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桥双碑”变迁再考——从几件清代档案谈起

2025-5-6 10:40|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李伟敏张中华|来自: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摘要: 内容提要：“天桥双碑”是乾隆五十六年乾隆帝敕建于天桥两侧的两块石碑，两碑矗立于天桥两旁，形成了“一桥双碑”这一清代北京中轴线南端的重要历史文化景观。笔者根据相关清代档案梳理了“天桥双碑”的变迁过程，揭 ...

内容提要：“天桥双碑”是乾隆五十六年乾隆帝敕建于天桥两侧的两块石碑，两碑矗立于天桥两旁，形成了“一桥双碑”这一清代北京中轴线南端的重要历史文化景观。笔者根据相关清代档案梳理了“天桥双碑”的变迁过程，揭示 “天桥双碑”变迁的历史真相，以期进一步丰富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化内涵。

关键词：天桥双碑；乾隆；填塞天桥河渠；嘉庆；双碑挪移；道光；清代档案

“天桥双碑”是清乾隆皇帝敕建于天桥两侧的两块石碑，“东碑”刻有乾隆帝亲书的《正阳桥疏渠记》，“西碑”刻有乾隆帝亲书《帝都篇》《皇都篇》。两碑矗立于天桥两旁，形成了“一桥双碑”这一清代北京中轴线南端的重要历史文化景观。嘉庆年间因填塞天桥河渠，“天桥双碑”命运发生变化，道光年间则被移至他处，此后就消失于北京中轴线上。因有关“天桥双碑”的文献记载较少，因此给世人留下很多未解之谜，如“天桥双碑”何时立于天桥？“天桥西碑”与永定门外燕墩所立乾隆皇帝御制《帝都篇》《皇都篇》碑刻内容、形制基本相同，为什么同样内容的乾隆御制碑刊刻了两块？“天桥双碑”何时、又因何故被挪移他处？这些待解之谜因文献、档案的记载缺乏而长期未能得到解决。学界关于“天桥双碑”的研究较少，尚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1]。随着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的大力推进，“天桥双碑”再次引发关注，笔者近日在查找资料过程中发现了几件与“天桥双碑”有关的清代档案，因此不揣浅陋，重新爬梳“天桥双碑”的变迁过程，以期进一步揭示“天桥双碑”变迁的历史真相。

缘起：天桥疏渠

“天桥双碑”缘起于乾隆晚期天桥地区的一次水利疏濬工程。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届八旬的乾隆帝赴南郊举行郊祀大典，并亲诣行礼。因天桥地区地势较低，故而太岁坛、先农坛附近的“石衢之西恒积水，而东之沙土常因西北风吹壅西垣之半，每诣斋宫，怵弗惬观。”因此乾隆帝于“今年上辛祭毕，爰命司工，于天桥南石衢之左右自北而南各疏渠三”，同时在通往两座坛门的横衢上“命各闢土道，宽二丈，以为往来车路”，而疏渠之土则“篑为渠岸之山，周植以树，兼培行车之土路”。经过整治之后，“渠有水而山有林，且以御风沙，弗致湮。”对于此次天桥疏渠工程的效果，乾隆帝非常满意，“值此耄龄，复得蒇一大工作”，故于是年仲夏五月亲书《正阳桥疏渠记》以纪其事，随后又将此文刻石立碑于天桥[2]。至于《正阳桥疏渠记》勒石贞珉的时间，据清代档案推测大约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有21件乾隆年间大臣的谢恩折，其中一件具折人包括在京以礼亲王永恩为首的11位亲王、郡王，阿桂、和珅等6位大学士、刘墉、福长安等10位尚书、此外还有左都御史、侍郎、詹事府詹事、国子监祭酒及翰林院侍讲等大小臣工，该谢恩折的具奏时间为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二十六日[3]。其余20件奏折的具折人为京外的20位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这些大臣均收到了乾隆帝赏赐的御制正阳桥疏渠记墨刻，故而具折谢恩，其中礼亲王永恩等领衔具奏的谢恩折中提及“付贞石之雕镌”，署江西巡抚姚棻的谢恩折中也提到了“勒在贞珉”[4]，据此推测，《正阳桥疏渠记》应在此时勒石并矗立于天桥东侧，群臣在谢恩折中盛赞乾隆帝天桥疏渠工程“一举而众美必备，皇都增壮丽万年之景运弥长”、“壮都会之雄观”[5]。

