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制作、赏赐松花石砚考（上）

2025-2-7 14:39|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常建华|来自: 清代皇家园林研究

摘要: 海峡两岸的故宫博物院，均藏有数十方清宫收藏的松花石砚，两院的学者早已注意到松花石砚为清廷高度重视，都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周南泉提出，松花石的产地混同江似应是松花江会嫩江、黑龙江以后直至海 ...

海峡两岸的故宫博物院，均藏有数十方清宫收藏的松花石砚，两院的学者早已注意到松花石砚为清廷高度重视，都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周南泉提出，松花石的产地混同江似应是松花江会嫩江、黑龙江以后直至海的一段。松花石砚明初已有实物，清代松花石砚最早的是康熙时的作品，其成品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只有120块。在清代松花石砚的艺术特点中，康熙款砚有长方形、桃形、钟形、铃形和天然形，砚池有瓜池、荷叶池、麒麟池、竹池、水注池、嵌螺钿池和云水纹池等。傅秉全认为，松花石砚不是发端于明初，而是始自康熙年间。董佩信、张淑芬认为，康熙三十年（1691）内务府造办处在外朝武英殿设松花石砚作，制成第一批松花石砚，康熙帝亲撰《松花石砚制砚说》。罗扬依据王士禛《香祖笔记》的记载，认为松花石砚产生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对康熙朝松花石砚艺术特点的介绍得更为细致。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原清宫旧藏松花石砚120余方，主要是发现于端凝殿的两个楠木箱里，其中康熙朝30方，雍正朝40方，乾隆朝40方。嵇若昕早有深入研究松化石砚的长文，指出康熙二十八年至四十一年间，康熙帝制成松化石砚，所谓松化石是产于吉林省宁安县附近的松化石以及产于辽宁省本溪的桥头石，嵇文还从砚原藏宫殿、质材、款识、型制、装饰、砚盒等方面，全面论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松花石砚与盒。199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松花石砚特展，嵇若昕著书介绍了91件精选松花石砚展品，将前文修订后置于书首，新增《康熙朝御赐松花石砚表》。后又发表了有关雍正朝松花石砚的论文，内容亦涉及有康熙朝。此外，最近研究者方晓阳提出，松花石砚产生的年代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

笔者认为，以往对于康熙朝松花石砚的研究，在资料发现、疑难考证、综合分析方面还有较大的空间，因此不揣谫陋，依据奏折、起居注、文集等文献资料，结合清朝历史，参照松花石砚实物，对康熙朝松花石砚问题研讨，以就教于方家先进。

康熙帝制松花石砚

松花石砚，又名松花砚、松花玉、砥石砚、绿石砚、乌喇（拉）石砚等。康熙帝制作松花石砚是以他学习儒家文化以及治国方略并转向文治为背景的。

康熙十年（1671），一批通熟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官员被任命担任经筵讲官，并从翰林院选出十人充当日讲官员。当年二月首开经筵，四月初行日讲，八月设立起居注官，命日讲官兼摄。康熙帝身边常有文人学者，便于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此前的九年，清廷曾特旨召对继承晚明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书风的江苏松江人沈荃，命沈作各体书，指导皇帝练习书法。十六年设立南书房后，康熙帝身边常有内廷翰林侍值。南书房的基本活动是讨论经史、研习唐诗，先由皇帝亲自讲说儒学著作，次日皇帝复诵前一天内容，开讲新的部分，并阅读史书以及古文。配合讲经读史，还有诗词欣赏与创作以及书法练习。康熙帝对于汉族的儒家文化兴趣浓厚，作为文房用具的砚台又是书法练习的必备工具，康熙帝喜欢甚至研究砚台也就很自然了。三藩叛乱期间，京中的康熙帝一方面指挥平叛，另一方面认真研习汉族传统文化，寻求治理国家的良策。当康熙二十年三藩平定后，已经深谙儒家文化的康熙帝，便从以武定天下转向了以文治天下。康熙帝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深厚的汉族文化修养赢得了汉族的拥戴，通过文化认同换得汉族的政治认同。以此为背景，松花石砚被康熙帝“发现”了。

