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与“长城区域社会”的形成——兼谈长城文化的基本内涵

2025-4-26 19:16|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翟禹 |来自: 长城小站

摘要: 【摘要】元朝统治者北撤草原以后，明朝为了防御北元蒙古诸部南下，在北边逐渐建设了一道长城防御体系，当时称为“九边”，其中以宣府、大同、山西三镇最为典型，即今天山西、河北与内蒙古交界的狭长地带。经过长期 ...

【摘要】元朝统治者北撤草原以后，明朝为了防御北元蒙古诸部南下，在北边逐渐建设了一道长城防御体系，当时称为“九边”，其中以宣府、大同、山西三镇最为典型，即今天山西、河北与内蒙古交界的狭长地带。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这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长城区域社会”，体现了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交融互动的历史。对长城区域社会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不同时代的长城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新时代长城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象征着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

【关键词】明代；防御体系；区域社会；长城文化

长城从最早的先秦时期诞生至今，历经两千多年的时间，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历史上的长城，最初是作为长城修建者的军事防御工程而发挥作用。除此以外，基于长城军事防御工程的基本功能之外，又不断衍生出管理、使用以及围绕各类军事、政治和社会活动所形成的多种历史文化信息，使得留存至今的有关长城的各类文化遗存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长城并非仅仅是一道墙体，而是以墙体及相关设施组成的一整套防御体系，包括墙体本身及墙体上附属设施（敌台、马面、城楼）、墙体外设施（烽火台、挡马墙、壕沟、居住址），以及沿线的关隘、城堡等。对于长城的研究，也不仅仅是长城实体建筑的考证，还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多个方面。

长城的研究方向重点有二：一是从考古学角度研究长城本体及附属设施；二是从历史学角度论证长城的地位及影响，或考证长城的修建年代、分布与走向。现有关明代长城防御体系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以利用文献史料为主来考察与长城有关的明蒙关系史和九边长城防御体系诸问题；二是从田野考古调查视角来考察各区域的明长城遗迹和各类附属设施。明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工程，从历史学视角来说，它对明朝防御掠扰、维护稳定、开发边疆，保护中国与西北域外的交通联系都起过不小的作用。从建筑学视角来说，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高度成就。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采用传统考古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结合现代测绘技术，经过近两年时间的调查与测量，于2009年4月18日首次公布明长城数据：其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从东向西行经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6个县域，总长度8851.8千米。其中，人工墙体的长度为6259.6千米；壕堑长度为359.7千米；天然险长度为2232.5千米。

一、明代长城防御体系概说

元明之际，农民起义推翻了蒙古族在中原的统治，元朝势力北撤以后，仍在北方草原地区活动，史称“北元”。《明史》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明朝为了防御蒙古族的南下，开始在北边构筑长城防御体系。明代前期的军事防御主要是以“永清沙漠”为主要目标，即以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为主要形式，比如比较重大的战役有洪武五年（1372）岭北之役、永乐明成祖五次北征，意图以此实现全国的大一统。学界在论述明代长城之时，往往先从“九边”开始，在一些文献中涉及明代军事或北疆防御时也是从“九边”开始，例如《明史》论述道：“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具体而言，九边指的就是以“边墙”（即长城）为主要依托体系在明蒙对峙地带构筑的一整套防御体系。九边是在明代初期逐渐产生并逐步完善，直至中后期完全形成的九个军镇，从东到西分别是辽东、蓟、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固原、宁夏、甘肃。有明一代200多年间，明朝都在不停地筑造、修缮长城。明代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至甘肃省嘉峪关，延袤万里，无论是从建筑规模、修筑水平，还是修筑的时间跨度、戍边守备及长城防御体系的构建等方面都超过了以往各时代，达到了长城修筑史上的最高峰。

