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总体规划手法的特点

2025-7-27 09:08|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傅熹年|来自: 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

摘要: 《明代北京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总体规划手法的特点》一文以紫禁城、太庙、天坛为样本，通过实测数据与空间分析，揭示出古代建筑群规划的精妙逻辑：从紫禁城以三殿两宫为模数构建空间层级，到太庙用“九五”比例象征皇 ...

《明代北京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总体规划手法的特点》一文以紫禁城、太庙、天坛为样本，通过实测数据与空间分析，揭示出古代建筑群规划的精妙逻辑：从紫禁城以三殿两宫为模数构建空间层级，到太庙用“九五”比例象征皇权，再到天坛历经四阶段演变的轴线艺术，无不展现着模数控制、几何中心布局与方格网基准的匠心。

本文突破文献匮乏的局限，既呈现了“化家为国”的象征体系，又解析了等级森严的空间秩序。无论对建筑史学研究者还是文化爱好者，都能从中窥见古人如何以建筑语言书写礼制与哲学，堪称理解中国古代大型建筑群规划逻辑的经典之作。

本文刊载于《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五辑上）》。

中国古代建筑的最重要特点之一，是采取院落式的群组布局，建筑物沿水平方向展开。各种建筑群，大至宫殿庙宇，小至民居，都把大大小小的单栋建筑围成尺度和空间形式各异的院落，以满足不同的使用要求，并取得丰富多样的艺术效果。从现存的一些大建筑群看，尽管院落重重，屋宇错杂，空间形式富于变化，其布局却都主次分明、统一谐调，有明显的节奏和韵律，极富规律性。可见，中国古代群组建筑在规划和设计上必然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手法，否则是难以取得这样的效果的。

现存的中国古代建筑典籍中，有关单体建筑的尚有《营造法式》、《鲁班经》、《工部工程做法》等技术专著，唯独对城市规划和大建筑群的总体规划和布局方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和资料。我们只能通过对现存实物进行研究，试图找出某些线索来。

中国古代汉、唐、宋、元的宫殿祠庙等，史书盛赞其千门万户，弘壮雄深，可惜都已毁灭。个别遗址虽进行了局部发掘，也不能了解其全貌。在现存大型古建筑群中，保存基本完整，并可较好反映原规划设计意图和手法的，只有明清时代的建筑，包括宫殿、苑囿、坛庙、王府和皇家修建的大寺观等。其中北京紫禁城宫殿、太庙、社稷坛、天坛等，基本保持着明代的布局，又都属皇家工程，它们在总体规划上表现出的共同特点，即明清规划设计手法的特点。且明代宫室坛庙，上承宋元，下启清代，从这里开始探索，如有所获，也便于上溯下延。

下面，分别对北京紫禁城宫殿、太庙、天坛的规划特点和使用手法进行介绍。关于上述各建筑群的艺术处理和成就，近年分析探讨的论文颇多，本文不赘述。

一北京紫禁城宫殿

紫禁城又称大内，现通称为故宫。故宫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宫中的主要建筑前为太和、中和、保和三殿相重，称“前三殿”，后为乾清、坤宁二宫（也是殿），称“后两宫”。后两宫之左右有“东西六宫”。它们都是主殿居中，由廊庑配殿围成殿庭的宫院。通过对紫禁城宫殿的现状进行仔细研究，发现它在具体的规划设计上确是经过精心考虑，具有很多特点的。

（一）紫禁城宫殿和明北京城的关系

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攻克元大都后，改称北平府。因城周太广，不利于防守，当年即废弃北城墙，在其南约3千米处建新的北城墙，即今德胜门、安定门一线的北城墙，余三面城墙未加改变。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一月，明成祖朱棣决策在此建都，改称北京。次年（1417年）开始大规模建设。除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基本建成宫殿、坛庙、王府外，还把南城墙从今长安街一线南拓到今正阳门一线。随后，在宣德、正统间（1426—1449年）陆续建成城楼、箭楼、宫前千步廊外侧的衙署，并在城内各地修建仓库等。这种情况说明，明永乐定都北京时必有一个统一的规划，陆续实施。但关于这问题目前尚未发现文字资料，我们只能通过对现状和遗迹的探讨，逐步加以揭示。

从较大范围研究明清北京城，目前所能利用的最好的实测图是北京市1/500地形图，这里即根据从此图上量得的数据进行探讨（图1）。

图1 明清北京城平面图

紫禁城的外廓尺寸从1/500图上量得为东西753米，南北961米。它在城中的位置，在南北向上，紫禁城北墙外皮至北城墙内皮之距为2904米，紫禁城南墙外皮至南城墙内皮之距为1448.9米。以紫禁城南北之长961米和这两个距离相比，就会发现：

