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爱国名将吉鸿昌离世之年的京津往事

2025-3-31 12:21|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申哥带你走天下|来自: 北京号

摘要: 吉鸿昌，这是一个在中学历史课本中出现过的名字。“1933年春，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同共产党员吉鸿昌创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军血战五昼夜，收复多伦，将日伪军赶出察哈尔省。这个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 ...

吉鸿昌，这是一个在中学历史课本中出现过的名字。“1933年春，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同共产党员吉鸿昌创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军血战五昼夜，收复多伦，将日伪军赶出察哈尔省。这个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这位民族英雄吉鸿昌，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行走轨迹涉及京津两地。而今，我就带您做一次关于吉鸿昌的深度探访吧。

民国廿三年（1934），吉鸿昌39岁。这是他短暂却辉煌一生的终点。在这一年的年初，吉鸿昌还居住在天津法租界的一栋洋楼之内。

这栋洋楼，位于昔日的法租界霞飞路上，也就是而今的花园路5号。这是一栋带庭院的英式小楼，它建造于民国六年（1917）,是由供职于比利时仪品公司的德籍工程师沙德利设计。楼房为砖木结构，结构严谨而不失活泼。民国十九年（1930）吉鸿昌购得此楼后，于次年带着全家搬入。从那时起，直至民国廿三年（1934）初，吉鸿昌在这里休息、工作，并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所以这栋楼也被称为“红楼”。

吉鸿昌每次回到天津，都会在红楼里筹措经费、准备武器。这栋“红楼”成了党在天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据点。民国廿二年（1933）春，在日本侵略军攻占热河，并向河北、察哈尔等地进犯的情形下，吉鸿昌离开津门赶奔张家口。不久之后，他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人，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担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这支军队克服了诸多不利因素，经历浴血苦战，抗击进犯察哈尔的日伪军，收复了宝昌、沽源、多伦等地,重创日本侵略军。时隔未久，在蒋介石当局的破坏和威胁下，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吉鸿昌、方振武等宣布成立抗日讨军，继续在热河一带抗击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后由于寡不敌众，这支抗日队伍遭到了失败。秋季，吉鸿昌回到了天津，继续利用红楼进行革命活动。根据天津文史界朋友的说法，“红楼”的二层客厅原有三个门，后改为七个门，楼内门门相通、间间相连，并在每层都设小间密室，以应付紧急情况。三层是地下党的秘密印刷室，印刷党内文件和出版抗日刊物《民族战旗》。也就是在吉鸿昌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这栋红楼中创建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被推选为该同盟的主任委员。

由于吉鸿昌的目标太大，他所居住的“红楼”也被国民党特务盯死，一系列的破坏活动紧随而来。不得已，吉鸿昌又租住了英租界的一处房屋，这便是牛津道上的“牛津别墅”。

待吉鸿昌牺牲后，他的夫人胡红霞以八万元的价格把房子抵押给了曾任福建军务督办的周荫人，其中两万元用于料理吉鸿昌的后事。胡红霞和子女再也没有回到红楼居住。1955年，小楼归给和平中医联合诊所使用，后改为和平医院。1962年，为纪念这位著名的爱国将领，天津市人民政府将吉鸿昌故居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而今，这里矗立着1982年重新公布的天津市级文保单位石碑。吉鸿昌居住于此的时候，“红楼”前方的“法国公园”内，曾有一尊“和平女神铜像”。此女神，据说是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圣女贞德。这尊铜像是在天津沦陷时期，被日军熔化制造炸弹的。待铜像消失了半个多世纪以后，为了纪念吉鸿昌诞辰100周年，天津市有关部门又修建了一座吉鸿昌雕像，正好设在贞德铜像的位置上。

吉鸿昌一家，于“牛津别墅”安顿了下来。这是一栋建造于民国廿一年（1932）的四层砖木结构的里弄式住宅，就在新华路与澳门路之间，且毗邻洛阳道。如今的门牌，是新华南路庆云里3号。在二十世纪初叶，由于这里曾经居住过清末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的荣庆（这位荣庆，曾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按说也是一位带有维新思想的人物。但在“清末新政”时期，担任管学大臣并兼管京师大学堂事务的他，却与开明派的张百熙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因此被取名为“庆余里”。民国廿至廿一年（1931-1932）拆除旧楼，建成新楼。因新华路原名为牛津道，所以新楼被取名为“牛津别墅”。

吉鸿昌将军是在1934年春带着全家搬到牛津别墅居住的，且一直住到当年的11月。这一时期，吉鸿昌的处境，变得越发危险了。

根据史料记载，吉鸿昌在担任“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主任委员后，曾邀集原西北军军官苏雨生、邢肇棠、雷中田等人来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开展秘密武装斗争训练，而后再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得到消息的蒋介石极为震怒，进而发出通缉吉鸿昌等人的命令。军统局负责人戴笠，也向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下达指令:想方设法暗杀吉鸿昌。