关于康熙帝制松花石砚，最详细的资料出自康熙帝本人的《制砚说》，其全文如下：

盛京之东砥石山麓，有石垒垒，质坚而温，色绿而莹，文理灿然，握之则润液欲滴，有取作砺具者。朕见之，以为此良砚材也。命工度其小大方圆，悉准古式，制砚若干方，磨隃糜试之，远胜绿端，即旧坑诸名产亦弗能出其右。爰装以锦匣，胪之棐几，俾日亲文墨，寒山磊石，洵厚幸矣。顾天地之生材甚伙，未必尽见收于世，若此石终埋没于荒烟蔓草而不一遇，岂不大可惜哉。朕御极以来，恒念山林薮泽必有隐伏沉沦之士，屡诏征求，多方甄录，用期野无遗佚，庶惬爱育人材之意，于制砚成而适有会也。故濡笔为之说。

该文未具写作时间，收入《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而收入此集的文章系康熙二十二年至三十六年所作，则《制砚说》的写作当也在这一时期。同理，康熙帝御制砥石砚亦应在这一时期。那么，康熙帝见到砥石更具体的时间是何时呢？康熙帝出关东巡盛京，展谒太祖福陵、太宗昭陵以及列祖永陵（在辽宁新宾），共计三次。首次在康熙十年（1671），第二次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第三次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第三次东巡已经出了写作《制砚说》的时间范围，第一次东巡时间离得太远，加之在盛京住了五天后立即陆行奔赴吉林边防，似无暇考察山水物产，不大可能“发现”砥石。而二十一年二月至五月间的第二次东巡，离写作《制砚说》时间最近，特别是这次东巡以平定三藩之乱祭告祖先，康熙帝心情愉快，途中不断行围打猎，东巡期间在盛京附近盘桓八天，然后前往吉林乌喇视察，抵达后还登舟泛松花江，归途亦很轻松。第二次东巡历时80天，较首次东巡的历时50天多出一个月。因此，我们推测康熙帝在二十一年东巡时，关注到砥石。

砥石，即磨刀石之意。本为“砺具”之材，康熙帝因其“质坚而温，色绿而莹，文理灿然”，视为良砚之材。经康熙帝制砚研墨，发现远胜绿色端砚这样的名砚，康熙帝还认为即使其他品种的名砚也超不过砥石砚。康熙帝还以此为喻，说明发现人才之难以及重要性。

康熙帝如此喜爱砥石砚，后来再出关就会进一步关注砚材。康熙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到十一月十三日，第三次东巡，历时三个半月。这次东巡告祭祖陵，是因为平定了准噶尔蒙古。康熙帝心情愉快，出发绕道蒙古，抵达科尔沁，然后转向吉林，一路行围狩猎，还在松花江掷网捕鱼，从吉林南下赴盛京举行告祭礼。康熙帝大量赏赐大臣松花石砚出现在四十年代，或许与康熙帝第三次东巡有关，第三次东巡后的三年多，康熙帝极力推崇松花石制砚技术和艺术观赏性并扩大制作规模，制作出了大量的松花石砚以供赏赐之用。

《康熙几睱格物编》有“木化石”条，记述：

黑龙江、乌喇等处，水极凉。河中尝有木化为石，形质与石无异，而木之纹理及虫蠹之迹仍宛然未泯。或有化石未全，犹存木之半者。以之磨砺刀箭，比他石为佳。又鹿角、人骨亦能变石，造物之巧，种种化机，非意想所能及也。

应是康熙帝东巡时在乌喇等处考察石材，发现了木化石，得知“以之磨砺刀箭，比他石为佳”，由此推测他对于松花绿石的考察亦应与此同时。

《词林典故》卷四记载，康熙三十八年，帝赐陈元龙“内制松花绿石砚一方”。陈元龙较早得到松花石砚，也较早论述对松花石砚的看法，他在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奉旨纂成的《格致镜源》中指出：

我皇上得松花江之砥石山石，赏识其佳，创自圣心，命工创制为砚。用佐玉几挥毫，间以颁赐词臣。温润如玉，绀绿无瑕，质坚而细，色嫩而纯，滑不拒墨，涩不滞笔，能使松烟浮艳，毫颖增辉。昔人所称砚之神妙，无不兼备，洵足超轶千古。砚虽一器，而上圣格物，山岳献琛，于此可验。

