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服务业进京记

2025-6-23 17:40|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黄加佳|来自: 北京号

摘要: 中国照相馆橱窗。方非摄康邦章至今还记得，他从上海来北京的日子——1956年7月6日。那天，他带着理发的家伙什儿，扛着行李卷，同一百多名上海理发、照相、洗染业的师傅们一起，登上了北上京城的列车。那时南京长江大 ...

中国照相馆橱窗。方非摄

康邦章至今还记得，他从上海来北京的日子——1956年7月6日。那天，他带着理发的家伙什儿，扛着行李卷，同一百多名上海理发、照相、洗染业的师傅们一起，登上了北上京城的列车。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火车车厢要开到轮船上，摆渡过江。经过3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走出火车站，他们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巍峨的前门楼子和内城城垣。北京，带着迥异于十里洋场的威严与风范，呈现在这些初来乍到的“小上海”面前。

上海人对于上海的迷恋是旁人无法比拟的。在上海人眼中，到上海以外的地方工作、生活，总带有点“发配”的悲壮。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些肩负着繁荣首都服务业，举家迁到北京的上海师傅们，却没有丝毫悲戚。他们怀着创业的豪情，把代表过去的十里洋场抛在身后，全身心地投向共和国首都的怀抱。对他们而言，北京代表着崭新的一页，他们将为北京贡献自己的全部，并努力成为一个新北京人。

尴尬的北京服务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北京服务行业的简陋和土气，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56年春，新任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一件西服，连改21次仍不合身。气急败坏的他一纸“投诉信”递到了外交部。这已经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投诉信了，很多外交人员对北京的服务业都很不满意。为了挽回影响，外交部派人陪小尼赫鲁专程到上海改衣服。自清嘉庆年间，上海就有专门的西服店。当年国人称外国人为“红毛”，为“红毛”做衣服的裁缝被称为“红帮裁缝”。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称的“红帮裁缝”余元芳为小尼赫鲁改衣。余师傅不负众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鲁非常满意，当场要余师傅再做一套，并且为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后来，小尼赫鲁在给外交部的表扬信中说，他到过很多国家，也买过很多西服，但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舒适、挺括的。

“红帮裁缝”为新中国挽回了面子，但偌大一个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首都南迁。失去了都城地位的北平，一下子冷清下来。当老辈儿北京人还沉浸在“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的过往繁华中时，现实的北京却是另一番景象。当时北京的服务业不但没有丝毫现代化可言，甚至可以用“全无行业”来形容。全市服务业仅有两万多家。鸡毛小店、通铺大炕、食品担子、剃头挑子以及提篮叫卖的串街小贩，支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上世纪50年代初，从老家河北沧州来北京的王铭珍，至今还记得沿着城墙根儿一字排开的小剃头挑子：“一个凳子，一块白布，铜盆里就一口水，头发沾湿了就得，一块破毛巾谁来都用它……”那时的发型也少得可怜，妇女们不是齐耳短发，就是梳鬏。为了方便、省钱，小孩和男人们大多刮光头，只有公务员和教师才理分头。王铭珍说：“不还有句俏皮话吗？‘镶金牙的自来笑，留分头的不戴帽。’”可见，那时留个分头也是身份的象征。

老北京剃头挑子

而上海却早已是另一番天地。由于开埠早，且租界云集，上世纪20年代，上海就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时装、发型和各种商品的潮流都与欧洲同步。南京路上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几千种商品，争奇斗艳，号称没有顾客买不到的东西。上海早已先北京几十年，跨入了现代商业、服务业的时代。

曾给金少山先生“跨刀”唱虞姬、红透大上海的李砚秀，晚年仍对上海的精致和时髦念念不忘。演出空隙，剧院派人陪着从北平来的角儿们，到最好的时装店和理发馆做衣服、做头。那时，北平的发型和服装总是追着上海跑，刚追上，人家又变了。曾是上海万国时装店店员的张永福记得，直到解放初期还有爱美的北京人到上海做衣服。他记得，一位满口京腔的女士试完样子非常满意说：“得了。”当时张永福不知道“得了”是什么意思，后来到北京他才知道，北京人说“得了”，就是满意了。

