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正文22877卷，分装11095册，总字数达3.7亿字，然而，至民国初年只剩下64册。此后的百余年间，在无数中华儿女努力下，幸存的《永乐大典》被一点一点寻找回来。至今，国家图书馆收藏《永乐大典》224册，居全世界收藏机构之首。 昨天讲到，庚子年间翰林院被烧时，《永乐大典》已经散佚十分之九。（藏于深宫大内，《永乐大典》究竟是怎么散佚的？）既然《永乐大典》多数并未毁于庚子之难，人们是不是可以对它仍然存世报以希望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升笑道：“理论上应该有更多《永乐大典》存世，但实际上至今人们在海内外只发现了400多册，而且近年来新发现一册越来越难了。”
集腋成裘 1901年（辛丑年）9月，中国与十一国签署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将赔偿各国4亿5千万两白银，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年息4%，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亿8千多万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从清政府敲到这么一大笔巨款，各国十分满意，纷纷开始从占领区撤退。 1901年6月，清政府外务部收到两封英国使馆发来的公使函，函件内容是请外务部派员去英使馆运取残存的《永乐大典》。经过战乱与焚烧，竟然还有《永乐大典》存世，官员们感到不可思议。 。 张升告诉记者，为了免于被“火烧连营”，翰林院起火的第一时间英国使馆中的人们就开始奋力扑火。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古籍逃过一劫，当然其间顺手牵羊者也不在少数。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普特南·威尔提到许多了解中国文化者深知这些书籍比黄金还要贵重，因此私藏起来。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时任《泰晤士报》记者、后来做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乔治·莫理循。 据田仲一成《日本东洋文库收集〈永乐大典〉残本的过程》记载，翰林院着火后，莫理循与日本留学生狩野直喜、东京每日报纸特派员古城贞吉直奔火场，从翰林院书架上抢下几本《永乐大典》据为己有。据田仲一成估计，莫理循至少藏有14册《永乐大典》，后来它们多被收藏在“莫理循文库”中。1917年莫理循将他的藏书打包卖给日本三菱财阀的巨头岩崎久弥，其中就包括《永乐大典》。后来，这些藏书成为“东洋文库”的前身。 不过，似莫理循这般“识货”的洋人毕竟还是少数。庚子之后，当英国使馆收集残存《永乐大典》时，还是找回了300多册。 张升教授告诉记者，据清外务部档案记录，清政府外务部共收到英国使馆交回的《永乐大典》330册。“当时《庚子条约》刚签订，一些国家纷纷交回庚子事变中劫掠的物品和所占的地方，所以英使馆主动交回从翰林院中移出的《永乐大典》，也是可以理解的。”张升解释说。 然而，当时的清政府摇摇欲坠，朝不保夕，根本无暇管理这些劫后余生的国宝。翰林院已经烧了，这些书要往哪儿堆呢？外务部守门吏找来当时在京的翰林们，让他们处理。没想到，这些平日道貌岸然的翰林见清廷乱作一团，竟然将这三百多册《永乐大典》私自瓜分了。 当局势稳定以后，清政府又寻访回一些《永乐大典》。然而，国宝一旦散佚想找回来就难了。1912年，当翰林院学士陆润庠把残存的《永乐大典》移交中华民国教育部时，仅存64册。后来，这残存的64册《永乐大典》被交由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保存。
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永乐大典》。 整个民国期间，中国都在动荡和离乱的泥沼中挣扎，但一批有担当和使命感的文化机构和个人一直将抢救《永乐大典》视为己任。张升对记者说，其中最为突出者当属袁同礼。 袁同礼先生1921年赴美学习，毕业后在欧洲各国游学考察。他是学习图书馆专业的，尤为重视对各国图书馆的考察。在英国的图书馆，他发现了《永乐大典》的残本。次年，他又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发现4册《永乐大典》。兴奋至极的袁同礼，尚在旅途中就写成《永乐大典考》一文，详细记录这些散落在欧洲的《永乐大典》卷册。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员赵爱学告诉记者，袁同礼担任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副馆长后，仍致力于寻找存世的《永乐大典》。至1939年，他共进行了8次调查活动，在国内外发现《永乐大典》367册。对于藏于私人藏家手中的《永乐大典》，他会竭尽所能收购，实在买不到的，也会想方设法进行拍摄复制。 