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永乐大典》224册，其中有62册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这些古籍一起暂存台北的，还有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图前身）善本甲库中的2万余册精品，它们大多是大内秘藏、海内外孤本，却被送上了横跨太平洋的游轮，远渡美国。 从战火中上海滩一别，这些善本离馆已八十余年。文津街7号，如今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是它们的家，然而在琳琅书库内，只剩下缩微胶片。 随着古籍数字化，一张张“游子”照片，已经化身千万。但端详照片上的藏书章，仍不免五味杂陈：送走这些古籍时，它们命悬一线，如今天下太平，却不知何时能归故里。
《永乐大典》卷19735 从谜团到水落石出 《永乐大典》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如今存世的400余册较原来的11095册，不仅微乎其微，而且只有副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嘉靖副本《永乐大典》（简称《大典》）62册，统一编号为“平图013150-013211”。“平图”二字表明，它们属于国立北平图书馆（简称平馆）。 与大部分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不同，它们不是在1949年仓皇运到台湾的，而是在1965年，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启程，漂洋过海而来。 与之同行的，还有平馆善本甲库中的2万余册精品。甲库，是民国时期典藏宋元明早期善本的书库。上承清内阁大库旧藏，又广纳清末民国几代学人潜心搜罗的善本，其中宋刻元刊荟萃，珍贵稿本云集。从甲库中再精选出来的这2万多册古籍，价值非凡，却背井离乡栖身美国，又从美国到台湾，至今仍未有归期。 如果把这些嘉靖朝抄写的《大典》想象成一群400多岁的老人，那在上海的历险，一定是他们闲话平生时爱聊的话题：“孤岛”藏身，敌特追寻，提心吊胆闯海关，悲情满怀渡重洋……唉！虽然没回北京，但能存于天地间，已是万幸。 如今，那些抗战时期的护书人早已作古，但随着史料发掘，曲折的情节逐渐浮现。2024年7月，雷强博士竭十年之力搜集整理的《袁同礼年谱长编》出版，让2800多件手札、档案初次披露，护书行动中的“中枢人物”袁同礼，也重新回到了人们视线中。
袁同礼先生 袁同礼曾参与故宫博物院和平馆筹建，在敦煌学发轫，故宫文物南迁，平馆善本南迁和运美，《永乐大典》海外寻踪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都是关键人物。他与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名家，及伯希和、费正清等西方汉学家都交往频繁，但却是“五四”群星中常被忽视的一位。 “袁同礼对国图的影响，就相当于蔡元培之于北大，” 雷强在国图做展览和善本阅览工作时发现，“虽然在各种活动中，人们常常谈起他，但大多不明就里，泛泛之言”，因而发愿撰写《袁同礼年谱长编》。 十年“慢功夫”，书稿无一日不辍于心中、浮于脑海，让他身心俱疲，目力、腰背皆废，近于溃败边缘。好在他耐力非凡，于嘈杂、繁乱的工作间隙，完成了对大量中、英、法文史料的收集和梳理，成稿厚厚五本书。 随着袁同礼在文献中鲜活起来，102箱善本运到美国的故事，也愈发振聋发聩： 抗战期间，平馆为避侵华日军战火洗劫，将部分珍藏南运，并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将部分珍品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整个过程历时近十年，迁徙万里，远赴海外，异常艰辛。 遗憾的是，一直以来，这段历史史料不多，存疑不少。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此事极机密，参与者又大多没留下完整回忆，因此背景、细节一直扑朔迷离，甚至以讹传讹。 “故宫文物南迁留下了大量图片资料，但平馆善本南迁过程，却只有一张图片存世。这还是在善本到达美国之后，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报道的。对于平馆来说，这是一场保护古籍的‘硬仗’，但由于在保密情况下进行，在大陆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也没有一篇公开的报道。”时任国图展览部主任的林世田曾在十年前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馆藏文献展”中，对此深表遗憾。 这次，随着袁家提供的书信以及众多海内外档案披露，袁同礼、胡适等核心骨干，在乱世中殚精竭虑，几乎发疯的心路历程终于有了完整复盘。
1930年12月10日，胡适致袁同礼函。 “有些人对善本送到美国的事颇有怨言”，雷强动容道，“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看到的是时局的步步紧逼，一个个按照常理做出的最好选择，其过程是动人心魄又伏脉千里，了解越多越能同情理解。” 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这个故事终于可以徐徐展开了。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存在台湾的62册《大典》，大多盖着两个藏书章——“乾隆御览之宝”和“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从大内到民间，从藏书楼到图书馆，是它们保存历程的关键一步，也是心惊肉跳的一幕。 这部本应藏于紫禁城的书，能进入图书馆，源自清末重臣张之洞的一个心愿。 清宣统元年（1909年），军机大臣张之洞兼管学部时，奏请移交包括残存《大典》在内的翰林院藏书，作为创建京师图书馆的基础。 从他的奏章可以看出，翰林院敬一亭所藏《大典》在乾隆时已残缺不全。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时，所存已不足5000册。 八国联军进北京（1900年）时，翰林院成为战场，仅存的800余册竟被当作防御工事的砖头、随手抓起的挡箭牌。战火焚毁，再加上人为抢劫，几乎化为乌有。 次年，英国驻华使馆归还了330余册，却被监守自盗的守门、衙役等瓜分。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下令追回的64册，就是张之洞所说的清廷残存了。张之洞有所不知的是，这位标榜寡欲的状元，竟把收上来的书都搬到了自家宅院。 清末民初，兵荒马乱，陆润庠本以为没人“管闲事”，哪想到，自己碰上了同样爱书如命的“刺头”鲁迅。 北洋政府成立后，“学部”蜕变成“教育部”，鲁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事务。从1912年到1926年间，《鲁迅日记》中有关图书馆的记载，共有941次，内容涉及馆址的选择与调整、藏书扩充、业务开展等。 最让鲁迅费心的是京师图书馆，该馆的一把手虽然是他的上司夏曾佑，但夏曾佑是个“甩手掌柜”，《鲁迅日记》说，“在部终日造三年度预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岑岑然”。 听说陆润庠保存了部分《大典》，鲁迅便托人带口信，以教育部的名义请他交还国家。那时陆润庠已经年过古稀，只是搪塞过去。鲁迅又多次登门，表面上有事相求，其实是软磨硬泡。 陆润庠拗不过，终于交出64册《大典》，其中4册存放于教育部图书室供展览，60册送交京师图书馆保存。张之洞在清末许下的心愿，这才达成。 一来二去，鲁迅与陆润庠还成了忘年交，他在杂文和书信中多次提及陆润庠，均含敬意。在鲁迅笔下，陆润庠不是一个暮气沉沉的政客，而是一位颇具黑色幽默感、痛恨国民劣根性的漫画家。 1915年，教育部下令，必须在善本书籍上“盖印编号”，同时下发了“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石质印章一方。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大典》中，35册钤有此四角略带点椭圆的长方印，应该就是首批入藏图书馆的《大典》。 