北京滞后的服务业水平，既与一国之都的形象不符，也满足不了北京市民的生活需求。特别是1949年后，大批革命干部、军人、文教人员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北京的人口呈几何数字增长。这些新北京人也带来了各自家乡的生活习惯和需求。有鉴于此，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各地优秀的服装、照相、美发、洗染、餐饮名店迁到北京。其中，以“上海迁京”名店最为突出。

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公司关于上海迁京的四家理发馆开始营业的启事。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北京是首都啊，谁不愿意来？”

为了确定迁京店铺名单，1956年春天，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和北京社会福利局的相关人员，曾几次到上海明察暗访。据北京市档案馆档案记载，北京服装公司经理连方、副经理兼上海迁京联络组组长方华和业务科长万家骥就曾到上海南京路蓝天时装店暗访。当时，方华拿着四块料子要做裤子，店员劝她说，浅蓝色的料子不适合做裤子。可她执意要做，而且要求做成“吸腰”、“落臀”的。取衣的时候，方华穿着新做的裤子蹲下、站起，照着镜子来回打量，非常满意。后来，店方才知道，这三位顾客是来实地考察上海服务业的公职人员。

位于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

经过一番考量，北京方面开列了包括“鸿霞”、“造寸”、“万国”、“波纬”、“雷蒙”、“蓝天”等在内的21家服装店迁京名单。这些都是上海一流的服装店，而且无一例外开在上海的核心商业区。

随后，理发、照相、洗染、餐饮等行业的迁京工作也陆续展开。迁京名点包括：“中国”、“国泰”两家照相馆，“普兰德”、“中央”两家洗染店，“华新”、“紫罗兰”、“云裳”和“湘铭”四家美发厅，餐饮业则是老正兴和美味斋。

北京方面给迁京师傅们开出的待遇相当优厚。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的“上海市一商局与北京市服装公司签订的调用商业人员协议书”上写着，北京方面不但负担上海来京人员的路费、提供来京后的住宿，而且保证来京人员原有工资不变，家属一年之内全部调入北京。

虽然，上海师傅们也听说北京风沙大，气候干燥，冬天只有白菜豆腐吃，但那是北京啊！一国之都。张永福说：“刚解放，大家心气高，能被挑上都感到很光荣的。”

对于“迁京”，康邦章师傅至今仍觉得十分幸运。“原来光顾美发厅的主要是歌女啦、舞女什么的。解放后，这些人都没了。我们几个美发厅都开在同一条街上，生意越来越清淡。”康师傅说。起初，领导跟他们说是要支援大西北，没想到最后去了北京，康邦章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北京是首都啊，谁不愿意来？”

“上海银”初到京城

初到京城，上海师傅们都很兴奋。趁着新店没开张，他们游览了心仪已久的故宫、北海、颐和园，体会到跟十里洋场截然不同的悠游、闲适的老北京风情。

但兴奋过后，许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说到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康邦章把头一缩说：“北京真冷啊！”那表情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在他的记忆里，北京那年10月份就下雪了。康邦章说：“我们这些南方人哪见过这个？赶快上街买棉衣，我们都是穿着单衣来的呀。”此外，冬天生炉子对于这些初来乍到的上海人也是个不小的挑战。康邦章说，在上海，不管多冷也没有生炉子的习惯，北京可不一样取暖、做饭都靠它。头一回生炉子，把康邦章折腾得不善，任他使出浑身解数，愣是点不着。“多亏街坊大妈帮忙，告诉我得先放炭，点着了以后，再往上加蜂窝煤。”康师傅说。

半个多世纪后，几乎所有上海师傅都会说到吃不惯。张永福说：“我们在上海都是吃米的，到北京老吃馒头、面条，很不习惯。”北京的风沙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上海人讲究仪表，刚到北京的时候，张永福出门一身白西装、一双白皮鞋煞是好看，可不到一天，白皮鞋就黑了。没办法，他索性把皮鞋染成了黑色。