那么，乾隆御制《帝都篇》、《皇都篇》又是为何、于何时刻石立碑于天桥呢？首先，乾隆帝选择将《帝都篇》、《皇都篇》与《正阳桥疏渠记》共同刻石立碑于天桥的主要原因在于这几篇文章均体现了乾隆帝在都城规划方面重视风水的理念，同时也表达了乾隆帝希冀大清统治国祚绵长的心愿。《帝都篇》、《皇都篇》盛赞了北京作为都城所具有的山川形胜及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北京“右拥太行左沧海，南襟河济北居庸叶。会通带内辽海外，云帆可转东吴粳。幅员本朝大无外，巫基式廓连两京”，反映了乾隆帝重视都城选址及对北京战略地位的认同，传达了乾隆希冀大清基业传之永久的心声。《正阳桥疏渠记》则表达了乾隆帝借天桥疏渠实现“洁坛垣而钦毖祀，培九轨而萃万方，协坎离以亨既济，奠经涂以巩皇图”，最终实现“开国家万年有道之长也”的意愿。无论是《帝都篇》、《皇都篇》表达的北枕居庸、南襟河济、正天地中间等有关北京城市选址与规划建造理念，还是天桥疏渠营造的“水火既济之象”“协坎离以亨既济”的理念，均与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紧密相关，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外，上述御制文都反映出乾隆帝借风水期望大清统治江山永固的愿望。

至于乾隆御制《帝都篇》、《皇都篇》何时刻石立碑于天桥？答案就藏在乾隆帝的御制诗中。据乾隆御制诗《洪范九五福之二曰富联句（有序）》可知，该碑与《正阳桥疏渠记》碑同时刻石立于天桥两侧。《洪范九五福之二曰富联句（有序）》系乾隆五十七年（1792）新正，乾隆帝与廷臣及内廷翰林在重华宫宴会时的联句，其中“天桥两岸明夹镜”一句诗注云：正阳桥南至天坛石路两旁，夏多积潦，上年命扵石路左右自北而南各疏渠凡三，渠中之土培以为山，周植树木，用以洁坛垣而顺涂轨，御制文纪事与御制皇都篇、帝都篇勒碑建亭于渠之左右，计用帑六万[6]。据此可知“天桥双碑”同时刻石立碑于天桥两侧，并建有碑亭。现存清嘉庆年间绘制的一幅京城“首善全图”采用形象绘法详细反映了北京城的情况，其中天桥南端东西两侧绘有两座攒尖顶碑亭（图一），可以大体反映双碑的位置及碑亭的情况[7]。

图一《首善全图》，图片出自：中国国家图书馆测绘处本社编著：《北京古地图集》，测绘出版社，2010年。

综合乾隆御制诗文及众臣的谢恩折可以推测，乾隆帝在天桥疏渠并立碑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改善天桥地区周边环境以“崇祀典”、“礼隆郊祀”；其二，使得北京南城符合“坎离既济”、“和阴阳”的风水理念。乾隆帝在《正阳桥疏渠记》中称刻意强调天桥疏渠不仅仅为了“惬观瞻、增佳景”，“然予之意原不在此也。洁坛垣而钦毖祀，培九轨而萃万方，协坎离以亨既济，奠经涂以巩皇图。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乾隆帝还特意对“协坎离以亨既济”亲加注释，即“都城南为离位，今开浚水渠六，坎为水卦，是为水火既济之象，亨之道也。”[8]安徽巡抚朱珪亦盛赞乾隆帝此举“精推于合坎济离四字”[9]；其三，突出“正位辨方”、“王者居中”、“以中为尊”的规划理念。如礼亲王永恩等领衔的谢恩折中就明确指出：“我皇上用中居正，建极当阳，辨位正方”[10]，安徽巡抚朱珪亦云其意旨在“正位辨方”，直隶总督梁肯堂谢恩则云“万方拱极，京师为首善之区，天子当阳，南面正嚮明之位”[11]，漕运总督管幹珍也称“惟京师正阳门外石衢，義取答阳黄道”[12]。上述三方面理念体现在布局上就是最终形成北京外城以正阳门至永定门之间的居中道路和天桥为轴线，两侧对称、均衡的建筑空间。一方面从外城的整体布局来看，此举强化了外城以正阳门至永定门之间的居中道路和天桥为轴线，天坛、先农坛对称分布的整体布局；另一方面从天桥局部布局来看，形成了以天桥石衢为中心、左右各三渠的对称布局和以天桥为中心、双碑对称分布的布局。正如陕甘总督勒保奏文中所称“门闢正阳以通永定，天桥惟南北之中，典崇祈榖而重，亲耕辇路亦东西相直”[13]，广东巡抚郭世勋亦称“兹复以天街左右，直紫壇展礼之方，驰道东西为翠仗进行之所”[14]。