2904m：961m=3.02：1，

1448.9m：961m=1.51：1

中国古代测长距离或以步，或以丈绳，都不很精确，在地形有变化时更不准确，1%至2%的误差完全可以略去。这样，就可以看到，紫禁城北墙距北城墙之距为其南北长的三倍，而其南墙距南城墙之距为其南北长的一倍半。这就是说，建北京时，在规划中把北京城的南北长定为紫禁城南北之长的5.5倍；在确定紫禁城位置时，使紫禁城偏向南侧，令其与南城墙之距为与北城墙之距的一半。

明北京城的东西宽约6637米，以紫禁城之东西宽753米与它相比，则6637米：753米=8.81：1，近于9：1，误差为2%。

北京城的东西向尺寸因为有三海和积水潭的阻隔，较南北向更不易测量准确。北京紫禁城及城市中线不居城市之东西中分线，主要是受西侧三海的影响，不得不向东偏移129米。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堪舆的影响或比附某些数字的原因。一些宫殿、坛庙史载的尺寸往往有奇怪的尾数，如说紫禁城宽236.2丈，长302.95丈等，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据此种种，可以认为在规划北京城时，是以城宽的1/9酌加一定尾数为紫禁城之宽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明代紫禁城之宽为北京城宽的1/9，长为北京城长的1/5.5。反过来说，也可以认为北京城之长宽以紫禁城之长宽为模数，宽为其9倍，深为其5.5倍，面积为其49.5倍，近于50倍。

但明北京的东西城墙和明紫禁城的东西宫墙又都是局部沿用了元代大都城和元大内的东西墙，所以明北京东西宽为紫禁城9倍这个比例实际上是从元代继承下来的。近年考古学家对元大都遗迹进行了勘察发掘，作出平面复原图。设以复原图中大内之宽为A，以大内与其北御苑南北总长为B，用作图法可以证实，大都城东西宽为9A，南北长为5B，即元大都之长、宽以大内与御苑之和为模数，城之面积为大内与御苑面积之和的45倍（图2）。

图2 元大都城平面示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九和五两个数字。因为《周易》中多次有九五为“贵位”的说法，在注和疏中解释为“得其正位，居九五之尊”和“王者居九五富贵之位”，认为九五象征君位。后世遂引申出皇帝为“九五之尊”的说法，一般人不准并用这两个数字。元大都在规划中使都城和大内出现九和五的倍数关系正是要用这两个数字表示大内为帝王所居、大都为帝王之都，都属“贵位”的意思。

中国古代有个恶劣的传统，即新兴王朝常常要把前朝的都城、宫城毁掉，认为这样可以消灭前朝的“王气”。徐达攻下大都立刻把北城墙南移，除防守需要外，也未必没有这种因素。所以明朝在北京定都，必须对元都城和宫城大拆大改，决不能完全继承。由于三海和城东一些池沼的限制，大都的东西墙和元大内的东西墙都不能改动，则在东西向9与1的比例便已经确定了，只能在南北向比例上改变。为此，把北京的南城墙和宫城紫禁城都向南移，在比例上改为5.5与1之比。这个比例的确定是有意使紫禁城的面积为大城的1/50。因为同样在《周易》的《系辞》中有“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说法。王弼注说：“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宫城面积占全城的1/50，宫与城之面积正是四十九与一之比。古人建都城宫殿，讲究“上合天地阴阳之数”，以成“万世基业”。明朝改建大都为北京时，在东西墙受地形限制不宜改动的情况下，找到以“大衍之数五十”来取代元大都的九五贵位的比附手法，是颇具苦心的。它实际上只是把大城和宫城平行南移，缩减北城而已。城市的中轴线、干道网和街区内的胡同都沿用下来，同时也找到了引经据典的说法。明改造大都为北京，最大的变动是毁去元宫建新的紫禁城。元宫是元政权的象征，明朝必须把它拆毁。其办法是使新建的紫禁城稍向南移，使宫中最能象征元代皇权的帝、后寝宫延春阁留在紫禁城外北面，在其处堆积拆毁元宫的渣土，以示“镇压”，认为这样可使其永无复辟之望。在渣土堆上再培土植树，就形成现在的景山。明朝人常说景山是“镇山”，就是这个意思。这样，新的明北京就在元大都的基址上出现了，它仍然保持着都城以宫城之长宽为模数的古老传统，只是比例数字和“理论依据”变了，象征皇权和政权的宫殿和官署也全部拆旧建新，泯灭了元大都和元政权的主要痕迹。

（二）紫禁城内各组宫殿间在面积上的模数关系

紫禁城宫殿由数十个大小宫院组成，都是封闭的院落，主要宫院在中轴线上，次要的对称布置于轴线两侧。现在中轴线上的主殿前三殿和后两宫两所主要宫院都屡建屡毁。前三殿在明代经正统五年（1440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天启五年（1625年）数次重建，清代又把太和殿由面阔九间改为面阔十一间，改殿左右通东西庑的斜廊为防火的隔墙，并在东西庑加建隔火墙。