我们需要了解清宫制作砚台的情形。清廷内务府直接为帝后及皇室服务，造办处是内务府的下属机构之一。康熙朝内务府造办处有二：一是武英殿造办处；一为养心殿造办处。养心殿造办处承办宫中各项活计，留下了活计档。然而，活计档从雍正元年开始，此前没有专门档案。不过雍正朝开始的活计档，会涉及康熙朝造办处的事情，给人们留下一鳞半爪的记载。目前可以得知康熙朝造办处的情形是，造办处于“康熙十九年（1680）设立，专门负责制造、修理、保管帝后及宫廷需用的各项器物”。“初制，养心殿设造办处，其管理大臣官员无定额，设监造四人，笔帖式一人。康熙二十九年增设笔帖式一人。三十年奉旨：东暖阁裱作移在南裱房，满洲弓箭匠亦留在内。其余别项匠作倶移出，在慈宁宫茶饭房做造办处”。当时养心殿造办处从东暖阁迁出，移在南裱房，殿内尚有弓箭作，“别项匠作”移到慈宁宫茶饭房。可知造办处之下设置承办活计的裱作、弓箭作等匠作。“三十二年设立作坊，不知设了哪些作坊。三十五年设立玻璃厂，四十四年、五十七年原修书处砚作、珐琅作改归养心殿”。所谓“原修书处砚作”，则涉及另一个造办处——武英殿造办处，该处康熙十九年（1680）设立，雍正七年（1729）改名修书处。因此，四十四年之前，武英殿造办处设有“砚作”，康熙帝最初御制的松花石砚应当是武英殿造办处“砚作”的作品。四十四年（1705）之后，归入养心殿的“砚作”继续为康熙帝生产松花石砚等砚台。

乾隆帝将皇祖的制砚与研学纳入砚史。乾隆四十三年（1778）奉敕所撰《钦定西清砚谱》是主要依据宫廷旧藏对中国砚史进行的一次系统性整理，它确立了新的砚史统系。该书《凡例》称：

洪惟我朝发祥东土，混同绿砥，德比玉温，琢砚进御，经列圣暨皇上御题者甚富，谨择其质良制佳者，谱诸附录之首，以见文运肇兴，扶舆彰瑞。

该书将清朝皇帝钟情的“绿砥”松花石砚作为附录之首刊出。虽说是“附录”，有谦逊之意，但实际上是说这些御砚不能等同于其他的砚，既然松花石砚砚史无载，则以“附录”形式新作砚史。康熙帝制作的“绿砥”，反映了清朝的“文运肇兴”。《西清砚谱》卷二十二《附录》有康、雍、乾三帝御题的松花石砚共计6方，前两方砚松花石双凤砚、松花石甘瓜石函砚为康熙帝御题，第三方为雍正帝御题，后三方则是乾隆帝御题。《西清砚谱》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权威性的砚谱，而我们认识松花石砚，则首先从该谱开始。

康熙帝赏赐松花石砚

较早可以分享康熙帝所制砥石砚者，是侍值南书房的近臣。据翰林院编修査慎行《敬业堂诗集》的《南书房敬观宸翰恭纪》序文记载：

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上御乾清宫，发御书一千四百二十七幅，命大学士臣张玉书、吏部尚书臣陈廷敬、工部尚书臣王鸿绪、副都御史臣励杜讷、右谕德臣查昇展阅分类，以备颁赐。

査慎行参与了这次将御书分门别类的工作，他看到御书高超的水平，情不自禁，赋七言绝句十二章，以纪荣遇，其中第九首的后两句是：“绿云新斫松花砚，特撤文房赐老臣。” 说明康熙帝赏赐了老臣松花砚。张玉书手写诗稿亦记载此事，唯赐砚时间晚了两日：“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南书房编次御书，蒙赐砥石山绿石大砚。”王士禛在其《香祖笔记》中对四十一年（1702）的这次赐砚有更详细的记载记载：

御赐内直吏部尚书陈廷敬、副都御史励杜纳、右谕德查昇各松花江石小研一方，色澹绿如洮石，腹有御书研铭八字，云“以静为用，是以永年”。继又赐大学士张玉书、吴琠、熊赐履、工部尚书王鸿绪各一方。鸿绪所得有倭漆研匣，匣中有御用墨四笏。时十一月，偶召张及王入南书房编次御书，得赐，因及吴、熊二公云。