乾隆帝在耄耋之年完成的天桥疏渠、立碑工程对于北京城市规划布局具有重要作用，经此一举，北京外城的城市格局更为规整，城市轴线更为突出，同时中轴线上的空间序列更加丰富，北京城市中轴线布局进一步得到加强。

突变：填埋河渠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初，以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教徒起事，并先后攻陷滑县、曹县、定陶等地。九月十五日，林清所部教徒兵分两路，冲进东华门、西华门，并由入教的清宫太监作向导，攻入大内，欲入养心门，并与护军展开激战。清廷火器营千余官兵投入反攻，天理教徒寡不敌众，不得已退出皇宫。九月十六日，嘉庆帝在白涧行宫接二阿哥旻宁、三阿哥绵恺奏报，“垂泪览之”“笔不能宣”。十七日嘉庆帝颁朱笔《遇变罪己诏》中称此事变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痛言“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 直至十二月初，各地的天理教起义全部被镇压。在天理教事变即将平息之时，嘉庆帝于是年十二月初五日突然下旨谕令步军统领衙门将天桥六处河泊一律填实。对于嘉庆帝填埋天桥河渠与天理教事变的关系，虽无确切文献记载，但可据档案及相关文献记载进行分析。

天理教之变突入禁门实属非常之变，“史册所无”，带给嘉庆帝的震动是巨大的。在对天理教事变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朝野中流传的各种对清朝不利的谣言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极大关注，如“清朝不宜闰八月”或“闰八月不祥”的说法，还有朝野传闻关于白莲教“作乱”与乾隆时疏浚天桥河渠有关的说法等。晚晴满族词人、词论家李佳继昌《左庵琐语》载：“闻之潘文勤公云：‘天桥甬道，两旁近坛，墙外从前系河池，满植芰荷，茶肆酒楼鳞次，夏日游人憩息其间。嘉庆时白莲教匪作乱，堪舆家言有关风水。始湮塞河流，填土实之。然识者谓，自塞后国家财源渐竭，亦失计也。’”[15]虞山丁国钧按：“所谓堪舆家，盖青田端木国瑚也。曾见端木与人书，言是河之当塞，故知之。”[16]上述记载多出于后人的野史笔记，取信不足，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几份清代档案为我们了解此事提供了更多信息。

其一是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初五日，定亲王、钦天监管理大臣绵恩所奏《奏为遵旨复奏请填实天桥南迤河渠坑洼事》，奏折原文如下：

臣绵恩谨奏，为遵旨覆奏仰祈圣鉴事。前奉军机大臣传谕，令臣派晓识相度之员看视天桥迤南河渠六处事宜。臣近日带同钦天监灵台郎何元富、主簿许翰二员，前往周视，审度方位。据何元富等查称：正阳门居北位属坎水，永定门在南位属离水，正阳桥之护城河水周流环绕，直达通潞，本属水火既济之象。至天桥迤南天坛、先农坛之左右为外明堂，凡明堂总宜平坦正直，不宜有坑洼积水，洩明堂之气，且永定门值离火之位，尤不宜积水。现在所有六处河渠似涉水火相争，理宜将两岸积土填实六处河渠，并凡有坑窪之处均一律垫平，俾明堂宽敞平坦，其气自聚，则诸事协吉。臣等悉心查看，相应据实奏闻，伏乞睿鉴训示施行。谨奏。[17]

