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桥南券洞券脸吸水兽 正阳门下，叩开考古方舱，仿佛两个世界。 舱外，人流如织，众声喧哗；舱内，古桥静卧，时光静止。 今年春节期间，正阳桥遗址正式向公众开放，天南地北的游客纷纷走进这里，一睹古桥和镇水兽的真容。 张利芳也是万千游客中的一员，与其他人不同的是，遗址内的每一抔土、每一块石构件，她都再熟悉不过。作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中轴线考古项目负责人，再逢“故人”，张利芳很是欣慰，“能够用自己的双手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和细节，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近年来，多学科知识、先进科技手段与考古研究实践深度融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科学的考古方法和手段，让北京中轴线的历史画卷变得更加立体、完整。 入行10余年，张利芳的足迹遍布北京各大考古现场，在一次次揭开封尘历史的过程中，她感受着考古学的“与时俱进”，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从唐宋边塞的金戈铁马，到金元宫阙的雍容祥和，再到明清古都的昌盛繁华……回望历史长河，张利芳有很多期待。“我希望勾勒出更多历史的拼图，一笔一画描绘古都的文明图卷。”
在正阳桥遗址考古现场， 张利芳正在清理出土的镇水兽 为正阳桥建“坐标” 在地下沉睡了半个世纪后，明代石雕镇水兽被考古人“唤醒”。 步入正阳桥遗址考古方舱，仿佛开启了时光胶囊——发掘坑内，镇水兽匍匐在雁翅泊岸上，头朝东南，尾向西北，身披鳞甲，双目圆睁，不怒自威。数百年来，它守护着正阳桥，也守护着中轴线。 张利芳与古桥和镇水兽的缘分，始于2021年。彼时，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已驶入快车道，为了深入挖掘这条古都之脊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填补中轴线南段居中道路的发现空白，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启动了一系列考古工作。张利芳担任中轴线项目的考古领队。 “正阳门前的护城河上，曾有一座形制精美的石桥，桥身为三券，桥面用栏板分为三路，中间是御道。”方舱内，张利芳对照着古画和老照片，将古桥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 正阳桥石桥修建于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是中轴线上单体最大的桥梁，也是内城九门外桥梁中规制最高、规模最大的。《明英宗实录》记载，明英宗正统四年，修造京师门楼、城濠、桥闸，增修了瓮城、箭楼、左右闸楼，“深其濠，两涯悉甃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今悉撤之，易以石”。 1919年，为适应城市交通发展，正阳桥改建；20世纪70年代，护城河加盖，道路改造，古桥被埋入地下。 “大家都很关心正阳桥是否还存在，和历史资料上记载的是否一致。我们希望通过考古，证实正阳桥是真实存在的。”张利芳回忆，正阳桥遗址的第一期考古发掘工作率先展开，“因为这项工作涉及整条北京中轴线的遗产申报，时间紧、任务重，要求我们必须高效推进，在既定时间内拿出准确结论。” 找到镇水兽是第一步。张利芳解释，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曾在正阳桥遗址附近发现了一具明清时期的镇水兽，随后做了保护性回填，“这次，我们决定重新发掘这具镇水兽。” 正阳桥遗址位于前门步行街北口、正阳门箭楼南侧，地表大部分为前门步行街道路，东西两侧为城市绿地。受限因素太多，大面积的考古发掘难以展开。 科技手段，助力考古人员找到最优解。在前期探查过程中，考古人员运用实时动态差分技术（RTK）定位仪，在发掘区域建立一个空间直角坐标系，计算并测量各点坐标，快速精准地找到发掘位置。 历史遗迹“数字化”，变成了可以读取的信息。考古队员秉持“最小面积、最小代价”的发掘理念，在调取当年镇水兽发掘档案的基础上，经过多番论证，确定了动工点。“以这一坐标点为中心，我们划定了25平方米的探方，集中力量发掘镇水兽。”张利芳打趣道，这是北京最小的考古现场。 这场考古看似动静不大，却是张利芳精心筹备的结果。经过十余天的探索，考古人员很快就找到当年回填镇水兽的水泥“保护罩”。 “为了再次完好地呈现镇水兽全貌，我们必须破除这个‘保护罩’。施工过程中，还要避免镇水兽被掉落的钢筋水泥砸坏。”张利芳和队员们想了个笨办法——用层层棉被和细沙将地下的镇水兽裹得严严实实，再整体破除“保护罩”。最终，镇水兽毫发无损地重见天日。 发掘结果令人欣喜。