后两宫经明正统五年（1440年）、正德十六年（1521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几次大修，又在正德末嘉靖初在两宫之间增建了交泰殿。

现存三殿、两宫各单体建筑已非明初原物，但整组宫院的占地范围，门、殿、廊、庑的台基，主殿下工字形汉白玉石台座的位置、大小等都不可能有很大改变，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它们的位置、尺寸推测其设计规律和手法。

紫禁城后两宫的平面尺寸，东西向118米，南北向218米，呈一矩形宫院，其长宽比为11：6。

前三殿建筑群的面积东西向为234米，南北向348米，以四角库内所包面积计为234米×348米，其长宽比恰为2：3（图3）。但进一步分析这些尺寸，又可发现前三殿的东西宽234米约为后两宫之宽118米的2倍，这数字当非偶然。经在总图上反复分析核查，果然发现自太和门的前檐柱列中线到乾清门的前檐柱列中线间之距为437米，也恰为“后两宫”南北长度218米的2倍。这就表明，在规划设计前三殿时，是把自太和门前檐至乾清门前檐之距作为前三殿南北之长，并令其为后两宫之长的2倍的。这样，前三殿的面积就恰为后两宫的4倍。

图3 紫禁城前三殿后两宫平面图

上面的情况表明，在紫禁城的总体规划布置上，某些重要建筑群的轮廓尺寸是受某一模数控制的。在总图上还可看到，东西六宫的尺寸也与后两宫的尺寸有关。

东西六宫在后两宫的东西侧，每侧二行并列，每行由南至北为三宫。东西六宫为乾东西五所，各有五座两进的四合院，东西并列。自东西六宫中最南两宫的南墙外皮至乾东西五所北墙皮之距为216米，与后两宫南北长218米接近。东六宫自后两宫东庑外墙外皮起，至东面一行三宫以东巷道的东墙外皮之距为119米，与后两宫之宽同。这情况表明，在规划东西六宫时，也是受后两宫的轮廓尺寸影响的（图四、五）

图4 紫禁城后两宫及东西六宫平面图

图5 紫禁城总平面图

（三）后两宫与皇城中各建筑间的模数关系

从图5可看到，在午门至大明门（即大清门）间的长度，也以后两宫之长为模数。自午门至天安门间东西朝房南北山墙之距（包括端门）为438.6米，比后两宫之长的2倍只多2.6米，可视为即其2倍；自天安门门墩南面至大明门北原千步廊南端为后两宫之长的3倍；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间相距356米，是后两宫之宽的3倍。这就表明，在规划天安门至大明门这段皇城的前奏部分时，也令其长、宽都是后两宫长、宽的3倍，亦即以后两宫之长宽为模数。

在更大的范围内看，自景山北墙至大明门处横墙之距为2828米，为后两宫之长的13倍。这就是说，皇城主要部分的总长度也以后两宫之长为模数。

（四）宫院内部的建筑布置手法

文所说只是就前三殿、后两宫、东西六宫等宫院的相对关系而言。它们都是大型宫院，在各宫院以内还有更为具体细致的布置方法。

第一，主殿居中。在紫禁城内各组宫殿，包括“前三殿”、“后两宫”、“东西六宫”、宁寿宫等，都有个共同特点，即把各该宫院的主殿置于院落的几何中心。如在这些院落的四角间画对角线，其交点都落在主殿的中部，就是明证（参阅图3、4、7）。

第二，用方格网为基准。在紫禁城内各宫院布局时，视其规模尺度和重要性，利用方10丈、5丈、3丈三种方格网为布置的基准。明代尺长在0.319米左右，据此画出方10丈、5丈、3丈网格，在各宫院实测图上核验可以很清楚看到对应关系。

前三殿所用的是10丈网格，基本为东西7格，南北11格。这方格网与“前三殿”的外轮廓无关；因为那是以后两宫为模数确定的，但却与院内布置密切相关。从图七中可以看到，前部殿庭如以太和殿东西的横墙为界，南至太和门东西侧门台基北缘恰为5格，而其东西宽以体仁、弘义二阁台基前沿计，是6格，即规划中令太和殿前殿庭为50丈×60丈。若殿庭南北之长计至太和殿前突出的月台前沿，则占3格，为30丈，而太和殿下大台基之东西宽占4格，是40丈。此外，太和门左右的侧门其中线都在网线上，与太和门的中线相距2格，即20丈。太和殿的台基本身之宽占2格，也是20丈。方10丈网格与前三殿建筑的密切应和关系证明它确是利用这种网格为基准布置的（图6）。

图6 紫禁城前三殿总平面图

在太和门至午门之间、午门外至天安门外金水桥之间也是以方10丈网格为基准布置的。

后两宫和东西六宫因尺度小于前三殿，使用的是方5丈的网格。后两宫东西7格，南北13格，为宽35丈，长65丈，殿庭宽6格，为30丈。东西六宫每宫宽3格，南北长包括宫前巷宽在内也是3格，是很有规律的布置（参阅图4）。