此折与嘉庆帝填埋天桥河渠的上谕均为十二月初五日，由此可知，在嘉庆帝颁发上谕之前，即已先命军机大臣传谕定亲王、钦天监管理大臣绵恩“派晓识相度之员看视天桥迤南河渠六处”。绵恩接奉上谕后即带领钦天监灵台郎何元富、主簿许翰前往天桥地区查看，审度方位，此举表明有关天桥河渠破坏风水之说已经引发了嘉庆帝的重视。但因乾隆帝在《正阳桥疏渠记》中明确指出疏渠工程不仅 “洁坛垣而钦毖祀，培九轨而萃万方”，而且“协坎离以亨既济，奠经涂以巩皇图”，从风水角度赋予疏渠工程特别的含义，因此福建巡抚浦霖在其谢恩折中才会说疏渠“一举而众善备焉，仅谓増佳景而惬观瞻，曾何足以仰测高深於万一”[18]。天桥河渠破坏风水之说明显与乾隆帝原意不符。身为乾隆帝之子的嘉庆帝不可能无视其父皇白纸黑字写下的事实。但天理教之变成功攻入紫禁城给清朝统治者造成极大冲击，尤其是给予嘉庆帝本人的刺激极深，因此嘉庆帝痛言“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同时在上谕中称“遭非常之大变，惊惧之余，益深乾惕”。嘉庆帝在深受天理教事变刺激后，非常重视朝野中有关天桥河渠破坏风水的说法，但如何妥善处置成为一件棘手的事情，既要维护其父皇颜面，同时还要破解有碍风水的难题。基于上述考量，嘉庆帝才谕令钦天监管理大臣、定亲王绵恩先派钦天监“晓识相度之员看视天桥迤南河渠六处”，明显是从风水角度审度天桥河渠。

更值得重视的是，嘉庆帝在命定亲王绵恩查看天桥风水的同时，还查看了天桥两旁的两座圣制诗文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奏为详查天桥二座圣制诗文碑事》奏折详细奏明了两座天桥“圣制诗文碑”的现状，奏折原文为：谨查天桥两旁圣制诗文碑二座，碑式俱系四面见方。东首碑座，系镌刻圣制《正阳桥疏渠记》，南面、西面俱系汉字，东面、北面俱系清字。西首碑座南面系镌刻汉字圣制《帝都篇》，北面系镌刻汉字圣制《皇都篇》，东、西两面，俱系镌刻清字。[19]该奏折的具折人为定亲王、钦天监管理大臣绵恩，时间同样为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初五日。[20]嘉庆帝此举颇值得玩味，为何要派绵恩一面查看天桥风水，一面查看两座圣制诗文碑，是否表明嘉庆帝不仅想要填塞天桥河渠，同时还要挪移双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和大学士松筠的奏折为我们考察此事提供了更多信息。

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日期为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初五日，原文如下：松筠，滑城业已克复，大局已定，并将松筠晋加太子太保衔，其前次所奏天桥河泊，现经降旨填平，饬即兴工。……填平天桥河泊谕旨一道抄寄[21]。据随手档中松筠“其前次所奏天桥河泊”一语可以推测，大学士兼伊犁将军松筠于当年十二月前即已向嘉庆帝奏陈填埋天桥河泊，因此嘉庆帝才有“其前次所奏天桥河泊，现经降旨填平，饬即兴工”的上谕，同时将填平天桥河泊谕旨一道抄寄给松筠。而且在给松筠谕旨的同一天即十二月初五日，嘉庆帝的确颁发了填平天桥河泊的谕旨。据《清仁宗实录》记载，谕旨内容如下：据钦天监奏，正阳桥护城河水周流环绕，直达通潞，合之正阳门、永定门南北方位，正协水火既济之义。今天桥南河泊六处，阅年渐久，泥土半淤，审度地势，似涉水火相争，应请将两岸积土趁势填实等语。正阳门就外城形势而论，地居坎位，永定门在其南地，居离位，正阳桥近北，导引河流，委输通潞。恭读皇考高宗纯皇帝圣制正阳桥疏渠记，本取坎离既济之义，辨方位巩固皇图，彼时司工官未喻圣意，遂挖河泊六处，我皇考以成事不说，故不待请而为之记。兹正阳桥一带护城河渠浮沙淤垫，亟宜疏浚，以达流泉，其天桥迤南河泊六处，该监审读象涉水火相争，与圣制文协坎离以亨既济本义殊不符合。其地依形家言为都城明堂，法宜坦平正直。今凹凸参差于郊坛左右，观瞻亦复不肃，著照钦天监所请，交步军统领衙门，即用两岸积土将河泊六处一律培垫，以大和会而昭荡平。敬述圣制文奠经涂以巩皇图本义。该衙门即择吉办理[22]。

