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某个机缘,让笔者走进北京文史馆馆员、北京出版集团资深编审杨良志先生的书房。自进门的那一刻,笔者便怀疑走错了空间:这里哪是书房,明明是灯市口或新街口的中国书店换了地方。杨先生的藏书量,绝对是惊人的。这从怹所藏各个版本的“毛主席诗词”,便能看得出来。近些年,杨先生经常作“主席诗词”版本研究方面的讲座。每个细枝末节的问题,每个涉及到的人、事、物,怹都能如数家珍、信手拈来。 杨先生的藏书多,但不及怹读过的书(或文章)多。而杨先生所读过的书,又不及怹编辑、审校的文字多。我的一位好友、供职于北京社的畅销书作家刘路先生,就曾以仰慕地语气讲道,“我在出版界的老师,是……而他的老师,就是杨良志先生。”据笔者亲见,杨先生每日审读的稿纸(前辈学者使用电脑者,人数比较有限。大部分依然手写书稿,如著名史地学者朱祖希先生),就能与大书桌等高。 杨先生是喜欢做事儿的人,怹为《京腔京韵话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等丛书,张罗了一批作者(这里面,也包括笔者)。出版一本图书,从前期策划,到跟进写作,再到后期宣传,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编辑老师的努力,更何况杨先生已经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从外表倒是看不出来)。 杨良志先生的“阅”历,实在丰富。怹编纂的北京文史丛书或单册,数量颇多。但闲暇之余,杨先生也喜欢选编一些轻松的读本。比如,选择文化大家朱家溍先生文章的时候(由北京出版社推出的《北京闻见录》),杨先生便将朱老的一篇妙趣横生的小文,一并编入书中。这篇文章,是朱老针对彼时的影视作品有感而发。 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在此摘录一下: 如何表现西太后的生活情景 很久以前有一天,在梅兰芳夫人家里,吃过晚饭,正在喝茶聊天的时候,梅夫人从一个拆过的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看。她笑着说:“你看,我这有一幅西太后的相片。”我拿在手里一看,果然是“西太后”坐在宝座上的照片。当然,不用研究就知道,这是扮演的。 从这幅照片上来看,演员扮演得很有气派,貌美而老练,正是西太后这个角色应具备的形象。这里所谓形象,不是说她面貌完全和西太后一样。以西太后六十岁左右的照片来看,绝不能给人以美感。不过,她年轻的时候曾经美过。既然是拍摄彩色故事片,当然需好形象的演员。过去的电影或话剧演这个角色,总是老丑一派的,我认为西太后这个反派角色,要从本质性格来构成人物形象,如果仅仅以老丑来体现,反而减弱这个反派女性人物的深度。 后来梅夫人约我去看这部影片,我才知道片名叫作《倾国倾城》。我向来对于话剧或电影,只看现代题材。我最不愿意看历史故事题材的话剧或电影,因为这种题材总是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可笑感觉。看完之后,梅夫人问我:“你看怎么样?”我说:“还是您的干女儿(扮演西太后的卢燕)演得好,不过整个影片是闹着玩的。”她说:"你看哪一点不对?”我说:“不是哪一点不对,而是所有细节没有一点对的。” 例如,一、西太后屡次把“去”字,念成“克”,像是故意显示这个特点。 实际北京旗人在某些字音词汇上,是有地区的差异(内城和山、健锐营之间)和阶层的区别(宗室觉罗八旗和包衣旗人之间)。例如把“去”字念成“克”,在北京旗人当中确有一部分人是这样说的。但也有一部分人,“去”就是去,而不念成“克”。 我虽然是1914年出生的人,但我青年时候,北京亲友中旗人,还有不少仍然保持原来风俗习惯的。据我接触到的他们上层人,“去”就读作去;而市民阶层的有一部分人“去”读作“克”。