《大典》以音韵分目，针对某“字”，罕见完整卷数，连续连卷之书更是少见。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八灰”册，卷2808-2813，“梅字”3册，以及“九真”册，卷2948-2955，“神”字4册，却是少见的连卷。 从中可以看出，台湾所藏是现存《大典》中的精品。 从陋室到远东第一 60册《大典》入藏京师图书馆，却没享受到“镇馆之宝”的待遇。 当时坐落于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地址偏僻、馆舍凋敝，但宝贝可真不少。《大典》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内阁大库里的《明实录》、敦煌遗书等古籍挤在一起，根本没有开放展览、用于研究的机会。 北洋政府后期，军阀混战，文化事业是最早被“断供”的。 1926夏，梁启超被聘为京师图书馆馆长，却无半分经费。到冬天，馆中无煤生火，无纸糊窗，冷风飕飕如冰窖。梁启超不忍员工受冻，更不忍国家典籍散失，就将自己的五万元人寿保险单向银行抵押借款，用来发薪、生火、糊纸。据不完全计算，梁启超前后垫付馆费达一万多元，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家庭几十年的生活费用。 即便经费紧张，梁启超仍希望能扩充馆藏。从一封信中，就能看出他的急切心情。 1926年7月，梁启超在给助手李四光、袁同礼的信中，特别提到日本人对京师图书馆馆藏虎视眈眈：“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两公谓何如？” 1920年代，已有大量日本人来中国收购古籍，京师图书馆的善本最多，日本人自然虎视眈眈。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图书馆，对中华文献要尽全力去收集购买，因而要“急起直追”。 他的苦心经营终究没有白费。1929年8月，按照他生前的建议，京师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用美国庚款退赔款全力支持平馆的现代化转型，包括新建馆舍、购买图书等。 两年后，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在北海边落成（即现在的国图古籍馆）。它的外表是宫殿式的，有绿琉璃庑殿顶和汉白玉栏杆，门前还搬来了圆明园的狮子看门，安佑宫的华表镇院；内部则是一流的公共空间，有钢铁书架、暖气炉、通风机、发电机、卫生设施等。新馆从设计到建造，资金全部来自中基会，花费130万银圆，硬件配置是当时远东最大最先进的，在世界上也算一流。
1929年5月11日，北平北海图书馆举行馆舍奠基仪式。
国立北平图书馆正门 为祝贺新馆开馆，美国英格利夫妇捐赠《大典》卷8091-8093“城”字册。此时，《大典》的保存环境有了极大改善，就连善本地库的钢筋都是从英国定制的。 1931年6月25日，国内外两千余代表参加了新馆落成仪式。馆长虽为蔡元培，但他长期不在北平，馆务几乎都由37岁的袁同礼主持，致答词的也是他。 早在1920年，蔡元培就亲自选定袁同礼出国，学图书馆学，并认定他将来可堪大任。别看袁同礼留美时间不长，但是他勤走勤看，广交朋友，显示出极强的人际交往、沟通能力。多年后，季羡林还在回忆中，称他为北平的“外交部长”，同班同学傅斯年则用了sociability（交际广）一词来形容他。 从1924年袁同礼回国，到1937年北平沦陷，只有短短的13年，这也是平馆发展的黄金期。馆内大小事，他都事必躬亲，网罗人才更是不遗余力。 最重要的是，他有“通中外图书之邮”的能力。《年谱》中收有数以百计袁同礼与国际同行的英文往来信件。1934年，他赴多国访问，与各大学、图书馆进一步确立出版品交换业务，平馆成为当时东亚最为重要的学术、文化机构之一。 主持平馆之外，袁同礼还是在世界范围内调查《大典》存世情况的“第一人”。 从留学开始，他历时15年，足迹遍及欧美，对流散在国外的《大典》进行调查、收集、复制。至1933年，他已证实中外所藏《大典》349册，出版《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将卷数、页数、韵目、内容和藏地等都做了详细表格。他还派优秀馆员王重民等，到欧美汉学家身边卧底，以便让不能收回的古籍，影像先回家。 