由此可知，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初五，嘉庆帝正式下诏填埋天桥河渠之前，朝野的确有天桥河渠破坏风水之说，而嘉庆帝本人及部分朝臣对此亦颇为认同，或许嘉庆帝还就此事征询过相关大臣，因此才有大学士兼伊犁将军松筠十二月前就已向嘉庆帝奏陈填埋天桥河泊之事。因此事既关涉大清风水，又与其父乾隆帝有关，最终嘉庆帝为了维护其父皇乾隆帝的颜面，才谕令钦天监管理大臣、定亲王绵恩先派知晓风水的钦天监官员查看，并以钦天监官员所奏天桥河渠的确有碍风水为由，谕令步军统领衙门填塞天桥河泊，同时还以修渠司工官未喻圣意为借口，强调填塞河渠并不违背乾隆帝本意。这样一来，既维护了乾隆帝的尊严，也解决了风水问题，堪称圆满。

大学士松筠的一件奏折披露了天桥河渠填塞之事的更多细节，奏折原文如下：奴才松筠跪奏，为敬读恩诏欣感钦佩，下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窃奴才钦奉谕旨，松筠前次所奏天桥两旁河泊一节，经钦天监相度地形，亦以为应行平垫。恭查皇考高宗纯皇帝圣制碑文，原取水火既济之义。今朕所降谕旨与圣制文本义毫不相碍，已择吉十二月十六日兴工，明春工竣，将谕旨另泐一石碣於正阳桥旁以誌始末。原建碑亭悉仍其旧，松筠详阅朕旨，必以为办理妥协也等因。钦此。奴才遵即详阅谕旨，实与圣制文本义毫不相碍，既已择吉兴工平垫，工竣谨将谕旨另泐一石碣於正阳桥旁以誌始末，原建碑亭悉仍其旧。自系业经钦天监相度合宜，仰见我皇上善继善述，指示办理，诚为妥协。兹蒙圣恩谕令奴才知之，曷胜欣感，所有钦佩下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初五日。[23]

据此可知，嘉庆帝最初对天桥河渠的处理意见，不仅要填塞河渠，而且还要挪移石碑，因此派绵恩一面查看风水，一面查看御碑。但最终嘉庆帝十二月初五日下谕旨仅填埋天桥河渠，要求步军统领衙门择吉办理，同时要求工竣后将其谕旨另泐一石碣於正阳桥旁以誌始末，此外还特意强调原建碑亭悉仍其旧。至于嘉庆帝最终为何仅填塞了河渠而没有改动石碑及碑亭，由于史料的局限，原因不得而知。此后步军统领衙门接旨后择吉于十二月十六日兴工，工程于次年春天竣工。在松筠看来，嘉庆帝填塞天桥河渠扭曲乾隆圣意的举动不仅“与圣制文本义毫不相碍”，而且是“善继善述”、“办理妥协”。而嘉庆“将谕旨另泐一石碣於正阳桥旁以誌始末”，不知为何没有最终实现，或许是因乾隆御碑无碍风水，而且两碑在天桥两旁构成对称分布，嘉庆帝谕旨勒石后如何安放也成为难题，所以最终没有实现。

