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打个电话有多难 如果时光回到1970年代，您能想到家里有一部电话是一种什么感觉吗？也许只用“方便”俩字，是难以形容这种优越感的。 我是在胡同长大的，记得1960年代，我所住的那条高华里胡同，只有胡同口的“小红楼”家里有电话。 稍远一点儿有公用电话。当时胡同里的公用电话，一般设在商店或杂货铺里。我住的那条胡同对面有个沈篦子胡同，它的南口边上有个小酒铺，店主姓王，胡同里的人都叫它“王家小铺”。后来小铺关张了，但人们依然这么叫。小铺的主人管着一部公用电话，周围的住户有什么事要联系，就到这儿打公用电话。 “小红楼”只有两层，设计并不讲究，就是普通的红砖楼。听胡同老人说，小楼在北平解放前，住着一个国民党的团长。解放后，小楼易主。 我小的时候，小楼住着六机部的一位姓蒋的局长。按当时的规定，只有高干，家里才能安电话，当然蒋家有电话。 蒋家的小儿子叫蒋爱勇，跟我同龄，喜欢下象棋，我们俩见面就要“杀一盘”，但他上的是海淀的寄宿学校，我上的是家门口的二龙路小学，我们一礼拜才能见面。见了面，他就邀我去他家杀两盘棋。 他家的电话就在客厅的茶几上，我记得当时出于好奇，经常拿起电话的话筒看看。电话对我来说，觉得特别新鲜，但又不知道干什么用。 也是，一个毛头小子，对电话能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我对电话最初的印象。稍微大一点儿，我才知道有急事才需要的电话，同时也知道了打电话的难处。
记得有一次，院里的街坊六姐把我叫过去说：“你跟‘小红楼’家熟，能带我到他们家里打个电话吗？”原来她有急事，要跟单位的头儿请假，不巧，胡同对面“王家小铺”的公用电话坏了。 我犹豫了半天，没敢答应。因为当初我去“小红楼”玩的时候，我妈就嘱咐我，千万别领别的孩子到人家玩。蒋家是高干，规矩多。我怎么想也不敢破老妈给我立的这个规矩。 六姐没辙，只好骑着自行车，直接奔了西单大街的公用电话亭。为打一个电话，骑10多分钟自行车，这种事儿在当时一点儿不新鲜。 以信代“话”的年代 那会儿的人，不是十万火急的事儿，是不会想到打电话的。平时跟住城区的人联系什么事儿，一般都是写信，“见字如面”，一封信就能解决问题。远的地方联系，也是写信，除非家里有急事，才去电报大楼发电报。 那会儿，北京人的生活节奏是一个字：“慢”。慢慢悠悠的日子，也许看不出电话有多重要。 当时的邮政系统比电话局忙，城区发一封信，4分钱邮票，近便点的当天就能收到。记忆犹新的是，那会儿的北京小年轻搞对象流行写情书，跟现在发微信似的。我自然也写过。现在看，写情书要比发微信浪漫。
其实写情书并非出于浪漫，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时打电话实在太费事。普通人家没电话，打公用电话，要排队不说，离家门口也远，还不如写信方便呢。 开救护车给中南海报信 说起电话的重要，让我想起一件往事：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一座城市瞬间夷为平地，24万人丧生。当时所有通信都中断了，这么大的地震，震中在哪儿，当时人们一无所知。 记得地震那天凌晨，我被母亲拉出家门，站在胡同里，看到街坊四邻惊恐万状，以为震中在北京，脑子一片茫然。事后才知道，因为通信中断，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机构在地震的第一时间，也不知道震中是哪儿？ 当时，开滦煤矿唐山矿的党委副书记李玉林，从废墟爬出来，第一个想法就是打电话，让中央知道灾情，但满目疮痍，上哪儿找电话去呀？ 李玉林急中生智，坐着矿区的救护车，疾行400多公里，赶到北京中南海新华门的国务院接待站报告了灾情。这样，中央才知道震中的唐山灾情有多严重。您说，那会儿要是有现代的通讯设备，至于着这么大急吗？ 曾几何时，电话既是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的通讯工具，又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奢侈品。电话从诞生到现在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和奇奇怪怪的事儿。 您知道什么是“德律风”吗 在美国波士顿法院路109号的门口，钉着一块青铜牌子，上面写着：“1875年，电话机在这里诞生。”美国人的语言描述有时候非常简练，惜墨如金。这座老建筑的牌子，只说电话机在这儿诞生，没有多余的话，留给人许多遐想。 其实，世界上第一台电话机，是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美国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和他的助手沃特森，在这个老建筑里发明的。也就是说，世界上第一部电话诞生到2024年，将近150年了。
