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香浓郁的静心斋（续）

2025-2-1 13:48|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金石|来自: 金石笔记

摘要: 北海静心斋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还有着另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身份：民国期间蜚声中外的”史语所”曾迁入静心斋开展学术研究工作。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设立中央研究院，任命蔡元培为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央 ...

北海静心斋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还有着另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身份：民国期间蜚声中外的”史语所”曾迁入静心斋开展学术研究工作。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设立中央研究院，任命蔡元培为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最早成立的几个研究所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是中国第一个以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国立研究机构，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学术高地之一，中国现代人文学脉由此发轫。

1928年4月22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

“史语所”集中了当时众多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如陈寅恪、赵元任、顾颉刚、杨振声、容肇祖、罗常培、商承祚、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清代一个著名学派，以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著称）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十年间组织殷墟发掘十五次，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重大成果。重要出版物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至1949年共出版二十一本（每本四分册）。此外，还有《专刊》《单刊》《集刊外编》《史料丛刊》《田野考古报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

“史语所”从1928年成立到1949年播迁到台湾，时局动荡，多事之秋，其在大陆的21年时间里前后搬了8次家，在广州、北平、上海、南京、长沙、昆明、李庄各地都留下了历史的足迹。

“史语所”是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创办的，他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简称“史语所”）所长，为史语所赢得了较高的学术声誉和国际影响。

“史语所”成立之初在广州东山柏园的办公楼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及学术领导人‌。‌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担任游行总指挥。他深受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傅斯年后来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后又转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该研究所成为近代学术事业的重要基地，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重视考古材料的作用，并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此外，他还组织了多次有计划的殷墟甲骨发掘，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史语所”迁入静心斋

1926年12月，傅斯年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欧洲留学生活启程回国。他原想回母校北大教书，不过，这时候正值国内南北战争方殷，北京上空阴云密布。这年春天刚刚爆发了“三.一八惨案”，1927年张作霖的奉系势力控制北京以后，又把北大并入京师大学校，北大师生人人自危，纷纷逃散。

南方自孙中山逝世后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随即誓师北伐，节节胜利。上了北京政府的黑名单、刚从北大逃出来的地质学教授朱家骅这时候实际主持中山大学，他聘请傅斯年出任文科学长及国文、史学两系的主任。就在这里，1928年1月，傅斯年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同年6月，国家最高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宣告成立。稍早时候，傅斯年写信向院长蔡元培提议在中研院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当年7月正式在广州建立，刚开始仍暂借在中山大学校内，1928年10月22日，“史语所”迁入位于广州东山的柏园，后以此为正式建所日，中国新史学的火炬就这样点燃了。

但广州并不是傅斯年心目中的理想之地，他理想的标准是什么呢？傅斯年提出了三点：首先，虽然在语言学上，两地各有优势，但在历史学上，北平的优势更明显。其次，研究所需要图书馆资助，当时“史语所”初创，尚无力自办一个适宜的图书馆，希望借助北平图书馆参考。第三，研究所应该设在学者聚集、环境闲适的地方，便于交流讨论。

这个时候的北平是什么样呢？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退出北京，在出关返回奉天的途中被炸死。同年6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北平成为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市。

自从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来，失去首都身份的巨变让北平各界反应激烈，原来的中央机关、各银行总行及大批官员南迁，商铺锐减，百业萧条，失业加剧。几百年的帝都往事、富贵荣华顷刻间烟消云散了。

1930年已不是京师的北平，无形文化氛围仍让其他城市望尘莫及。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尽管北平不再是国家权力的中枢，但元明清数百年建都于此，不但有形的历史遗迹古物众多，无形的文化氛围更让其他城市望尘莫及。晚清民国以来，在西潮冲刷下数十年的近代化历程也让古都一点一点培植出了新的机能。

民国初年，在朱启钤的主持下，京都市政公所就着手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和公共工程建设，改建正阳门、修建环城铁路，开辟香厂新市区，把众多的皇家园林和坛庙等从前的禁地改造为公园向公众开放。

1921年9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建设的协和医院新址投入使用，成为中国最好的医院。同年，留学意大利的年轻建筑师沈理源设计的真光电影剧场开业，这座文艺复兴式的西洋建筑马上成为北京最豪华的文化场所。

1921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建设的协和医院新址投入使用

1929年，由京师图书馆改成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并入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设的北海图书馆以后藏书更加宏富，3月北平图书馆新馆舍开始动工，1931年建成。宫殿式的外观十分华美，内部设备全是西式的，比之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毫不逊色，成为远东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

1931年落成的气势恢宏的国立北平图书馆

就高校来说，北平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协和医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学院等十几所之多，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城，以致于一些没有大学的省份不止一次向中央要求外迁一所北京的大学给当地。