外孙女袁书菲说：“外祖父对记录海外的古籍善本、艺术品和文物的兴趣，源于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当中国有一天有能力要求各国返还这些古物时，他所修编的相关目录能在谈判过程中起作用。” 袁同礼致力于追索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对《大典》的流散状况又了如指掌，自然能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到1934年，平馆所藏《大典》数量已达93册。 一时之间，平馆善本藏品之精，数量之丰，冠于全国。1931年6月新馆开馆之初，袁同礼曾说，“欲为中国文化之宝库，作中外学术之重镇”，照此势头发展下去，平馆本可以成为世界一流的图书馆，但仅半年光景，这一宏愿便被时局打得稀碎。 从国殇到古籍南迁 “九一八”事变后没几个月，日本人把矛头指向上海。 1931年12月8日，闸北的商务印书馆，当头迎来6枚上百公斤的燃烧弹。第一枚炸弹落在油墨仓库里，瞬间，那些被熔化了的铅字像水一样在地上流淌。 第二天，日本浪人又潜入未被殃及的东方图书馆（今涵芬楼前身）纵火，全部藏书化为灰烬，纸灰没膝，标志性的“五层大楼成了空壳”。 最令人痛惜的是，这座号称“远东第一，世界第三”的私人图书馆，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其中还有中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共25000册。 大火将东方图书馆吞噬后，余火数周不息。住在10多公里外的老上海回忆说：“当年图书馆的烟灰飘在家里阳台上，整整一个礼拜！” 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看着满天飞灰，呜咽着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 郑振铎曾在《劫中得书记》序言，描写了十年藏书一朝被焚的痛苦，他写道： 没有烧干净的焦黑纸片，漫天飞舞，就像是墨色的蝴蝶。几十上百片地随风飘坠到庭院里面，拿手捡起来，还有一点余温，隐隐约约看得到上面的字迹。这些可都是古人的文献啊，我的收藏竟然跟着一起“蝶化”了。 所谓“蝶化”，出自《庄子》的典故，万千爱书人的心痛，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了。 这场浩劫也让国人明白了，日本人不仅要夺取中国的国土，更要消灭中国的文化。日军侵沪司令更是在“一·二八”事变后得意扬扬地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从此，一场文化自救，一场书籍与炮火的赛跑，悄然展开。袁同礼抛下建设“世界一流图书馆”的梦想，转而把维护文明命脉作为头等大事。 1933年1月12日，北平城里积雪初融，分外寒冷。四合院里，气氛更是凝重，平馆委员会，包括主席胡适，副馆长袁同礼，委员长陈垣和委员傅斯年、刘半农、任鸿隽正在召开秘密会议。 就在同一天，日军攻占长城要隘九门口，北平告急。三个月前，故宫博物院古物已经开始打包准备南运，平馆珍藏如何保全，也得有个决断。 最珍贵的典籍要不要南迁？这个提议，很快被否决了。 一来，南方气候潮湿，不利于保存。二来，路途遥远，容易发生意外。况且，还有些委员担心“南迁代表放弃北平，会动摇抗战信心”，拿不定主意。 最终，做了个折中的决定：善本就近转移到北平周边有国际背景的机构，顾忌着国际关系，日军总不好动手。 从1月13日到5月23日，平馆挑选藏书，总计封装233箱，分四批运往天津大陆银行、北平德华银行及北平协和华语学校三处寄存。 每个装书的箱子都是松木钉制，厚实又耐磨。工作人员还为每本书都裹上蜡纸，用来隔绝潮气，封盖前也会塞入药物，防止虫蛀鼠啃。为了方便整理，工作人员根据《千字文》顺序，对这些木箱进行编号，书箱封条，除由装箱人负责签名外，还必须有胡适、任鸿隽、袁同礼的签名。《大典》有专门的蓝色书套、书盒，书签上，那清秀的毛笔字，是老馆员陈恩惠的笔迹。 安顿才两年，平馆又接到国民政府急电，令他们将馆藏的古籍善本，“以极机密之方法，择要转存南方，以策安全”，《大典》不得不踏上颠沛流离的旅程。此次的目的地只剩下上海和南京可选。