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沿岸胡同的特色文化

2025-3-25 21:17|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王越|来自: 北京纪事

摘要: 老北京口中“东富西贵”的“富”从何而来？大运河起了决定性作用丨胡同溯源北京有句口头禅，叫“东富西贵”。为什么东城会占个“富”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理条件在于“会通漕运便利”。大运河不仅是保障首都漕粮供 ...

老北京口中“东富西贵”的“富”从何而来？大运河起了决定性作用丨胡同溯源

北京有句口头禅，叫“东富西贵”。为什么东城会占个“富”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理条件在于“会通漕运便利”。大运河不仅是保障首都漕粮供应的经济生命线，而且在沿岸范围内积淀了特色鲜明的胡同文化。过去北京内城的东部是粮食、木材和外地商品经由大运河进京的主要通道，在朝阳门和东直门附近建有许多货栈、仓库，自然推动了这一带的金融和商业的发展，使得东城成为富庶之地。

京师十三仓集聚朝阳

朝阳门位于东垣正中，又称齐化门，名自《诗经·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顾名思义，取其门面向东，每天都迎接京城的朝阳，以“迎宾出日”之意。元明以来，朝阳门一带都是经济繁华之地，客商川流不息，一派车水马龙之景象。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明代朝阳门内建有七大官仓，北侧有海运仓、北新仓；中部有南新仓、旧太仓、兴平仓和富新仓；南侧有禄米仓，它们共同担负着京师储粮的重任。在裱褙胡同设立总督仓场公署，专责管理仓场。当时，积水潭漕运码头因水源减少而废弃，从北运河漕运进京的南方米粮，一般在张家湾卸载，由驳船从通惠河至东便门外大通桥起岸，大通桥有车户专门负责将漕粮运至朝阳门京仓，部分漕粮则由通州陆路运往京师。清康熙时疏浚通惠河，复浚护城河，驳船可由大通桥通行在东护城河上，直达朝阳门和东直门，大大方便了漕粮的运输。因朝阳门是沟通京城与通州漕运码头的必经之路，故有“粮门”之称。在城门洞内北侧墙上，特镶砌一方刻有谷穗的石头，称“朝阳谷穗”。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将石刻谷穗毁坏。东直门在朝阳门北侧，与西直门相对，取“民兴教化，东至东海，西至西陲”的含意。明清时，所需的大米和木材也多由朝阳门北面的东直门运进城内,使得东直门内大街南部有多家木材加工作坊，故东直门又称为“木门”。

清代，在明代7座官仓的基础上，又扩建6仓，包括朝阳门外北护城河边的万安仓、南护城河边的太平仓，东直门外的裕丰仓和储济仓，德胜门外的本裕仓和丰益仓，数量达13座，被称为“京师十三仓”。明清时城内的七座官仓，禄米仓在朝阳门南小街独为一仓；南新仓在朝阳门北小街，俗称东门仓。明永乐七年（1409年）在元代北太仓旧基上建成，原贮米、黑豆饲料等，周边为兴平仓、旧太仓、富新仓，四仓整体用同一仓基，四面四门；明正统十年在其北东直门南小街处筑海运仓，以后又在海运仓北兴建北新仓，两仓连为一体，共为同一仓基，南门仍称海运仓，北门称北新仓。

《顺天府志》载，旧太仓计八十三廒；富新仓计六十四廒；兴平仓计八十一廒；南新仓计七十六廒；海运仓计百廒；北新仓计八十五廒。海运仓和北新仓内除廒座外，主要建筑还有官厅、大堂、太仓殿、仓神庙、土地祠、监督值班所、官役值班所、科房、更房、警钟楼、巡警驻扎所等。至今，在朝阳门大街南北还留有以这些粮仓命名的胡同。

北新仓胡同东起东直门南大街，南与库司胡同、仓夹道相通，北通北新仓一巷、二巷、三巷、四巷、五巷。民国时北新仓改成陆军被服厂，现仍存仓房7座，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海运仓胡同在东直门南小街东侧，北与仓夹道相通。南新仓即东门仓，东门仓胡同在朝阳门北大街西侧，东起豆咀胡同，中与北豆芽胡同相交。清兴平仓即元代北门仓，明称旧太仓北门。北门仓胡同在东四十条北侧，东起东直门南大街，西止东直门南小街。1965年将何家口、东门仓并入。新太仓胡同在东直门内大街南侧，东与新太仓一巷、新太仓二巷、罗车胡同相通，西与石雀胡同、九道湾北巷、九道湾南巷、八宝坑胡同相通。明称新太仓北门，入清后新太仓废弃，析为民居。2022年3月，入选《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街巷胡同类第一批）》。

