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笔下的来今雨轩

2025-8-11 17:15|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朱航满|来自: 北京纪事

摘要: 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为何成为京派文人的首选聚集地？数年前，我到报社听李辉先生讲座，他说退休后拟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筹办纪念馆，我当时颇感新鲜。后来，偶然读到民国文人谢兴尧所写的《中山公园的茶座》，其中有 ...

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为何成为京派文人的首选聚集地？

数年前，我到报社听李辉先生讲座，他说退休后拟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筹办纪念馆，我当时颇感新鲜。后来，偶然读到民国文人谢兴尧所写的《中山公园的茶座》，其中有这样的描述：“的确，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座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园的茶座作他们业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乐园……使人一到这里，因自然景色非常秀丽和平，可以把一切烦闷的思虑洗涤干净，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暂时忘掉，此时此地，在一张木桌，一只藤椅，一壶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读毕此文，对于来今雨轩这个公园茶座，真是颇令我神往。

谢兴尧所写的茶座，主要是位于中山公园西侧夹道的春明馆、长美轩和柏斯馨三家，虽然没有提及来今雨轩，但体验应是大致相当。也由此，我便对来今雨轩的各种文人记述关注起来，有次翻读1979年5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三辑，其中有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来今雨轩》，作者便是与鲁迅颇多交往的许钦文。文章先谈鲁迅日记1924年5月30日所记：“遇许钦文，邀之至中央公园饮茗。”鲁迅的确很喜欢到公园里来，据统计他的日记中有27次曾到来今雨轩就餐、饮茶、交谈、阅报和写作，翻译小说《小约翰》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其中曾这样写道：“到中央公园，径向约定的一个僻静处所，寿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开手对译《小约翰》。”

许钦文在《来今雨轩》中还谈到这里的茶座的两个特别之处，其一是获取信息，“当时那公园里有这样一种卖报纸的人，背着装报纸的布袋，一手擎着一叠报纸，在茶摊里转来转去，见到静坐着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就把那擎着的一叠报纸放到他们面前去，不说一句话，顾自离去，再从布袋里拿出一沓报纸来擎着。那叠报纸中，除了北京出版的以外，有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和天津的《益世报》等。喝茶的人翻阅了那叠报纸以后，只要放一个铜元在那些报纸上面，卖报的人转过来见到，就把那叠报纸连铜元一起拿去，仍然不说一句话。”除了这个获得更多方面“灵通”消息的原因之外，许钦文说鲁迅还很喜欢来今雨轩的冬菜包子。文章很生动地写到了鲁迅邀请他品尝包子的经过：“一个服务员走过，鲁迅先生向他招手，轻声说了些话，不久那个服务员就送来一盘包子，热气腾腾的。鲁迅先生放下报纸，稍微静了一下，到那热气渐渐减少下去，不再烫手的样子了，就拿起一个包子，用另一只手把那装着包子的盘子推到我的面前，微笑着说，‘这里的包子，可以吃；我一个就够了，钦文，这些就由你包办吃完罢！’他一个包子很快就吃完了，就又拿起报纸来翻阅。‘邀我来喝茶，原来还是要给我吃包子的！’”

中山大学林峥教授在著作《北京公园》中，专门有一章谈北京的中山公园，并以来今雨轩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在林峥看来，民国时期北平的中山公园、陶然亭、万牲园、北海等地代表着北京不同文人的交流空间，其中北平的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主要代表则是京派文人聚会的主要场所，他们主要依托《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活跃的核心人物则是主编《文艺》副刊的沈从文和主编《小公园》副刊的萧乾，而来今雨轩则是他们约稿聚会的主要地点。

据林峥的考证，1935年7月，萧乾接受编辑《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9月《小公园》与《文艺副刊》合并为《文艺》，仍由萧乾做主编。萧乾晚年回忆自己延续沈从文、杨振声以来今雨轩为据点联络作者的传统：“1935年我接受编《大公报∙文艺》后，每个月必从天津来北京，到来今雨轩请一次茶会，由杨振声、沈从文二位主持。如果把与会者名单开列一下，每次三十至四十人，倒真像个京派文人俱乐部。”对于沈从文、杨振声和萧乾在来今雨轩的聚会，林峥写道：“由此可见，沈从文、杨振声在来今雨轩的茶会兼具两个功能：凝聚知名作家、提携文学新秀，且通常是分开进行的。这实际上揭示了《大公报》文学副刊和中山公园茶座互为表里的文学公共空间——不仅是京派同仁的俱乐部，更是他们沟通代际、培育后进的桥梁。萧乾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典型，他本身便是由《大公报》擢拔、成就于此，又将传统薪火相传。”由此，又想起李辉谈起他考虑在来今雨轩筹建纪念馆，应该与和他交往甚多的萧乾的经历有关。

沈从文

风头最盛的胡适之是来今雨轩的常客。胡适常和友人到中山公园长美轩或来今雨轩吃饭喝茶，兴起时还会到行健会打球，有时甚至是很晚才归。1920年代，胡适、徐志摩以及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每隔半个月就会在来今雨轩聚会，这个聚会后来发展成为新月社，并由此产生了新月派。1921年4月29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与章洛声到公园走走，我有七日不到公园了。”由此可见，去公园喝茶会友和休闲健身，曾是胡适的喜好。以胡适、徐志摩、梁思成为代表的英美留学派，如此热衷这种公园空间，又不得不提及另一个人，便是中山公园改造的倡导者朱启钤，由他推动和设计建造了俱乐部、运动场、展览室、茶馆、咖啡厅等具有现代性的公共场所。1913年10月，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建议将废弃的社稷坛开辟为公园，得到了政府赞同。1914年10月，公园对外开放，定名为中央公园。建园前的社稷坛，无山无水，无亭台楼榭，只是坛外四周环植柏树，坛内无树。经朱启钤的主持营建，社稷坛转变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现代公园。

来今雨轩之所以成为民国现代文人的重要交际场所，与上述的地处幽静、品味高雅、服务到位之外，可能还有这种作为现代公园的配套设施的周全，而这主要归功于主持营建的朱启钤。在《中央公园记》中，朱启钤详细列举了社稷坛的改造方案：“以经营之事委诸董事会，园规取则于清严偕乐，不谬于风雅。因地当九衢之中，名为中央公园。设园门于天安门之右，绮交脉注，绾毂四达。架长桥于西北隅，俯瞰太液，直趋西华门。俾游三殿及古物陈列所者，跬步可达。西拓缭垣，引渠为池，累土为山，花坞、水榭映带左右，有水木明瑟之胜。更划端门外西庑朝房八楹，略事修葺，增建厅事，榜曰公园董事会，为董事治事之所。设行健会于外坛东门内，驰道之南，为公共讲席体育之地。移建礼部习礼亭，与内坛南门相值。其东建来今雨轩及投壶亭，西建绘影楼、春明馆一带廊舍。复建东、西长廊，以蔽暑雨。迁圆明园所遗兰亭刻石及青云片、青莲朵、搴芝、绘月诸湖石，分置于林间水次，以供赏玩。”社稷坛的改造品位高雅，思维也是超前的。诸如行健会，颇有些体育俱乐部的意味；而水榭，环境极为幽静，后常陈列美术作品；另有长廊，从新开辟的南门，可直达公园东北侧的来今雨轩，西侧的水榭，以及西北侧的春明馆，可见考虑之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