相比生活上的小小不适，上海师傅们更加关心新店何时开张？当时，北京的商业街就那么几条街。既要让新店开在好地点，又不能太扎堆，还真让有关部门煞费了一番苦心。后来，一商局决定把上海迁来的二十多家服装店合并为七家，“金泰”、“鸿霞”开在东四，“蓝天”开在王府井，“雷蒙”开在八面槽，“造寸”开在西四，“波纬”开在前门，“万国”开在东交民巷。这些地点不是核心商业区，就是使馆区附近。上世纪60年代，这几家服装店联合起来变成了一家大服装店，就是赫赫有名的“红都”服装店。

中国照相馆、普兰德洗染店被安排在王府井大街上。那时普兰德洗染店不像今天这样遍布京城大街小巷，当年可是只此一家。

“上海师傅”正在理发北京日报高宏1961年摄

“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这四个理发馆，最初的计划是在东城、西城、崇文、海淀各开一家。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地点。最后，大家一商量干脆四家联合开一家大理发馆，名字就叫“四联”，取四家联合之意。康邦章记得直到“文革”前，“四联”的牌匾上除了“四联理发馆”五个字外，还有一行小字写着“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联合”。四联开在金鱼胡同33号，原来在这里的东单理发馆，只好给它腾地儿，搬到斜对过儿的红星胡同去了。

备受追捧

1956年8月4日，刊登在《北京日报》上的10款“四联”发型，成了不少北京女性追求的时尚风向标。

宝宝式、童化式、学生式、刘海式、三季波浪式

“中国照相”、“四联”、“普兰德”……如今这些早已是北京人心目中的最具代表性的京城老字号了。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这些名店是从上海迁来的。而当年这些上海名店刚刚落户北京时，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北京人都想亲身体验一把上海师傅的手艺。

“在四联理个发要八毛钱，其他理发馆才两三毛，剃头挑子就更便宜了。”1956年在公安局工作的王铭珍去“四联”奢侈了一把。那次，他头一回担任一场国际会议的保卫工作，决定去四联理个发，精神精神。王铭珍回忆，那次他是乍着胆子去的。在他印象里，能去四联理发的不是教授就是官员。一进门，理发员笑容可掬地迎上来。“说话都是上海口音，跟侯宝林的相声似的，洗头都说，‘打一打好吧？’”王铭珍笑回忆，“四联从上海带来10把美国进口的大椅子，坐着倍儿舒服，每人八条毛巾……上海师傅活儿好，服务也好，让你花了钱心里也高兴。”

康邦章记得四联刚开业的时候，每天早上开门之前门口都会排起大队。有一年临近春节他们更是早上五点钟就营业。一直忙到夜里两点才下班。夜深了，师傅们也回不了家，只好到附近的清华池忍一宿。可刚躺下没半个小时，就被叫起来了。原来，四联门口的队伍已经排到米市大街了。“东城区委一看这可不行，赶快开门吧！”于是，康师傅他们只好睡眼惺忪地，又干起来。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北京人有正月里不剪头的习俗。康师傅笑着说：“那个月我挣了120多块钱，都超过处长了。”

距离四联不远的中国照相馆也同样火爆。每天早上四五点就有人在门口排队，即使下午三点就停止发号，生意依然会持续到晚上十点。那时候标准像、全家福、礼服照、婚纱照，“中国照相”全都有。比起北京的照相馆，“中国照相”的礼服更时髦，布景更漂亮，用光也更加讲究。当时，人们都以有一张印有“中国照相”字样的照片为风尚。

一位70多岁的老顾客回忆，当年他去部队报到路过北京，特意赶到这里照了平生第一张照片。为了这张照片，他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差点没赶上火车。

上海名店不但带来了高超的手艺，还带来了很多上海独有的经营理念。当年在一家本土照相馆工作的常华记得，那时所有迁京店铺牌匾的显著位置都会写着“上海迁京”四个字，中国照相馆还把印有自己名号和价目表的小卡片放在店中，任顾客随意取阅。“当时他们的广告意识已经很强了。”