尤其是上海，可以用租界作掩护，躲避搜查。 平馆虽然名义上是政府和中基会合办，但经费全靠中基会提供，而中基会提供的经费中，并无搬家费一项，全馆员工只得一起上阵，把586个大箱子搬到正阳门火车站，分批南运。 其中有197箱甲库（清以前）善本、107箱乙库（清以后）善本、49箱唐人写经、15箱内阁大库舆图、8箱汉石经楚器及金文拓本、116箱西文整部科学杂志、30箱西文东方学善本书籍以及64箱梁启超寄存书籍。 搬过家的想必都知道，书籍压分量，最难搬运。这次古籍大转移，国民政府未派一兵一卒，一切皆由平馆员工秘密进行。全面抗战爆发前，能将《大典》等善本，存于上海公共租界，将内阁大库舆图等，存于南京地质调查所，已经是大费周折了。 卢沟桥事变后，平馆人员一路南迁，在北平、上海、南京、昆明、香港等地均有办事处。袁同礼的女儿袁静上过十余所不同的学校，当袁书菲问母亲为什么要经常搬家时，她说：“我们跟着书走。” 从告急到笃定赴美 1937年7月初，27岁的钱存训受袁同礼之邀，主持南京分馆。12月13日南京失守，除了大屠杀，日军还实施了空前的“文化劫掠”。 设在地质调查所的平馆南京分馆被践踏时，连日军小原孝太郎都感到于心不忍：“这贝壳、这珊瑚、这古代的茶壶，无论哪个都不是平凡之物。没一会儿，听说为了建宿舍，要把陈列架、陈列品都打算扔出去当作柴火用。如此一来，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昂贵而珍稀的化石、岩石壶也就与路边的石块毫无二致了，而且陈列架也将化作一缕青烟，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痛惜的了。” 劫后余生，钱存训本打算去后方，中途接到袁同礼的电报，说上海办事处需要人，便毫不犹豫地来到上海。 尽管此前已有耳闻，但眼前情形仍让他触目惊心：“难民麇集，房屋奇缺，生活费用高昂，日本宪兵和特务在租界区内到处横行”。如何在此等恶劣条件下，保护平馆最珍贵的善本？钱存训的心如这租界“孤岛”般，沉寂，惶然。
1935年，钱存训与许文锦女士订婚。 躲过南京屠城的他明白，周围敌特密布，公共租界也不安全。考虑到当时日本和法国维希政府维持邦交，或可避免干扰，他们将存放在公共租界仓库中的善本全部迁移到位于法租界的震旦大学博物馆。后又化整为零，迁入附近租用的民房，分散掩藏。 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去世，袁同礼临危受命，继任馆长。当时馆务困难重重，一是没有馆舍，二是“金主”中基会停拨购书款；三是教育部没有平馆的预算。 战时，大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内迁，都在抢经费，而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发展上，教育部似乎更倾向于中央图书馆。 受到排挤的袁同礼曾向胡适诉苦：“平馆经费前以中基会无力增加，曾向教育部请求列入国家预算，亦未能办到。近来物价日昂，美金一元可换国币三十余元，同人星散，办事尤感棘手，倘不从速设法，则后顾茫茫，真有不堪设想者”。 “万分窘迫”中，法国投降，日伪的势力渗透到法租界。“沪上租界允日宪兵随时搜查，已攫取我政府寄存物不少”，这让本已陷入焦虑的袁同礼更加辗转难眠。 失眠的日子里，他琢磨着国宝还能去哪？大半个中国要么沦入敌手，要么战火纷飞，若穿越敌占区长途搬运，国宝随时可能毁于一旦。无奈之中，他将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图书馆。 这一想法一度被认为是“发疯”，连好友傅斯年也极力反对。 “在战时，这需要国际合作和严格保密。而袁同礼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过，两馆之间长期有图书、人员交换，袁同礼又同美驻华大使詹森、美驻沪领事罗赫德、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等有多年私交，平馆委员会主席胡适还是中国驻美大使，这些都是难得的机缘。”雷强分析，袁同礼并非自作主张，也不是异想天开。
