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光镐先生的书稿中，解读“翦商”中的北京往事

2025-1-6 10:15|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申哥带你走天下|来自: 北京号

摘要: 结识前辈好友王光镐先生，实属机缘巧合。王先生担任过武汉大学考古系主任、湖北省楚国文化学会秘书长、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馆长、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主任。恕我是后生晚辈，却因一篇关于本人的报道文章（由北京 ...

结识前辈好友王光镐先生，实属机缘巧合。王先生担任过武汉大学考古系主任、湖北省楚国文化学会秘书长、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馆长、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主任。恕我是后生晚辈，却因一篇关于本人的报道文章（由北京知名文化人、媒体人蔡辉先生采写），引起了王先生关注。随之，王先生便跟我沟通，进而赠书予我。我与王先生，也成了忘年之交。

阅读王光镐先生《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上、下卷），确实是种享受。王先生将考古学知识、研究成果，与北京史的资料文献紧密结合。按照胡适先生曾经的说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而撰写了这部具有相当分量的作品。

接下来，我把其中关于“翦商”前后的内容摘录一二，以示各位读者：

（一）周武王封黄帝后人于蓟的考古学研究

周武王伐纣之后，未及下车，便封黄帝后人于蓟。其实，在上古部落或部落联盟之中，出名的绝不止一个黄帝部落。炎帝部落、蚩尤部落，尧舜禹等部落，皆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与众多的后代。那么，蓟地为何被封给黄帝后人呢？从考古学的角度，王光镐先生提出了一些想法与思考：

北京地区相当黄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是雪山一期文化。此文化以昌平城西4公里的雪山遗址一期为代表，同类遗存还有平谷上宅第三期、房山镇江营第三期、昌平林场、昌平马坊和海淀燕园等。雪山一期文化的陶器大多为平底，少数带圈足，不见三足器，种类主要有素面侈口罐、素面高领罐、高领壶、简形罐、弧腹盆、敛口钵和豆等。陶器中加砂陶明显多于泥质陶，以褐色为主，灰、黑陶较少。陶器以素面为多，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图案有垂带纹等，少见绳纹等拍印纹饰。从石斧、石锛、石凿、石磨盘、石磨棒等生产工具及细石器镞的发现来看，其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但兼有一定的北方狩猎经济。

综观雪山一期文化，与黄帝集团的关联比比皆是。

首先，从时代看，黄帝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后，而根据对雪山一期遗存和海淀燕园遗址木炭标本的测定，其年代数据一组为公元前3640年~前3374年，一组为公元前2858±100年②，均在距今5600~4900年间，恰与黄帝的年代相符。

其二，从所在的地域看，雪山一期文化的典型遗存发现于昌平西北部，恰与黄帝文明大本营的涿鹿、延庆紧相毗邻。尤其绝非巧合的是，雪山遗址位于南口的下首。而南口，正是从涿鹿穿越军都山进入太行山东麓的要冲。也就是说，此遗址刚好位于北京小平原的大门口，恰好印证了黄帝集团的东进。

其三，从文化的关联看，在距离涿鹿不远的河北蔚县四十里铺和三关等地，发现了一种同于雪山一期文化的遗存，这就从考古学文化上把黄帝文明大本营的涿鹿和北京雪山一期文化紧紧连在了一起。

其四，从文化的构成上看，有学者指出:“雪山一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山东大汶口文化、晋中义井类型、内蒙古中南部海生不浪类型的因素，极大地丰富了其文化内容，表现出多元文化的特点。”“以上各种外来因素，恰与阪泉之战、涿鹿之战时，东部蚩尤族、中西部炎帝族及相关族群聚集到涿鹿及北京一带的文献表述相符，更和这两场大战结束后黄帝集团、炎帝集团、东夷集团融合成新的族体相符，反映的恰是黄帝集团文化的属性。

其五，从分布的范围看，雪山一期文化的重心虽然在昌平，但已深入到北京小平原的今海淀和北京最南端的房山区，向东甚至到达了天津蓟县张家园，覆盖面相当之广。这一特性显示出，此文化来势凶猛，很快就取得了强劲发展，而这也和席卷北京小平原的黄帝文明风暴相契。

