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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往事：天人协和理万邦

2025-3-11 15:02|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朱朱|来自: 北京纪事

摘要: 编者按2025年3月12日植树节，正值1985年3月12日邓小平率中央领导天坛植树40周年纪念，特推送此文。天坛迄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了。天坛这4000多亩地，明朝到清末的五百多年为帝王祭天之所，后来变为大家公用。曾在天坛 ...

编者按

2025年3月12日植树节，正值1985年3月12日邓小平率中央领导天坛植树40周年纪念，特推送此文。

天坛迄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了。

天坛这4000多亩地，明朝到清末的五百多年为帝王祭天之所，后来变为大家公用。

曾在天坛公园工作了一辈子的八旬徐志长，如今早已不是旧日影像中英气勃发的青年，行动因自然规律而有所不便，但精气神还是足的。

这一次，我们聊了许多许多，关乎天坛是怎样建成的，更关乎天坛何以成为今日的天坛。

回望来路，清晰看见一个个科学的决策如何艰难诞生——那多与“大道”相连；可以看见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看见具体工作中创新的边界。

一个个历史的片断，是方法论，也是发展观。走过弯路的人才会知道，能走上一条中正的道路，有多不易。

这些讲述，是历史，也是哲学。

果园

大学毕业初到天坛，是1962年的事儿了。

徐志长是学园林的。“当时来，主要工作是抢救古柏。那会儿，古树就几千棵，已经死了不少。后来做月季相关的事儿。”——徐志长组织编辑过《天坛月季谱》，全国月季名称都是以天坛公布的为准。

回忆起早期单位特征，徐志长总结出两点：第一，小；第二，主要成员是农民工——刚转成工人。“我来的时候，工人多数都不认识字。条件好点的，能参加速成识字法培训，出来会写点字。有没有大学生？有。我有一位老师就在里面，但特殊历史时期去外地了。哪天下雨了，不能干活，工人在屋里坐，说，咱们读读报吧。可班上没有报，要读得上队部拿去；另外，不认识字。班长读不了报。怎么办呢？我知道读什么。尽管那报都不见得是今天的。大家也说，这读得不错。就这么一状态。”

天坛，有盖医院的，有盖居民楼的，有开商店的，有办林场的，有干果园的，有干苗圃的，还有一花圃。

那会儿，天坛公园半数以上的面积，未向游人开放。游人逛的，就剩1000多亩地了。“就连主要游览区的古建，好些都是外单位。游人区就能看看祈年殿，看看圜丘和回音壁——除此之外，脚步可以丈量的地方，就只剩小卖部了。”

当年的天坛，半数以上面积都是果园。“千亩果园，万棵果树。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发展的果园，种点高粱种点玉米种点水果，没人看着别扭。国家那会儿的政策，放在解决挨饿的问题上，提倡自力更生，自己单位给城市提供蔬菜和水果。”

刚到天坛时，上级给徐志长的指示是“配合领导，尽快实现自负盈亏”。短短两年时间内，天坛公园就自负盈亏了。“那会儿工资低，车没有，开支很小。自负盈亏的标准是四十万。好几百职工。门票、水果，还卖点花，就够四十万了。大家也很满意。”

那会儿，“农民工管这果园跟管他们家一样，好着呢。地下一根草没有，种着菜，种着葱。再一看，这边养着鸡，那边养着猪，还养着狗。一个很富裕的农庄。”

转折

天坛“退耕还林”的转折点，与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有历史关联。

时任天坛园艺队办公室技术指导的徐志长，接到的任务是赶紧在天坛布置一个总理的灵堂。“天坛的悼念点，就设在会议室。中间，放着一张总理像。相片两边，有花圈和柏树。”

“那一次，天坛‘立功’了——因为柏树。”

这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百姓的生活观念有关。养盆花，一度被认为是旧社会吃饱了没事儿干的事儿。许多单位，花卉取消，花工裁掉。见到商家、机关单位等保留盆花的，以没收处置。这种做法，还曾引发过外宾误会——西哈努克亲王偕夫人到北京，住迎宾馆，在他的客房里，桌上摆着一棵圆白菜。“他问，为什么不摆花儿？亲王误认为是不欢迎他了。”解释了好一通，双方才释然。