新成立的市政府很快提出市政建设计划，成立繁荣设计委员会，希望利用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建成学术、文化和旅游之都，在转型中适应新角色。

此外，逛厂甸、东安市场的旧书铺和书摊淘书，去古董铺欣赏书画珠宝，到戏园听名角儿唱戏，这些属于老北京的京派作风、特殊体验真是其乐无穷。

更有像长安“八大春”、前门外煤市街山西馆、西四同和居、沙锅店、东安市场森隆、洞明楼、东来顺等出了名的馆子让人欲罢不能。所以蒋梦麟说：“在精神上，北平仍旧是北京。北平的气氛和情趣始终未变。”

30年代初的北平东来顺，几碟羊肉，一壶老酒，幸福满满。

首都的变更让北平一下子从建筑到人员各方面都表现出过剩的状态，没有衣食之忧的学者们可以饱享这种过剩之福，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说：“对30年代的北平生活确是不仅怀念，并且眷恋。”

傅斯年是北方人，在北京上了六年学，他熟悉这里的一切。特别是对于学术研究，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反倒是追求学术自由的学者所梦寐以求的。想到这些，傅斯年带领着草创半年的“史语所”从广州北上了。

1928年8月，傅斯年留德的同学陈寅恪受聘“史语所”，就任北平分所主任并代为寻找合适的房舍。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一说字彦恭（均未用），江西省义宁县（今九江市修水县）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陈宝箴之孙、陈三立三子。

陈寅恪自少受家学熏陶，广泛阅读经史。早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学校学习各种语言文字学。民国十五年（1926年）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教授），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及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陈寅恪的研究范围甚广，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代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古代各民族语言、敦煌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并称为“清华四大哲人”，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又与王国维、章炳麟并称“近代国学三大师”，被誉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陈寅恪的著作主要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等，并编有《陈寅恪集》。

1928年民国首都由北京南迁南京后，静心斋改为外交部档案保管处。陈寅恪看上了北海静心斋：这里有四个院落，南面三个小院，北面一个主院。从正门进去是一个长方形的水池，水池以北就是全园的核心建筑、面阔五间，前廊后轩的镜清斋。

陈寅恪与“史语所”同仁在静心斋（左三为陈寅恪）

静心斋北部主院东西长约百米，南北纵深30米，院中有一大片东西走向的假山，假山脚下是一片很大的水池。东部有一座单孔石券小桥，桥东面依山势而建爬山廊。假山、石桥和长廊后来经常被用作拍照合影的首选场景，出镜率极高。

“史语所”搬到北平看重的是文化氛围。尽管国民政府机关南迁，但北平还有许多学术机构。这里有全国唯一可与南京中央研究院并驾齐驱的北平研究院，下设物理、化学、镭学、药物、生理、动物、植物、地质、史学等九个研究所，其总办事处和史学所就设在中南海怀仁堂；1929年由陶孟和创办的社会调查所，广泛开展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劳动和人口问题等各方面的调查研究。各研究所之间学科多有交叉，相互合作能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其中以1913年丁文江等创办的地质调查所资格最老也最有成绩。

1929年6月5日，“史语所”正式迁入了北海静心斋。

北平人才济济，傅斯年眼光独到，为“史语所”的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延揽了新的领导人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在刷新阵容之后，傅斯年敲响了钟声，“史语所”同仁们投入了各组的研究计划中。

历史组得地利之便，抢救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并校勘《明实录》；语言组开赴全国进行方言调查，筹建语音实验室；影响最大的要数考古组，从1928年起到1937年总共在安阳组织了15次发掘，不但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迈出了古史重建的第一步，而且催生了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

傅斯年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远大理想正在全所上下扎实推进的工作中一步步变成现实。

“史语所”迁到北平的另一个重大收获就是与北大的合作。

民国时30年代时的北京大学

30年代初的北大，刚从被合校危机中独立出来。1930年12月蒋梦麟就任北大校长以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北大再度中兴，胡适、傅斯年、丁文江都是蒋梦麟倚仗的重要参谋。

傅斯年作为史学系的幕后实际主持人，按照他的理念重新确定了史学系的发展方向，塑造了新的学风。他打破了“史语所”人员不得外出工作的规定，让研究人员来北大兼课。李济、梁思永合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董作宾开设甲骨文字研究，徐中舒开设殷周史料考订，陈寅恪开设南北朝高僧传，傅斯年本人讲过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并与劳幹合开汉魏史择题研究，这样豪华的阵容真可谓“群星闪耀时”。

史语所泰斗琴瑟和鸣

傅斯年在北平期间住在米粮库胡同。这个胡同位于地安门内大街，北海公园的东侧，景山公园的西北角，上下班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