总之、通过种种迹象观察，似有相当理由推测，雪山一期文化就是黄帝集团的文化。这或印证了：今北京平原很早就成了黄帝文明大本营的一部分。同时也揭示出：正是从黄帝时代开始，北京地区跨入了国家文明的新纪元。换言之，黄帝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开拓者，也是北京地区文明时代的开拓者，雪山一期文化便是北京地区国家文明的最初源头。

一个饶有趣味的考古现象是:“大约公元前2900年以后，北京地区农业文化基本中断。实际上，此时从内蒙古中南部的岱海地区到整个西辽河流域，都出现文化中衰现象。”

对于这一特异现象，学者做出的解释是：“应当有以狩猎采集为生计的人群，长时期占据这片广大地区”，即认为这是狩猎部族强力入侵的结果。但证之以黄帝集团就是在此时由涿鹿南迁新郑的，更证之以迄今尚无任何迹象表明当时北京地区已为狩猎采集部族所占。那么，为什么不能说公元前2900年以后北京地区文化的中衰，恰恰是由黄帝集团的整体南下造成的呢?

由于黄帝集团携众而去，不仅其部族和部属要统统拔寨而起，就连所属的内蒙古中南部、西辽河流域及北京小平原的部族也要倾巢而出，大约这才是造成北京地区、岱海地区和西辽河流域“文化中衰现象”的缘故。而恰恰是北京地区这场间歇式的停顿，进而证实了此前的雪山一期文化理应就是黄帝集团的文化。当然，中衰只是一时之事，因为没过多久，北京地区就出现了相当铜石并用时代后期的雪山二期文化。

由此，或可推知，蓟地（北京地区）与黄帝集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二）“翦商”之后，纣王的孩子跑到哪里去了？

武王克商后，为了安抚殷商遗民，命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继续留居殷都朝歌，以续商人先祀并管理殷商遗民。此即《史记·卫康叔世家》所说:(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

但为了防止武庚禄父叛乱，武王在原商王畿内又封了邶、墉、卫三个侯国，分别交由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治理，以共同监管武庚。此后不久，武王逝去，幼子成王继位，武王之弟周公旦辅政，代成王掌管国事。管叔、蔡叔对此十分不满，散布周公想篡位的谣言，并串通武庚起兵反叛。

此事的结果，如《逸周书·作雒解》所载:“(成王)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人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即为了保住江山，周公和召公以成王之命率军东征，一举荡平了朝歌叛军，杀管叔、放蔡叔、贬霍叔，驱使“王子禄父(武庚)北奔”。

对于这段历史内容的考古学探索，或可从北京地区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入手。

张家园上层文化，大体时间是西周早期。就在翦商之后，商文化因素却忽然在北京一带大量涌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蹊跷的事。其蹊跷之处在于，这时商已亡国，怎么反而会突然出现大量商文化因素呢?现在，当我们了解了战败亡命的武庚禄父曾一股脑向北逃窜的事实后，方知这是武庚禄父带来的。

但更为奇怪的是，武庚禄父为何不就近奔向周边的商故地或前与国，而不惜千里迢迢奔往幽燕呢?这又说明，当时商人在北方幽燕一带有比在其它地方更为牢固的基础，因此此地成了殷人最后的避难地。

其实，商人势力早在夏代就已进入易水流域，在北地扎下了深深的根基。武王伐纣时，燕山一带的孤竹国君之子“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阻挠武王大军东行，这也说明了商人势力在燕地的根深蒂固。到了西周初年，顺义牛栏山蓟国贵族墓仍奉行商人礼制，自然也是商文化历久年深的反映。因此，向北逃窜的恐怕不只是武庚禄父，势必还有为数不少的商朝遗老遗少，而这就是西周初年张家园上层文化商文化因素大量涌现的缘故。

那么，在平定了殷人的叛乱后，如何镇抚商人势力盘根错节的东北重地呢?这便成了草创伊始的周王室迫在眉睫的任务。而以召公的地位、威望、才干、功德，坐镇幽燕者非他莫属，于是这一使命便历史性地落在召公身上。

关于召公奭受封的时间，无疑要比周武王克商后“未及下车”褒封的蓟为晚。虽然《史记·燕召公世家》及各文献多将召公受封之事列在武王名下，但从整个事态的发展看，召公封燕理应晚到了周成王平定殷人叛乱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