“悼念现场用柏树，因为它不是花儿，不涉嫌违规。除了柏树，还有从‘砸盆花运动’中收来的君子兰。周总理访问欧洲回国，毛主席和朱德在机场欢迎，迎接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恩来君子兰，周恩来拿着。我们纪念周总理时摆放君子兰，不会错。”

中央在北京医院太平间布置总理灵堂时，和天坛现场在花卉植物方面的方案一致，柏树都是跟天坛借的。同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灵堂布置在人民大会堂。

让工作人员犯难的事儿，出现了——花圈需要用到鲜花，没花儿。“后来，解决方案是使用熏茶叶的茉莉花，拿铜丝儿穿成球儿，再组成花圈。”

9月18日，毛主席追悼会现场，天坛也有一份“苦劳”融进去。

徐志长记得，“天坛公园有给国庆节准备的菊花。早菊，1000多棵。一般9月20日过了才开花，花期能持续到10月中。结果，那年花开早。9月7日或8日，花儿就开了。这到国庆了，怎么摆？开早了，怕犯政治错误。1500多盆，要放到观礼台前呢。”

后来，这批早菊，在1976年9月18日的毛主席追悼会现场派上了大用场。

徐志长仍记得，“还有2米高的大型美人蕉摆上了。上面有人说，美人蕉不是资产阶级，这是农村姑娘。”

天意怜幽草。

后面，关于花儿的限制就放松了。

旧时天坛圜丘

一号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天坛的农场和果园。

“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天坛年收入都不到一百万。天坛改革开放的一大举措，就是把我们提拔到领导岗位。”

当时，国家倡导重用知识分子，徐志长这“黑五类”当上了副园长。但天坛的老玉米，依然是“该种种”。“主要游览区干嘛？耍猴的，耍狗熊的，摔跤的，卖烤肉的，干啥的都有。到处是农田。”

天坛公园领导层形成共识，“天坛不能变天桥，公园不能变公社”。

人问，天坛是什么？

徐志长说，天坛就是天坛。“正经说，公园都不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恢复历史原貌、再现古坛神韵。”

这套想法，被天坛当年的部分同事认为是“搞倒退”。

所以，“第一年什么行动都没有”。

后来徐志长解释：“现在吃饭不用拿粮票了，人民公社解散了，您认为这是倒退吗？如果走得不太合适，改回来就得了。”

工人只说，“这果树都长得有年头了，开始结果了”。

“对农民来说，庄稼才是最重要的。”徐志长是理解的。更何况，当时天坛已“自成品牌”。“在菜市场有人叫‘天坛的菜到了’，大家拥着去抢。天坛白薯，额外甜。块儿也大。”

但是，天坛的这几个知识分子，仍旧提出“恢复历史原貌”。

“我们总不能拿着这么宝贵的文物，不展示它吧？让它和荒地没有区别？当一块普通的地开荒？这不合算。”

徐志长带着一群人刨了一株果树。这立马遭到大家伙儿的“攻击”。

“那个人执着到什么地步了？组织几个人，从天坛走到动物园。园林局在那。他们举着大字，上面写着‘这帮坏蛋，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认知里，是要把毛主席种的果树，给刨了。”所幸局领导有学问：“北京城中种果树，又使大粪又打农药，不一定对，咱们看看。”

找局领导不成，几个人又举着竹竿子，走十好里地请愿去了。正着急没法办的时候，邓小平办公室给天坛打一电话，“说的是，邓小平同志要带着中央首长来义务植树，你们有地方吗？”

“我们这仨人，谁管树？我管树。”徐志长记得，邓小平办公室的电话，只能由他去接了。“我回答说：不是我们这有没有地的问题。一号空地，请邓小平同志带队完成。”邓小平办公室秘书找北京市安排，排在当年的3月12日植树节。

“你怎么信口开河？”同事问徐志长。

徐志长心里很坦然：“找到哪儿是哪儿。请他们栽完了作为永久的纪念，而且把植树当作永久的生产任务，这才对得起中央。”