上海名店在北京也有水土不服的。“美味斋”是这次迁京老字号中为数不多的餐饮业。在上海这家以“菜饭”闻名的饭庄，每天营业到晚上九点还门庭若市，但到北京以后，由于找不到更好的位置，“美味斋”被安排在菜市口。当时的菜市口远离闹市，每天天一擦黑儿，大街上就没人了，而且又地处老北京扎堆儿的北京南城，口味上很难得到认同。开业后很长时间，饭店都在亏本经营。不过“美味斋”咬住牙坚持上海口味不变。渐渐地这里成为在京南方人聚会的地方，老北京人也愿意来尝尝鲜了。

落户北京不容易

相比商业上的成功，上海迁京的师傅们落户京城，就不那么顺利了。如今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五六十年的康邦章师傅，提到当年在北京安家的过程就一肚子牢骚。

康邦章说，当年北京市福利公司跟他们签合同时保证，家属是城市户口的三个月内迁京，农村户口的一年内迁京。康邦章老家在江苏镇江农村，他爱人是农村户口。眼看着同事城市户口的家属都顺利进京了，他爱人的户口问题却迟迟解决不了。康师傅说，同事中像他这种情况的大有人在。事情拖了两年也没解决，大家都不干了，甚至嚷嚷着要“罢工”。当年康师傅正在积极要求入党，作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及时了解、汇报群众的思想动态。当他把“罢工”的消息报告给福利公司，领导一听还挺紧张的。“其实，大家哪儿敢‘罢工’，过过嘴瘾罢了。”康师傅说。不过，经过这么一折腾，公司终于开始认真对待家属户口进京的事儿了。“北京这边愿意接收了吧，农村又不放了。”康师傅说。当年他爱人年轻力壮，在农村算个壮劳力，农村死活不放人。即便是这样，康邦章的爱人还办了个临时户口，带着孩子来了北京。康师傅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中央号召所有住在北京的临时户口都回乡，他爱人带着孩子顶住压力，愣是不走。结果，扛了几个月，中央下文件，所有在北京3个月以上的临时户口都变成正式户口。“当年好多人顶不住都走了，幸亏我们没走。”康师傅感到万幸。

老伴儿的户口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进京了，但房子还得康师傅自己解决。当年合同上虽然说给所有迁京人员解决住处，但那说的是集体宿舍。当家属们陆续进京后，大家纷纷自立门户。当时，康邦章的舅舅正在北京电车公司教开车。空闲时间康邦章经常到阜城门外的车场找舅舅玩。听说他正找房子，舅舅的一个学徒给他介绍了甘家口的一个房东。“那时候，甘家口还是农村，房东老大爷有好几间房闲着。”令康邦章惊喜的是，房东大爷竟然不收他房钱，生活上还处处照顾他们一家。为了表示感谢，每个月康邦章都给房东老大爷送东西，什么茶叶、点心，尽拣好的买。他爱人也常帮街坊们干体力活。那时候，没什么北京人、外地人的壁垒，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康邦章还在那个小院里又生了两个孩子。

几年后，房东的孙女结婚，康邦章不得不另找房子。那阵子，为了房子，康邦章的爱人天天泡在甘家口房管所跟人家磨。恰好房管所的工作人员是他们镇江同乡。后来还真给他们在前门外鲜鱼口找了两间平房。不过，一家6口住在两间小房里紧巴了点儿。康师傅一个在东城房管所工作的老顾客听说后，又帮他们调剂到东四六条的一个大宅院里。“那个房子可好了，听说是一个资本家的房子。”康邦章一家在大宅里一直住到“文革”后，直到“资本家”落实政策收回宅子，才搬出来。这时候，公司终于兑现了当年的承诺，在东直门外给他分了一套楼房。

“幸亏那时候小孩都是就近上学，教育上还没问题。”说起自己在北京扎根的艰辛路，康邦章唏嘘不已。虽说是集体迁京，但是他们一家最终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户口和工作，也着实不易。

现在问起康师傅：“您认为自己是北京人？还是上海人？”他还是会陷入两难的选择，就像他的口音既不是上海话，也不是北京话。然而，他自幼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却没有这种身份尴尬。他最小的两个孩子都生在北京。“男孩叫‘京生’，女孩叫‘京花’，都是派出所警察给起的。”康邦章说，“生在北京，当然就是北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