尺,迎水坡斜宽六尺三寸,出水坡斜宽一丈三尺五寸,两金刚墙加高四尺。此次修作,金门闸《上谕》碑有详细记载。次年六月,由南岸同知窦乔林、三角淀通判胡侍丹如期承修竣工。这是乾隆以后,金门闸的第一次大修,耗银十万三千四百五十一两。 道光十一年(1831) 重修,加高石龙骨一尺二寸,迎水一面砌石坦坡。二十三年(1843)兴工,拆卸石龙骨一尺二寸,加高三尺,海墁下接修散水石。 同治五年(1866),河底继续淤高,再度筑埝堵塞金门闸口。此后历年,虽连遭漫口之患,金门闸一直堵闭,涓滴不能宣泄,闸坝遂废而不治,至十年 (1871)河底淤高与龙骨平。十一年(1872),直隶总督李鸿章重修,二月二十日开工,旧日龙骨高七尺八寸,全部拆除,进移五尺,重筑新龙骨,龙骨长五十六丈,中段二十丈,比旧龙骨升高四尺,两头各十八丈,升高五尺,建新龙骨进深加宽至六丈,下接旧海墁,上斜作坦坡形,以使水平缓过闸,这样,就防止了出闸水势过猛,毁及金墙和海墁,或意外夺溜。南坝台未动,北坝台东面南移九丈,与龙骨紧接。坝墙内外镶护闸埽,仍于龙骨上添设拦水埝一道。疏通闸下减河,由童村入小清河(即莽牛河,后称小清河)四千一百七十丈。重修汛房,建碑亭于闸侧,勒碑记事。五月底工竣。是为第二次大修,耗银六万四千七百四十二两。工程由李鸿章查勘全河后,由永定河道李朝仪等勘议设计兴工的。 同治十三年(1874),将龙骨中段二十丈,下段十丈,照中段原尺寸落低一尺七寸。光绪二年(1876),龙骨中段二十丈,加高一尺二寸,下段十丈加高一尺五寸,迎水坡加高一尺。光绪六年(1880),加高龙骨中段、下段,共三十丈,与两头原龙骨平。 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二品衔总理直隶永定河道吕佩芬巡河至金门闸,时坝外高于引河不及二尺,而内低于河滩只有尺许,仅恃一小埝横障之,一旦埝不足恃,势必悬流直泄,其患将不可胜言。于是,复建大修之议,乃历稽成案。岁终,奉部议准行。 宣统元年(1909年),吕佩芬主持将金门闸改坝为闸,辟闸孔十五道,各设闸板,启闭由人,成为真正意义的泄洪闸,这也是今人所见的15孔绞关石闸的样式。 从康熙四十年(1701) 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207年间,金门闸一直是一道横在永定河堤口上的坝,而坝是固定的,不能控制水位。既称闸,应筑闸涵,设闸板,以便灵活启闭收放,控制水量。 其实,在吕佩芬提出对金门闸进行大修的时候,他还不知金门闸之旧非坝,故所请之五万二千余金乃修坝之费。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协助吕佩芬为金门闸大修立下汗马功劳的是建德(县)张黼廷,他是一位有久历河防、屡次承修土石工程有着丰富治河经验。吕钦佩他的才华,聘请他前来协助。他向吕提议:“金门闸以坝而称闸,名实既不相符,且坝有定型,不若闸启闭由人,可因水大小以为宣塞也。倘乘此改而为闸,不亦善乎。”吕听后很高兴,正与自己的意愿相同,只是担心将坝改闸所申请的费用不足。于是,张作了详实的考察,提出方案:将石龙骨宽度减为三十二丈,其上辟闸涵十五道,涵高八尺,宽一丈四尺。闸涵之上平板为桥,大汛时可以利往来。所需之费当与修坝等,纵有不足,为数极微。吕采纳了张的建议。二月初经始,五月末告成。工既成,所费适为所请之数。吕(佩芬)感慨地说:“鸣呼!今之董理工程者众矣!求如黻廷之勤明廉干、工烦而费简者抑亦希矣!余故乐记之以告于人,并使后来者知坝之还闸所自始也。”当然,此次改建,除了得益于张黼廷的精密设计和全面施工,还有”起家河员、老于工程之学“的历城直刺汪延(廷)庚、桐城县令张荣凝协同施工”。 民国25年(1936年)秋,永定河金门闸放淤工程开工。利用金门闸南端2孔为引水口,放淤区内包括放淤1万亩,淤灌11万亩。至民国26年6月基本完成。1949年秋,河北省成立金门闸灌区时,为解决右岸涿县、固安、永清部分农田的灌溉问题,由河北省永定河河务局设计,报经水利部批准,将南端两孔改建为铁闸门。 1971年,南端两孔复加改建,作为灌溉用闸门。其余各孔俱皆填塞,但原来石闸的遗迹犹存。现状金门闸石质结构整体保留完好,原耸立堤岸的5通纪事石碑,移入到南侧管理房内保存。 据北京市的资料记载:1957年以前,良乡县属河北省通州专区,涿县属河北省保定专区,当时永定河水量较丰富,涿县里渠、义合庄两乡部分村从金门闸引水,经金门渠灌溉农田。为了便于调配水量,1956年经保定专区水利局与通州专区水利局协商同意,将原良乡县管理的金门闸,连同金门闸下游堤防变由涿县管理。1957年房山、良乡县合并划规北京市,但此段堤防未收归北京市管理。永定河右堤从房山区大宁村北(2+908)起,至韩营村南,即房山区与涿州市交界(桩号32+400)止。但真正由房山区管理只到金门闸北侧(29+678),从这里到韩营村南虽在房山区境内,却由涿州市管理。这样一来,永定河右堤金门闸至韩营村南这块土地成了飞地。据涿州市的资料,1958年7月保定地委、专署将金门闸南端两孔和全部老闸,及清代汛房等都划归涿县管理,此前涿县给保定地委、专署作了书面请示,提出接收管理养护永定河金门闸。这样,金门闸及金门闸至韩营交界处2.722公里堤防就由涿县管理了。从便于堤防管理和防汛抢险角度,北京市水利局于1987年曾给流域机构提交了报告,10月29日给海委提交了《关于永定河右堤管界与省市边界划归一致的报告》,针对永定河右堤管界与省市边界不一致问题,恳请海委协调解决。此报告同时抄报中央防总、水电部等。此后,上级有没有出面协调不得而知,而至今没有解决。因此,永定河右堤金门闸至韩营村南这块土地成了飞地。 金门闸为保卫永定河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曾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虽今已废弛,但它是历史的见证,是劳动人民和工程技术人员血汗和智慧的结晶。1993年7月15日,金门闸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入国家第六批文物保护名录。 现状的金门闸,涿州市安排了专人看管,对五通石碑所在的房屋进行了修缮,又将闸体四周安装了防护围栏。同时,新建了展室,并对外开放了。北京市房山区永定河管理单位也将通往金门闸的堤顶路设置了限行设施,安排专人看管把守。个人认为,只要利于文物保护和展示传承,不论河北省管还是北京市管,都是一样的。 另外,金门闸闸体现状已被灌木和杂草围裹的看不出全貌,闸体组成构件雨雪风霜的侵蚀,对文物本体的保护也许成了不利因素。目前,北京市除了大运河水利文化遗产保护受到了国家和北京市的重视,而其它水利文化遗产保护似乎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期望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尽快重视起来。 参考文献:1、《金门闸与清代永定河水患治理》.杨亦武.房山区文化文物局办公室主任。2、《金门闸》.徐浩生.原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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