可见，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帝赏赐“内直”陈廷敬、励杜讷、查昇松花石砚各一方，张玉书、吴琠、熊赐履、王鸿绪也得此赏。如此则康熙帝共赏出了7方松花石砚。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砚的名称，康熙帝称砥石砚，张玉书称“砥石山绿石大砚”，强调“砥石”，査慎行、王士祯则称为“松花砚”或“松花石小砚”，重在松花；两次赐砚有大、小之别。王士禛还记载了松花石砚的形制，砚腹有御书研铭八字：“以静为用，是以永年”。王鸿绪所得有“倭漆研匣”。

事隔近二个月的四十二年正月初三日，时逢元旦佳节，康熙帝再次以此类砚大量赏赐翰林院臣僚，起居注有详细记载：

初三日已酉。早，上召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侍郎吴涵及翰林陈论等六十人至南书房，赐砥石山石砚，人各一方。揆叙、吴涵奏曰：“臣等荷皇上殊恩，擢为翰林院掌院学士，方夙夜兢兢，未能仰报。今皇上特召臣等及众翰林官，各赐宝砚，向蒙圣恩遍赐臣等御书，又命翰林官轮班入直南书房，自古帝王宠遇词臣，未有若斯者。又以伊等寒素，月赐养马钱，加恩至此，诚非恒情所敢望其万一者。翰林诸臣自当人思感奋，砥行勤学。至臣二人仰沐圣恩，匪朝伊夕，感激情深，颂扬莫罄。此后惟当尽心鼓励，令众翰林读书立品，倘有似前不悛者，臣等必行察出，指名题参，恭请谢恩。”众翰林官亦同奏曰：“臣等蒙皇上洪恩，各赐宝砚，作养词臣，礼遇优渥，感恩深切，莫殚名言。惟日祝圣寿亿万年而已，恭请谢恩。”奉旨：“本日斋戒，着于初五日在衙门谢恩。”

起居注官的记载仍称“砥石山石砚”，还是以产地说明。这次赐砚数量较大，有60方之多。由于砥石砚有砥砺的作用，得砚的翰林以砚品喻人品，表示要“砥行勤学”。关于这次赏赐，揆叙《益戒堂自订诗集》亦有记载：“康熙癸未，奉旨召臣揆叙等翰林院官六十七人，齐集南书房，钦赐砥石山绿砚，人各一方。”揆叙的记载较起居注多出七人。

康熙四十一年、四十二年较大规模赏赐大臣松花石砚后，康熙帝还有数次较大规模赏赐之举。

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四月十六日，在苏州赐江宁将军鄂罗舜、杭州将军宗室诺罗布、京口将军一等侯马三奇、江南江西总督阿山、福建浙江总督金世荣、安徽巡抚刘光美、江苏巡抚宋荦、浙江巡抚张泰交、福建巡抚李斯义、提督江南学政张廷枢、浙江提督王世臣、福建水师提督吴英、陆路提督梁鼐衣各一袭，帽各一顶，砚各一方。这次赏赐砚计13方。据江苏巡抚宋荦记载，康熙帝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在苏州，特赐他御制松花石砚一方，随后康熙帝由松江到浙江，四月十二日康熙帝回苏州后，十五日又赐他松花石大砚一方，迨宋荦送驾至珠梅闸，康熙帝特赐御书《制砚说》一卷。根据宋荦第一次与江宁将军鄂罗舜等人得到的赐砚是松花石砚，推测宋荦之外的12人得到的也应当是松花石砚。

五十一年（1712）三月十四日，康熙帝在文华殿举行经筵大典，命尚书王掞、侍郎傅绅讲四书“致知在格物”一句，侍郎二格、学士彭始搏讲《易经》“夫易开物成，务冐天下之道”二句，是日，“赐大学士九卿以下侍读学士以上官员砚”。这次赐砚数量如何呢？大学士属于内阁，康熙朝满汉大学士率用四员，九卿是指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九个机构，侍读学士隶属于内阁，满四员，蒙、汉各二员，在“大学士九卿以下侍读学士以上”还有内阁的学士，满六员、汉四员。这样，此次约有31人受到赏砚，很可能赏赐的同样是松花石砚。