以宣大山西三镇长城防御体系为例来说，在明代中后期逐渐形成的九边军镇的重点区域——宣大山西三镇长城防御体系是明长城研究的重点专题，是不可回避的一个专题领域。宣大山西三镇这一区域是当时明朝防御蒙古诸部的“肩背”地带。宣大山西三镇是一个明代历史地理概念，主要指今天山西北部太行山以北至黄河东岸、河北北部，向北至内蒙古中南部交界地带，而在明朝前期，又包括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和锡林郭勒盟南部，此区域是阴山南麓东段、蒙古高原南端边缘与中原河朔、燕赵北部一带。这一区域历来是农牧文化交融最为频繁的地区，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明朝方面来说，宣大山西地区拱卫着首都北京城的安危；从蒙古诸部来说，这一带川原平衍，是极易突破南下的地区，且明代漠南蒙古诸部多分布在靠近宣大山西以北的阴山一带，是明蒙双方对峙角逐、互动往来最为频繁的地区。

关于明代长城防御体系的主要构成，笔者以为核心的就是城堡。在各级城堡中驻扎着数量和规模不等的军队，机动部队是军事防御体系中最具活力的因子，是最关键的防御要素。城堡是明代九边长城防御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防御设施，集驻兵、屯田、布防、预警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有军堡与民堡之分，是长城防御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城堡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军事防御体系的核心是机动部队，即作战士兵，而城堡是主要军队的集结之地，集进攻性、防御性于一体，所以军堡的存在才是军事防御体系唯一的意义。首先，有关长城沿线城堡的地理位置、保存现状（古今数据对比分析）、堡内设施、建筑类型、主要文献记载、历史事件、碑刻铭文、分管长城墙体及其防御设施（极冲、烽燧预警线、墩台等）和马市、关口、庙宇等明蒙交流往来的历史见证等问题，是解决和认识长城防御体系的一切关键要素的核心；其次是烽燧体系，由一定数量的烽火台构成的信息传递、预警系统，是冷兵器时代最快捷、最迅速、最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而军情的及时送达决定着战争的胜负；最后才是长城墙体及其附属设施，包括墩台、马面、城楼、挡马墙等各类设施。

二、“长城区域社会”的形成

从区域文化和文化带的视角来看，总体来说，长城文化带的地理范畴大致包括甘肃、陕北、晋北、冀北与内蒙古交界地带。内蒙古南部阴山——长城一线处于农牧文化交错地带，长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生产经营方式的政治实体和不同文化势力争夺的对象，这使得内蒙古地区呈现出农牧交错、移民众多与民族杂居、行政实体与羁縻机构相杂管理等具有浓郁区域特色的人文地理现象。历史上长期的军事活动与农牧业经营方式的转换，也导致出现了许多与环境、人口、政治相关的问题。因此，对于阴山——长城一线（农牧文化交错带）的研究很有现实意义，而晋冀蒙接壤地区就是广义的长城文化带中的核心区域。地处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的冀北、晋北和阴山地区，在中国历史中始终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首先是沟通、交融角色。自古以来就是农牧文化交流的平台。其次是对抗、冲突角色。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这里拉锯、争夺，不停地上演战争和冲突的场面。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更是促进不同群体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历史方式。冀北、晋北和阴山地区基本上以长城为界，从最早的赵北长城至明长城，区域范围基本定型。以长城为边塞，其南、北两面呈东西延伸的狭长地带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就是广义的长城文化带的核心区。这里既是一个对峙地带，又是一个交流地带，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空间。明代时期，内蒙古地区成为明与北元对峙角逐、交流融合之地。与前代长城相比，明代的万里长城向南移动，与阴山山脉产生了一段距离，但是总体上仍未脱离农牧文化交错地带的空间范畴，而且由于明长城的长期存在，使得元代以后“内蒙古”这个区域概念逐渐形成。因此可见，在长城文化带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既有民族交融、贸易往来，也有军事冲突，这些丰富多彩的历史同时长期存在，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历史的内涵和面貌。作为中国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重要发生地，这一地带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祠庙、戏台等民间文化、村落文化

通过多年实地调查可知，在长城沿线留存有大量祀神庙宇以及有关的金石碑刻资料。这些资料作为明代九边长城防御体系中社会生活的历史见证，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非常有助于认识长城地带的基层社会。对长城地带祠庙和祀神等民间信仰现象进行探讨是认识长城地带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庙宇祀神反映的是民间社会生活状况，同时碑刻文字中也反映了长城内外农牧文化区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边疆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一种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正是通过这样长期的演变互动，以长城为主线，在北部边疆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长城区域社会”。

