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是如何为“蓟县故城”作注解的

2025-7-8 23:31|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王旾|来自: 王旾自说自画

摘要: 郦道元是如何为“蓟县故城”作注解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了当时的蓟县治所所在地的“蓟城”，以及早已不是蓟县治所所在地的“蓟县故城”。从北魏郦道元的描述来看，当时的“蓟县故城”是位于今房山区长 ...

郦道元是如何为“蓟县故城”作注解的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了当时的蓟县治所所在地的“蓟城”，以及早已不是蓟县治所所在地的“蓟县故城”。

从北魏郦道元的描述来看，当时的“蓟县故城”是位于今房山区长阳镇广阳村的“广阳县故城”北面的广阳水北面的漯水(古永定河)向东北拐弯的北面，即今石景山区老古城一带；当时的“蓟城”位于由西湖(今莲花池)流出的洗马沟水注入漯水的北面，即今西城区南部。

但是《水经注》自北魏成书以来，经过后人传抄、校注等原因出现丢字漏字，文字挪移等现象，并形成了多个版本。这也给今人研究北京地区古代水系及古城址位置带来麻烦。

现在通行的版本是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的《水经注》，(水经注校证/(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1)。

其中对蓟县故城、蓟城、漯水、高梁水、戾陵堰、车箱渠等的记载，摘录如下。

《水经注》卷十三：

“△又东南出山

……漯水自南出山，谓之清泉河，俗亦谓之曰千水，非也。漯水又东南迳良乡县之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过广阳蓟县北，　　

漯水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谢承《后汉书》曰：世祖与铫期出蓟至广阳，欲南行。即此城也。谓之小广阳。

漯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秦始皇二十三年灭燕，以为广阳郡。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代戎。城有万载宫、光明殿。东掖门下，旧慕容儁立铜马像处，昔慕容廆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俊，光寿元年，齿四十九矣，而骏逸不亏。儁奇之，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颂其傍，像成而马死矣。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扬于后叶矣。漯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铫期奋戟处也。其水又东入漯水，漯水又东迳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景明中造浮图建刹，穷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坟，基趾磐固，犹自高壮，竟不知何王陵也。漯水又东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漯水。

《水经注》卷十四:

……易荆水又东，……又东迳蓟城，又东径昌平县故城南，又谓之昌平水。《魏土地记》曰：蓟城东北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又东流注湿余水。湿馀水又东南流，左合芹城水，水出北山，南迳芹城，东南流注湿馀水。湿馀水又东南流迳安乐故城西。　……鲍邱水入潞，通得潞河之称矣。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其词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相漯水以度形势，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馀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人。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馀万亩。至景元三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晋元康四年，君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宏，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馀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五尺，……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纪勋烈，并记遏制度，永为后式焉。事见其碑辞。又东南流，迳蓟县北，又东至潞县，注于鲍丘水。”

在卷十三中郦道元也指出《水经》记载有误。

郦道元说:“漯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他的意思是说:现在(北魏)的“蓟县故城”城址是曹魏时(魏土地记)的“蓟城”，漯水(清泉河)在城的南面七里流过，而没有在城北面流过，因此成书于曹魏的《水经》云:漯水“过广阳蓟县(蓟城)北。”的记载是错误的，他写道:“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由于经过后世学者的校勘，出现挪移文字等情况。

当代学者中较早注意到此段文字中有挪移文字情况的是王荣华先生。王荣华《水经注卷十三记载的北京遗迹考》[2]一文：

“不同版本的《水经注》中这段文字记载是不完全一样。近代流传的一些版本的《水经注》大多为清代学者的校勘本。查《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是在'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句之下，'王莽'句之上。王国维著《水经注校》'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也是在'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句之下，'王莽'句之上。王先谦合校本《水经注》“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虽然在' 王莽'句之下，'东掖门'句之上，但注明了“朱八字在王莽上，赵改刊误曰八字当移在次行县曰伐戎之下。”杨守敬、熊会贞著《水经注疏》，“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虽然在'王莽'句之下，'东掖门'句之上，也注明了“朱八字在王莽上，赵依全校移，戴移同。”“朱”指明代朱谋玮《水经注笺》，“赵”指清代学者赵一清，“全”指清代学者全祖望，“戴”指清代学者戴震。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本是在'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句之下，'王莽'句之上，是清代学者赵一清在校勘时将其下移到“王莽”句之下，“东掖门”句之上的”。

以上是王荣华先生的疏理分析。

由此也可看出郦道元的本意是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来描述的，而后来的校勘者按照自己的认知将文字进行挪移，打乱了顺序，改变了原著。

细读《水经注》这段文字，可知错讹之处不止一处，有必要梳理分析一下:

(1)“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邱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

郦道元说:现今蓟县故城内西北隅有蓟丘，蓟城之名就是因城内有蓟丘而得名的。就如同鲁国的曲阜和齐国的营丘得名原因一样。这里就是西周初年武王封尧后于蓟的地方。

还有一说是“封黄帝之后于蓟”，实际二者并不矛盾，《史记》记载帝尧也是黄帝之后。

(2)“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

今人通过考古发掘证明武王封召公之北燕在今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那里发现了西周初期的“燕城”。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广阳国蓟县下云：“蓟，故燕国，召公所封”。是说，燕都蓟是召公所封的。西周初年的召公，是辅佐周王的三公之一，是武王分封的功臣谋士之一，“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召公是“受封”，召公并没有分封的权力。“召公所封”，是指共和时期执政的召公，他才有分封的权力。