大学士、工部尚书曹振镛嘉庆二十年（1815）二月二十日的奏折中陈奏了填塞天桥河渠工程的详细情形，原文如下：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臣曹振镛等谨题，为题销填垫天桥河泡工程用过银两应准开销事。准填垫河泡工程处咨称，填实天桥迤南石道两边河泡六个并移栽树株，……。查填垫天桥迤南石道两边河泡六个，并开刨土山移种树株等工，先经臣部照依查估大臣册报丈尺做法按例核算，共需工料银叁万陸千捌百叁十陸两壹钱，动用内务府广储司银两，奏请派出吏部尚书英和、吏部侍郎吴烜承修。……今将修竣前项工程用银参万伍千柒百拾陸两叁钱造其细册并抄录验收原奏咨部核销前来。臣部按册核算所用工料银两均属与例相符，应准开销。俟命下之日，臣部行文内务府步军统领衙门查照。再此案於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咨文到部，於嘉庆二十年二月二十日办理，其题合并声明，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24]

填埋天桥河渠工程至此完结，此次兴工最终虽仅填实了天桥六处河渠，并未挪移两座御碑，但此举最终还是给双碑未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结局：双碑挪移

关于“天桥双碑”何时被挪移及最终下落的说法不一。如民国时期齐如山在给张次溪的《天桥一览》所作序言中记载：“闻父老言，桥之两侧，旧各一亭，内有方石幢一，咸丰年犹在。至同治，其一移桥东某寺。又一置桥西斗姥宫，至今尚存。迄光绪间，仅余二亭之三合土基址而己，今则并基址亦渺不可寻矣。”[25]还有说法则称：“桥南二碑，大约在光绪三十二年修路时移出，《正阳桥疏渠记》碑移至桥东旧寺弘济院（今红庙街78号民宅）；《皇都篇》《帝都篇》碑移至桥西斗姥宫（已无存），后又移至先农坛外坛墙根，上世纪30年代初被埋入地下，2005年掘出，陈列于首都博物馆门前。”[26]上述说法均未有文献记载证实。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一份清代奏折为了解“天桥双碑”的挪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折为大学士、工部尚书曹振镛于道光元年（1821）九月十七日所奏，原文如下：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臣曹振镛等谨题为题明核销钱粮数目事。前於道光元年正月十四日准步军统领衙门奏称，奉旨拆卸天桥皇亭挪移碑座咨交臣部办理等因。臣等遵即率同司员前往详细勘估，将应行拆卸木料砖瓦石料等件并挪移碑座，拆撤有碍房间等工，逐一造具做法，按例核算钱粮，共需工价运脚银贰千参百陸拾玖两玖钱壹分……於道光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奏请钦派大臣承办，奉硃笔圈出常起、书铭钦此。嗣经该工将拆卸旧料咨交臣部，派员查丈，并因挪移碑座，其斗母宫旗杆间有伤拆木料等项，应酌给运价。臣部拣派司员勘估查明，柱木坊梁大件木料及琉璃料件尚可堪用者，照数运交木仓存贮。角梁椽望等项小件木料糟朽伤拆不堪应用者，作为柴薪变价。……再此案於道光元年八月初六日咨文到部，九月十七日办理。[27]

据此可知，道光元年（1821）正月十四日，步军统领衙门接奉谕旨拆卸天桥皇亭并挪移碑座，步军统领衙门接旨后将此事交于工部办理。工部于是年正月二十五日奏请钦派大臣承办，道光帝硃笔圈出常起、书铭负责办理此事。工部遂派员拆卸天桥皇亭，并将碑座挪移至斗母宫，同时将皇亭拆卸后的柱木、坊梁等大件木料及琉璃料件尚可堪用者，照数运交木仓存贮，而角梁、椽望等项小件木料糟朽、伤拆不堪应用者，作为柴薪变价。工程完竣之后，于道光元年（1821）八月初六日将工程核销所需经费报至工部，工部于九月十七日办理核销并将此事奏明。至于道光帝为何于即位之初就谕令挪移双碑，原因不得而知，据推测此举应与嘉庆十八年(1813)填埋天桥河渠有关。