建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的皇极殿、乐寿堂是运用方5丈网格最典型之例（图7）。它基本落在东西7格、南北24格的方5丈网格上，自南而北，横街占2格，宫前广场占4格，外朝部分占8格，内廷部分占10格，共深24格，即120丈。在东西宽度上，宁寿门前广场及外朝院落均占5格，即25丈，主殿皇极殿占3格，即宽15丈，内廷主殿乐寿堂所在院占3格，也是15丈。这些现象表明宫内的布置与方5丈网格有极明确的对应关系。

图7 紫禁城黄几点乐寿堂总平面图

紫禁城中更小一些的宫院如武英殿、慈宁宫、奉先殿等，则是采用方3丈的网格为基准的。

第三，数字比附。元大都宫城与大城间九与五的数字关系在紫禁城中也出现过。前三殿东西总宽为234米，前三殿下工字形大台基之东西宽为130米，其间正是9：5的关系。此外，工字形大台基的南北长近228米，与前三殿总宽基本相同，故工字形台基之长宽比基本也是9：5。后两宫下也有工字形台基，其长宽为97×56，基本也是9：5的比例。前三殿、后两宫为外朝、内廷主体，所以有意采用九和五的比例，以强调其为帝王之居。

（五）这些特点和手法的意义和作用

从上述可以看到，在紫禁城的规划设计中，至少有三个多次出现的特点，即以后两宫之长宽为模数，主体建筑置于几何中心和以方格网为院落内建筑布置的基准，其中有的是规划设计技巧，有的还含有某种象征意义。

以后两宫为模数除控制面积级差外，还有象征意义。在紫禁城内，最重要的建筑即前三殿和后两宫。前者举行大典，是国家的象征；后者为皇帝的家宅，代表家族皇权。古代王朝是一姓为君的家天下，国家即属于这一家，对于做了皇帝的那一家而言，就叫做“化家为国”。以代表“家”（家族皇权）的后两宫的面积扩大四倍形成代表“国”的“前三殿”，正是用建筑规划手法来体现“化家为国”。同样，使中轴线上北起景山，南至大明门这么长距离也以后两宫之长为模数和使东西六宫和乾东西五所等小宫院聚合为后两宫之面积等也是这个含义，是要以此来表示皇权统率一切、涵盖一切、化生一切。推而广之，在都城规划中以宫城为模数，如元大都、明清北京那样，也有同样的含义。

紫禁城内各宫院，大至前三殿，小至东西六宫中各小宫，大都把主殿置于地盘的几何中心。这有很长远的历史。目前所见最早的例子是陕西岐山凤雏早周遗址，那时尚属商末，约距今三千年。这思想始见于文献是在战国末的著作《吕氏春秋》，书中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指国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可知“择中”有悠久的传统。汉唐以来至明清，宫殿坛庙和大的寺观大都如此，在紫禁城中不过表现得更普遍而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是等级森严的社会，在大小不等的建筑群中以不同的方式置主建筑于中心反映了那时在不同等级层次上都各有其中心，依次统属，最后都统属于皇帝的情况。从建筑布局来说，取中也是最容易做到的。

在规划布局中利用方格网的做法也有很久的历史。已知唐代大明宫、洛阳宫都用方50丈的网格，基本定型于元代的曲阜孔庙用方5丈网格，北京的文庙、东岳庙用方3丈网格。在紫禁城宫城中，同时出现了三种网格，即外朝自主体前三殿起，南到皇城正门天安门为代表国的部分，用方10丈网格；内廷主体后两宫和太上皇所居的皇极殿用方5丈网格；外朝辅助殿宇武英、文华二殿和太后所住的慈宁宫用方3丈网格。这反映出不同网格的选用既与建筑群的规模大小有关，也和它的级差与性质有关。从建筑规划设计上看，不同规模的建筑选用不同的网格略有些像使用不同的比例尺，可以把它们在建筑体量和空间上拉开档次；规模等级相近的建筑群选用同一种网格则易于控制其体量空间，以达到统一和谐的效果。这方法对于规划紫禁城这样由无数个大小宫院组成的复杂建筑群组尤为重要。

上述这些特点在下面将要介绍的明清太庙和天坛中大都还可以看到，只是表现形式不完全相同而已。

二北京明清太庙

正文北京明清太庙即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紫禁城外东南方，午门至天安门间御道的东侧，隔御道和社稷坛遥遥相对。它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现存建筑为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重建，又经清乾隆元年至四年（1736—1739年）大修。现状为内外二重围墙。外重南墙正中建一开有三个门洞的墙门，两侧各有一侧门；北墙只正中建一三个门洞的墙门而无侧门。内重南墙正中建面阔五间的戟门，中间三间设板门，两侧各建一间宽的侧门；北墙与后殿北墙在一条线上，只在后殿东西外侧各开一侧门。在内重墙内，于中轴线上，前后相重建前殿、中殿及后殿。前殿是祭殿，中殿是放帝、后木主的寝殿，共建在一个工字形台基上。后殿是存放亲尽祧庙的各帝、后木主的处所，另建在较矮的台基上，与中殿间有横墙隔开。现在前殿面阔11间，左右有面阔15间的东、西配殿；中殿、后殿各9间，左右各有5间配殿（图8）。

