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多米长的东堂子胡同,西起东单北大街,东止朝阳门南小街,据说是元代形成的。明朝的时候,这里叫“堂子胡同”,“堂子”是苏沪方言,指的是“青楼妓院”。根据文史学者的说法,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也将支持建文帝的一些南京官宦贵族押至北京,男为奴,女为娼,其中的一部分女眷便被安置在此处,故称“堂子胡同”。而且,这样的“堂子胡同”还不止一条。在金鱼胡同北侧,也有同名的“堂子胡同”。到了清代,为了把两条并不相连的“堂子胡同”区别开,这里的胡同才改称东堂子胡同,金鱼胡同北侧的叫西堂子胡同。 在而今平淡无奇的东堂子胡同里,曾经群星璀璨,居住过一大批高官显贵、社会名流。若要细细梳理,估计三天三夜也聊不完。您准备好二锅头,再来一大盘炸花生,咱们慢慢聊。 东堂子胡同3号:昔日的主人是张学良的姻亲 东堂子胡同3号,曾经住过一个叫鲍毓麟的人。提及鲍毓麟,您可能全然无感。但说起他的父亲鲍贵卿,或许有些朋友会知道。鲍贵卿曾经担任过黑龙江督军,同时又是张作霖的发小。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鲍贵卿的小儿子鲍英麟,鲍毓麟也就成了张学良的姻兄。鲍毓麟于1930年担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他的房产不止东堂子胡同这一处。在西交民巷内,鲍毓麟还拥有一栋比较气派的园林式建筑。可惜,东堂子胡同已无鲍毓麟旧居。您能见到的,只是一栋闲置多年的宾馆。 东堂子胡同4号和6号:医学泰斗伍连德曾经住过 其实,站在东堂子胡同的东口位置,您就能瞧见一栋很漂亮的小洋楼。在小洋楼的墙外,是“东堂子胡同4、6号近代建筑”的文保碑。这座建造于20世纪初的西洋建筑,便是医学泰斗伍连德的旧居。 您是否看过“协和医学院新校址开幕典礼”的老影像?根据那段影像所示,在一大堆身着博士服的洋人之中,有一位深肤色的华人博士,显得有些“异类”。这位华人博士,便是伍连德。伍连德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其在英国留学时获得了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左右,他应直隶总督袁世凯之邀,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就在伍连德归来后的第三年,即宣统二年(1910)冬季,东北地区突然暴发肺鼠疫,疫情很快便扩散至北京。当时的北京,每天都有几百人死亡,总共有6万人丢掉了性命。在此危难之际,伍连德被委任为全权总医官。他组织各方力量,在哈尔滨建立起一整套防疫体系,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便结束了疫情。回到北京后的伍连德,被清廷授予二等双龙勋章。 进入民国时期,伍连德在京购买了东堂子胡同55号院。55号院主体建筑是一栋三层西洋楼,屋顶具有典型法国建筑风格,小楼南面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 入住东堂子胡同的寓所之后,伍连德又带领医疗团队成功扑灭了山西的鼠疫、上海的霍乱等诸多疫情。他还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受奉系军阀张作霖之托,于1922年在沈阳创建了东北陆军总医院。此外,他还参与创建了北京中央医院(而今的人民医院)、中华医学会、北京协和医院等的医学机构。由此,伍连德也被誉为“中国现代医学和卫生防疫事业的先驱”。抗日战争爆发后,伍连德返回了马来西亚,1960年1月21日与世长辞,享年81岁。 东堂子胡同中的那些消失的院落 在东堂子胡同路北,有一片仿古建筑。它们都属于香港赛马会。原来的那些老房子大多都已无存。 被拆掉的老房子里,曾经居住过一批近现代名医。 这些名医之中,有中国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林巧稚大夫。她曾于1942年在这里挂牌开诊。那个时候,赶上日美开战。有着美国背景的协和医院被日本占据并改为兵营。一批医生从协和医院出来,林巧稚大夫就在东堂子胡同内挂出了“医学博士林巧稚医师妇产科”的牌子。 在东堂子胡同问诊治病的,还有协和医院的儿科医生吴瑞萍。他与协和医院儿科主任诸福堂等,在东堂子胡同内创办北平私立儿童医院。这所医院或可认为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前身。 吴瑞萍在儿科方面的成就斐然。当然,比起吴瑞萍来,更为世人所知的,还要属他的二弟吴阶平与三弟吴蔚然。自1968年开始,吴阶平曾长期担任多位中央领导的医疗小组组长。