电话传入中国之初，人们叫它“德律风”。为什么叫“德律风”呢？原来它是希腊语的译音，现在的人已经不知道“德律风”为何物了。电话这个词也是外来语，据考证它是日本人创造的汉语词。 说起来，中国电话的历史，几乎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同步。世界上第一部电话诞生后的1877年，当时的清朝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就使用了电话。同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买了一台单线双向磁石通话机，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电话。 当然，对这种说法存在异议，大多数人认为，1881年上海英商瑞记洋行成立的华洋德律风公司，是中国最早的电话。 1879年，天津的轮船招商局，架设从大沽码头到紫竹林栈房的电话线，这是中国人自己架设的第一条电话专用线。
1899年，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他上书创办中国官办电话。一年之后，丹麦人璞尔生将天津的电话线延伸到北京，在东城的船板胡同，设立了外国人经营的“电铃公司”，这是北京最早的电话。 慈禧太后的皇家专线 1902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常住颐和园。这会儿电话已经传到北京，为了让“老佛爷”方便与外部联系，在她住的水木自亲殿和万寿山外务部之间，建了一条电话线，人称“慈禧专线”，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皇家专线。 清朝末年，清政府摇摇欲坠，京城经历过“庚子事变”后，百废待兴，所以，尽管是都城，像电话这样的现代化交通工具，跟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相比，发展还是有点儿慢。 1921年，北京电话局在故宫的养心殿，为15岁的溥仪安装了磁石墙式电话机。这种带摇把的电话机，让乳臭未干的小“皇帝”感到新奇，时不时地把它当玩意把玩。
当时，电话局出版发行了《北京电话号簿》，每个电话用户赠送一本。史料记载，这位逊帝闲着无聊的时候，便拿起《电话号簿》，随意给上面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有一次打到了一位京剧名角的家里。那位名角一听是故宫打来的电话，知道是这位末代皇帝，一时不知所措了，结果闹出了笑话。 最早的电话局诞生在马厩  在北京第一个官办的电话局诞生前，筹备者们紧锣密鼓地张罗一件事。什么事？成立电话局得先建交换机站呀。 在哪儿建呢？选来选去，他们看中了东单二条大学士翁同龢的宅子。这里离当时的东交民巷使馆区比较近，也紧邻繁华的商业街王府井和东单。当然，如果买下翁同龢的宅子，财力难以支撑，退而求其次，他们选中了翁府的8间马厩。 1902年，清政府在东单二条大学士翁同龢宅邸的8间马厩里，安装了100门磁石式人工电话交换机。这是京城最早的电话交换机站。 同年，开通试办了北京第一家官办的电话局，后来接管了“电铃公司”，从这一年起，北京和天津的电话业务，完全由中国人自主经营，而且当年2月首次发行了《北京电话号簿》。 京城首创公用传呼电话 电话有了，但家里有电话的毕竟是少数人，如何能让电话为老百姓服务，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一直筹谋的大事。北京是首都，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各城市的前头。 1951年，北京在全国首创了传呼电话，就是我在前面说到的“王家小铺”那种。1952年11月，全市所有传呼电话，试办“代传”业务。 什么叫“代传”呢？简单说您如果给朋友打电话，要说的事儿非常简单，就不用朋友跑过来接电话，可以由公用电话的代办户替您转达，这样您的朋友只交传话费即可。您说这样的“代传”是不是既省事，又省钱？所以这种“代传”业务，很快被其他城市采用。 虽然北京的电话，在初期比口岸城市的发展慢了半拍，但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迅速，不但各个机关、厂矿，医院、学校都配备了电话，而且为老百姓服务的公用电话发展也很快。 