后来确认的“一号地”在哪？“东门两边，往北往南，各刨两行果树，栽柏树。邓小平栽了柏树，总不能说不让刨果树吧。”

邓小平来天坛植树连植三年，到第七年时，“万棵果树”基本没了。

“也不是说都刨了。核桃、柿子不用刨。长得就是树的样子。只刨那些灌木似的果树。”

徐志长记得，邓小平来，所有领导挤在一个面包车里一起来，植树完了就走。

虫子

在天坛，果树是不打农药的。

“不打药也不长虫。”徐志长说，这曾经是天坛的研究课题。

当他去跟林业局汇报，局里问：“不打药省几十万呢。要什么钱啊？！”徐志长说，要科研费——一个关于环境的课题。

当时北京正申办2008年奥运，北京筹备工作中最为挑战的就是环境。领导说，这个题，太重要啦。“咱们北京连暖气都停了。暖气都停烧一天。”

领导问，做这个课题，有什么把握吗？

徐志长说，有把握。“天坛柏树最小都五六百岁了。”

领导说，咱们北京市能往树上面打农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有的事。以前没有这泵，以前也没有这药啊。

“五百岁谁管啊？那时候柏树还比如今多几百棵呢。后来闹虫子死这么些个。您说这谁管的？这大自然管的。包括这益虫。包括鸟类。好多。都大自然管的。”

领导就这么被说服了。

提科研经费的时候，徐志长对预算的期许是一个方便记录的相机。不想，科教科有了天坛公园第一间装电脑、打印设备的办公室。“还有空调。局长办公室都没有。”

配合徐志长主导这个项目研究的，是一位二级工人。工人对虫子感兴趣，被提拔成管虫子的人。项目提供了三间房，不仅有照相机还有显微镜，甚至给安了一个气象站。就这样，天坛公园的《虫情预报》推出了。

四年后，这位昔日的二级工人因为科研工作出色，考上工程师转干，出任天坛公园科教科副科长。十三年过去，退休时，当年的二级工人已有副教授职称。

如今谈及，徐志长还禁不住感叹一句：“这真是一人才。”

“关于‘不打药’的研究，也是他领头做的这题。后来，天坛的树，就真的不打药了。由于不打药，天坛每天光练早的，就六万。为什么？没有药味儿。天坛公园也是鸟类最多的公园之一。鸟在那可以保持一个自然的生态平衡。”

当时，天坛公园还就地做了一课题：“别的公园，买的都是草坪。我们用的是野草。”

野草带给了天坛别样的风景。“这片开紫花儿，那片开黄花儿。我们不种，但区分着保护。这片我们保护紫的，那片保护黄的。过几年，就按照我们设想的变过来了。由于它们是野生的，结了很多的籽儿，有很多的花粉。”

这一风景不仅仅有视觉意义。“自然界的生态就是如此。要是害虫没有了，益虫就饿死了。益虫，可以吃花粉。”

不打农药，就此成为天坛“恢复历史原貌”的组成部分。“康熙时候没打过药。那时候树怎么没死？这不很明显嘛。”

改革开放后，曾有人提议专门派人去加拿大学习树木管理。徐志长说：“咱们这六百岁的古树，加拿大都不见得有。你去那学管古树？你就研究，现在我们这环境，跟五百年前比哪些变了，得变回去，这树就好了。”

“大自然是祖宗。大自然规律指导人类。顺应大自然，就是顺天。”徐志长说：“只要是这个思想，好多问题就能解决。”

天坛的草，就是当地的草，不用浇水，不用打药，就活着。有些地方的草，是进口的。过两年，得换，“还闹病”。

后来，在徐志长提议下，这一经验被推广到全国。

“内蒙古的同行还曾到我这来，要种子。我建议他们内蒙古就地取材，而不是上北京这。它讲的，不是进化论，而是只要在大自然规律里，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楚图南留给他一张纸——神坛气韵传千古天人协和理

在徐志长看来，天坛的核心在于一个“和”字。

“和”，指两种以上的事物，特别是矛盾对立的事物共存。“人与人之间和平，才利于人类生存。中国人讲究‘和则共存，斗则两伤’。《中庸》也倡导‘和谐文化’。和谐文化，是促发展的。‘天人合一’，就是‘和谐文化’，也是‘天坛文化’的精髓。”