受周总理的委托,吴阶平还先后11次为5个国家元首进行治疗。吴蔚然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并长期担任中央领导的家庭保健医生。 东堂子胡同17号:主人曾获得张作霖“搭救” 刚才聊到与张作霖家族联姻的鲍毓麟。十分有趣的是,在东堂子胡同内,还有一个人与张作霖相关。这便是东堂子胡同17号昔日的主人邓君翔。就在张作霖坐镇北京的1928年,邓君翔利用公债做买空卖空投机生意,结果他发了大财,倒是让汇丰银行亏空了300多万元。汇丰银行急眼了,要找邓君翔算账。邓君翔也发觉自己惹上大麻烦了,于是赶紧拜托人向张作霖求助。张作霖听闻此事后,对邓君翔的朋友说,“历来都是外国人骗中国人的钱,你的朋友今天能骗了外国人的钱,有胆量,你叫他暂时在你家住着,我派两个兄弟站岗保护。”此后不久,张作霖下属安排专车,将邓君翔护送至苏州暂避。 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是汇丰银行的300多万元亏空也不了了之。而今,邓君翔旧宅已然无存。若您有空探访,可以在新建筑的车库门前逗留一会儿。 东堂子胡同45号:住过文理全才的丁西林 东堂子胡同45号,有一座比较显眼的院门。这座宅院昔日的主人,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理科硕士。他曾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此后还担任过中央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所长、“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教授兼教务长。 当然,他的成就还不光是在物理学科方面。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说法,他是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专门写喜剧的剧作家。尽管是业余爱好,但他做得太漂亮了。从而为广大读者们留下了《一只马蜂》《压迫》和《三块钱国币》等十部经典剧目。 他,就是丁西林。 新中国成立后,丁西林曾先后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务。他所居住的45号,大体上见证了这一切。 据说,文化名人张致祥也曾在45号居住。平津战役的时候,张致祥与高粮、周游等一道,作为聂荣臻的秘书。他参与过开国大典筹备及现场指挥工作。据说,他还是最早提出组建东方歌舞团构想的人。 东堂子胡同47号:从鳌拜宅邸到“京师同文馆” 东堂子胡同47号,而今是外交部街社区活动室。待我向社区工作人员问及这里的前世今生时,对方一脸茫然。 其实,这里于清初之际,乃是权臣鳌拜的宅第。在多年前风靡华夏的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每当鳌拜出现时,我总会暗暗为小玄烨揪着心。 时光荏苒。及至1861年,权臣的宅院又改为京师同文馆的教学场地。这里是被用来培养洋务人才的。到1900年,京师同文馆因庚子事变而停办,此后又被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京师译学馆。 东堂子胡同49号:见证中国近代史的大院落 东堂子胡同49号是个“白头宫女说玄宗”的好地方。 最迟晚清时期,49号院的主人,是蒙古正蓝旗人阿鲁特•赛尚阿。赛尚阿曾经位高权重。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赛尚阿被咸丰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南围堵太平军。但赛尚阿并没有能力阻挡太平军的北上。结果,被震怒中的咸丰帝革去官职,押解回京治罪。他在东堂子胡同49号的宅邸也被籍没了。 赛尚阿之子崇绮是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也是晚清重臣。崇绮的一妹一女皆为同治帝后妃,妹妹即恭肃皇贵妃,女儿即孝哲毅皇后。 惩处了赛尚阿,太平军该折腾还得折腾。此时,为了解决军费的巨额亏空,咸丰朝铸造大量的大钱、铁钱、铅钱。1854年,赛尚阿的宅第就成为铁钱局公社的所在。铁钱一出,通货膨胀随之而来。到1857年,竟然发生北京商人罢市,拒用铁钱的事件。及至1861年,同治帝即位后,铁钱局公社被撤并。东堂子胡同49号也要改换门庭了,这里将成为总理衙门的所在地。 早在咸丰帝还活着的时候,他就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 总理衙门设立之时一切从简。按照恭亲王奕的想法,这本来就是一个应对英法等国的临时机构。