东四牌楼“腰缠四大恒”

东四和西四是老北京的“东市”和“西市”。东四全称东四牌楼，是十分繁华的商业街。元代称十字街，明代在这里划定有“大市街”。明永乐年间，在东四大街和西四大街两个十字路口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建有一座四柱三楼式描金彩画的木结构牌楼，分别称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按《日下旧闻考》的记载，这两处南北的牌楼上均书“大市街”三字，东四东边的牌楼书“履仁”，西曰“行义”；西四东边的牌楼上书“行义”，西路口牌楼上书“履仁”，表示经商要履行仁义。

1954年东四牌楼被拆除，牌楼虽然不在了，但东四地名一直沿用至今。东四周边有猪市大街、马市大街、小羊市、驴市、鹁鸽市、估衣市等。由于邻近朝阳门、东直门、崇文门，所以东四一带也是粮食、木材和外地商品进京的主要通道。在朝阳门附近建有许多货栈、库房，带动了东四地区的金融和商业发展。

从东四牌楼向南，在东单十字路口南端，即今东单体育场东侧有座单牌楼，称东单牌楼，牌楼额曰“就日”；相对称的西单也有座单牌楼，称西单牌楼，额曰“瞻云”，取典《史记·五帝本纪》：“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意思为贤明的君主恩泽施及尤民。范仲淹《明堂赋》中有“望云而就日，歌尧而颂舜”的句子，大意是指民心向往皇帝，感受皇帝龙恩。东单牌楼与西单牌楼都建于明代正统年间，为形式相同的三间四柱三楼冲天式木牌楼，位置南北向。1916年，袁世凯将东单改为“景星”，西单改为“庆云”。1923年，东单牌楼因妨碍交通而被拆除，以后成为地名。在老北京人的口语中，渐渐省去了牌楼两个字，大约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就只说东四、西四、东单、西单了。

东单牌楼至灯市口大街东口一段，因紧邻朝阳门内各大粮仓，在街巷内多经营粮食交易的米市而名“米市街”，俗称米市大街。这是一条比较古老的街道，早在明清时就是北京商业金融发达之地，不仅有生意兴隆的米市、面市、灯市、驴市等众多店铺，连掌管铸钱的“宝源局”也设在通往米市大街的胡同内。至今在该段路内尚有米市大街的无轨电车站名。民国十年(1921年)出版的《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上有明显的标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整顿地名，将梅竹胡同、米市大街并入，改称“东单北大街”。

清末，北京民间流传有“头戴马聚源，身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的顺口溜。“四大恒”指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大钱庄，这四家钱庄由同一东家开设，而且都在东四牌楼一带。恒利是主店，位于东四牌楼东大街，恒和位于东四牌楼北路西，恒源位于东四牌楼东路北，恒兴在隆福寺胡同东口。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直隶，不少持有银票的人纷纷挤兑银票，造成200多家钱铺倒闭，唯独“四大恒”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未受影响。此后“四大恒”的名声大震，几乎所有官宦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都要经“四大恒”之手，可见东城之富。

四大恒钱庄的银票

1992年，从崇文门一直向北，经崇文门内大街、东单北大街、东四南大街、东四北大街，到雍和宫桥的雍和宫大街，被东城区人民政府命名为“银街”，以与号称“金街”的王府井大街媲美。

灯市、庙市、皇店和内市

元大都城内的市场，主要集中在钟鼓楼与今西四和灯市一带。在明初40年间，朱元璋以应天（今南京）为京师，北京曾被降格为由山东行中书省管辖的“北平府”，成为固守北边、调动军队、消灭元军残余势力的军事前沿阵地。受战乱的影响，北平一带“田多荒芜，居民鲜少”。

