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得病找谁看？

2025-2-14 15:06| 发布者: weiwei |来自: 燕舍谭

摘要: 早年间的老北京人得了病怎么办？有钱没钱的都是看中医、吃中药。像北京城里的中药店也多，大栅栏里的同仁堂，菜市口的鹤年堂，崇文门外的千芝堂都比较有名。同仁堂前店后作坊，自制自卖。由于同仁堂一向注重药材 ...

早年间的老北京人得了病怎么办？有钱没钱的都是看中医、吃中药。像北京城里的中药店也多，大栅栏里的同仁堂，菜市口的鹤年堂，崇文门外的千芝堂都比较有名。

同仁堂前店后作坊，自制自卖。由于同仁堂一向注重药材的质量，信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承诺，所以他们的中成药在市面上声誉很高，像治疗乙型脑炎的安宫牛黄丸，治疗半身不遂的再造丸，治疗筋骨麻木的大活络丹，治疗关节炎的虎骨酒，治疗中风不语、口眼歪斜的苏合香丸，治疗高烧不退的紫雪散，治疗痰火内发的牛黄清心丸等药，都是被京城百姓交口称赞的王牌药。

从清朝雍正元年开始，同仁堂就开始为清宫御药房提供中药了，连皇帝、后妃吃的中药也是同仁堂制作的。这样，同仁堂就从经费上获得了朝廷的大力支持，有时朝廷一次拨给同仁堂的经费就够用上好几年的。同仁堂还经常打着朝廷的旗号到处收购上等药材，使其他药店在与其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同仁堂的第十代传人乐印川在咸丰年间还捐了个四品衔的候补道，后来又捐得从二品典封，任军机引荐，受赏顶戴花翎，使同仁堂官商的身份更加牢固。同仁堂自己也会来事，注意开展各种公关活动，树立乐善好施的形象，比如，每当京城会试期间，同仁堂总会向应考的举子们赠送四季应时药品，这些举子们考中后做了大官，自然少不了照顾同仁堂的买卖，或为同仁堂提供特权，或为同仁堂介绍主顾。每年冬天，同仁堂都要开办粥厂，使那些饥寒交迫的贫民勉强能够糊口。此外，他们还施舍棉衣给衣不遮体的穷人。每年夏天，同仁堂还会向穷人发放一些预防中暑的药。同仁堂的这些慈善举措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生活状况，但是这种疏财济贫的义举还是值得称道的。

说到中药店，就不能不提在药店“坐堂”的中医。好多中药店以请到名中医坐堂为荣，一则不仅能增加药店收入，二则增加药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老北京城里的名医数以百计，他们或在自家开设诊所，或者在药店坐堂，或者到病人家出诊，或者三者兼而有之。

清朝时政府在北京城内部有太医院，太医院的太医主要是为皇亲国戚、贵族高官看病的，贫民百姓与太医院无缘，老百姓要是得了病，手里稍微有点钱的会跑到药店坐堂的中医那里把把脉，开点中药，大多数瞧不起病的，都是将就着请个走街串巷摇铃看病的江湖郎中，俗称“虎撑子”。

在《老北京那些事儿》书中有一段关于“虎撑子”生动形象的描述——

那年刚刚立冬，漫天飘雪片儿，我太姥爷他老人家非要出院子赏景儿。“大雪如席”乐得老人家路就走的多了点儿，一个不小心，趔趄在那就没有起来。从他大粒大粒地掉汗珠子、眉头紧锁的神态看，摔得不轻！全家老小那急，着大法了。一片白茫茫、地滑似溜冰，哪个行医的郎中还敢出门子？

　　我和姥爷守着街口，左右踅摸。“呼灵灵、呼灵灵！”院外从远至近听着是串铃响。“有盼儿了！”姥爷不自觉的喊了一声。我人小鬼大，小碎步颠乎儿过去，搀扶着郎中进院门、入屋门。老郎中六十开外，银发飘逸，长髯过尺，慈眉善目，像个正儿八经儿的杏林传人。只见他号脉、行针、开方，一边有一搭无一搭与太姥爷聊着闲磕儿，一边把自制的膏药用火烤烤，直接敷在腰肌伤痛处。“没大事儿的，好好躺着您那，过几日我再来瞅瞅您。”收拾停当，费用付完，一碗热乎茶没喝，走了。“呼灵灵、呼灵灵！”由近及远，许是雪大街静，响声一直未断，直至消失在街头拐角处。

