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北京“一宫多苑”格局的确立与皇权政治

2025-8-12 09:54|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阚红柳|来自: 清代皇家园林研究

摘要: 清代北京有一个重要的城市地理特征，即紫禁城（皇宫）与分布在皇城内外的景山、西苑、南苑、三山五园等皇家御苑共同构成了一宫多苑的城市格局。从地理方位来看，中心区临近紫禁城有景山、西苑，向南延展有南苑，向西 ...

清代北京有一个重要的城市地理特征，即紫禁城（皇宫）与分布在皇城内外的景山、西苑、南苑、三山五园等皇家御苑共同构成了一宫多苑的城市格局。从地理方位来看，中心区临近紫禁城有景山、西苑，向南延展有南苑，向西北则有以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为代表的三山五园。无论是局部区域剖面，还是整体地域概览，均展示出一宫多苑的地理分布特征。以一宫为中心，御苑散布全城、南北通贯，促成了有清一代宫苑二元理政模式的建立。如杨念群所言：“清朝跟前朝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运用二元政治治理模式。它有两种形式，一是宫廷理政，即在故宫这样的皇家政治中心进行政治管理；二是园林理政，这是清朝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以前没有园林理政这种形式。”从宫苑所发挥的政治功能来看，一宫稳居政治中心，而御苑虽多，但自然而然地以帝王居处时间长短为标准，阶段性地凸显出某一御苑，使其事实上成为与紫禁城相伯仲的政治副中心。

一宫多苑的城市格局与清代皇权政治相始终。一方面，清代历史上，御苑理政功能的确立是皇权政治的产物和具体表现，皇权的传递使得二元理政模式中的园林中心经历了从畅春园到圆明园，再至颐和园的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园居理政发展为清代的政治特色，园林的功能被置于皇权的高度，得到清代政治制度、官僚系统层面的高度配合和体认，进而成为王朝盛衰的象征。此外，一宫多苑，亦为清帝南巡、谒陵、西巡等政治行为作了必要的铺垫，京城外的行宫也可与城内的皇宫遥遥呼应，有效保证了皇帝出巡期间政令的上传下达，以及政权的相对稳定。

康熙时代是宫苑二元理政格局正式确立的关键时期，本文试梳理该时期园居理政的历史变迁及其与皇权政治的因缘，并探究其对雍乾等时代的历史影响。

一、赋写南苑：

园居理政的权宜形态与廷臣认知

园居理政是清代皇权政治实践的产物，随着皇帝园居时间的增多而逐渐确立，经历了从临时性、权宜性向正式化、制度化的历史转变。南海子被认为是清代园居理政的起点。杨念群提出：“南海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一个园林理政的场所，既是接续少数民族的习惯传统也是凸显清朝二元理政特色的起点。同时，也为三山五园和避暑山庄园林理政模式开创了一个初始典范。”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顺治帝为避痘长期驻跸南苑，“自顺治帝亲政到其去世，十年间，他于南苑居住的时间每年约有三分之一，有时甚至长达一年”，其在南苑处理了诸如祭旗纛、观较射、阅驰马、劳师、观稼、册封，以及“召见臣工、讨论政务、制定礼仪、编纂书籍”等常规政务。由此来看，南苑在顺治时期实际上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园居理政的功能。应该注意的是，顺治朝官方文献中涉及园林的内容不多，据实录记载，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谕礼、工二部：从来帝王所都与夫宫禁近处，未有不因其形势，锡以嘉名者。今名紫禁城后山为景山，西华门外台为瀛台。其应行事宜，尔二部察例具奏”。这是为数不多的提及帝王与园林关系的材料。顺治一朝，掌有明代留下来的南苑、西苑三海、景山等园林，限于政治形势和财力，仅就已有园林略加修整。南苑自元以来即为皇家苑囿，顺治帝仅是循元明旧址，重加修葺扩建而成，并非亲自营建。即此而论，顺治帝避痘以及巡幸游猎于南苑，因之而进行的系列政务活动并非出于政治上的自觉，也未对园林理政的形式和内容有所把握，而是临时性的权宜行为。南海子，在时间线上固然可作为园居理政的起点，但仅为初肇；康熙时代畅春园的营建，才是园居理政实至名归的起点。而康熙朝的南苑，则在其间充当了过渡角色。

康熙帝的园居理政，起初与顺治朝并无不同，出于调养身体的需要，将政务活动地点由皇宫自然地过渡到南苑。据实录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乙卯，上幸南苑。谕学士傅达礼曰：南苑乃人君练武之地。迩来朕体不快，暂来此地静摄”。而行幸苑囿仍不废政事、不中断学习，则属康熙朝处理政务的常态。同年七月，“谕讲官傅达礼曰：朕或出郊外，或幸南苑，尝不辍讲，以此翰林官员每次随从。但翰林各官俱远离家乡，京城毫无资产，扈从不免艰苦，殊为可念。嗣后扈从讲官所用帐房及一切应用物件，酌定数目，由内府给与”。也许正是由于翰林官员随行南苑，令康熙帝萌生了以园林为题考试翰林的想法。时任翰林院编修张英记述：“（康熙十二年）三月上幸南苑，命臣英偕同官臣史鹤龄扈从于行宫进讲，诏献《南苑赋》。嗣后，每巡行必侍从，或独往，或与侍读臣孙在丰偕。是时，扈跸多在南苑新宫，绿槐高柳，掩映丹甍，千幕周罗，六师环列。卫霍金张以及期门羽林之士，翼豹尾而处者，云蒸雷殷，深严宏丽，不可殚述。”