图8 北京明清太庙总平面图

现太庙的外重墙东西宽206.87米，南北长为271.60米略近于3：4的比例。在天安门内御道西侧与它相对的社稷坛的外重墙东西宽206.7米，南北长267.9米，实际相等，表明是在明初始建时统一定下的尺寸，相当于明尺650尺×850尺。

太庙内重墙东西宽114.56米，南北长207.45米，其比例关系为9：5。和紫禁城三大殿一样，也是以九与五两个数字象征它是天子之居的，尽管这里供的是死去的皇帝。它外重墙之东西宽206.87米和内重墙长207.45米实际上相等，则在外重墙宽和内重墙宽间也是9：5的比例，这和前三殿总宽与殿下大台基宽为9：5在手法上也基本相同。

在内重墙内，于中轴线上前后相重建有前、中、后三座殿，从内重墙四角画对角线，其交点正落在前殿的中心，证明前殿在内重墙围成院落的几何中心。以这交点为圆心，以它至内重墙南（或北）墙之距为半径画圆，则前殿东西配殿南山墙和后殿东西配殿北山墙的四个外角都恰好落在圆弧上，这当是在设计中精心安排的。

太庙在布局上也使用方5丈的网格为基准。以明代尺长折算，太庙外重墙宽65丈，长85.2丈，内重墙宽36丈，长65丈。这样，外重墙范围可排东西13格，南北17格，内重墙可排东西7格，南北13格。内墙东西宽不取35丈，而用36丈是为了保持长宽比为9：5的缘故（65×5/9=36.1）。

在图八上可以看到，画了方5丈网格后，金水河的北岸、戟门台基南北缘、前殿南北台基边缘、后殿南之隔墙都在东西向网线上；外墙南门、戟门、前殿、后殿的侧阶、侧门中线都在南北向网线上。还可看到戟门、前殿前月台、前中殿之距都占一格，即控制在5丈左右；戟门北阶至前殿南阶相距5格，即25丈；前殿月台上层宽占3格为15丈。从这些现象中可以看到方格网在布置院内建筑时的基准作用。

在紫禁城宫殿中出现的置主殿于院落几何中心和以九、五的数字突显皇家性质的特点，在太庙规划中再次出现，表明它们是明代大型皇家建筑规划布局中的通用手法。

三天坛

明清天坛在北京内城之南，内城正门正阳门和外城正门永定门间大街的东侧，隔街与西侧的山川坛相对。它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原是按历代传统建于都城之阳七里之内略偏东处的，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建南外城后，才被包在外城之内西临正阳门外大街的。

它始建时称天地坛，是按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建的南京大祀殿的规制建造的，实行天地合祀。到明嘉靖九年（1530年）又改为分祀天地，在大祀殿正南创建祭天的圜丘，形成今圜丘建筑群，另在北郊创建祭地的地坛。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又在原大祀殿的基址上参考古代明堂的传说建圆形的大享殿，即今之祈年殿，每年春天在此行祈谷之礼。自此，天坛实际有南北两部分，北为祈年殿一组，南为圜丘一组，中间隔以横墙，有成贞门相通，成贞门北有一条南北大道，直抵祈年门，大大强调了圜丘至祈年殿间的轴线。

天坛是现存明清皇帝祭祀建筑中最富特色的一组，以布局严整、形体庄重简洁、色彩瑰丽雅正、颇富神秘性而著称于世。关于天坛建筑群在建筑设计和施工上的卓越成就，近年论者颇多，这里暂不涉及，仅就其总体规划布局上的特点和现状的形成过程加以探讨。

中国古代宫殿坛庙一贯采取中轴线对称布置，前文所述紫禁城宫殿和太庙都是明证。作为祭天的天坛，其南北轴线却偏在东侧，实是非常奇特之事，但如果对其五百余年的发展变化作历史的考察，就可以找到原因。

现天坛的前身永乐时所建天地坛的情况，在《大明会典》中有记载，且附有图纸，这里简称之为《永乐图》（图9）。嘉靖九年、二十二年所建圜丘、祈年殿组在《大明会典》中也有图，这里简称之为《嘉靖图》。从这些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北京天坛的形成过程和规划特点。下面就分四个发展阶段加以介绍。