到1953年，北京的市区、南苑、西苑、门头沟等郊区，共有514个传呼的公用电话，市区平均每三条胡同有一个传呼公用电话。您别忘了，1953年，通州、顺义、怀柔等远郊区还没划归到北京，这种公用电话的配备比率，在全国排在首位。 公用电话费30多年没变 当时，大部分公用电话安装在街巷和小商店里。1953年，公用电话费是4分钱。1958年，公用电话费涨到5分，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1990年，才调整为每次3分钟，一毛钱。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原有的公用电话数量变得供不应求了，到1980年，北京城区平均3600人，700多户才有一部共有电话，一时间，出现了打公用电话难的局面。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京城开始建无人值守投币式公用电话亭。1982年9月，西单北大街安装了第一座投币公用电话亭，在全国也是头一个。1992年，从巴西引进了“黄帽子”公用电话亭，这些措施大大缓解了老百姓打电话难的问题。 私人电话进入寻常百姓家 进入1990年代，私人电话跟私人汽车前后脚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为什么电话前边要加“私人”俩字呢？原来，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电话没有“私人”一说。 那个时代，经济落后，科技不发达，物资匮乏，人们吃喝拉撒过日子都紧紧巴巴，家里安电话？想都不敢想。当然，您想也没用，因为当时普通老百姓，是不允许家里安电话机的。 按当时的规定，只有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或者知识界、艺术界的名人，才有资格家里安装电话。您说我有得是钱，家里还安不起电话吗？对不起，这不是钱的事儿，就跟小轿车一样，私人是不允许有的。1990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原来的许多“禁令”被打破，随着国家允许个人开饭馆、开商店，私人做买卖合法化以后，紧跟着家里安私人电话的口子也被打开了。 口子一开便收不住了，北京人喜欢攀比，同事也好，街坊四邻也好，您家里有电话了，我家里如果没有，面子上就有点儿撑不住，自然也会让人看不起。长期以来，家里有电话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受这种生活理念的影响，家里安电话还有更深层的意义，所以，当时的北京人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也要想方设法地在家里安一部电话。 记得1990年代初，京城出现了安装私人电话热。由于申报安装电话的用户多，电话局一时忙得不可开交，自然，出现了排队等号的现象。开始等一两个月，后来甚至要等一年，于是，托人弄戗，甚至“走后门”安电话，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安一部私人电话价码并不低，当时因地区和通信运营商的不同，一般来说，安装一部电话机、交换机以及相关服务费，需要几百元到一千元，个别地区还要高一些。 一部电话的月租费二三十块钱，现在看微不足道，可在1990年代，也是不小的开销。当时一般人的月工资，也就是一二百块钱，这样算下来，家里安一部电话，也算是高消费。但是甭管是高消费，还是低消费，别人家有了，我们家也得有。到这会儿谁出门打公用电话，都会觉得自己掉价儿。您说，家里没电话行吗？ 我当时在《北京晚报》当记者，对外联系离不开电话，总借邻居家的电话也不方便，自然也想家里安部电话，但在电话局一等就是半年多。没辙，我只好跟跑电信口的记者张嘴，通过这种关系，才了却了我家里安电话的心愿。 家里有电话的那种感觉，不单是对外联系事儿方便，同时也是一种享受。这种满足感只有当年住在胡同里的老北京人才能体会到。 但是，谁能想到盼星星盼月亮，家里安上的电话没过两年，那种新鲜劲儿和优越感还没体会够，寻呼机问世了，紧跟着“大哥大”出来了。 这位“大哥”出来不要紧，由此拉开了移动电话的序幕。人们对“大哥大”还没整明白呢，手机开始普及了，很快进入了网络时代。有的人家，电话机在手里还没热乎呢，就被送进了博物馆。 电信业的发展之快，真是让人目不暇接，放下座机，拿起手机，越来越让人感到时代的列车在疾驶，有点儿跟不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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