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地铁2号线宣武门站南侧百余米的上斜街,看上去貌不惊人,与周围许许多多的胡同并无二致。但如果说起它的历史,以及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都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上斜街东起宣武门外大街,西至下斜街,是一条呈东北—西南走向的斜街,长近700米。而它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元代。元大都时期的北京城街衢横平竖直,斜街极少,多是因为有河流经过,不得已而沿河成街。 明朝上斜街曾称西斜街。清代分上、下斜街。《燕京岁时记》中说,每年六月六日,宫廷的大象被牵到宣武门外洗浴,人们可以在上斜街凭栏看洗象,观者如堵。 上斜街的河道在后来被填平,但是时至今日,沿街的老屋还是修建在石砌高台之上,仿若江南的枕河人家,可以想见当年晨雾除开,舟楫欸乃,妇人临河浣衣的景象。除了最早的河南会馆,这里还有清代诗人查慎行、王楼村、顾嗣立以及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故居。 上斜街50号,今天看起来毫不起眼。掉漆的红色门牌被钉在椽条上,旁边是同样锈迹斑驳的蓝色铁皮门。进去是大杂院,破旧的平房占据了大部分空间,留出来的通道边陈列着盆栽。自行车靠在墙边。几处倾颓的砖墙角长满荒草。 这里曾经是一座规整的宅院,1826年,也就是道光六年的春天,龚自珍携妻子何吉云北上京华,就寓居在这里。之前三年,龚自珍在杭州家中居母丧,作《古史钩沉论》,直斥霸天下之氏“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其号令,去人之耻,以崇高其身”,又有诗句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金粉东南十五州》)。这一年上京,一则居丧期满,须回内阁中书任上;二则参加春闱会试。 龚自珍虽然早已文名满天下,然而科举的运气从未在这个狂生身上降临过。从他19岁初应顺天府乡试到考上举人,用了整整8年。 1826年农历三月,龚自珍第五次参加会试落第。一起应试且同样落第的,有比他小两岁的魏源。主考刘逢禄见两人才华横溢而落第,深为可惜,作《题浙江湖南遗卷》,从此“龚魏”齐名。 1792年,龚自珍生时,正是康乾盛世的末尾。到他在家学渊源中长成人,大清朝看起来依然歌舞升平,然而龚自珍偏在这歌舞升平中看出衰朽的气象。其实早在龚自珍出生的第二年,这个帝国的衰朽气象就已经在外人眼里昭然了。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见,但是年迈的皇帝对外国进贡的新鲜器物毫无兴趣,尽管它们代表着西方正在突飞猛进的技术。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画了他们沿路所见的中国城市,它们看上去井然有序,但实际上死气沉沉。 龚自珍的洞察幽微,让他预感到,自己即将面临一个文明败落的挫折与羞耻。国家闭塞,学者埋首于考据之学,皓首穷经,官员但求无过,世人得过且过,无知而庸碌。 在1815—1816年间,二十出头的龚自珍还是一个壮志勃发的青年英才。他12岁时扎双髻,着黄裳,桥头吹笛,已令当时名士侧目。在早两年游玩西湖时作的一阕词中,仍在狂歌“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才不负满腹才学。 他治小学,研金石,但是大部分精力还是用在借古经世的公羊之学以及“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上。在百年后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赞道:“(龚)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有功焉。” 然而如龚自珍在《箸议》中所预言的,在后来几年中,功名失意与生活困顿从未与他远离。到他32岁的时候,已经深感命途多舛,在诗中感:“一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龚自珍在上斜街居住的第三年,他参加了第六次会试,终于中第九十五名。四月殿试,列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 朝考这一天,龚自珍作《安边绥远疏》,主张以边安远,足食足兵。这是龚自珍深思多年的问题。几年前他就写了一篇《西域置行省议》,呼请巩固边防,警惕沙俄。 阅卷诸公对文章颇为赞赏,但是以龚的书法不好(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不得入翰林院供职。当时科举对书法尤其重视,文章才华见解倒成为其次。这个荒谬的选才标准已经打击了龚自珍十几年。他曾在一篇文中叹道:“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回忆幼时晴窗弄墨一种光景,何不乞之塾师,早早学此?”然而他的狂傲又让他不能忍受将一天光景浪费在临帖这种雕虫小事上。 这一年年底,龚自珍呈《上大学士书》,提出改革内政六条建议,开篇即言明:“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但是改革的六条建议,无非是调整内阁与军机职权,增设汉族侍读官员之类而已。 他感到时代的衰退之气,但是所能想到的应对之策,仍然脱不开老大帝国绵延千年的老办法。何况削军机处之权,即削君权,如何能见用于当世。早在他20多岁时,外祖父段玉裁看他四篇《明良论》,抨击时弊,鞭辟入里,即赞叹道:“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这赞叹在今天看来,又无异于悲叹。 龚自珍的视野与时代所限,让他看不到更广阔世界的变化,他知道自己所处的文明正在坠入深渊,但是提出的办法,既无补于事,也无人实行。余世存评价他说,“这个天才既无能贡献于国是,又无能跟他身处的文明决裂”,于是只能哀叹“忽忽中原暮霭生”(《杂诗·楼阁参差未上灯》)以伤时,指斥官场“守默守雌容努力”(《释言》)而骂坐。 居住在上斜街的几年,在生活困顿之外,龚自珍广交游,结识志同道合之人。1828年,他与魏源、宗稷辰、吴嵩梁、端木国瑚四人聚会,被时人称作“薇园五名士”。五人皆以经世为务,龚自珍独以才名。五人中,他与魏源尤亲厚,时常讨论如何富国筹边,振兴衰世。梁启超后来评价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 1830年春天,龚自珍应友人之邀去看海棠,与徐宝善、黄爵滋、魏源等议论时政,讨论学问。不久,他又见到年长自己7岁、任江宁布政使的林则徐。这些看花的朋友遂结宣南诗社。在切磋学问的同时,诗社同人希望林则徐、黄爵滋等有望成为当朝大员的社友推行他们的改革政见。 龚自珍提出的要务是削弱君权、改革八股、严禁鸦片。在与洋人贸易问题上,龚自珍的意见,则是禁绝“呢羽之至”(外国毛织品与丝织品)以及钟表、玻璃、燕窝等“不急之物”,同时“绝夷舶”,“撤海关”。他写信给林则徐,希望林采纳他的建议。 但是随着后来林则徐罢官,黄爵滋不见用,宣南诗社同人终究未能影响中国与世界文明角力的历史走向。 1831年,龚自珍将这所宅院卖给了广东商人潘仕成,迁居到北京烂面胡同(今烂缦胡同)。潘仕成将这处房产扩张修葺,后来作为广东番禺同乡会的会馆。 龚自珍继续在京中生活了几年,依然改不掉狂傲的性子,行事颠倒,口不择言,以发泄愤懑。朋友劝他收敛,“修身慎言,远罪寡过”,魏源也劝他“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他听不进去。到1839年,终因得罪上官,辞官南归。途中作了那首著名的《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南归之后,龚自珍在丹阳书院任讲习。农历八月,他到扬州访魏源,为魏源的《契园文钞后集》作跋。这是两人见的最后一面,龚自珍再没有机会看到这位故交写出那本“开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也未能看到中国传统文明的衰世被西方文明冲垮的时刻。回江苏丹阳不久,八月十二日辰时,龚自珍暴病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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