1921级、22级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员与教员合影，第一排右三为袁同礼先生。 从书信看，从1940年起，袁同礼就开始与詹森及罗赫德协商，将善本书籍运往国会图书馆寄存，待战争结束再运回中国。 胡适在美国听说袁同礼“发疯”了，知道事关重大，也积极行动，多次与美国国务院及国会图书馆接洽。国会图书馆自然十分乐意，但还有一个条件：为善本逐一拍照，制成缩微胶卷，以供查阅。 中国方面，陈立夫不仅同意，还为运输路线出谋划策。虽然征得两国政府同意很顺利，但上海海关此时已被日军严密监视，如何避开密布的眼线，将善本安全运抵美国？过海关成了最难的一关。 直接由美国军舰拉走，无疑是最安全稳妥的办法，但美政府以沪上情形不明，不肯答应。美驻沪领事罗赫德虽然支持此事，但又觉得300箱书，数目太大，万一被日伪发现，可能会被没收。 胡适见国会图书馆不肯派人到上海，决定自己提供费用，资助平馆馆员当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王重民到上海，与袁同礼共商运书办法。 1941年3月4日，袁同礼和王重民冒险抵达上海。“及抵沪，见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处，小巷口皆不许通行，大街亦堵截其半，仅留车马与行人过路。”初睹此情形，二人颇觉“惊心”。 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中，让300箱书从租界搬到码头，过关上船几乎不可能。袁同礼忍痛决定，再精选100箱库存精华。 在那危险的境地里，王重民和平馆善本部主任徐森玉每天潜入法租界，他们将这300箱书一一打开，精挑细选。最终花了三个星期，从6万册书中挑选出了2700余种，近2万册最有价值的善本，装满了100箱，60册《大典》也在其中。 别看时间紧迫，但箱内均用铁皮密封，以防潮湿，书目一式四份，便于提交教育部，及多方核对。一切就绪，只欠东风，但东风就是迟迟不来。
平馆善本运美装箱书目 从死路到柳暗花明 江海关（即上海海关）监督丁桂堂，是海关中职位最高的华人，与袁同礼也是旧识，他帮着出谋划策，拟出出关的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由美国国务院授权驻上海总领事，把该馆善本作为美国财产报关，但美国方面对此犹豫不决。 中策是将善本装在旧衣箱中，用携带行李的方法过关。不仅费用高，且多人携带难保不走漏风声，自然也被否定了。 下策是由国民政府训令江海关，由江海关发放通行证，日方可能会免检。虽然风险很大，但值得一试。 袁同礼这边心急如焚，仅用20天便完成装箱，但重庆政府那边却拖着不办，直到4月30日，才饬令江海关发给出口许可证。 这50天中，机会已经稍纵即逝。一是“鉴于前段时间运送存于租界的中国银行白银出了危险的先例，现在形势比那时更紧张，还是不运的好”。二是因为“码头工人多被敌伪收买，骤见大宗箱件出口，难免检查阻止”，丁桂堂已不愿承担责任，下策又告失败。 计划不停变化，不断搁浅。到1941年5月，王重民不得不回美国，连胡适也灰心丧气，建议“太危险则不动”。 然而，时局不由人。1941年7月，为排挤美、英在华势力，轴心国动议汪伪政权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存沪善本面临更大危险。 据钱存训回忆，正当众人焦头烂额之际，他偶然得知妻子的张姓同学有位哥哥在江海关任外勤，这位海关人员倒是乐意帮忙。 于是，钱存训在这名张姓人员值班时，将书箱化整为零，每次约十箱左右，以中国书报社的名义开具票据报关，假称是替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买的新书，票据上注明的是《四部丛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新书，但箱内装的却都是善本书籍。在张姓海关人员的照应下，不用开箱检查，直接签字放行。 从1941年10月开始，他每隔几天就送去一批书箱报关，一直延续近两个月，到12月5日，最后一批善本书籍由上海驶美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运出。 两天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对美宣战，并进攻东南亚各国。上海报纸刊登一则消息称，“哈里逊总统”号在行至马尼拉时被日军俘获。