这具镇水兽身长3米，通过实测对比，它比万宁桥两侧的镇水兽还要长1米。这样的体量与正阳桥规制相匹配。 张利芳感慨，这是一次在发掘区“绣花”和“走钢丝”的过程，“用自己的双手慢慢清理出精美的纹饰，完整发掘出镇水兽的本尊，唤醒镇水兽的那一刻，无比振奋。” 挖掘中轴科创元素 虽然找到了镇水兽，但历史上的正阳桥到底还在不在，考古人员心里一直没底。 那段时间，张利芳一有时间便会去档案馆、博物馆查史书、看图档资料。“除了吃饭、睡觉，所有时间都用来发掘、查文献。时间很紧，必须争分夺秒。”她翻遍了《清史稿》《清实录》《清会典》《明实录》等汇典和志书中关于正阳桥的所有内容。 中国古代在重要桥梁两侧的河道驳岸上一般均设置镇水兽，且成对出现，一左一右，共四具。“从出土镇水兽的体位和走向来看，很容易判断，它位于正阳桥东南侧。”张利芳说，正阳桥桥体呈南北走向，照着这个思路向西北推进，考古人员果然在镇水兽西侧一米左右的位置发现了桥体的东立面，顺着东立面再往北发掘，正阳桥东立面超过一半的部分露了出来。 2022年9月至2023年1月的二期发掘中，考古人员进一步发现了镇水兽下的雁翅泊岸和东南区域桥体。“镇水兽下有4层石砌驳岸，可知该镇水兽明清时期就在此处，未经扰动，为还原明清时期正阳桥的地理位置提供了精准坐标。” 随着桥体更多部分被揭露出来，正阳桥的建造、改造历史也逐渐清晰，考古人员进一步明确了桥梁规模、形制、建造材质等信息。“此次发掘出的是民国时期改造后的正阳桥，它仍沿用了明清时期保留下来的石构件。”张利芳解释，桥的券洞外侧券脸顶部正中，雕刻有一具精美的吸水兽，“这也是明清时期正阳桥存在的重要物质实证。” 考古人员还在对正阳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张利芳说，考古发掘出土的镇水兽和桥体均属于正阳桥遗址的东南区域，“根据轴线对称原则，有了已揭露的四分之一的遗迹，我们基本可以还原正阳桥的全貌。” 不仅这一处古桥，2022年以来，考古人员先后发掘了中轴道路及附属遗存、天桥遗址等，实证了北京中轴线的真实性、完整性、连续性，生动再现了中轴线南段历史场景。 天桥遗址位于今前门大街、永安路、天坛路和天桥南大街交会口，正好是在十字路口的中央，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如果要将天桥遗址整体发掘出来，大概要占用200平方米的场地。”张利芳说，为了不妨碍地面交通，只能通过交通导改的方式“滚着挖”——导改出一块区域，发掘完成后回填，再挪到下一块区域发掘，如此挪动了三次过路口，将天桥遗址分成了三部分进行发掘。“每发掘一处，我们会留存翔实的三维影像和测绘图，最后将三部分影像拼接起来，完整呈现出天桥的全貌。” 由于城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今的天桥仅剩桥体下部。考古人员还在天桥下发现了老舍笔下的“龙须沟”。排水沟用石条层层砌筑，做工规整。 聚焦南中轴，张利芳带领考古团队，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阐释了中轴线的文化内涵、设计理念等，实证了古代科技创新——中轴线居中御路，路面铺装为石板，下面用三合土作为基础，体现了明清时期古人对建筑材料及工艺的探索；明代先农坛内坛东天门基础夯土结构为一层砖渣、一层素夯土，是对长期单纯用素夯土做基础的一种创新；中轴道路西侧的排水沟用地钉进行加固，是古人在特殊地质条件下的一种科学探索……这些道路遗存证实了中轴线南段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为中轴线申遗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发掘现场 三维“重塑”圆明园 为历史“拼图”的过程，令张利芳着迷。 “跨学科的学习背景，为我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张利芳本科学的是历史，硕士、博士开始攻读考古学。2014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进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圆明园考古团队，她才真切地感受到，考古从书本里“走”出来了。
