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与长陵比肩的明永陵

2025-2-16 19:35|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郑永华|来自: 北京日报

摘要: 穿过十三陵巍峨壮美的石牌坊，沿着神路抵达七孔桥，其东侧不远，即是最近与思陵一同开放的永陵。永陵是明世宗朱厚熜与三位皇后的合葬墓，在明代昌平帝陵中次序虽排在第八，却具有极为独特的地位，远非长陵之外的其他 ...

穿过十三陵巍峨壮美的石牌坊，沿着神路抵达七孔桥，其东侧不远，即是最近与思陵一同开放的永陵。永陵是明世宗朱厚熜与三位皇后的合葬墓，在明代昌平帝陵中次序虽排在第八，却具有极为独特的地位，远非长陵之外的其他诸明陵可比。

今日明永陵。（供图：视觉中国）

比肩长陵

嘉靖十五年（1536年）四月二十二日，艳阳斜照的下午，一场庄严肃穆的帝陵开工典礼，在京北天寿山长陵及其东南的十八道岭南麓同时举行。仪式主持人，是刚三十而立却已在皇帝宝座上稳稳坐了十五年的明世宗朱厚熜。

此次隆重开工的陵寝，正是明世宗为自己亲择的“万年吉地”——永陵。永陵的选址其实在八年前世宗第一位皇后去世时就开始了。历经多年的酝酿、勘察，嘉靖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明世宗与礼部尚书夏言谈及身后大事，明确提到其陵欲“量仿长陵之规”。数天后，明世宗又乘赴昌平祭谒七陵之机，驾临选定的十八道岭“亲阅”，大为满意，赞称其地“本诸天赐”，令臣下还京“即议营造”。四月下旬，开工大典如期举行。两天之后，名称略显土气的十八道岭，也经明世宗御赐更名为“阳翠岭”。

明世宗对自己身后的陵寝建造如此上心，与其个人的独特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朱厚熜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作为外藩亲王的继承人，他出生、成长于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市）的兴王府内，本与帝位无缘，却因堂兄明武宗“耽乐嬉游”，逝后无子，“天上掉下来个皇帝宝座”，在太后、重臣迎请下进京继位。

明世宗提出自己的陵寝“量仿长陵之规”，其实就是想超越已有的献、景、裕、茂、泰、康六陵，而直接以始创昌平帝陵的长陵作为参照对象。这在很大意义上，也是要像凭借“靖难”夺取帝位的明成祖朱棣一样，给自己以“外支”继位的身份争地位、争正统。因而明成祖的宏图大略、文治武功，也成为明世宗心目中的理想楷模。但明初都城北迁、出塞北征、疏浚运河、编纂大典等重大史事，已没有复现的可能。明世宗于是将其精力转移到礼制“文治”方面。嘉靖一朝诸多创新的重要举措，诸如议大礼、祀帝王、改坛庙、筑外城、录大典等等，具体成因虽各不相同，但其背后的潜意识，与明世宗“旁支不逊正宗”的个人心态，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永陵的建造，也成为明世宗推进“文治”的重要一环。学者总结为“以陵明志”，即明世宗意欲以其陵寝的高大，向臣下与百姓显示自己继位的正统性与政治的合法性。

嘉靖九年（1530年）初，明世宗曾宣谕礼部：“天地至尊，次则宗庙，又次则社稷。”将宗庙列于社稷之前，可见其对于祭葬礼仪的重视。明世宗将长陵作为仿照对象的同时，又惺惺作态地宣示：“必重加抑杀，纸衣瓦棺，朕所常念之。此意卿等亦要力赞。”但对世宗内心的本意，大臣们心领神会。六部商议后送呈御览的设计图，仅比长陵略小，因而很快得到同意。经过十来年紧张施工，营建完工的永陵稍逊长陵，宝城直径八十多丈，祾恩殿重檐七间，两庑配房各九间，整体规制远超长陵以下六陵。但明世宗仍不满足，亲临巡视时询问负责的工部大臣：“朕陵如是止乎？”大臣仓皇答称：“外尚有周垣未作。”遂有了此前各陵皆未有的“外垣”，亦即“垣石坚厚，壮大完固”的外罗城。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永陵占地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高居当时已建昌平前八陵之首，是长陵（12万平方米）的两倍还多，与献陵（4.2万平方米）、景陵（2.5万平方米）等相比，更有着6至10倍的巨大差距。仅此一项，即足以凸显永陵在昌平十三陵中的特殊地位。明人诗称“规模千古上，制作百王新”，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谓“永陵在东南，规模特恢张”，皆是对永陵规制宏大、面积甚至远超长陵的实况描写。

