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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谁第一个捅破了节制生育的窗户纸

2025-7-3 15:15|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黄加佳|来自: 北京号

摘要: 1922年，世界节育运动的先驱桑格夫人来华访问，并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关于节制生育的演讲。此后，节育运动开始在中国萌芽。100年前，主流舆论界对“节制生育”视为洪水猛兽。北平《世界日报》曾刊文称之为“外国 ...

1922年，世界节育运动的先驱桑格夫人来华访问，并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关于节制生育的演讲。此后，节育运动开始在中国萌芽。

100年前，主流舆论界对“节制生育”视为洪水猛兽。北平《世界日报》曾刊文称之为“外国反动医学人士”，并认为其居心叵测。在抱有“多子多福观念”的中国人眼中，节制生育是一件离经叛道的事。

第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人

桑格夫人于北大（左：胡适，右：张竞生）《晨报副镌》1922年4月25日，第二版

桑格夫人

1922年7月11日至14日，第五次国际生育节制大会将在英国伦敦召开。当年2月，桑格夫人便从美国出发，她想在会前往日本和中国两个东方国家，宣传一下节制生育的理念。

不过，桑格夫人在日本遭到很大抵制，日本政府甚至一度禁止让她上岸。与日本的抵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知识界对桑格夫人和她宣传的理论，抱以极高的热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不但邀请桑格夫人到北大做报告，还委托大名鼎鼎的胡适为她做翻译。蔡元培在演讲启事中写道：“无限制的生育，使人口之增加超过教养能力，小之可至一身一家之贫篓，大之实为世界文化与和平之一大危机。”可见，当时知识界已经把“节制生育”提高到关乎民族兴亡、世界和平的高度来讨论。

4月19日演讲当天，北大三院“听讲的人满坑满谷，四壁有站着的，窗口上有爬着的，甚至把北大三院的窗户桌几都要给挤坏了。”当天，桑格夫人演讲的题目是《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她不但历数了人口增长过快对人类社会的威胁，还大篇幅介绍了具体的节育方法。

在公开场合大谈“性”事，在中国是闻所未闻之事。因此，这次演讲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也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当时正在北大读书的陈东原，后来在他撰写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中写道：“当时听讲的十分拥挤，讲稿传出后，更是轰动一时，认为是甘霖玉露的也有，认为是奇谈趣语的也有。但是中国社会弥漫的‘性’的玄秘空气，总算她第一个出来打破的。”

桑格夫人的演讲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1922年6月，《妇女杂志》展开了关于节制生育的大讨论，《家庭研究》杂志还特地开辟了《产儿限制号》。“节育”一时成为北京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此前因提倡生育限制法，而大受社会咒骂的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不无感慨地说：“我的学理比山格夫人的高深得多。但我被侮辱，伊享盛名，所以不同的缘故，因为伊是美国的女子，我是中国的男人！”

虽然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在“多子多福”观念流传了千年的中国，桑格夫人的节育理论还是引起了不少攻击。有人认为生育是自然法则，“用人为的方法节制生育，便是背叛‘自然’的罪人。”他们认为男女结合的唯一目的就是生育子女，除此之外纵欲过度就是禽兽之行。有人担心，“如果避孕方法可以使人知道，不是男女苟合的事情要增多么？”还有人把节制生育上升到民族存亡的高度，认为节制生育会导致人口数量下降，有亡族灭种的危险。这些言论今天看来都不值一驳，但在当时却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想法。

不论支持也好，反对也罢。桑格夫人的这次来访，第一次把“性”的问题摆到了中国人的台面上。正如陈东原感慨的：“中国从前何尝有人把‘性交’的事拿在大庭广众中演讲的哩？他这一次的演讲，除了生育节制的种子外，还创始了一种好的态度，给中国人知道‘性’的事情原来还是值得用科学方法去探讨的啊！”

从培训接生婆开始

杨崇瑞

桑格夫人第一次访华时，杨崇瑞正在协和医学院进修。

杨崇瑞出身书香门第。虽然是个女孩子，但13岁父亲就把她送入北京有名的贝满女中读书。贝满女中毕业后，杨崇瑞考入协和女子医科大学。1917年，她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22年，在山东和天津工作几年后，她又回到协和医学院进修。此时，她才开始把自己的专业确定为妇产科。为什么会走到助产事业上来？杨崇瑞在自传中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我是一个女人。”在工作中，她见证了太多女人因生产而丧命。