钱存训觉得，最后一批善本书籍肯定被日本方面截获了。 但是到1942年6月，他又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由里斯本转发的海通社电稿，称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平馆善本书籍已全部运抵，即将开始摄制缩微胶片。最后一批书是如何逃脱劫难，安全运达美国的？对钱存训来说，一直是个谜。到美国后，他还调查过这条船，知道这条船被日本征用直至击沉，这反而加深了他的疑惑。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只有钱存训在1967年的回忆，这件往事有很多让人困惑的地方：这批书到底是怎么运的？为什么是102箱？“哈里逊总统”号之谜如何解释？ 如今，通过对袁同礼、王重民、胡适，以及教育部档案的解读，另有雷强在《年谱》中披露的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的档案，这一谜案更清晰了一些。 1941年2月，美驻沪使领馆，以到美国办展览的名义，先运走了两箱书。这两箱书的书箱子稍微小一点，算是按照“上策”投石问路，但也让美方对大批运书，有了点畏难情绪。 5月，当众人一筹莫展，乃至放弃的时候，袁同礼仍在积极沟通。 一方面，他致函胡适，希望继续说服美国政府。另一方面，他专程到香港密会詹森，又在8月重回上海，与方方面面重新商讨运美计划。海关当局表示：每次运三四箱，可保无虞。超过此数，则不敢担保。 在美驻沪领事的介绍下，袁同礼又结识一美商，该运输商主张将书箱即日运往美国在沪的海军仓库，一旦军舰到沪，即负责代运，而且还是免费的。袁同礼大喜过望，不过，这一行动需要时机，那时到上海的美国军舰已经越来越少，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8月，袁同礼自己带着4箱书，从上海坐轮船到香港，但在厦门就被日军开箱抽查了。幸亏抽查他的日军对版本、汉字都不熟悉，才侥幸躲过一劫。这场虚惊也证明了，“中策”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这条路，很难走通。 最终，这批古籍冠以美国图书馆新购图书之名，自1941年8月下旬至10月上旬，分批商运，其中25箱运到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75箱运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收件人、收件地址多次变化，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另外，伯克利在西海岸，从海运运费上看，也更便宜。” 雷强发现，教育部下拨的3000美元运费，在袁同礼精打细算的运作下，竟然还有结余。 “最迟到10月，所有书已经全部运完。这一时机抓得很精准，因为到10月底，美国的一切船只已停驶上海，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接着香港沦陷，无论是上海或香港，这些善本随时可能湮灭。”雷强感慨，袁同礼不仅对时局判断得很准，而且在关键时刻非常果断。 由于一直忙于善本运美，袁同礼的家人们错失了离开香港的时机，失陷于此。1941年10月30日，袁同礼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痛陈被困香港时，他的三个孩子同时得了盲肠炎，因为没钱诊治，小女儿袁桂不幸夭折，袁家在“私人方面亦告破产”。 不过，家事并非此信重点，袁在信的开篇，就郑重地将这些书托付给了胡适，“分存两地或应集中一处，敢请费神代为筹划”。 从游子到化身千万 胡适是怎么从美国西海岸把这75箱书运到华盛顿的，在他的日记中并无记载。 1942年6月，这批书集中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后，便由王重民监督制作缩微胶卷。除此以外，他还要全部翻阅，详细地撰写善本提要，近5年时间，几乎是不眠不休。 袁同礼早就想将平馆藏书拍成胶卷，但因为战争来得太快，设备没能运到北平。趁国宝在美国避难，制作胶卷，算是一举两得。 “善本运美”一事，经媒体报道，也传到日军耳中。数月后，已经投降日伪的周作人派王钟麟到上海，掠走了藏在中国科学社和法租界的部分藏书。