由此可见，天桥双碑挪移之事发生于道光元年（1821），而非齐如山所言的同治年间，更非光绪三十二年（1906）修路时移出。但此奏折中仅提到斗母宫，据此可知天桥双碑应于道光元年均被挪移至斗母宫。此后西碑即乾隆御笔《帝都篇》《皇都篇》碑于民国年间被挪至先农坛北坛根。1935年10月13日，《北平晚报》[28]《世界晚报》首先报道了北平管理坛庙事务所呈报先农坛北门东墙下发现乾隆御笔《帝都篇》《皇都篇》碑之事，两篇报道内容大体相同。《世界晚报》报道称：“北平市政府，近据管理坛庙事务所呈，以先农坛内北坛门东首墙下，近发现石幢一座，高一丈，阔六尺，上镌汉文题名《皇都篇》，系乾隆御笔，全文约二百余字，尚完整如旧，该所为保护古迹，拟将该石幢移置通衢，俾资壮观。市府据情，经交由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核议后，以事关古迹之保存，决并如第二期工程内办理。市政府昨已指令管理坛庙事务所知照云。”[29]1935年10月14日，《京报》[30]、《华北日报》[31]《世界日报》[32]《益世报》[33]等均同时报道了先农坛发现乾隆御笔《帝都篇》《皇都篇》碑之事，但《华北日报》的报道中石幢尺寸为“高一丈阔二尺”。1939年《晨报》报道：“又本市先农坛之北坛门内（即管理坛庙事务之大门），东北隅地上，亦卧有石幢一，幢之文，亦为《皇都篇》及《帝都篇》。其文字则汉文《皇都篇》，在正南面，满文《皇都篇》在西面，满文《帝都篇》在东面，汉文《帝都篇》在北面，乃四面皆有文字之石幢也。两篇御诗汉文，与燕墩石幢相同，惟年月则与乾隆御诗集相同。据管理坛庙事务所王子泉先生所述，先农坛石幢，旧在前门外天桥西路北之斗母宫内，因便於保存，乃移置於先农坛外坛之坛墙下。后外坛拆除，古柏地亩皆标卖，乃又将幢石迁移於内坛，即仅址也。惟幢顶，幢石，幢座，皆拆卸，凌扑瓦砾腐草中，一代文物，长此抛弃，则殊可惜！”[34] 1958 年“大跃进”期间，该碑被人为推倒，散放地表。“文革”期间搞“深挖洞”工程和建设厂房的工程中陆续将该碑的各部件埋入地下。2004年底，文物部门在先农坛北坛门附近发现该碑，2005年4月该碑被发掘出土，2006 年移至首都博物馆北文化广场东侧。

至于东碑即《正阳桥疏渠记》碑移至弘济院的时间，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民国年间档案可知，该碑最迟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已被移至弘济院。据档案中时任弘济院住持、僧人智峰呈请登记的庙产中明确记载，庙内有“汉白玉石幢一座，高约二丈，方约四尺，系清朝乾隆五十六年所建。”[35]弘济院庙产登记中的汉白玉石幢即乾隆御制《正阳桥疏渠记》碑，其材质、形制、纪年均与御制碑相吻合。此后弘济院建筑渐遭毁弃，寺庙荡然无存沦为大杂院即今红庙街78号院，而《正阳桥疏渠记》碑则一直竖立于此直至今日。

尾声：历史见证

乾隆时期，正值清朝国力鼎盛时期，经济社会稳定，国库雄厚，物阜民丰，乾隆帝对北京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改建，如改建天坛等坛庙礼制建筑、营建中南海北海、重建钟楼、修葺北京城墙等，使得北京城面貌焕然一新。在此背景下，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帝天桥疏渠，敕建“天桥双碑”，此举不仅改善了天桥地区的周边环境，达到了“崇祀典”、“隆郊祀”的目的，更借助竖立双碑突出“正位辨方”、“王者居中”、“以中为尊”的规划理念和“坎离既济”、“和阴阳”的风水理念，最终形成北京外城以正阳门至永定门之间的居中道路和天桥为轴线，两侧对称、均衡的建筑空间，同时也反映出乾隆帝希冀大清统治江山永固的心愿。