五十二年三月，逢康熙帝六十寿诞，宫内举行千叟宴。二十五日，礼部等衙门引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大学士以下民以上至，康熙帝赐七十岁以上大学士李光地、王掞，尚书吴一蜚、陈诜，左都御史赵申乔，侍郎王顼龄、王原祁、廖腾煃，致仕尚书宋荦、许如霖，原任尚书徐元正，致仕侍郎仇兆鳌，暖帽各一顶、团龙缎袍挂各二件、松花石砚各一方；诰封尚书张烺，原任侍郎田种玉、李元振、彭会淇，原任巡抚宫梦仁，凉帽各一顶、团龙缎袍挂各二件、松花石砚各一方；灵台郎刘一葵，原任谕徳秦松龄，暖帽各一顶、团龙纱袍挂各二件、松花石砚各一方；副都御史崔征璧，通政使郝惟谔，检讨严思位，春官正何君锡，原任少卿陈嘉绩，原任谕徳郑开极，原任苍梧道彭演，原任知县俞曰都，团龙纱袍挂各二件、松花石砚各一方；赐六十五岁以上尚书张鹏翮、胡会恩，侍郎李旭升、阮尔询、刘谦，内阁学士彭始摶、邹士璁，郎中许康锡，员外郎夏畴，监副臧积徳，致仕尚书徐潮，原任尚书王鸿绪，原任侍郎李录，予原任副都御史劳之辨，原任通政杨笃生，原任少卿朱廷，原任侍讲彭定求，原任谕德杨大鹤，原任赞善田成玉、尤珍，原任御史鹿宾松花石砚各一方。以上共计赏赐松花石砚48方。关于张鹏翮的赏砚，据其玄孙张问陶称，匣上玉符一，符下有铭，其末云：“赐自大君，藏之渠厦。子孙宝之，传有德者。”“实先高祖文端公赴千叟宴时，仁庙所赐之绿端砚也，为族人所鬻。”后失而复得。

五十五年三月，康熙帝“赐翰林诸臣松花绿石砚，中使宣旨：査慎行、吴廷桢、廖赓谟、宋至、吴士玉五人向在武英殿纂修，着拣式样佳者给与”。一次赏赐了五方松花石砚。

从康熙帝大量赏赐松花石砚来看，康熙朝制作了大量的松花石砚，直到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仍在赏赐康熙帝留下的松花石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了《雍正元年御笔赏赐簿》，所赏砚台就有松花石砚。如元年（1723）正月十九日，赐三阿哥弘时宜兴珐琅盒绿石砚一方，四阿哥弘历锦盒绿石砚一方，五阿哥弘昼宜兴法（珐）琅盒绿石砚一方，六十阿哥彩漆盒绿石砚一件。还赏四位师傅彩漆盒砚二方，紫檀木盒绿石砚一方，石盒砚一方。七月十五日，赏朝鲜国王嵌玻璃石盒绿石蚌丁池砚一方、嵌玻璃黄石盒绿石苍龙砚一方。十一月初一日，赏山东学道（政）、按察司签事吕文英葫芦盒砚一方。初二日，赏南书房翰林院侍读、提督山西学政刘于义葫芦盒砚一方。十二月十八日，赏公年羹尧绿端石砚二方。赏赐的砚台还有暖砚，如十二月初二日赐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六阿哥每人暖砚一方，二十七日赐庄亲王、果郡王每位暖砚一方。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有“长方形荷叶池暖砚”，“砚下制一康熙款掐丝珐琅铜炉式座，可置木炭，燃之以作烤砚之用。所贮之水，既可暖砚，并可防止炭火烤坏研身”。暖砚是从砚的功能命名的，从材料说则是以松花石砚为常见。因此，上述赏赐阿哥、王爷的暖砚，或许也是松花石砚。除了松花石砚，雍正帝还赏赐了较多的白石砚等，这也是康熙朝制作的砚品。

乾隆帝也大量赏赐臣下松花石砚，有的还是康熙朝所制。如江西省清江市博物馆藏砚中就有一方松花石砚，砚体长方形，圆角，长11厘米、宽6.9厘米、厚2.2厘米，正面深绿, 背面浅绿与芽白色相间，成纹如刷丝。砚堂宽平，墨池随形而就，上下左右凸边饰云雷纹一周，图案高起，相互扣连，大小一致，刻刀一笔不苟。砚壁四周、平面浮雕夔龙图案，连续繁褥，造型精巧、华美、肃穆。砚底双层素边较宽，覆手镌行书铭文“以静为用，是以永年”八字，分两行置于中央，左署钤宝二方，为“康熙”、“御铭”，一阴一阳，小篆笔法工整遒劲。盒盖系影木制作，暗紫色地中显露黑色眉纹，内髹黑漆。此砚流传有绪，原系乾隆帝赏赐漕运总督杨锡绂，杨锡绂得砚后便在乡里——清江县定安杨村建楼珍藏，命名“赐砚楼”。清末，他的后裔家境败落，将砚卖给本邑一位好古者，才保存下来。