城堡祠庙民间信仰中的地域文化极具有自身特色，又有着鲜明的多元文化融合特征。明清晋蒙长城沿线的城堡最初是基于军事防御而建的聚居点，城堡建立伊始，诸多祠庙就成为其公共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位置、规制及祀神反映了长城沿线地带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近些年，在山西镇、大同镇所属长城沿线的滑石涧堡、老牛湾堡、败虎堡和破虎堡发现了一批碑刻资料，记载了堡中先后出现过的一些祠庙及祀神，诸如城隍、圣母、关圣、武安王、马王、真武等。这些信仰反映了长城地带的军事型社会特征，同时也展现了明清时期长城地带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状况，这是认识长城地带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祠庙是城堡内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民众的精神生活。在随时充满各种危险和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人们按照自身所需创造各种神祇并修建各种祠庙以行供奉、祭祀之举，也就是说在遇到了相关的困难之时才去祭祀相应的神灵。城隍是用来保护城堡安全的，关圣、马王、真武等神灵是用来体现城堡的军事防御性的。明代修筑的万里长城在明与北元——蒙古对峙格局中作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将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分割开来，通过长期的演变，以长城为主线，在北部边疆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长城区域社会”。清代时期，长城内外实现大一统，长城内外的民众已经开始将最初作为军事防御线的长城视作一条政治、文化上的区域分界线，由此开始“内蒙古”的区域概念逐渐形成。

（二）有关“长城区域社会”的一些历史故事

1. 方逢时《云中老妇词》序。在方逢时的诗词当中，我们发现了一篇耐人寻味的词《云中老妇词》，这首词收录在《大隐楼集》卷三《七言古诗》之中。《云中老妇词》序曰：

隆庆己巳仲夏边行，过龙门山，谷中见老妇垂髻泣拜道傍。询之，曰：“故云中人也。嘉靖间被掳去，转徙边地十有八年，今诸酋降附，得住内地，偷生忍耻，欲归无家，朝廷恩信明甚，群丑悦服，老妇若逃，恐疑愤生变。老妇何忍以垂尽之年，而贾边人之祸。今住此山中，且夕得归骨此土，死且不朽。生命不辰，亦复何怨。”余闻其言而悲之。虽恨其不能早死，又悯其能不以一身之故而贾边祸也。其贤于卢绾、中行悦远矣！为作此词。

从词中可知，《云中老妇词》序中讲述了隆庆己巳年（1569）时，方逢时在龙门山谷中遇见一位哭泣的老妇，经过询问得知，这位老妇原是云中人，嘉靖年间被蒙古人掳走，“转徙边地十有八年”，如今“诸酋降附”，终于可以回到内地生活，但是在内地已经没有家了，如果再返回北边，又恐破坏了“朝廷恩信明甚，群丑悦服”的政治局面。老妇自称“何忍以垂尽之年，而贾边人之祸。”于是，老妇只有在这个山谷中居住下来，希望死后能够长眠于此。方逢时闻此之时，十分悲伤，特作诗一首以纪念之。这个故事成为当时明蒙关系历史的一个典型缩影，因为双方之间的战争掳掠，对当时的百姓生活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2. 把汉那吉投明与隆庆和议。元室北迁以来，明蒙长期对峙，大小冲突不断。在明中期嘉靖年间的时候，蒙古土默特部杰出首领俺答汗势力渐强，更是频繁南下。总之，蒙古诸部因为欲求贡不得，又加之许多内部原因，不得已而向明发动了连续几十年的边境战争，而明朝方面又因为内部种种问题而对蒙古军反击不力，在几十年的战争中处于消极防御的地位，这种状态在明中后期维持了几十年，给明蒙边境带来巨大的破坏，也极大地削弱了双方的实力。长城区域地带几乎少有军堡、城镇没有受到蒙古骑兵的攻击和掳掠，百姓流离失所，成为彻底的军事防御区。直到隆庆四年（1570），蒙古俺答汗部发生了内讧，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不堪俺答汗的夺妻之举，愤而降明。史载：“隆庆四年九月，虏首把汉那吉来降。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幼孤，鞠于俺答妻一克哈屯所。长而儇，俺答爱之，为娶歹慎部女曰大成比妓。那吉又自聘兔扯金女，未及婚，会俺答有外孙女已聘袄儿都司矣，俺答闻其美，自娶之，号曰三娘子。袄儿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答惧，夺那吉所聘女与之。那吉恚恨，携其妻及其乳母之夫阿力哥等扣败胡堡求入。”其间，阿勒坦汗向明朝方面回复道：