由此可知是在西周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28年）召穆公执政，召穆公更封后，始有燕国迁都蓟城的历史[3]。

西周“燕城”《发掘简报》说：“我们认为在西周晚期琉璃河城址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它已由燕国的都城变为一般的居民点。也就是说琉璃河古城作为燕国都城的使用时间是在西周早中期”(王彩梅《燕国简史》，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5月，171-172页)。西周早中期是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863年，西周晚期是公元前862年-公元前771年。召公所封燕国都蓟的西周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28年），恰好是《发掘简报》说燕城“已由燕国的都城变为一般的居民点”的西周晚期，从而从考古学层面印证了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云：“蓟，故燕国，召公所封”这一记载的真实可靠性。[4]

所以郦道元所说“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当修正为“共和时期召穆公所封之故国也”。

(3)“秦始皇二十三年灭燕，以为广阳郡”。

史载秦始皇二十五年灭燕。此处当修正为“秦始皇二十五年灭燕，以为广阳郡”。

(4)“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

在刘邦封卢绾为燕王之前，就有韩广自封为燕王。项羽分天下为十八路诸侯，立臧荼为燕王，都蓟。迁燕王韩广为辽东王。

更名燕国不是从刘邦分封开始，当然，郦道元不可能面面俱到，可能也有维护帝制的因素在里边，毕竟项羽没有称帝。此处可以修正为“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名燕国”。

(5)“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代戎。城有万载宫、光明殿”。

“代戎”应是“伐戎。“光明殿”应是“明光殿。“城有万载宫、明光殿”是西汉刘旦时期宫殿，时间早于新莽时期，依郦道元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描写，此处修正为“城有万载宫、明光殿。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伐戎”。

(6)“东掖门下，旧慕容儁立铜马像处，昔慕容廆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俊，光寿元年，齿四十九矣，而骏逸不亏。儁奇之，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颂其傍，像成而马死矣。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

是说西晋永和九年(353年)二月，燕主慕容儁称帝，立其妃为皇后，世子晔为皇太子，皆自龙城迁于蓟宫，蓟城始为帝都。并在蓟城宫城东掖门立有铜马像。

1965年，北京西郊八宝山南侧修筑地下铁路时发现了西晋王浚妻华芳墓一座，墓志记载，华芳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假葬于燕国蓟城西二十里”。墓葬的年代确切，墓地与蓟城的相对方位、里城也记录的十分明确。这说明时的蓟城在今北京西城区，也就是说慕容俊时代的蓟城在今北京西区。因此，这一段记载不属于“蓟县故城”，这段文字当是后人校注时挪移过来。

(7)“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扬于后叶矣”。

《刘靖碑》立于大城东门内道路的北边，大城即是郭城，因城内有小城-宫城，故称大城。

那么这个大城是指当时的“蓟县故城”，还是指当时的“蓟城” ？

从卷十四记载《刘靖碑》的位置看，“大城”指的是“蓟县故城”。

《水经注·卷十四》云:“高梁水“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径《刘靖碑》北。又东南流迳蓟县北，又东至潞县，注于鲍邱水”。

卷十四说高梁水向东流，先经过“刘靖碑”，之后再经过“蓟县”北的。蓟县指的是当时蓟县县治所所在地的蓟城，由此分析可知，高梁水是先经过“刘靖碑”北之后，又东南流经“蓟城”北的，所以《刘靖碑》所在的“大城”是指“蓟县故城”。

由此可见，“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扬于后叶矣”这段文字当在“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伐戎”句之下、在“东掖门”句之上。

由上面的疏理可知，“蓟县故城”内有蓟丘、刘靖碑等，而从西晋元康四年(294年)九月二十日立《刘靖碑》的目的是“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就是表彰刘靖修建戾陵堰车箱渠的功绩有利于百姓，用以纪念他。那么，能起到这个作用的只有人口最多的燕都蓟城，由此可见，公元294年之时立《刘靖碑》的地方还称“蓟城”，那时还没有称“蓟县故城”。

那是何时才称“蓟县故城”的呢？

当是在公元294年至307年之间的某年。如以新蓟城是公元295年开始动工建设的，那么需要四、五年的建设工期，大约在公元300年建成。294年至307年的中间值也是公元300年。

建成之后，蓟县治所等由旧蓟城迁至新蓟城。旧蓟城始称“蓟县故城”。

所以，笔者认为前期蓟城与后期蓟城分期时间以公元300年(西晋永康元年)为分界。这一时期正处于西晋中期。

梳理《水经注》这段记载可知，这个后世所称的“蓟县故城”，蓟县故城是“前期蓟城”遗址，就是西周至西晋中期的蓟城。

(8)“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铫期奋戟处也”。

是说自西湖(今莲花池)东流为洗马沟水，它从蓟城西侧南流东转经过南门南面后，向东注入漯水。这个南门曾是汉代铫期奋戟之处。

由上面的梳理可知，西晋中期之前的蓟城，其城址所在即是后世所称的“蓟县故城”，铫期奋戟的发生地当在“蓟县故城”城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