宛若仙宫

除规模宏大之外，建造精美是永陵的又一突出特点。二百余年后，乾隆帝在《哀明陵三十韵》中感叹说：“永陵制乃如长陵，定陵效之侈有增”，指责明世宗打破前六陵常规，启后世攀比奢侈之风，乃“忘其前世艰开创，徒计身后胥堪轻”。这既有明世宗欲借陵工巩固其政治地位的“礼治”因素，也与他尊崇道教的个人嗜好有很大关系。

明世宗迷信道士方术，三次给自己封授道号，自称“太上大罗天仙”，是中国历史上继宋徽宗之后，又一位以尊崇道教而驰名的“道君皇帝”。给“一意玄修”的明世宗建造陵寝，也因此打下了浓厚的道教文化烙印。《帝陵图说》载称：“永陵既成，壮丽已极，为七陵所未有。”这首先表现在陵址的精心选择上。嘉靖十五年三月，礼部尚书夏言曾说道：“山陵重事，必须精择。请先命文武大臣带领钦天监官及深晓地理风水之人，外观山形，内察地脉，务求吉兆，以为万万世之寿藏。”长陵东南三里的十八道岭最终被定为建陵地点，是经过江西著名风水师后辈传人精心比较、反复勘察的结果。清人梁份赞叹永陵择地之精妙，谓：“天寿蕞尔之山，而犹有佳城若阳翠岭者，非地灵之效顺，世宗之睿鉴，其何以得之！”

永陵之美更体现于后期修造的精巧上。据统计，永陵建造前后耗银八百余万两（明代葛昕又说是“至费六百万”），其制作之精，为昌平此前诸陵所未及。整体而言，永陵碑“雕琢精工，为诸陵最”。明楼全为砖石结构，宝城城台亦别具一格。前来拜谒的顾炎武印象深刻，谓永陵“享殿、明楼皆以文石为砌，壮丽精致，孝、长二陵不及也”。清代《帝陵图说》亦记称：“地平如坻，石皆文石，扪之滑液如脂，其坚可以鑢铁。”正是由于这个因素，保存至今的永陵明楼，成为明十三陵的标志性文物。

永陵外罗城的建造，亦体现出营造的独具匠心。《帝陵图说》称其“制皆如长陵，而第一周墙环绕于外者，其规制之壮大，甃石之缜密精工，长陵规画之心思，不及也”。永陵外罗城垣选用纹饰美丽的花斑石精心垒砌，平整光滑，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祾恩门、祾恩殿前体积巨大的汉白玉御路石雕，雕刻有栩栩如生的“龙凤戏珠”图样，“光耀日星”，周围又以海水、宝山、云纹等作为装饰。永陵石栏槛上，“螭头花卉禽鱼，刻镂工巧备至”。所有这些，营造出仙苑缥缈的独特氛围。

今日明永陵。（供图：视觉中国）

明代《昌平州志》称赞永陵“重门严邃，殿宇宏深，楼城巍峨，松柏苍翠，宛若仙宫。其规制一准于长陵，而伟丽精巧，实有过之”。竣工后，永陵又遍植林木，苍翠葱郁，清初一度成为凭吊游览之地，《帝陵图说》有记：“岁四月杏桃始华，昌平士民携酒榼游观，集坐喧哗。”明清多有瞻仰游览永陵的诗赋与题赞。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进士郭谏臣在《观永陵工作》《自都门北望永陵有感》两诗中说道：“新作陵园枕蓟门，众山来势自昆仑”，又称“云护园陵迥，沙铺辇路平”。福建漳浦进士唐文灿的《大行皇帝挽歌》则记称“七世观新庙，千秋奉永陵”。又有长洲才子皇甫濂，以“绵山带西日，重关枕沧流。澄霞涧影分，归云岚气收”来描绘永陵。出生于广东书香之家的欧大任，则在以“阳翠岭”为名的诗篇中，对永陵的精巧建筑与优美环境赞不绝口，称“丛霄积翠筑金墉，仙仗曾过第一峰”，又谓“石当御路皆成鹿，松起中天半是龙”。山东文学家公鼐，也在谒陵诗中感叹“桃花流涧壑，长见永陵春”。归安（今浙江湖州）进士郑明选，亦赋称“神功九叶盛，大礼百王殊”，又谓“王气真葱郁，精灵歘有无”。延至清初，大儒顾炎武拜谒十三陵，仍惊叹于永陵“碝石为元墀，丹青焕雕梁”。永陵的精致壮美，产生了悠久的人文感染，历经沧桑保存至今的永陵御路石雕，更成为展现明代辉煌艺术与精湛工艺的珍贵文物。