所幸，善本分散藏身，未被发现的部分，安全度过了抗战岁月，最终回归平馆。 1070卷微缩胶卷拍摄完成后，送回中国3套，此时抗战胜利，寄存在美国的善本也该回家了。1946年4月，胡适已准备回国就任北大校长，1日，他写信给国会图书馆馆长恒慕义，感谢他在战时保存了中国的善本和汉简，6日，胡适将收条及钥匙交给王重民，托他代为管理，并说“俟将来海运大通时”运回。 1947年，王重民回北平工作，钱存训接替他到美国，协调运回善本。钱存训在美国，一切手续均已办妥，“可是上海仓库拥挤，没有地方存放”，接着国内战事又起，北平至上海的交通中断，按教育部的指示，只能暂不运回。
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要馆员合影，左一为王重民、左四吴光清、左五为恒慕义。 1948年底，北平围城，袁同礼搭上了“南渡”的飞机，但他并没有到蒋政府任职，而是径直飞美国，接受了国会图书馆的顾问工作，直至1965年在华盛顿逝世。 他的家人和朋友都理解，为什么堂堂文化名人，愿意在狭小的办公室里“屈尊”担任编目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守护平馆善本；如果时局允许，或许能够将这些珍宝运回魂牵梦绕的北平。 他就像一位“看门人”，守在那里，对平馆善本寸步不让，寸土必争。 德国汉堡大学曾收藏两册《大典》，1937年7月前，袁同礼与之达成图书交换协议，汉堡大学拟将它们送归平馆。但因战事影响，此事耽搁下来，众人都忘了，只有袁同礼一直念念不忘。1950年代，他终于要回了这两本《大典》，使得它们与运美的60册《大典》汇聚在一起。 正如袁同礼预感的那样，他逝世几周后，时任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便以善本无人掌管为由，向国会图书馆提出，将书运至台北保存。1965年11月17日，那些流浪24年的大箱子，由美国军舰运抵台湾。
1949年，袁同礼在美国。 袁同礼赴美后，王重民兼领馆务，并创办了北大图书馆系。不幸的是，他在“文革”末期含冤去世。多年后，家人才无意间在房顶的橱柜里发现了几大摞手稿。妻子刘修业一看便知，这是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拍摄缩微胶卷时，夜以继日撰写的善本提要。1983年，《中国善本书提要》出版，就是以这部手稿为基础。 钱存训再次见到那批善本时，已是花甲之年。他看到它们“都仍旧装在当年由上海运出时的木箱内，箱外所贴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封条还隐约可见，不觉由衷的惊喜”。因为当初的经手人，如胡适、徐森玉、袁同礼都走得突然，台大教授李宗侗特请钱老将这件事的经过加以说明，这才有了1967年的回忆，并引起学界注意。 1987年秋，钱存训回国参加国图建馆75周年纪念及新馆开馆典礼，他“将馆中旧藏在台保管情况向馆中负责人简略报告，而馆中新人对过去往事已完全没有印象”。如果说，这是“甲库旧藏”的第一封“平安家信”，此后的两岸交流，都少不了要去探望漂泊“游子”。 “只要去台湾，我就想去看看这些书。看到他们保管得还算精心，我放心了。”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说：“在我心里，甲库善本的归属永远是平馆的。” 2010年，国家用缩微胶片出版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那些善本从此化身千万，成为众多图书馆的珍藏。 《丛书》出版，也让当年已104岁高龄的钱存训浮想联翩。他从大洋彼岸写来贺信：“当年奉命参与抢救，冒险运美寄存，使这批国宝免遭战祸，倏忽已七十余载。其间种种，仍历历在目。多年来，我曾借各种机会，阐明这批善本图书的主权归属，呼吁将其回归北图。寄望两岸有关人士协商合作，促成此事，早日完璧归赵。” 希望这批书能早日完璧归赵，期盼“游子”早日归家，此情此愿，历久弥坚。如今，典藏《大典》的架子还虚位以待，等着62册《大典》能够团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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