图9 永乐图

（一）永乐十八年始建时天地坛的形制和规划特点

据《永乐图》所示，结合《大明会典》等书的记载，永乐十八年按南京旧制所建的天地坛只有一圈南方北圆的坛墙，四面各开一门，以南门为正门，自此有甬道向北，直抵主建筑群大祀殿前，形成全坛区的南北中轴线。大祀殿建筑群总平面矩形，有内外两重壝墙。外重墙墙四面各开一门，北门北有天库。南门以内又有一重门，名大祀门，门内北面殿庭正中即主殿大祀殿。它下有高台，上建面阔十一间的大殿，这高台实即坛，故明初记载称“坛而屋之”，殿前东西侧有东西庑。自大祀门两侧有内重壝墙，与大祀殿相连，围成南方北圆的殿庭，与坛区的轮廓相呼应。在坛区西南角建有斋宫，正门东向，面对六祀殿至南门之间的甬道。

把《永乐图》与现状对照可以看到，坛区地形南高北低，现在坛内南北大道“丹陛桥”南端近成贞门处高出地面只几十厘米，但到北端接祈年殿处竟高出地面3.35米，有近3米的高差。所以在这里必须先筑高台，使稍稍高于南门，才能建坛。再以《永乐图》所绘大祀殿一组与现祈年殿组比较，除大殿由矩形变为圆形，下增三层圆坛外，附属建筑及布置基本未变。由此可以推知现在祈年殿一组下面的矩形大台子和南北甬道是永乐时就有的。现在的斋宫位于祈年殿西南方，倚西、南两面坛墙，也和《永乐图》一致，因知斋宫西的内坛西墙就是永乐时的西坛墙。

在《永乐图》上，坛区中轴对称，现祈年殿至丹陛桥、成贞门一线即当时的中轴线，故东坛墙应在中轴线东侧与西墙对称处。现丹陛桥的东有内外二重东坛墙，其中外坛东墙之距与西坛墙至中轴线之距635.7米很接近，所以可以确认它是永乐时的东坛墙。坛的正南门成贞门即《永乐图》上的南门，南墙即在这一线。现在弧形南折的南墙是明后期扩建斋后南移的。自祈年殿的中心南至南门成贞门之距为493.5米，北至外坛北墙498.2米，实即相等，故现在的外坛北墙即为永乐时的北坛墙。

《永乐图》在东西坛墙上画有东西门，西门之南为斋宫，可知现内坛西门即永乐坛的西门，东门应在今外坛东墙相对应处。东西门之间有大道相连。大道中心线北距祈年殿中心为247.7米，南距成贞门为245.8米，实即相等。

根据上述，可以在现状图上画出明永乐天地坛的总平面复原图。其坛区东西宽1289.2米，南北长991.7米。大祀殿下高台东西宽162米，南北长187.5米，殿建在台之中心稍偏北，殿之中心即为坛区之几何中心（图10）殿南与成贞门间连以甬道，形成坛区的南北中轴线。

图1 明永乐十八年创建的北京天地坛总平面图

在这个按实际尺寸画出的永乐时天地坛图上可以看到它的设计规律。和紫禁城内各宫院以后两宫为模数相似，天地坛是以祈年殿下高台之宽为模数的，坛区东西宽为其8倍，坛区南北长为其6倍，斋宫的长宽也基本与它相等。

综合起来说，在永乐十八年规划建天地坛时，是先按礼仪需要确定大祀殿一组的规模，同时也就确定了下面大台子的长宽。以台宽为模数，以其6和8倍定坛区之长宽。坛区内作中轴对称布置，把南门成贞门、甬道丹陛桥南北相重布置，形成中轴线。在大祀殿一组中，殿位于坛区的几何中心，以突出其最重要的地位，同时把东西门一线置于大祀殿中心至南门之距的中点，亦即自坛南墙向北1/4个坛区之长的位置。这是一个简单庄重、模数关系明确、强调中轴线和几何中心的规划。

（二）嘉靖九年创建的圜丘

明嘉靖九年（1530年）在天地坛正南创建祭天的圜丘壝（图11）。现在圜丘是三层石砌圆坛，三层直径分别23.5米、38.5米、54.5米，是清代拓展的结果，比明代大些。它外面有圆、方二重矮墙，称壝墙。圆壝直径104.2米，方壝边宽176.6米，只有方墙之宽仍保持明代之旧。它最外由坛墙围成矩形坛区，北坛墙即永乐坛之南墙，东西墙为永乐墙向南延伸而成，故坛区东西宽与永乐相同，为1289.2米，南北长为504.9米。在现状图上，若以天地坛东西门间大道的中线为界，向北至北坛墙为745.9米，南至圜丘南墙为750.7米，二者实即相等。这现象表明在创建圜丘区时，已对新旧两区统一作了规划，改以永乐坛的东西大道为统一坛区的南北中分线，据此定圜丘区南墙的位置。在圜丘区中，其南北之深504.9米比方壝之宽167.6米的三倍只多2.1米，实即相等。由此推知，在规划圜丘坛时，因从整体考虑已确定了南墙的位置，故只能反用永乐坛的手法，以坛区南北长的1/3定方地之宽，从而造成圜丘南北之长以方壝之宽为模数的现象。这当是为保持传统手法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图12）。