七七事变前，北平局势已经危在旦夕。袁同礼担心北平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会落入日本人之手，于是与同事将300箱善本书，运往上海法租界保存。随着法国在欧陆的失败，法租界也岌岌可危。学术界对这些古籍善本图书的安全忧心忡忡,袁同礼更是寝食难安。于是，他又开始张罗将这批书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暂时保管。 联系接洽、找船运输用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直到1941年10月，这些善本才运送完毕，其中就包括他优中选优出来的60册《永乐大典》。1965年，这60册《永乐大典》被送往台湾，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海内外已知存世的《永乐大典》总计418册、800余卷及部分零页，分散于世界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先后入藏《永乐大典》224册。赵爱学告诉记者，国图馆藏的《永乐大典》大部分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收集而来的。其中最大一笔当属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送还的52册《永乐大典》。 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俄文部部长张全新在列宁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发现，该馆藏有52册《永乐大典》。 民国初年，江南富商刘承幹在经商之余，热衷于收集古籍善本。当时正是鼎革时期，不少世家破落，许多古籍善本流散到市场上。刘承幹凭着雄厚的财力，广收古籍，并于1920年，在家乡湖州南浔建立嘉业堂藏书楼。据统计，嘉业堂藏书楼鼎盛时期有十六七万册古籍，其中就包括44册《永乐大典》。这些《永乐大典》都是庚子年间流落到民间的，据刘家后人回忆每册《永乐大典》的收购价都在100银元上下。 随着日寇的入侵，刘家生意一落千丈，生活渐渐入不敷出。刘承幹不得已将1000多种明版书卖给了中央图书馆。据说，为此刘承幹大病一场，但此时他仍不舍得出手《永乐大典》。直到1942年，日寇日益紧逼，他才无奈地将44册《永乐大典》卖给辽宁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1945年夏，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接管了满铁图书馆，满铁旧藏全部作为敌产没收了。 张全新立即将列宁图书馆藏有《永乐大典》的消息通报给国内。北京图书馆馆长冯仲云找到时任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北京代理全权代表索科洛夫表示，中方愿意用北京图书馆馆藏的、其他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交换《永乐大典》。 其实，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已经将11册《永乐大典》赠还中国政府。得知北京图书馆正致力于收集散落在国内外的《永乐大典》后，苏方决定将列宁图书馆所藏的52册《永乐大典》送还中国。次年，东德也将3册《永乐大典》送还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散落在世界各地和全国各私人藏书家手中的《永乐大典》陆陆续续归藏北图（国图前身）。 又有新册现世 2007年11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程有庆与中国社科院杨成凯、故宫博物院施安昌、文物出版社孟宪钧一起，到华东核查古籍善本。刚到上海，老家在上海的施安昌告诉大家，一位老邻居说手中有两册《永乐大典》，想请专家鉴定一下。 当时，大家都觉得在民间发现《永乐大典》的概率比较低。最近一次还是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的。 那年，孙洪林到县里参加文化系统学习班。休息时，县图书馆的孙洪基指着一本用《永乐大典》做的日历给大家普及相关知识。孙洪林突然冲口道：“这书我家里就有一本。”开始，孙洪基以为孙洪林是吹牛，没想到去他家一看还真是《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孙洪林说，当年他的姑奶奶觉得家中的这本书开本大、适合夹鞋样子，于是出嫁时候就带到了婆家。 老太太虽然不识字，但是因袭祖上“敬惜字纸”的传统，没有损坏有字的部分，这册《永乐大典》的内容得以完整保存。这本《永乐大典》是“门”字韵，记录了古往今来与门有关的造型、典故和故事。 从那以后，《永乐大典》再也没有在民间出现过。因此，当听说再有《永乐大典》现世时，几位专家都不抱什么希望。