100年前，中国产妇面临何等野蛮的接生方式是今人难以想象的。20世纪初，一度在福建福清县工作的英国医生波尔特，在他撰写的医学报告里，这样描述中国产妇在家分娩的恐怖景象：产妇坐在床边，丈夫坐在身后支持产妇身体，接生婆在产妇前面忙碌；为了给婴儿“开路”，常常给产妇留下无法治愈的伤害，甚至带来名为产褥热的夺命产后症。在高烧、寒颤和下腹部疼痛中，产妇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最后丢下宝宝，撒手人间。

杨崇瑞曾接到遵化县一位农民来信，说他们乡下很多刚生下来的小孩都因“四六风”而死。他的两个孩子都是这样死的。这次，他妻子在月子里也得月子病死了。他求医院大夫能去救救大人和孩子！收到信后，杨崇瑞赶紧组织人手，携带器械赶往遵化县。那一次，她深入遵化、三河、玉田等县的乡村进行调查。

经过生化实验，杨崇瑞发现，新生儿“四六风”死亡是由于破伤风杆菌传染而引起的；产妇的月子病则是在接生时，接生婆毫无卫生意识，致使感染病毒所致。据杨崇瑞统计，到那个是北平郊区和河北省农村的新生儿破伤风的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二百；产妇的产褥热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四十左右。再加上儿童因麻疹感染肺炎死亡的，就更多了。以至于，当时农村有句俗话：“只见娘肚大，不见儿走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还很少有产妇到医院去分娩。当时，无论贫富，产妇生产几乎全部依靠接生婆。封建时代，属“三姑六婆”之一的接生婆，被社会大众视为“贱业”。充当接生婆的，往往是一些没文化的中老年妇女。别说医学常识，就连起码的卫生都难以保证。

杨崇瑞认为，尽快改变中国产妇的境遇要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是组织人力将北平市挂牌开业的三百六十多名旧式接生婆，分期分批加以轮训；其二是兴办助产学校。

1929年，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在灯市口的临时校址成立。当时学校定名为“教育部、卫生部合组助产教育委员会附设第一助产学校”，后又改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由民国时期的教育部、卫生部联合聘任妇产科专家杨崇瑞博士为校长，主持校务。

建校之初，协和医院产妇科主任英国人马士敦主张，招收一些小学程度的女子，训练两到六个月，让她们尽快去城乡各处代替接生婆。但杨崇瑞认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接生婆是下九流的营生。如果招收一批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给她们短期培训，她们很容易就会放弃这个职业。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着眼，杨崇瑞觉得应该招收一批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并给予她们比较系统培训。这样她们能在社会上立稳两脚，打稳职业方面的基础。因此，第一助产学校学制三年，学生除学习妇科、产科、儿科、公共卫生等相关专业外，还开设了社会学、心理学和医院管理等课程。

为了扩大学校规模，杨崇瑞购买了交道口南大街84号的“蓉玲公主府”和麒麟碑胡同六号的民房，并在麒麟碑胡同兴建一栋三层楼房。据说，这里曾是明嘉庆年间大将仇鸾的府第。因为府门前立着一块雕着汉白玉麒麟的影壁，所以得名麒麟碑胡同。老北京有“麒麟送子”的传说，因此自明代起，这里就是北京产婆的聚集地，就连给皇家接生的产婆也住在附近。杨崇瑞选择在麒麟碑胡同旁边开办妇产医院，可谓用心良苦。1931年8月竣工后, 这里成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和附属产院的新址，即现在的北京东四妇产医院。

在开设新式助产学校的同时，杨崇瑞开始着手对北平挂牌营业的360名接生婆，分期分批进行培训。据说，杨崇瑞的接生婆学生们，平均年龄高达54岁，其中还有给末代皇帝溥仪接生的产婆。

杨崇瑞对接生婆们的培训，包括接生时要用肥皂洗手、剪指甲，接生的每个环节怎样消毒，如何处理分娩时的危急情况，如何结扎脐带防止新生儿破伤风等。今天看来，这些培训内容非常基础，不过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当年接生婆们的水平之低。