朱棣帝迁都北京，为恢复、发展经济，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商业逐步得到恢复。明廷先后在北京皇城四门（大明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以及钟鼓楼、正阳门外等处建设数千间民房和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谓之廊房”，后来实际变成街道商业铺面。居民的充实以及街市铺面的大量设立，为北京城市商业活动的长期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城市建制上，明北京突破了过去“前朝后市”定制，把全市商业中心从钟鼓楼迁移到棋盘街，使得皇城大明门南、正阳门周围以及南至廊房胡同一带，形成最热闹的商市。到正统年间（1436年-1449年），北京已是官府居民鳞次、城市街道棋布、朝观会同麋至、车骑遄来坌集的繁荣城市。在北京城的商业交易活动中，灯市、庙市和内市这三大集市最具特色。

灯市口大街

灯市在今东华门之东。明万历《顺天府志》称，“元宵日结灯，货于东安门外，曰灯市。”因每年正月初八至十八在此设灯市而得名。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于京军五军营、神机营、神枢营三大营之上置戎政府，故又称戎政府街。

由于商品经济的刺激和城市商业活动的频繁，皇室、贵官也纷起开办皇店和官店。据万历年间太监刘若愚《酌中志》记载，皇帝和宦官在戎政府街开有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宝延等六处皇店，“每年贩来貂皮约一万余张，狐皮约六万余张，平机布约八十万疋，粗布约四十万疋，棉花约六千包，定油、河油约四万五千篓，烧酒四万篓（京师之自烧者，不在此数也），芝麻约三万石，草油约二千篓，南丝约五百驮，榆皮约三千驮，供各香铺作香所用也。北丝约三万斤，串布约十万筒，江米约三万五千石，夏布约二十万疋，瓜子约一万石，腌肉约二百车，绍兴茶约一万箱，松萝茶约二千驮，杂皮约三万余张，大曲约五十万块。”其交易数量大得惊人。

在北京的各大庙会中，以西庙护国寺，东庙隆福寺，两大庙会最为著名。《京都竹枝词》称：“东西两庙货最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隆福寺在东四北大街西面，明景泰二年（1452年）始建，全称“敕建大隆福寺”。是明朝“朝廷香火院”之一，向有“诸市之冠”的称谓。每逢一、二、九、十开庙，人流如海。明末清初，受城市建设、灯市迁移的影响，东四牌楼一带的商业繁荣起来，隆福寺庙会的宗教性削弱，逐渐演变为商业性集市。

明代在皇城内还开办过皇家集市。宋起风《稗说》：“内市，由东华门进，过御石桥即是。古前朝后市之制，凡三代周秦古法物，金玉铜窑诸器，以至金玉珠宝犀象锦绣服用，无不毕具，列驰道两旁。大小中涓与外家勋臣家，时时遣人购买之。”到明代中晚期，内市规模不断扩大,以至“在禁城之左,过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以至西海子一带皆是”，其中又以东华门一带最为繁荣。内市每月“逢四”开设,即初四、十四、二十四日,每月三次。“此三日例令内中贱役辇粪秽出宫弃之,以至各门俱启”，此时紫禁城与外界沟通的渠道被打开,王公贵戚以及宦官、内侍等宫人以此为契机,特别六宫诸妃位下,各遣宦官内侍出货。“陈列器物,借以博易”,与宫外进行或明或暗的贸易。

东城独控铸钱厂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已确立金属布币、刀币、蚁鼻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明代在东城石大人胡同设置宝源局，负责铸造铜钱，隶属工部。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又在北京东四四条83号设立宝泉局，为户部所属铸造钱币的工厂。

石大人胡同今名外交部街，在金宝街南侧，东西走向，西通东单北大街。外交部街33号，原是明代权臣石亨的宅邸。明景帝时，石亨因击败瓦剌军有功，进封武清伯。景泰八年（1457年），景帝朱祁钰病重，石亨与徐有贞、张軏、曹吉祥等拥立明英宗发动“南宫复辟”。英宗登基后论功晋爵忠国公，并赐邸于今外交部街。石亨居功自傲，所建府邸几乎占据胡同北侧的四分之一，该巷也得名“石大人胡同”。不足三年，石亨因有“谋反”迹象,被抄家死于牢狱,宅邸充公。嘉靖年间，该宅赐予咸宁侯仇鸾，仇鸾迎战蒙古俺答部屡战屡败，却谎报军功骗取功名，事败被革职查办，宅邸再次充公。工部即在石亨宅原址建起专司铸造钱币的宝源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宝源局裁撤。