我不为乱，乱由全等。吾孙降汉，此天谴合华夷之好也。若天子幸封我为王，藉威灵长北方，诸酋谁敢不听？誓永守北边，毋敢为患。即不幸死，吾孙当袭封，彼衣食中国，其忍倍德乎？

因此，明蒙关系之间“战”与“和”的差异则显露无遗，可谓是战则均害，和则两利。和平之前的景象是这样的：“方庚午以前，三军暴骨，万姓流离，城郭丘墟，刍粮耗竭，边臣首领不保，朝廷为旰食。”和平之后的景象是这样的：“军民乐业，生齿渐繁，非付息日凋残景象。”更有方逢时所作《塞上谣》：

人言塞上苦，侬言塞上乐。胡马不闻嘶，狼烟静如濯。时雨既降沙草肥，丁男释甲操锄犁。夫耕妇织朝复暮，荜门鸡犬皆相依。天王有道边人喜，稽颡来朝复来市。愿言岁岁常如此，万寿无疆祝天子。

3. 河套里面的汉人和长城里面的蒙古人。

王琼《北虏事迹》：

宁夏镇城至花马池三百余里，运粮者循边墙而行，骡驮车挽，昼夜不绝。一日早，虏贼五骑至兴武营暗门墩下，问墩军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来边上哨看，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做什么。”答曰：“总制调齐千万人马，儧运粮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帐房。”贼曰：“套内多多达子有里，打不得，打不得。”又言：“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墩军曰：“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贼曰：“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举弓送墙上，墩军接之，不换与弓，贼遂放马北奔。

从上述记载可知，这个从蒙古来到长城下面刺探情报的“虏贼”，原是韦州（今宁夏中宁、同心一带）人，现在生活在“自在好过”的“草地”上，还为蒙古人刺探情报，因为这位韦州人是汉人，能够用汉语与守边士兵交流，而蒙古人不会汉语，守边士兵又不懂蒙古语，所以蒙古首领才派遣他来，其实此人的身份在明蒙关系史上往往被称为通事或夷使。美国汉学家赛瑞斯（Henry Serruys）《十六世纪漠南蒙古的汉人》一文对留居在蒙古地区的汉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做了分类并予以分析，颇有心得。南京大学特木勒教授长期关注明蒙关系中的通事等汉人移民群体，比如其所关注的“李家庄朵颜别部”，乃是明朝宣府镇下北路边外的人群，其族群构成颇为复杂。这个群体由于受到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之子辛爱黄台吉的压迫，被迫内附于明朝宣府镇，整体迁徙于宣府镇北路一带生活，这类人群有很多，文献中多处可见：

先是宣府边外有流夷史大、史二等，为黄台吉以兵威略属之，因用为导。以内讧，永宁、龙门之间颇被其害。然黄酋淫虐，凡史夷妻女及所部夷妇有色者多为所渔，并攘其牛马。由是史夷怨恨不附，累通款边臣，愿内附保塞。边臣疑其诈，令杀虏自效，以立征信。史夷兄弟乃斩黄酋所署监部夷孙头目忍克等十余人，尽戟其众，以其俘馘来献。守臣以闻，诏赏织金伫丝衣一袭，彩段二表里；史二彩段二表里。夷人桃花带、将官吕渊等五人令军门奖赏有差。

处在明长城沿线的这些民众，不仅有农耕地区的汉人，还有长城以北地区的蒙古部落，可以说他们是介于明朝与北元主要部落之外的“第三种势力”，他们经常扮演多种角色，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而是为了生存，周游在长城沿线，时而倒向明朝一方，时而倒向北元——蒙古诸部一方。同时，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很复杂，兼有农耕与畜牧，生活在长城沿线，能种地则种地，能放牧则放牧，无所谓生产方式的自行选择，完全是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的民族成分应该是以蒙古族为基础，但是也有很多汉人融合进去，他们往往会为了生存而去充当相距较远的农耕居民与游牧居民之间的中间人，有些充当中间角色的牧人常常以各种手段抢劫农耕区居民。这一类人群生活在蒙古和明朝两大势力的中间，属于在夹缝中生存，其多舛的命运构成了“长城区域社会”最初人群的基础。