图11 明嘉靖九年建北京圜丘图

图12 明嘉靖九年创建的北京圜丘总平面图

（二）嘉靖二十四年改建大享殿后的天坛

圜丘建成后即拆去大祀殿在其地建祈谷坛，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建成。它下部是一底径91米的三层石台，即祈谷坛，上建直径24.5米圆形三重檐圆锥顶的大享殿，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改称祈年殿。四周与殿同在高台上的门、庑等基本沿永乐时旧制。

祈年殿一组下面的矩形高台东西宽162米，南北深187.5米。在祈年殿前有两重门，第二重门左右有横墙，自横墙至北面壝墙之距为160米，这就是说，以第二重门横墙为界，其北的台面实是一个方约160米的正方形。祈年殿的中心在这方形中心的北24.7米处，即向北退后一个殿的直径。

和紫禁城、太庙一样，祈年殿这一组也是用方格网为基准布置的。台上方160米的部分恰好折合明尺方50丈，可以排方5丈的网格纵横各10格。这样就可以看到，祈年殿本身的最外一圈台阶的直径和祈年门之宽各占2格，都是10丈，祈谷坛三层台中的中间一层直径占五格，为25丈，东西庑南北之长占3格，祈年门台基北缘至祈谷坛下层台南缘也占3格，都是15丈。其他建筑布置也大都和网格有一定的关系（图13）。

图13 明嘉靖二十四年建大享殿平面图

这现象还表明，祈年殿下大台子虽作南北长的矩形，如自第二重祈年门算起，仍是一个正方形台，南面多出的部分是为了增加一重门，古代称“隔门”。这样，在规划坛区总面积上以台之宽为模数就可以理解了，它实际上是以台之方为模数的。

祈年殿建成后，天坛的总范围包括北部的祈年殿区和南部的圜丘区，以现在的内坛西墙、南墙和外坛东墙、北墙为坛墙，东西1289.2米，南北1496.6米。它的正门由南门改为西门，东西门间大道居于坛区南北中分线上，大道与祈年殿至圜丘间南北中轴线的交点即为扩大的坛区的几何中心（图14）。

图14 明嘉靖二十四年建大享殿后的天坛总平面图

（四）南外城建成后的天坛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京建南外城，包天坛于其中。外城正门永定门至内城正门正阳门间大道成为北京中轴线的前奏。建祈年殿后，天坛已以现内坛西门为正门，此时还需要临街再建门，与西面的先农坛夹街对峙，以壮观瞻。这时天坛的南墙距新建的外墙仅169米左右，不足以安排其他建筑。为此，在西面临街、南面靠城根处增建了外坛墙和新的西门。在西、南两面出现了二重墙后，与之相应，在东、北两面也应建墙，才能形成内外两圈坛墙。但原有坛区已很大，现坛墙北面有池沼，东面已在崇文门外大街之东，都不宜外拓。所以在这两面把原坛墙用为外墙，在其内新建一重墙，与原西、南二面坛墙相连为内坛墙，现状的内外二重坛墙相套就是这样形成的。

天坛这样重要的建筑群，即使是改建，也会有一定规律。用实测数字核算，新建的内坛东墙西距祈年殿下高台东壁为2个台宽；新建的内坛北墙距成贞门723.1米，是丹陛桥长361.3米的2倍，其用意是以丹陛桥长之二倍定内坛北墙位置，以使祈年殿一组的南外门（即高台南缘）位于内坛区的南北中分线上；在内坛东、北墙的定位上或利用原来的模数，或形成新的比例关系，都是有一定依据的。在内外坛墙建成后，天坛就由原来的严格中轴线对称布局改变成主轴线偏东，在内、外坛区都不居中的现状。

通过前面对天坛四个发展阶段规划设计特点的介绍可以了解到，在永乐十八年始建时它是以大祀殿下高台的宽为模数，采取严格的中轴对称布置，并把主殿置于坛区几何中心的。在南面增建圜丘时，把坛区的中心南移至东西门大道一线，据此定圜丘区南北之长，再以圜丘南北长的三分之一反推出圜丘外方壝墙的尺度，整个坛区仍然是中轴对称并具有明确的中心的。只是到了南外城建成后，为了服从全城规划大局，坛区不得不向西、南两面拓展，才放弃了中轴线的布置，缩减了东、北两面，但是这个缩减仍然尽可能符合一定模数和比例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设计者和改建者细心体验前人规划设计特点，尽力采取同一手法的苦心和高超的规划设计水平。