清廷入主北京后，沿袭明制。无论工部所属的宝源局，还是户部所属的宝泉局，它们全部位于东城界内。据《大清一统志》载：“宝泉局旧址在东四牌楼北，仍明旧址，另设四厂鼓铸。”《清会典》对宝泉局下属的四个铸币厂所在地有所记载：“四作厂：一在东四牌楼四条胡同为东作厂；一在钱粮胡同为南作厂；一在北锣鼓巷千佛寺胡同东北为西作厂（俗称其地为钱局）；一在北新桥三条胡同为北作厂。均隶属户部。”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宝泉局裁撤。

1907年,为迎接德国皇太子来访,清外务部在宝源局修建外务部迎宾馆,设计者和承包者是美国人坚利逊,为当时京城最豪华的西洋建筑。清朝灭亡后,袁世凯在迎宾馆就任临时大总统,其内阁政府也设于此。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应邀北上进京,袁世凯安排其在迎宾馆下榻,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大楼,以示恭敬。同年9月,孙中山离京南下,袁世凯把设在东堂子胡同的民国政府外交部迁到迎宾馆，遂改石大人胡同为外交部街。

191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投资兴建协和医院的同时，在外交部街59号建立专家别墅区，另一处别墅区在北极阁胡同,称“南院”。该别墅区由多栋美国乡村独立别墅构成,灰砖清水墙，每栋建筑与中轴线保持对称，但又相对灵活多变。新中国成立后,林巧稚、裘法祖、黄家驷等住此，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金街进驻王府井

王府井大街南起东长安街，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唐高宗封罗艺为燕王，总管幽州，在此建有帅府，至今在王府井大街东仍有东帅府之名称。帅府胡同在北京东西城各有一个，一处在西四北大街路西，一处在东单三条北，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均有记载。东城的帅府胡同，东起校尉胡同，西止王府井大街，南邻东单三条，北靠金鱼胡同，现有北帅府胡同、东帅府胡同、帅府园胡同。相传是燕王罗艺府第坐落于帅府园胡同，清代建有怡贤亲王府。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伦敦公会、美国长老会等联合兴办协和医学堂，院址在东单新开路西口内。1915年，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购买协和医学堂全部产业，改称协和医学院，同时购得东单三条内豫王府全部房地产，建高标准中西式楼房，改称协和医学院。1985年改名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及协和医院。

王府井地名来源与明代所建的十王府和一口古井有关。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随着紫禁城的兴建，在皇城东安门东侧，今王府井书店到新东安市场一片地区建造十座王府，称十王府或十王府街，通屋八千三百五十楹。明代官书《明成祖实录》上说：“永乐十五年六月，于东安门下东南，建十王邸，通屋为八千三百五十楹。”平均一座王府有835间房子。宣宗继位后，又在十王府南建了三座公主府。到了清代，王府随之荒废，但此处依然是亲王、郡王的聚居之地。

据统计，今王府井街区仅王公、贝子、贝勒府邸就计有13家，其中两家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大臣宅邸仅晚清时期的军机大臣（包括军机处行走）有11家，如把各部尚书、侍郎等从一品、正二品以上高官算上远不止此数。如今王府井大街西侧，从南往北依次有：温郡王府、霞公府、伦贝子府、一等威勇公府、辅国公韬塞府、辅国公弘升府、惠亲王府等；王府井大街东侧，从南向北依次有：豫亲王府、怡亲王府、一等褒绩公府、扎萨克贝勒府、张贝子府、佟公府等。

怡亲王府在今金鱼胡同、校尉胡同、煤渣胡同一带，雍正即位后封十三弟允祥为怡亲王，建怡亲王府。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去世，遗愿舍宅为寺庙，雍正钦赐“贤良寺”。乾隆二十年，贤良寺迁建于冰碴胡同路北，此地成为外省重臣进京朝见的住处。民国时贤良寺对游人开放，寺中的壁画“实臻上乘，艺术之佳，洵为近代所罕见”。191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莫理循担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住王府井大街100号(今271号)，袁世凯复辟称帝后曾将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

1913年以后，随着前门劝业场、天桥市场的兴起，在王府井“银街”建立起北京的“销金窟”东安市场。《京华百二竹枝词》中说它“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民国四年（1915年）的《北京四郊详图》，灯市口以北至马市大街称王府大街，东安门大街至灯市口称八面槽，东安门大街以南称“王府井大街”。1965年，北京市整顿地名，王府大街、八面槽、王府井大街三段合并为一条王府井大街。1999年，改造成北京最有名的商业区——王府井步行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