自1985年邓小平带人来植树以后，天坛开始一点点淘汰果树。以前扛着“共产主义”大旗来反对的，也不言语了。

江泽民后来接棒到天坛植树。

到1994年前后，果树没有了。

后建的商店等等，也都拆完了。

逐渐地，古建部分“恢复历史原貌”，已基本实现。

可是，来天坛，毕竟“不是说来了就听回音壁，看祈年殿”。

徐志长们注意到，要开发天坛文化。“天坛文化不是磕头烧香，而是告诉世界你尊敬什么。不是尊敬衣冠道，尊敬的是宇宙的规律。”

这时，天坛邀请前民盟领导人楚图南给天坛题字，之前楚老给天坛月季园题写过匾额。

迄今，徐志长记得那一次求字的拜访。

去到位于东四的楚家，楚图南得知来意之后，问有没有什么现成的词儿。徐志长说：“恢复历史原貌，再现古坛神韵。”楚图南说，这没毛病，就是水平不高。“他说，待会我睡醒了，好好想想。写完了，给秘书打电话，你再来。”

“您写字，我们不给钱，送您一个礼品。”楚图南说“不要”。待徐志长找到秘书，楚图南留给他一张纸，上面是题字——“神坛气韵传千古天人协和理万邦”。“天坛蕴含的思想，是可以指导全世界的先进思想。”

还留给徐志长一句话：“最好的表示，是不表示。”

那一年，楚图南九十四岁——次年，与世长辞。

多年过去，徐志长回忆起楚图南，说他最大的特征是“但开言路不为师”。

就“天人协和”四个字，徐志长的解读是：“我们不能等待大自然的恩赐，我们不要向大自然索取。曾几何时，我们的观念是，人类第一，我们要改造自然，做大自然的主人。而中国古代说的是，大自然，才是永远的神。”

“我们只能奉天、敬天、应天。皇上诏书‘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是敬畏。清朝沈阳叫奉天府，明朝南京叫应天府，北京叫顺天府。表面看是国都名字，联合国给的结论是——这表达了一个伟大发展的民族和国家自古以来的宇宙观。”

“文化自信从哪儿来？就是从这儿来的。”徐志长说。

外宾

古建恢复了应有的样子，古树以应有的样子生长，人亦天地间之一物，万物并育，人与自然“优态共生”。

“天人协和”的文化禀赋，首先滋养了天坛本身。

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来华访问。

10月，老书记跟徐志长说，还是你去，反正你也不说话，主要是

最初，徐志长想象中的会见，就是“代表主人握手，再见，回去了”。

这事儿，徐志长干过几回了。“你想，中英谈香港问题，中方接见撒切尔，在人民大会堂，可别捅娄子。已经很有经验了。”

面对老书记的交代，徐志长琢磨了一会儿，说：“第一，即便是遇见敌人了，也不能出来骂人。第二个，您看这来北京这日子，她是为友谊而来的。”

伊丽莎白到北京的日子是1986年10月12日，这天是中国阴历重阳节。

“中国人敬老，讲兄弟情。遍插茱萸少一人。女王这水平，不至于不知道，偏选这么一个日子上来骂人吧？”徐志长说。

“别捅娄子，我跟你说啦。”老书记交代。

第二天女王来了。徐志长最初的选择是——基本不说话。

祈年殿走下来，往祈年门那里走。当时，卫队和保安都出门了，她到台阶这了，突然立上面不走了。“对不起各位先生，我还没看够，又回来了。”

她仔细打量祈年殿，转了半天，提出一个问题：“祭天，在什么时候祭？”

徐志长怕冬至“不可译”，就说了一句：“在西方圣诞节，前头三天左右，12月21到23日左右。”

“你说的，是二十四节气的冬至。”她又说：“那天可够冷的。这皇帝上这儿来，不冻坏了？”