今日明永陵。（供图：视觉中国）

大典迷案

永陵还因明世宗与《永乐大典》的密切联系，而在明清史上留下了一桩重大的文化“迷案”，成为昌平十三陵引人注目的又一热点。

《永乐大典》是明代编纂完成的文化巨典，保存了自远古直至明初的众多重要典籍。由于卷帙浩繁，《永乐大典》成书后未能刊印，仅有三个手书抄本。一是永乐五年十一月编纂完成的22211卷初稿；二是永乐六年十二月增补誉录的22937卷定稿，装订成11095册，后称“永乐正本”；三是明世宗去世前后，按照“永乐正本”原样复制的“嘉靖副本”。

《永乐大典》三个版本中，编纂用的初稿已在明前期毁于南京文渊阁大火。“嘉靖副本”先秘藏于内廷皇史宬，清中期移出后历经劫难，流落多处，现仅残存四百余册八百多卷，不足全书的4%。而明代中期之前流传有绪的“永乐正本”，则在嘉靖去世之后，突然销声匿迹。这不能不引起后人的联想与疑惑。

对于大典“正本”的下落，学者们各有推测。一说明末清初毁于南京，二说秘藏在皇史宬的夹墙中，三说毁于清中期的乾清宫大火，四说明万历年间即已被焚毁，五说毁于明末宫中大火，六说殉葬于昌平永陵。种种说法，言人人殊，都缺乏可信的史料。前三种说法已被基本否定，近年来影响最大，也最给人以联想的，是“永陵殉葬说”。

“永陵殉葬说”首倡者为中华书局的编审张忱石先生，始于1986年，后引发学界热烈探讨，渐成热点。“永陵殉葬说”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明世宗对《永乐大典》的特殊嗜好，二是明世宗葬期与“副本”抄录、“正本”失踪在时间上的前后相继。明世宗是明代少数几位真正重视《永乐大典》的帝王之一，“时取探讨，殊宝爱之”，“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紫禁城大火后，明世宗更下定决心，将大典重录，“贮之他所，以备不虞”，遂有了“嘉靖副本”的出笼。而大典“副本”的竣工，恰好又与明世宗的落葬日期相互交织。据《明实录》等史料记载，明世宗于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去世，四年前兴工的《永乐大典》重录，也基本上到了收工结尾的关键时刻。十二日后，其子穆宗即位，主持办理后事。历经三月，至隆庆元年三月十七日，明世宗正式葬入永陵。四月十五日，明穆宗又以“重录《永乐大典》成”，重赏包括大学士徐阶、高拱、张居正等在内的功臣，可见“嘉靖副本”，在此稍前已全部竣工。而卷帙浩大的“永乐正本”，此后作为整体却突然消失，再未见于任何记载。

学者从明代丧葬制度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根本就不可能会有将二万余卷大书葬入（明世宗）玄宫的事发生”。也有学者梳理文献，提出明末清初学者看到的二十余本（或说三十余本）《永乐大典》，即是流出宫外的“正本”，表明大典“正本”在明世宗下葬后“仍存于世间，其中一部分在明末被窃出”。不过现有文献的记载并不清晰，其间的疑惑与“巧合”，更令后人难以索解。力持“永陵殉葬说”的学者，因此声称大典正本“没有毁亡，更没有佚失”，沉埋昌平地下四百多年的永陵地宫，就是那个“该找而没有找过的地方”。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先生也认为，历代帝王有以图书陪葬的先例，明世宗“将其心爱之物带入（永陵）玄宫，不是没有可能的”。

为了揭开永陵地宫的神秘面纱，1995年，中国科学院采用微重力测量方法，进行了精密勘测。结果表明，永陵地宫结构与已发掘的明定陵相似，但其内部面积更大，足以容纳体积近40立方米的《永乐大典》正本。可惜的是，由于永陵地宫进水，难以识别其中是否存有大部头典籍。因而《永乐大典》正本“殉葬永陵”的说法，仍有待技术进步，方可得出相对明确的答案。不过明世宗与《永乐大典》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因为明世宗的“笃嗜”与组织“重录”，才为今人留下了得以管窥《永乐大典》风采的宝贵机会。历经多年的封闭与修缮之后，重新开放的明永陵，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