一来二往，我知道了些游医郎中的状况。整天介响在街头巷尾的串铃，那是他们行医专门用的响器，学名叫“虎撑子”，模样就像手镯子，内含着一段神乎其神的故事那！不知是华佗还是孙思邈真曾给老虎治过病，还是江湖上的动人的传说？于是就有了“虎守杏门”的典故。知恩图报、为医护道，成就了老虎通人性、懂事理的演绎噱头。说了归齐，古往今来爱护自然，善有善报，“虎撑子”成了郎中招呼生意的行头。那意思是，除凶辟邪，趋利向善。

郎中还有几样装束必不可少：肩上披着是不离身的药袋儿，满是医治跌打损伤、胃胀胸闷、阴虚阳盛的外敷的膏药儿；进嘴的药丸儿；灸医的针头儿；拔寒的瓷罐儿；八卦图必是行医象征，许多症状、许多脉相还得用它推理。手里举着幌子，“积德行善”“妙手回春”“当代华佗”，显摆着是杏林医德的招牌。

　　医好我太姥爷腰痛，魏姓老郎中没少费心思。魏老先生亲自看着熬药，亲手更换敷药，陪着太姥爷扯闲篇儿。顺带脚儿，太姥爷的老哮喘病、老寒腿也渐好儿。最让姥爷谢的，太姥爷听魏先生劝，握了几十年的水烟袋，终于离了手。熟了，家里的人连同街坊四邻，头疼脑热的、喝喽儿带喘的，都找魏老先生瞧。都信他，信他的“虎撑子”：灵！

　　记得魏老先生言谈话语中带过：那些年儿，没安生，国弱尽挨欺负了。洋枪洋炮、短刀长矛，那是打红了眼。枪伤、刀痕，咱的伤员满地皆是。血肉模糊、血流成河啊！老先生那时还年轻，抱着血肉之躯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医了枪伤看刀伤，取了枪子缝刀口，兹要有口气儿，绝不放着不管。依现在说了：不抛弃、不放弃！几个日夜，米没打牙、床不得沾身。后来，魏先生年岁大了，“虎撑子”摇到了边境上，祖传的刀伤疗毒、枪弹感染的方子，全用上了。经他的手起死回生的，重上疆场的，真不计其数。“现在落儿个好身子骨儿，多亏善心行医啊！”老先生感慨自个儿“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无悔。

太姥爷在魏老先生的膏、灸、汤、丸，按摩、刮毒、祛火的耐心呵护下，又磕磕碰碰地在世十余年，安然地去了天国。“亏得有‘虎撑子’撑着，要不老爷子恐怕熬不到今儿了。”姥姥逢人便说。到姥爷老病缠身的时候，魏老先生开始还能拖着老胳膊老腿儿过来看看，后来拄着拐杖“蹭”着过来。再后来实在走不动了，打发亲传的大小子过来行医开药。“我临出来，老人家千嘱咐万嘱咐，打响喽咱家的‘虎撑子’，甭误了人家的大事儿！”魏先生说得真切。

魏老先生行医天下，善行天下。他不过是一介杏林学子，但他的气节、他的情操、他的医德、他的医术，足以让后人效行。

说罢中医，咱们再看西医。从19世纪末开始，一些欧美国家的教会、传教士和医生相继在北京开设医院、医学院。1906年，英美的六家教会在北京合办协和医学堂。1914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门设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购买了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并且买下了东单三条豫王府的全部房产。从1917年到1921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施工，建成了由14座楼组成的协和医学院。

中华民国成立后，西医逐渐得到推广，先后有一些私人西医医院成立。国民建立了三座公立医院，分别是位于南城香厂路的市立第一医院，位于宣武门内油坊胡同的市立第二医院，位于东单三条的市立第三医院。

据1919年的统计，北京城内共有公私医院46所，其中由政府经营的6所，得到其他国家资助的4所，由民间经营管理的17所，由外国人经营管理的16所。在1917年这些医院共治疗81604人次，约占北京市民的10%，仍有90%的人没有进医院进行治疗。究其原因，首先是医院收费高，广大市民付不起医药费，只得到中药店开副中药凑合了事，其次是广大市民对西医还不太了解，心存疑虑。

1919年时，全北京登记注册的医生只有1098名，其中中医就占了989名。1917年北京的人口死亡率25.8%，产妇的死亡率为34%。各种烈性传染病，如霍乱、麻疹、猩红热、天花、白喉等，是北京人致死的重要原因。

过去北京人的卫生观念很差，“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是许多人的卫生观。街道、胡同里垃圾成堆，城内的晒粪场散发出阵阵恶臭，许多人随地便溺，成为痼习。刮风时漫天尘土飞扬，下雨时遍地泥泞，坑洼不平。摊贩出售的食品没有卫生保障，种种原因造成北京人健康状况较差，医疗条件也差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