我问过载涛先生(光绪的弟弟),据他说“去”念“克”是一般八旗兵丁的习惯语。解放初期,话剧《清宫秘史》里也有这个语音。据载涛先生说:“我们(指他的家庭)根本就不这样说话,宫里主位们(指后妃)更不说‘克’呀‘克’的。” 二、影片中西太后吃早饭的地点,虽没有表明具体的地点,但出现的景象,是在太和殿或皇极殿一类的大殿中、高高的宝座台上摆桌吃饭,这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事。 帝后传膳的地点虽无规定,但绝无到大殿高台上吃饭的例子。以西太后的寝宫而论,在宫内不外长春宫、储秀宫、乐寿堂,在颐和园也是乐寿堂。这些地方都是接近住宅式的房屋。传膳就在室内当中摆一张椅子,椅子前面摆一张类似炕桌样子的宴桌,满洲语叫作“图思根”。 在一张图思根上面又加摆一张图思根,两张图思根叠摞在一起的高度,相当于一个普通方桌的高度。在上面一张图思根上摆列食物。要更换一批食物时,就把上面一张图思根撤下,再换上一张,摆列另外的一批食物。在座前图思根上摆的食物都是她喜欢吃的。还有很多照例不吃的食物,都摆在一张一张的许多高桌上,是为了赏人用的。 三、宫中演戏的地方,如在紫禁城内,有宁寿宫的畅音阁、重华宫的漱芳斋;在西苑则有晴栏花韵、南海的纯一斋;在颐和园则有德和园、听鹂馆。 以颐和园为例,譬如在德和园演戏,戏台是坐南朝北的,看戏的地方颐乐殿是北房七间,和戏台之间还有大院子。太后坐在北房东次间的前檐炕上,光绪坐在西次间的檐炕上,皇后坐在东进间前檐炕上,妃嫔们坐在两进间以及东西梢间。赏入座听戏的王公大臣在东西两侧的房间内,分别其地位高下,有二人一间的,有四人一间的,也有六人一间的。其余就是宫女太监,各有职守,不是看戏的。 所以,真正看戏的没有多少人,院子里空着不坐人。如果是太后坐在正面楼上包厢,两旁坐满了人,楼上楼下,人山人海,拍手叫好,这种景象内廷演戏是没有的。从前北京在家庭中演堂会戏也没有拍手叫好的,何况皇宫?并且,宫中演戏是早晨六七点开始到下午就散了,从来不演夜戏。 四、按清代制度,皇太后圣寿节,照例在慈宁宫大殿升殿受贺,中和韶乐设于慈宁宫檐下,设丹陛大乐于长庚门,表案设于宝座前,设皇帝拜位于慈宁门正中。在这一天的早晨,皇帝率群臣到慈宁门,大臣们立在慈宁门,而皇太后在慈宁宫大殿正中宝座升座,乐止。礼部尚书向皇帝奏请行礼、皇帝在慈宁门正中站立,丹陛乐奏《益平之章》,鸿胪寺官引大臣们在慈宁门外各就拜位立。鸣赞官奏“跪”“拜”“兴”(兴就是起立),皇帝在鸣赞官口号中行三跪九拜礼。礼毕,礼部尚书奏请皇太后还宫,内装接奏、中和韶乐奏《履平之章》,皇太后从宝座下来,乘舆还宫,乐止。礼部尚书奏,礼成,皇帝从慈宁门退下,升舆还宫,王公百官退。 影片中如出现西太后过六十岁升殿受贺,就应该像上述情景,而不可能是大臣们都排着队进入殿内。按制度,皇帝只在慈宁门中,王公大臣只能在慈宁门台阶下。清代也没有在行礼时喊“万岁”的制度。 当皇帝率百官退下以后,内监设皇后拜位于慈宁宫檐前正中,设贵妃、妃嫔拜位于左右稍后;公主、福晋、一二品命妇在东西丹墀,一切行礼仪式和前者一样。但两者是分别举行的,不是男女混杂的情况。 五、太后在宫中,或西苑,或颐和园,不论住在什么地方,凡是从甲地到乙地,不但宫里人没有接连不断大喊“驾到”的情况,即使小声说话,也从来没有“驾到”这个语汇。宫中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太后或是皇后,譬如在颐和园住,有时从所住的宫步行出来闲走,当然前后总有太监、宫女,如果看见前面有内务府的官员或工匠一类的人时,在最前面的太监有向对面来人暗示“主位来了”的责任。这种暗示不用说话,而是用嘴唇吹压低声音的口哨。这个对面的人就赶紧避开。如果地方较窄避不及的话,就转过身,面朝墙垂手侍立,等候主位过去再走。 怎样看待李莲英? 关于李莲英的传说,从前只听到他贪污受贿的罪恶,没有听见过说他曾经害人的事,陷害珍妃这类事是不可能的。至于那些不属于害人的事,例如什么演礼时,大家都在等他一人,这类事也是不可能的。朝贺礼,无须演习,即使要演礼。