节制生育咨询部

1921年底，杨崇瑞与妇婴学院学生合影

妇产医院二等病房门口

1929年，杨崇瑞在北平第一国立助产学校为婴儿做检查。

在杨崇瑞的努力下，一批批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助产士走出校门。“去医院生孩子”的观念也渐渐深入人心。但令杨崇瑞备感无力的是，虽然卫生和现代医学观念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但临床中孕产妇的各种病症不但没有减少，还有加重的趋势。杨崇瑞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多产”。

杨崇瑞曾经做过一项专门统计，育龄妇女中已生育四至五胎的占绝大多数，有人甚至生过15胎。产妇中年龄最大的达54岁，最小的只有15岁。反复怀孕、生产造成许多女性患有子宫脱垂等病症。出生的孩子中至少有一半是不被欢迎的，许多孩子死于照顾不当、虐待，甚至溺婴。据杨崇瑞统计，中国当时每年有1100万至15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310万至472万个婴儿，这个比例大大超过西方国家。

1930年2月，在杨崇瑞、燕京大学司徒（Maxwen Stewart）教授、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等人的倡导下，北平妇婴保健会成立。该会成立初期规模很小，不太被社会关注，甚至一度因各种原因而停办数月。直到1932年清华大学陈达、燕京大学雷洁琼等人加入后，才日渐红火起来。此时，北平妇婴保健会在钱粮胡同甲二号保婴事务所内设立了节制生育咨询部。每星期三上午9时至12时，杨崇瑞亲自到这里面授节育方法。

从桑格夫人的介绍中可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节育方法主要有断欲节欲法、断种法和机械法。

断欲法，是指男女之间保持精神上的爱情，不涉情欲。不过，这种古典的、柏拉图式的爱固然高尚，但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不具备推广价值。节欲法，指的是今天人们仍经常采用的“女性安全期避孕法”。桑格夫人认为这种方法很不可靠。据统计，曾有5万名德国退伍军人采用安全期避孕法，结果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有效。不过，看了桑格夫人对“安全期”的定义，就知道为什么她认为“此说不甚可靠”了。当时，医学界认为女性“安全期”是“月经止后两周拜到月经前三天”。这显然与今天的解释大相径庭。

断种法，分为“X光放射法”和“外科手术法”。通过外科手术节育的方法今天仍在使用，但桑格夫人大力推崇的“X光放射法”，今天看来就显得很可疑了。据桑格夫人介绍，德国医学家霍克研究认为，用X光放射男女生殖器可以使种子变弱。据说，放射X光时还可以控制分量，“要断种一年便一年，要断两年便两年”。“这种注射X光线的方法，全无痛苦，并且不是使男女日后无色欲能力，不过把男的精虫、女的卵子消化，没有娠育的能力罢了。”然而，今天我们知道，长期暴露在X光射线之下，对人体的副作用极大，决不会有人用这种方法避孕了。

机械方法是今天仍被广为使用的男用避孕套和女用子宫帽, 以及避孕药。

从杨崇瑞写的临床记录分析看，当时他们主要向前来咨询者推荐女用避孕器具。当时常用的女用避孕器具主要分为宫颈帽——带有1％乳酸胶冻的橡胶子宫托和放在食醋内的一种简单的阴道塞。由于阴道塞比较便宜，医生们大多向患者推荐阴道塞。不过，医生们对北平当时能找到各种醋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不同的醋质中酸的含量大不相同。后来，使用阴道塞的患者大多改用了宫颈帽。

然而，避孕的效果并不太令人满意。杨崇瑞统计，1930年3月至12月的10个月中，只有22名患者使用了避孕用品。虽然，寻求避孕帮助的患者中很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上层阶级，但避孕失败的比例还是相当高。其原因，有的是因为对诊所缺乏信心、就诊匆忙；有的因为子宫托断裂；有的是因为丈夫不喜欢或迷信。

《北平晨报·人口副刊》刊登的《妇婴保健会工作报告》中显示，接受节育咨询的前100个案例中，有55名丈夫曾受过大学教育，只有3人不识字。可见，当时寻求节育服务的，大多是社会的中上流的社会分子。普罗大众对节制生育还怀有较深的成见。

1937年，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中国社会转为战时模式，杨崇瑞也奔赴大后方。节制生育的工作就此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