（三）关于“长城区域社会”

作为一条以线性墙体为主体的东西延伸的狭长地带，长城地带（长城区域社会）是一块迥异于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的地带，在漫长的民族交往、文化融合、军事冲突、商贸往来、多元共生的综合作用之下发展到今天，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独具特色。

一是站在边疆视角来认识长城区域社会的历史，具有鲜明的军事防御、商贸往来、政治边界、民族交融、文化多元等历史性特征，这些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既不需要夸大，但也不能回避。二是站在文化遗产视角来认识长城区域社会的文化，具有农牧文化高度融合的特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其内涵、种类、构成和融合都非常丰富、深入，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典型见证者和重要亲历者。三是站在“长城史”的视角来说，长城区域社会史（长城史、农牧文化交融史、民族关系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有了这样一部“长城史”，才使得中华民族的历史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文化多元却又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向心力，典型地展现了多元一体、共生共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刻内涵。在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的时代，长城分割了两边的政权、社会和人群，但是站在今天中国的视角来说，作为军事防御工程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的特定阶段，长城及与其相关的历史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四是我们今天弘扬长城文化，要抓住长城精神的实质，不能局限在狭隘的“中原”“内外之分”“华夷之辨”等概念之中，也不能将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概念与今天的同一概念混淆。比如最重要的概念——“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概念内涵是不同的，这对认识和理解长城历史和长城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从事民族历史、边疆史地和长城文化研究的时候，“中国”概念内涵的界定和阐释是我们决不能忽视的基本前提。对于长城文化来说，“保家卫国”是其精神，不能狭隘地理解“家国”；“众志成城”是长城精神的新内涵，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会让文化遗产有不同内涵，因此要辩证地、联系地、发展地看待问题。

三、作为结语——新时代长城文化的基本内涵
长城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往往被赋予不同的内涵。笔者尝试对长城及其文化内涵做一个初步划分和阐释。

第一，长城最基本的内涵就是作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城文化，这包括与长城息息相关的考古遗迹遗存、非遗、民俗文化、传统村落文化、民间信仰以及关涉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汇的历史见证。

第二，文学、文化意象视角下的长城文化。例如著名的古诗题名《饮马长城窟》，经过后世累加的文学艺术化手法的演绎，“秦始皇修长城”的历史故事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已经成为“暴政”的代名词，与此相对的便是另一个积极正面的文化故事 ——孟姜女哭长城，展现了中华民族普通民众的心声，尤其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和平安定的孜孜追求，更体现了中华文化中最朴实、最质朴的人文情怀。此外，长城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又成为传统王朝的军事象征。通观古代王朝历史，只有唐朝、元朝、清朝基本上没有大规模修筑长城，因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成为更坚固的“长城”。

第三，近现代抵御外侮，寻求民族独立和解放——“众志成城”的长城文化，包括保家卫国精神、长城抗战精神。《义勇军进行曲》中的歌词“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还有《万里长城永不倒》等歌曲演绎，鲜明地表达了近现代中国精神的象征。从《长城谣》（1937）到《长城长》（1994），其中的歌词唱道“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虽然歌词的内容都在表达长城的“长”，但其重点早已不在长城本身，而是聚焦于长城两侧，都是“故乡”，这就是最深层次的文化认同的具体表现之一。

第四，长城在当代成为文化地标、文化品牌，例如长城牌葡萄酒、长城牌润滑油。在各行各业也存在着各具内涵的长城精神，如文化长城、绿色长城、钢铁长城等。毛泽东同志提出“不到长城非好汉”，邓小平、习仲勋同志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经过国家最高层面的肯定，长城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已然进入了政治文化层面，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

可见，经过不同时代，我们要结合时代需求和对长城历史、遗存和文化内涵的考察研究，不断地赋予长城以新的内涵、新的精神和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