也无须大家都等他。他也没有不到的可能。关于宫门费,在当时有些官员向太后进贡时,要向经手的太监送宫门费。李莲英当时是总管太监,当然要多拿的,这是事实。至于剧本中李莲英向皇帝要宫门费,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曾经有过传说:李莲英挑唆西太后与光绪之间的不和,或者说遇事刁难光绪等等,有些野史、笔记也有过这类记载。 我曾听见三个人说过一些关于李莲英的情况。一是名画家溥儒,我曾经向他学过画,他是恭亲王奕䜣之孙。一是我从前的邻居蒙古王阿拉坦瓦齐尔,他是光绪年间御前大臣、亲王伯彦诺谟祜之孙。一是故宫博物院的技师徐文璘,他在光绪年间当过宫中造钟处的“柏唐阿”(满语,工匠的意思)。溥儒说: 李莲英,在当时能那样聚敛发财,都是内务府那些人替他造的声势。譬如有个记名海关道,正在等待外放的时候,内务府有一种掮客式的官员,就向这个人来游说,他可以走李总管的门路,包你一定得到肥缺。于是说出一个数目,经过要价还价的过程,最后成交,银子被经手人拿走。等“引见”过后,旨意下来“苏松太道,著xx补授”。某人得到这样的效果,当然觉得投这笔资真是划得来,这条门路真灵。掮客也可以拿这件事作为活人广告来吹嘘,他就可以有更多的生意。行贿的人固然达到目的,可是实际李莲英并不敢向太后说。这件事的效果也并非李莲英的力量。因为,西太后这个人的性格,是以英明自居的,丝毫不肯大权旁落,怎能容忍让李莲英一个太监来操纵。假设李莲英真有一次向西太后说某个官员贤否的话,不论这个官员是真的贤或否,李莲英便会立刻被革去总管。 李莲英是个非常狡黠的人,他不会干这样蠢事。实际一些等待放缺的官,已经预备引见,不过有头等肥缺,或次等的区别。总之会得一个缺,即使不走门路,也一定得到一个。这次不放,将来也必有。那些花钱走门路的人,得到好缺,其实也是碰运气来的,但他认为是走门路的效果。又有些人花钱走门路,然而得次等缺的人,则遗憾地认为自己钱出少了,某人某人得到好缺一定比他出钱多。至于没得缺的,也认为这次钱没花到家,再等一次吧。这样相因相果,加上那些掮客也故神其说,就造成更大的声势。 李莲英只是一心一意、全副精神把太后伺候好,如果有人参奏李莲英招权纳贿卖缺的话,太后当然不会相信。她可以这样想:李莲英招什么权,他从来没向我保举过什么官,也从来没说过某个官员不好。这就当然参不动,于是李莲英的地位就更稳固,进银子的机会就更多。 溥儒先生的这些说法,当然来源于他的上辈。 阿拉坦瓦齐尔的祖父伯彦诺谟祜是教光绪一切礼节和骑马射箭的师傅。在毓庆宫和翁同龢一文一武,每天和光绪帝在一起,两人同是光绪的心腹近臣。如果说当时朝中有帝党后党的话,这个伯王和翁同龢都是地道的帝党。阿拉坦瓦齐尔对于李莲英的说法也是来源于他的上辈。阿拉坦瓦齐尔说:“李莲英这个人,可谓真圆滑,不但西太后喜欢他,光绪皇帝也喜欢他。光绪从小时候就是由李莲英担任看护,光绪叫他‘谙达’(满语:老伙伴,也含有师傅的意思),并且对我们太王爷(指伯王)还夸奖过‘李莲英忠心事主’。”以上是阿拉坦瓦齐尔所说的话。 徐文璘先生在光绪年间除担任修理钟表以外,还负责到皇帝屋中给钟上弦(弦就是发条),他对于常去的地点和所接触到的人都很了解。他说:“光绪住南海的日子,李莲英住中海的‘福禄居’。光绪常带着随侍太监到‘福禄居’找李莲英聊天。每次去的时候,李莲英出门跪接,然后跟着进屋。光绪坐在前檐炕上,赏李莲英坐,他叩过头就坐在炕前脚踏上,陪着说话。光绪喜欢西洋钟表,李莲英也爱摆弄钟表,有时拆卸了装不上,就叫我(徐自称)去。”以上是徐文璘先生所说的话。 这三条不同来源的资料,彼此没有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补充。 朱家溍先生的类似小雅文,确实比较容易阅读。而编辑者能够采用这类文章,也确实是大手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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