但距“天桥双碑”竖立后仅仅五年，即乾隆帝传位嘉庆帝的第七天，就爆发了鄂、川、陕、豫、甘五省农民大起义，标志着“康乾盛世”的终结。嘉庆十八年（1813年），更是发生了天理教教徒突入禁门的非常之变，让处于盛世余辉中的嘉庆帝及清朝臣民意识到盛世已经结束。但面对这“千年不遇之变局”和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嘉庆帝和他的大小臣工却无力扭转，更无人能提出富有创新精神的解决办法，以致于在平息天理教事变后嘉庆帝做出了填埋天桥河渠的无奈之举。及至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帝又下旨将碑亭拆除，双碑挪移他处。

“天桥双碑”从竖立到被拆除、挪移仅经历了短短三十年时间，其变迁过程及原因令人唏嘘，从一个细微之处见证了清朝统治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如今的“天桥双碑”，一个矗立于首都博物馆北文化广场东侧，一个仍静静地竖立在红庙街78号民居院中，仿佛在无言地诉说着那段曾经辉煌的历史。

（原文刊载于《北京档案》2023年第4期，此次发表略有改动。）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目前研究成果主要有：佟洵通过文献梳理了历史上天桥的变迁。参见佟洵：《历史上的天桥》，《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李建平探讨了天桥与北京帝都文化的关系，参见李建平：《天桥—北京帝都文化的重要标志》，《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陈倩通过文献分析指出嘉庆帝填埋天桥河渠除了因其有碍风水外，主要目的在于对南城天桥地区加强管治，以肃清天理教残余势力，此外还重点从环境的角度探讨乾隆年间天桥疏渠及其后来的变迁对天桥地区环境的影响。参见陈倩：《〈正阳桥疏渠记〉碑与天桥地区的环境变迁》，载《“社会·经济·观念史视野中的古代中国”国际青年学术会议暨第二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论文集》（下），2010年。王世仁探讨了明清时期天桥的历史变迁，同时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推测了天桥形制。参见王世仁：《北京天桥的变迁及景观建设的意义》，《北京规划建设》2012年第5期；王世仁：《北京天桥的变迁》，《北京规划建设》，2014年第3期。高凯军介绍了先农坛出土的乾隆御制《帝都篇》《皇都篇》碑刻发现情况及其在北京史、清史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参见高凯军：《乾隆御制碑: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前线》2011第1期；刘文丰等人考证了“天桥双碑”的历史变迁。参见刘文丰、张景阳、宋海欧：《消失的北京中轴线建筑》，《北京规划建设》2012年第2期。郑永华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奏折考证了天桥“西碑”的碑文方位，指出天桥“西碑”与燕墩御碑，并非如目前复制所立的前后叠置，反而构成以天坛、先农坛为轴线的南北对称。参见郑永华：《清宫秘档中的“天桥双碑”》，《北京档案》2022年第8期。

[2]《清高宗御制文三集》卷八，《正阳桥疏渠记》，载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570册，海南出版社，200年。

[3]永恩等：《奏谢恩赏御制正阳桥疏渠记墨刻事》，档案号：03-01-000-000248-0070-000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姚棻：《奏为赏赐御制正阳桥疏渠记墨刻谢恩事》，档案号：04-01-038-000018-0029-000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毕沅：《奏为恩赏御制正阳桥疏渠记墨刻一卷谢恩事》，档案号：04-01-012-000237-0068-000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69，《新正重华宫茶宴廷臣及内廷翰林用洪范九五福之二曰富联句（有序）》，载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570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

[7]《首善全图》，清嘉庆年间（1796-1820）丰斋木刻本，墨印设色，图纵99厘米，横64厘米，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8]《清高宗御制文三集》卷八，《正阳桥疏渠记》，载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570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

[9]朱珪：《奏为恩赏御制正阳桥疏渠记墨刻谢恩事》，档案号：04-01-014-000047-0016-000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永恩等：《奏谢恩赏御制正阳桥疏渠记墨刻事》，档案号：03-01-000-000248-0070-000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梁肯堂：《奏为赏赐正阳桥疏渠记墨刻谢恩事》，档案号：04-01-038-000018-0027-000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2]管幹珍：《奏为赏赐御制正阳桥疏渠记墨刻谢恩事》，档案号：04-01-038-000018-0031-000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3]勒保：《奏为恩赏御制正阳桥疏渠记墨刻谢恩事》，档案号：04-01-014-000047-0015-000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