程有庆告诉记者，他在国图古籍馆工作的那些年，经常有人抱着假《永乐大典》到国图，有的是影印本，有的一看就是仿制，连开本大小都不对。当时，他开玩笑说：“这要是真的，值1000万！” 当天晚上，收藏者袁女士抱着两册《永乐大典》来到几位专家下榻的宾馆。由于四人中，唯有在国图工作的程有庆有机会接触《永乐大典》的原件，因此大家都推举他鉴定。 袁女士带来两册，程有庆翻开第一册发现是影印本，心想估计那本也真不了。可是，第二册亮相后，他惊呆了。 《永乐大典》每册长50.3厘米，宽30厘米，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最外面有一层黄绢连脑包裹。每半页8行,大字1行,小字抄成双行,每行28字，特征极其突出。 眼前这册《永乐大典》与程有庆在国图地库中看到的《永乐大典》一模一样。袁女士这册《永乐大典》是“模”字韵的“湖”字，内容是与“湖”字有关的部分。此前，国图已经收藏了两册“湖”字单册，在程有庆印象中，中间正好缺这一册。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立刻打电话给曾在中华书局工作的父亲，请他帮忙查一下已发现《永乐大典》的存目。 “一查果然没有这一册，那就确凿无疑了！”事隔十几年，说起当时的情景程有庆仍然难掩兴奋之情。 证实这册《永乐大典》是真品，在场的专家和收藏者袁女士都非常高兴。袁女士用上海话对施安昌说，自己想把这册《永乐大典》出手。程有庆幼年曾在上海生活过，能听懂些许上海话，听袁女士这么说，他立即表示：“如果您要出手，可以考虑国图。” 民间发现了一册新的《永乐大典》，国家文物局和国图在欣喜之余也十分慎重，先后组织专家进行了四轮鉴定。程有庆说，当时他仍在华南进行古籍普查，没有参与鉴定。不过，他听说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看过这册《永乐大典》后，幽默地说：“准备钱吧！” 这册《永乐大典》入藏国图到底花费几何？程有庆表示，不太清楚。不过，在爱书人心中，一册《永乐大典》比黄金贵重得多。
参观者在国家图书馆观看《永乐大典》文献展。 张鹏摄 如今，已知的《永乐大典》只有400多册，与它11095册的原有体量相比，少得不可思议。还会不会有未知的《永乐大典》卷册埋没于不知名的角落呢？许多学者专家感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发现《永乐大典》的希望比较渺茫。不过，现实总是在不经意间给人们带来惊喜。 2014年8月，正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做访问学者的国图古籍馆副研究员刘波，接到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馆员马小鹤发来的信息：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新发现1册《永乐大典》，卷次是10270和10271。汉庭顿图书馆没有中文古籍鉴定专家，所以想听听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专业意见。 在国图工作的刘波见过《永乐大典》原件，因此哈佛燕京图书馆想请他去一趟洛杉矶。不久，汉庭顿图书馆发来新发现《永乐大典》的图片。刘波一看，版式和国图收藏的《永乐大典》毫无二致，卷次则是现存卷目表中没有的，他心中有了几分把握，这本新现世的《永乐大典》应该是真品 不久，刘波完成了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工作，乘飞机来到洛杉矶，负责接待他的是《永乐大典》的发现者汉庭顿图书馆中文馆员杨立维。汉庭顿存有许多老华侨捐献的中文文献，但此前馆里没有聘中文馆员，所以这些文献一直无人整理。杨立维受聘进入汉庭顿图书馆后，开始整理馆藏的中文资料，没想到一下子就发现了这册《永乐大典》。 这册《永乐大典》是一位名叫布莱克·怀廷的女士在1968年捐献给汉庭顿图书馆的。她的父亲约瑟夫·怀廷曾作为传教士在中国居住了40年。1900年之后，怀廷短暂回到美国，并带回了这册《永乐大典》。 刘波告诉记者，这册《永乐大典》原封面已经没有了，收藏者为它配了一个黄色的硬皮封面，表面看上去就像一本西方精装书。 这册《永乐大典》包括两卷：第10270卷《教世子》及10271卷《文王世子篇》。刘波仔细阅读文献发现，内容是《礼记》“教世子”“文王世子”两篇的注释，引书共12种。经比对《中国古籍总目》，他发现其中4部现已失传。 无论何时，发现一卷新的《永乐大典》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虽然，距这卷《永乐大典》现世已经过去五六年，并没有再发现新的《永乐大典》，但刘波相信一定还会有《永乐大典》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等待着人们的发现。“毕竟，还有许多在民国出现过的卷册，至今没有现世。”刘波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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