就在国民党特务紧锣密鼓地准备暗杀行动时，吉鸿昌已然觉察到了自己的凶险处境。在他把家搬到牛津别墅的同时，也把工作的地点也从以前的惠中饭店改到了不远处的国民大饭店。惠中饭店兴建于民国十九年（1930），它就位于天津市繁华商业中心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口。在这片喧嚣之地，惠中饭店、交通饭店、劝业商场，原兴业银行等各踞一角，十分惹眼。惠中饭店名称，取于“秀外惠中”成语的含意。旧时惠中饭店的接待对象多为交际花、官僚买办、富商之类，来津的旅客反而很少。据说，著名剧作家曹禺在30年代里以惠中饭店为背景，写出了鞭挞黑暗社会的著名话剧《日出》。这样一处地方，确实有些招摇了。

而修建于民国十二年（1923）的国民饭店，与著名的渤海大楼为邻。它是一栋三层砖木结构的楼房，楼前有宽敞的庭院，汽车可以直接开到楼门口。比起惠中饭店，这里的位置要安静一些。

这一天，国民党特务得到情报:李宗仁的特派代表刘少楠受吉鸿昌之邀来天津，将与吉鸿昌、任应岐等人在国民饭店38号房间进行秘密会谈。特务迅速决定，在38号房间斜对面开了一个房间。在一番精心准备以后，刺杀行动开始了。但“人算不如天算”，国民党特务并没有谋害成吉鸿昌，反而将刘少楠“误伤”致死。特务枪口飞出的跳弹，击伤了吉鸿昌的右臂。阵乱枪响过，国民大饭店乱成一团。吉鸿昌准备离开此地。但就在这时，法国巡捕冲了上来，将在场众人团团围住。

第二天，英文《泰晤士报》报道了吉鸿昌遇刺这一惊人新闻，国内外各报相继报道，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吉鸿昌等人被关押在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里。未久，孔祥熙、宋美龄专程由绥远经北平至天津，为引渡吉鸿昌对法租界施加压力。次日，吉鸿昌、任应岐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又转往河北区曹家花园陆军监狱（如今，曹家花园尚在。但陆军监狱早已不见踪影。）几日后，吉鸿昌等人被秘密转押至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

待吉鸿昌被捕并最终就义后，胡红霞为筹办丧事而将红楼以低价抵押，全家继续在“牛津别墅”内居住。这栋别墅住宅，至今保存完好，由天津的普通市民居住。

当吉鸿昌离开津门，转赴北平之后，我的思绪也随之跟来。吉鸿昌人生故事的最后一幕，将在位于东城区炮局胡同内的陆军监狱里展开。

而今，北京市民提及“炮局胡同”，就一定会和“监狱”相联系。甚至“炮局”两字都含有监狱的意味。其实，炮局胡同跟监狱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地于清代属镶黄旗所辖，因曾在胡同内设置镶黄旗炮厂，所以才于清末改称为炮局胡同。这条胡同，在冷兵器时代的清王朝，也算作京内难得的重工业基地了。只是，自嘉庆、道光以后，老式火炮一出场，便可以直接被送入“博物馆”展陈了。

及至近代，清廷开始从国外进口洋炮，国产的大炮也就没了用场，铸炮厂亦随之废弃。然此地乃是“官地”，普通民众不能（也不敢）占用。因此，清政府便在炮厂的旧址上建造起了监狱。

炮局监狱，曾经影响了几代北京人的生活

炮局监狱的历史可谓悠久。自晚清时代起，历经北洋政府、日伪时期与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便一直都是监狱。为此，在老北京居民中亦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话：“你小子再不老实，就给你送炮局”。此处，就是指炮局监狱了。古往今来，政府建造监狱的宗旨之一，就是给“犯人”以最大的恐惧感和威慑力。炮局监狱被建造得阴森、可怖，高墙、电网、巡逻警长期存在，从而让市民感到不寒而栗。

根据史料记载，于20世纪30年代，炮局监狱的官方名称为“北平陆军监狱”。其中，吉鸿昌将军便是牺牲于此。

最近，有些朋友对吉鸿昌牺牲的地点提出质疑，其认为吉鸿昌就义于天桥刑场。为此，我请教了红色历史专家王克昌先生。

根据王先生的勘定，吉鸿昌的确是牺牲在“陆军监狱”之中。依照吉鸿昌夫人的说法，她在得知吉鸿昌牺牲的消息后，便前往陆军监狱索要遗体。“敌人不准我领尸，我把头撞在陆军监狱的铁栏杆上，还花了钱，这才把尸首领了出来……”。

如果吉鸿昌是在天桥牺牲的，其夫人就不会费那么大的周折了。再看看他女儿吉瑞芝书写的《吉鸿昌年谱》，其中写道：“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于北平陆军监狱东院慷慨就义，英勇牺牲，时年39岁。”1934年11月28日上海出版的《申报》报道，军分会上校科长赵嘉任到陆军监狱告诉吉鸿昌，已奉到他被处死刑的命令，此时的吉鸿昌神色自若。

王克昌先生曾前往北平陆军监狱旧址，在一些老先生的协助下了解到吉鸿昌在监狱东院(菜园)牺牲的经过。1934年11月24日13点30分，他披上斗篷，神态自然，从容走向监狱东院菜园处。于行进的路上，他用一根小树枝在土地上写下一首流传千古的爱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接着，吉鸿昌坐在椅子上，表示要亲眼看看敌人是怎样打死自己的。这时，吓坏了行刑者，使之胆战心惊，开枪的右手直打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