四结语

通过对上面一系列明代宫殿坛庙建筑群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在规划设计大的建筑群时，其总体布局确有一定规律性。例如在规划大型多院落建筑群组时，以某一院落的长宽为模数，大的群组是其倍数（如前三殿是后两宫的四倍），小的群组是其分数（如六宫加五所得面积之和与后两宫相等），以控制各种不同大小的院落间的关系和总的轮廓尺寸；在多重院落中，以外重之宽为内重之长；在一所院落中，把主建筑置于全院几何中心。此外，利用方格网为院内布局基准，以控制尺度和体量关系等手法在当时也是较普遍采用的总平面设计手法。以上各点如果再加上大家已经熟知的单体建筑视其规模、等级选用不同的材（宋式）或斗口（清式）为模数的情况，可以确认，中国古代从城市和宫城规划到院落内布局和单体建筑设计，由大到小，有一整套用模数控制的规划设计方法，可以使城市、宫城、大小院落和单体建筑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尺度上的联系，达到统一谐调、富于整体性、连贯性的效果，形成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群的特有风貌。

至于基本模数的确定，具体院落的尺寸和长宽比主要由实际使用要求和礼制、等级制度来决定，但有时也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前三殿、后两宫的工字形大台基和太庙内重墙采取9：5的长宽比以象征天子之居就是例子。依此类推，在各类建筑中可能还会有很多我们尚不了解的附会之处。古代以阴阳五行比附建筑最极端的例子是明堂。从现存唐总章《明堂诏书》看，当时设计的明堂几乎从间数、面阔、柱高乃至各种构件的长度、数量都比附某一数字。但如果画一草图分析，可知其面阔、柱网布置、柱高、梁长、梁数等都基本是按建筑的合理需要布置的，然后再从各种古书中找些往往是互不相干的数字拼加在一起以合其数，作为依据，故显得颇为穿凿，不值识者一笑。在明清宫殿坛庙的规划中，也有类似现象，即以上述9：5的比例而言，前三殿、后两宫虽都用大台基的长宽比，但前三殿需计人殿前月台，后两宫则不计入月台；太庙虽前、后殿也在一工字形台子上，其比例都不是9：5，而把内重墙的长宽定为9：5。这情况也表明在设计这些宫殿时，首先是按使用功能和建筑艺术要求进行设计，然后选其中可以因势利用之处加以比附，并无统一、固定的手法。

统观历朝史料和现存实例，我认为在古代的建筑规划、设计中，比附象征手法和阴阳五行、风水堪舆诸说并不居于支配地位，它在规划设计中有所表现不外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在风水师挟业主之势加以干预时不得不做出的让步；另一种是设计师有意利用它来标榜自己的设计，用为在业主面前坚持自己设计方案的手段；其前提是不让愚妄之说损害规划设计的合理性和建筑艺术的完整性。儒家对于迷信的态度有“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一句话，实质是说对于实在说不通道理的人，如不能加之以威，只能用迷信来唬住他。各类建筑的业主，或是权威无上的帝王，或是威福由己的贵官，至少也是拥资建屋之人，在他们面前，设计师始终处于劣势。为求采纳自己的设计，为求保持自己设计方案的优点，避免业主的任意改动，利用以“神道设教”的手段，搬出阴阳、风水之说，给自己的设计加上一点神秘性，胁之以子孙后代的兴衰祸福，实是为自己设计辩护的最省力而有效的办法。因此，在具体研究古建筑的规划设计时，对这方面要适当加以注意，以了解各种阴阳五行、风水迷信思想对建筑的影响，但和上述规划、设计手法相比，它是次要的，是附会上去的，以不违背基本使用功能和艺术表现为前提，真正决定一个时代建筑面貌和具体建筑成败优劣的是规划和建筑设计，它们是古代规划师和设计师的成就。

中国古代在大型建筑群的规划设计上有极辉煌的成就和独特的经验，有待我们去发掘、整理、总结。本文在这方面只是一个粗浅的尝试，必有遗漏，恐也难免有穿凿。但这个初步探索表明，如能把历代大中型建筑群的总平面图作精确测量，取得数据，集中起来，综合排比，对其规划设计特点和手法进行归纳总结，必将有重大收获，补充建筑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使我们对古代优秀建筑传统的认识更为深入、全面。这方面成就的总结，也将为创造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提供借鉴，使之不仅在单体建筑设计上，而且也能在总体规划上反映中国特色。

附记本文初稿曾发表于《建筑历史研究》第三辑。这次发表作了一些修订，删除了一些文献考证和具体推算过程，并把近年新的研究成果，如有关在院落布局中视其规模使用大小不等三种方格网的内容补入。因本文讨论的是古代建筑群的设计规律，需在图上探索，为避免重新制图产生的误差，尽量采用已发表的资料和图纸，即在其上用作图法分析，以求取信。不得已处敬希原图作者鉴谅，并致谢忱。

中国紫禁城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