赐砚活动中的君臣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有康熙帝赐砚与大臣谢恩的记载（详见［表一］），奏折与朱批反映了君臣的互动，十分珍贵。

上述表格收集了12个事例，赏赐对象主要是总督、巡抚，也有大学士、织造、提督，赏赐的时间主要是在康熙四十年代后期与五十年代。赏赐的砚台大致说有8例可以确定为松花石砚。砚的名称除了松花石砚，还有绿石砚、石砚等。表中第五例的资料较为详细，记载砚盒雕刻松鹤紫绿二色，御书铭文：“以静为用，是以永年。”

奏折反映出受赐官员对于皇帝的感激之情。如闽浙总督梁鼎说，他的家人捧到皇上恩赐御制紫端石盒砚一方、松子二袋、榛子二袋，随出郊跪迎至署，恭设香案，率同合家老幼，望阙叩头谢恩，“松榛芳美，惊为人世奇珍；盒砚精华，委属文房至宝。臣独何修叨斯旷典，捐糜顶踵，曷报涓埃。臣惟有致身毕力，求矢犬马，竭獗之忱，以图奋效于生生世世耳”。直隶巡抚赵弘燮表示：“更蒙恩赐御砚一方，温润端厚。臣受赐之下，益知砥砺廉隅，传为世宝。”广西巡抚陈元龙说得到松花石砚，“益深磨砺之诚，捧砚敬观，则温润独异，启函展玩，则覆载两全，极制度之精工，真质文之备美。且跪读御书铭云：‘以静为用，是以永年。’教臣守静之方，示臣延年之道”。陈元龙解释康熙帝的砚铭“以静为用，是以永年”是告诫人们养生之道。陈元龙、赵弘燮都表示，要砥砺修身，报答皇恩。

李光地的谢恩奏折颇具政治意涵。他说：“大学士臣王掞代领出御赐臣光地绿砚一方，上有御书款识，匣盖具备，雕镌精凿，非人间所有。……窃惟贞珉作研，翰墨是资，端歙之溪，历代贵重。至我本朝发祥之地，实肇文明，山川钟灵，玉石呈瑞。兹砚之体质声色，非从前所可比也。臣历年受赐已得四方，今又重蒙洊锡，喜幸有加，濡染淋漓，愧无文章以华国什，袭崇奉敢忘函检以传家。”李光地不愧为是大学士，他对松花石砚的说明与本文第一节中所引乾隆帝的说法如出一辙。李光地屡蒙赏赐，已得四方松花石砚。

康熙帝的松花石砚本来就品质超群，表中第9、第11两例镶嵌珐琅的砚盒，更使松花石砚锦上添花。珐琅是康熙朝烧成的工艺品，与新制松花石砚相配，珠联璧合，成为绝佳的珍贵艺术品。大臣得到这样的物品，自是异常兴奋。苏州织造李煦说：“新制佳砚又超出前古，而奴才谨奉为世宝者也。”两广总督杨琳则说：“从前止知法瑯出自外国，今见皇上御制精巧鲜明，远胜外国百倍，奴才用当传为世宝。”既得到精美的艺术品，又是皇帝赏赐，杨琳、李煦自然作为传家至宝。

奏折资料中，还有康熙帝赏赐僧人松花石砚的事例。康熙帝曾赏赐过绍兴平阳山传灯寺木陈和尚的徒孙元梁砚台，因他在康熙四十四年南巡时接驾，还钦赐扬州天宁寺住持僧广明御书金扇一柄、法琅片嵌纸盒砚一方，这是一方“松花法琅御砚”。其他资料也有康熙帝赏赐僧人松花石砚的，如康熙四十二年南巡，平湖人、棲心寺僧元璟“诣吴门接驾，跪献迎銮诗十章，有旨来京供奉。……逾年始得召见。敕赐栖心寺额，及砥石砚一方”。因此，康熙帝赏赐传灯寺元梁的砚台，可能也是松花石砚。

* 本文选自《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2期·总第1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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