徐志长还没搭茬，导游词就被其他同行人员背开了：“皇帝是什么？皇帝就是中国说的恶霸地主。吸食劳动人民血汗。祭天是做个样子，欺骗劳动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这时，徐志长喊了一句：“先别翻译。她就是‘皇上’的角色呢，你这不把她给骂了吗？”

翻译看着徐志长，说：“你讲吧。”

“您知道冬至那天，是太阳高度角最低，那天白天最短，以后呢，慢慢慢慢白天越来越长。我们古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就拿它作为一个循环的开始，这天祭天效果应该最好。那么冷，不冻坏了皇上？皇上本人，权力最大，地位最高。但是有一条，得对全中国人民负责。农业丰收，事关好多人的吃饱饭问题。皇帝不能因为冷而不来，而是他得拿这当成自己的职责，是勤政标准。而且，不仅本人来，不能改日子，也不能请别人代替。”这些细节，多年以后徐志长都记得清清楚楚。

“你猜，女王说句什么？谢谢徐先生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因为我说了，皇上，职责是这样。他得负责。你猜，最后，女王说什么？说感谢我，你能理解我们，我们这些皇帝们是有责任的，不是什么吃闲饭的。”

当时，伊丽莎白女王还问了一个问题：“书上好些地方都看见，都希望风调雨顺。你能给我讲讲，风调雨顺是什么概念吗？”

徐志长说：“风调雨顺，是希望合理合适的时间，有合适的风；在合适的时期，有不大不小的雨。这叫风调雨顺。女王说，这雨顺我明白，欧洲历史上，所有国家都求过雨，教会也求雨。这我理解，是农业必须的。这风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把徐志长问住了，但他还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风，可以这样看。欧洲和亚洲人吃的主食，黍稷稻粱麦，都是禾本科植物。禾本科植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风媒花。如果在禾本科植物抽穗开花的时候，恰好没风，它们的授粉就会不完美。那年就可能减产。那么，广大农民就挨饿。所以我们希望在那个时候，有合适的风。同时，五谷生长很密，如果没有风，中间容易腐烂。”

徐志长学园林的专业性在这一刻体现出来了。

答毕，女王赞不绝口。“中国的知识博大精深，太了不起。”旋即又开始质疑了起来：“不对，这是你回答我的。恐怕是你编的吧。三千年前讲的，是祭天。这里，只是授粉的事吗？”

徐志长说：“您说得很对。刚才回答这词儿是我编的，中国古人不可能知道授粉。那个时期，欧洲人也不懂。中国古人老遇见没风的时候挨饿，甚至于饿死。但是，挨饿多了，就总结出来了，让五谷抽穗的时候，邂逅风的光芒。这分明是有前瞻性的遇见。你们要读书，就知道很多现代化的发明创造，中国古人早就有前瞻性预示。”

这个回答让伊丽莎白女王深以为然：“中国要风调雨顺，而欧洲只要下雨。这说明，西方只要单项的条件，中国要的是一系列综合环境，应该更全面、更完善。”

据徐志长回忆，现场一百多名记者，为之欢呼。

伊丽莎白女王后面又和徐志长交流了诺曼底登陆，还交流了奔月的嫦娥和《西游记》：“这就预示着，交通除了走路、骑马、驾车，后来还会有航空。”

女王感叹：“要好好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没准就能得到启发。它确实是人智慧的产物。”

不过，这些足以载入外交史册的交流，在“解放思想”过程中的当时，带给徐志长的不是表扬，而是被同行者给告了。

他们给局里写了一封信，批评“徐志长拍女王马屁，所讲内容‘阶级不斗争’”。

好在领导（局里的领导）批回来的词儿，是“今后再有一级警卫、副总理以上的宾客，由徐志长接待”。

“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方法是先到天坛来。用中医看病的说法，你就算号着中华文化的脉啦。讲好中国故事，北京故事，天坛故事，这样便于他人更好地跟我们做朋友。”徐志长说。

“我只讲天坛的故事。如果讨论香港问题，有我什么事儿？那得最少国务院国家领导人发言。”徐志长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什么是礼仪？礼仪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位置。不能越位。讲秩序，这叫礼仪。一品在前头，二品在后头，三品在更后头。说你好，不是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