待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就裁撤,却没想到英法等国极为重视这个衙门,将其视作中国的外交部,最终不但没有被裁撤,反而日渐壮大。 赛尚阿府邸在变为铁钱局之后已是面貌大改,且是旧有住宅形制,但是为节俭费用,奕诉只是将大门改为衙门形式以示尊严,其他都没有改动。根据文献记载,总理衙门全部职员80余人,每月的办公经费仅有300两白银。 回顾昔日的总理衙门,我还做不到。不如将话语权交给苏格兰人约翰.汤姆森。在此人的著作里,曾经这样写道: “走进一道低矮狭窄的门,进入了那沉闷的高墙内。循着路我们走过了几个庭院,庭院里分布着假山、花园和池塘。在走过了一条幽暗失修的长廊后,我们站在一棵参天古树下面前是一间典型中国风格的谒见堂”。 写这段话的时候,是同治七年(1872)。 此时的总理衙门,几乎承包了与“洋”字相关的一切。从外交、外贸、海关税收,到兴办近代军事或民用工业、创办京师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有啥做啥。主持过总理衙门的官员,从恭亲王奕訢(首席)、醇亲王奕譞到庆亲王奕劻(首席),连续三位大清帝国的“铁帽子王”,身份高贵,地位显赫。 待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字后,总理衙门被改为外务部,且被排在原有的兵工刑吏户礼六部前面,成为晚清最重要的政府部门。由此,东堂子胡同更加热闹。这番热闹,一直要持续到1912年民国外交部迁至石大人胡同(后改称外交部街胡同)为止。 而今,49号院的总理衙门旧址,仅留下精致的抱厦与回廊,以及胡同路北围墙上的文保牌。 东堂子胡同51号:比沈从文“凤凰旧居”居住时间更长的家 东堂子胡同51号曾是中国历史博物馆(而今的国家博物馆)宿舍。1952年,沈从文一家搬出中老胡同的旧宅,迁至交道口大头条胡同。1953年,身为历史博物馆馆员的沈从文,又被分配居住在里院靠东头的北房三间。从这时起至1980年,沈从文在此生活了27年。到了特殊年代,沈从文全家不得不挤在一间房内。1972年,经过反复争取,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才分得小羊宜宾胡同3号东厢房两间,沈从文也开始了“东家食而西家宿”的生活,据说,每天的下午5点左右,沈从文会提着竹篮到小羊宜宾胡同吃晚饭,而后将第二天的早餐和午餐带到东堂子胡同。直到1980年,沈从文才从51号迁出,搬到了前门东大街3号的一套小三居室楼房。 东堂子胡同53号:居住过“打响抗战第一枪”的人 抗日将领马占山,曾经居住在东堂子胡同53号。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中,提及马占山的时候,用的是这样一句话: “九一八”事变后,他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打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当然,马占山的历史功绩,还不止这件事。到了1948年年底,也就是平津战役关键时刻,当时寓居东堂子胡同53号的马占山,参与了北平和平解放,邀请邓宝珊到北平劝说傅作义。然天不假年,一年多之后,马占山便病逝于此,终年65岁。目前,您已经很难辨认出马占山寓所了。 东堂子胡同75号:住过“五四”时期的蔡元培先生 东堂子胡同75号是蔡元培先生的故居,也是蔡元培先生于1917年到1920年担任北大校长时期的寓所。这段时间的蔡元培,深度参与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据说, 蔡元培进入北大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在“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多次召集北大学生在东堂子胡同的家中开会。 《觉醒年代》里,扮演蔡元培的是著名演员马少骅。此前,马少骅还曾在《走向共和》中饰演孙中山。虽然饰演孙中山的行止,多少有些滑稽,但马少骅饰演的蔡元培,确实颇有蔡公神韵。 十年北大校长任期内,蔡元培共辞职七次,如1917年7月因抗议张勋复辟辞职,1918年5月又因学生罢课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签订,自己劝阻无效而辞职。蔡元培也因此被戏称为“辞职校长”。反复请辞,可以视为蔡元培作为文人的一种政治抗争手段,也可以看出北大校长一职,虽给蔡元培带来巨大的声誉,但也实在是沉重的责任。 每个人都要在历史的大潮中,随着那潮水起落。置于其中的,有你有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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