张利芳对圆明园西洋楼遗址进行拍照 现场探查、布探方、发掘、记录、三维测绘、整理资料、实验室检测……她和同事细细收集着古人遗留的蛛丝马迹，生动还原这座皇家园林的一砖一瓦。 圆明园西洋楼，是张利芳接触到的第一个遗址。“1860年，随着一把大火，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的建筑化为废墟。万丈高楼平地起，广博深厚的知识储备，是高效开展田野发掘的必要条件。”张利芳说，在考古实践的过程中，本科阶段的历史专业知识，为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有熟悉明清时期的文献，在发掘中才能找准重点关注的细节，同时借助科技手段去积极主动寻找，这样方能不遗漏任何信息。” 这也是考古人常说的“心里有什么，就能看到什么”。 夏天，顶着烈日，接受十几小时的“烤”验；冬天，冒着严寒，嘴里不停地呼出哈气……张利芳在圆明园遗址考古现场“扎了根”，那些辛苦时刻，都化作收获新发现时的满心欢喜，“热爱能抵一切。用自己的双手证实历史，心中有无限的满足。” 一系列考古发现，不仅还原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皇家园林，更填补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张利芳举例，在西洋楼遗址，养雀笼、海宴堂、远瀛观等建筑体现了“中西融合”的造园思想。“养雀笼是一处中西合璧的牌楼式建筑，根据牌楼地基上用于栓铜丝的榫眼结构，再结合铜版画、文献材料等综合推测，人们当时可能在柱子之间用铜丝编成网，在笼里养鸟以供观赏。”她说，考古发掘出的有“孔雀牌楼”字样的黄釉琉璃构件，更为养殖孔雀的猜想提供了佐证。 他们还发现了海晏堂大水法的供水管道。“如果没有引水装置，清代帝王想要观赏喷泉只能依靠人力提水，耗时耗力。”张利芳解释，通过考古，他们找到了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喷泉的水循环路径，还原了喷泉的工程做法和运作原理。 在圆明园，张利芳一“扎”就是10年。近年来，她和同事取得了大量考古成果。 在如园遗址，团队取得重大收获，完整的园林布局、路网系统等惊艳亮相。如园遗址是迄今圆明园首座经过考古发掘的仿江南园林的建筑景群，也是近年来发掘出的保存较好的遗址。园林布局小巧精致，疏密有致，一步一景，湖池假山点缀其中，园林道路设计美观，处处都彰显着江南园林的自然情趣与意境。 通过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基本摸清了如园在清嘉庆时期的布局、形制和工程做法，揭示了其精益求精的造园艺术和思想。“在这里，我们不仅发现了清嘉庆御笔石刻，印证了嘉庆重修如园的史实，还意外收获了金砖和粉彩瓷砖两种铺地砖。”张利芳仍记得看到粉彩地砖精美花纹时的惊喜，“发现这是地砖时，我们非常震惊，可见皇家园林建筑的奢华。因为粉彩极易磨损，所以有人猜想，古人是不是脱了鞋再踩上去？” “粉彩瓷砖釉面部分变黑，再加上发掘出的道路、山体、地面普遍发红，说明整个如园曾遭遇了一场凶猛且持续时间较长的大火。”张利芳说。 正是凭着这些“拼图”，她在脑海中搭建了一座圆明园，并且以考古实证，向世人展示这座“万园之园”昔日的辉煌。
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出土的琉璃构件 解谜填补历史底色 2024年，随着北京中轴线、圆明园等重要遗址考古发现公布，张利芳又收获了更多考古成果。 2024年底，圆明园文源阁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考古人员在这里首次发掘出完备的防火防洪设施，发现宫门、碑亭、月台、御路等遗迹，为世人描绘了一幅野趣盎然的园林风景图。 “在考古现场，每一个新发现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会为它设计一套专属的发掘和保护方案。”在藏书楼东侧碑亭基址处，考古人员打开了一处剖面，揭示了文源阁建筑的精巧结构。张利芳说，这处遗址代表了中国古代园林建造的最高水平，如今，文源阁遗址的宫门、趣亭、碑亭等地上建筑虽已不存，“我们仍然可以从细节之处，感受古人建造这座园林时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 同样在2024年底，香山脚下，一片近4万平方米土地下掩埋的时光秘密揭开面纱——经过一年多的发掘，三座明代墓园轮廓渐渐清晰。“此次考古发掘是北京地区首次较为系统、完整地对明代皇家墓园进行科学揭露。”张利芳说，三座墓园级别仅次于明代帝陵，对研究明代陵墓制度、营造制度、丧葬礼制、御祭用瓷、官式建筑及建筑工艺、定烧定制砖瓦琉璃等的产用模式等均具有重大价值。 “很多新发现的文物和遗迹，需要经过科学保护，最终展示出来，让公众能够‘触摸’历史。”如今，张利芳思考更多的是文化遗产的阐释与研究，让考古发掘出的文物“活”起来，增强公众的文化自信。 2月份的北京，寒风阵阵，田野发掘告一段落。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工作站里，张利芳和同事正在对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整理、保护、分析，希望将考古学研究与前沿科技手段相结合，进一步解开更多谜题，为历史填上丰富底色。 拂去历史尘埃的路上，张利芳愿意静下心来，对话古今，勾勒古都脉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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