以诗赋书写园林，亦可视为康熙帝为在臣僚之间达成园林功能的共识而设计的文化活动。据张英记载：“康熙十有二年癸丑孟夏之吉，天子临幸南苑，六军云会，万乘雷动。小臣忝文翰之班，特奉命珥笔以从，目睹旷远之神皋，心慑豫游之禁地。平畴绿野，时值丰穰。大辂青旂，备观巨丽。复拜纶音，命献诗赋。一介鄙儒，恭逢盛事，顿忘谫陋，窃效讴吟。”

翰林奉诏而献的《南苑赋》，反映了康熙朝臣僚对南苑乃至整个皇家园林的认识，同时也代表他们对皇帝园居的看法。赋文中对南苑的地理形势及北京城的宫苑格局有所描述。如彭孙遹指出：“皇居拱于北辰，灵囿开于南苑。俯洲渚之凭隆，对河山之旷远。地临冀野，水汇桑干。山从西夹，海似东渐。”尤侗颂道：“大哉我国家之宅燕京也！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黄河。宫阙之壮，苑囿之巨，盛矣丽矣！由京城而南，又有南苑，以为牧放禽兽、艺植蔬果之所，其水汪洋千顷，有海子之名。”徐乾学亦指南苑“当燕蓟之旧域兮，散箕尾之光烛。倚雄关以北镇兮，抚中夏以南瞩”。翰林们认为，园林是都城形胜的延续，是壮盛巨丽的都城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园林内部的景观，赋文予以铺陈描绘。彭孙遹侧重记述瓜果蔬菜和飞禽走兽，状写自然风光：“澶漫百里，夙号沃瀛。果蓏千区，于焉滋植。珍群异羽，充牣乎其中。复道行宫，纷萦乎其际。”张英强调园林集天然与人工为一体：“其水则清渠环绕，味比甘泉。石桥横而长鲸飞动，画舸系而彩鹢翩跹。高柳垂而飞絮，密荷簇而如钱。嘉鱼咸沐于大泽，锦鳞戏而便娟。其木则宫槐禁柳，浥露含烟，松柏郁秀，桃李争妍。绕别殿而千张，色苍翠而参天。其兽则獐鹿麏麚，黄羊白兔，野雉朝飞，幽禽在树。每应弦而辄中，时儦俟而群友。既草浅而兽肥，复风高而鹰骤。其外则周遭百六十里，跨川原而为墙。长亩绣错于平壤，花村散布于崇冈。瓜田则千畦共秀，麦陇则比户同穰。其内则宫阙参差于绿树，亭台亏蔽于疏杨。列东西而为宫，分新旧而殊方。”尤侗笔下的园林富于四时色彩：“尔乃旭日方迟，惠风微扇。花片铺茵，柳条垂线。谷伐木而迁莺，巢衔泥而聚燕。散榆钱于堤边，吹麦浪于陇畔。斯春夏之睻妍，乐青郊之堪玩。又如金飙初厉，玉露常凝。远天宾雁，高台䁁鹰。枫垂红于极浦，梧秀碧于中陵。瑶花飞而积雪，木叶落而坚冰。斯秋冬之严肃，信白辂之宜乘。”

帝王的活动无疑是皇家园林区别于私家园林的重要特点，也是其富丽雄浑的园林景观的源泉，因而成为翰林们描绘的主题之一。如徐乾学点出帝王来此是基于对讲武习猎的重视：“当是时也，天子方精思要道，穷神邃古。优游乎万几之庭，翱翔乎六艺之圃。念虎臣于在泮，览干戚于雅舞。稽蒐狝乎往典，饬车徒而讲武。”张英则在“讲武”之外还提到了“典学”：“登高原而纵遐瞩，翠辇时驻于翠微。旷远绝夫尘嚣，帷天地而幕六合。地最宜于经武，比岐周之镐洛。寓训练于驰驱，骋骅骝于寥廓。天子御焉，行将循蒐苗之古礼，格飞走于林壑。乃武事之既缵，更励精于典学。和风快其南来，微凉生于殿角。虽游豫之晏闲，罗缥缃于紫阁。”

结合南苑实际的功能，翰林不约而同地以阅伍观稼为中心，此外，描写朝臣的盛世感悟也是《南苑赋》的核心内容。张玉书认为：“方今海寓清平，泰阶宁谧。天子锐意万几，留情史策。箴宵衣，儆旰食。重田功，息民力。曾勿事乎游览，犹时儆夫盘逸……于斯时也，文教浃，武功树。濊泽旁流，英华布濩。方且跻一世于春台，奠蒸黎于乐土。枞周室之鼓钟，追虞廷之干羽。簪笔微臣，将咏由庚，颂华黍。美斯干，歌湛露。祝圣德之日升月恒，而岂徒夸乎相如子云之赋。”通过对园林美景以及园林活动的书写，翰林官们建立起对圣明君主的崇敬之情，以及生当盛世的感慨。南苑佳景，在翰林官笔下成为安定时世的历史象征。

以赋写南苑的形式，康熙帝与汉族朝臣之间形成对离宫御苑文化功能的沟通与理解。南苑既为京城形胜之区，又为习武讲武之所，同时也是康熙帝勤政典学之地。水土清佳的自然条件与盛世明君的文治武功融汇为清代皇家园林的文化积淀，为园居理政功能的实质性突破奠定了基础。

二、始建畅春：

园居理政模式的正式确立与政治实践

亲身参与皇家园林的兴建，并赋予其皇权政治下的园林功能，始于康熙帝建畅春园。一方面，园林对清帝生活的重要意义得以凸显；另一方面，园林在政务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得到强化。园居理政模式正是在兴建和利用畅春园的过程中正式确立，并随着政务活动的开展而固定下来。

《畅春园记》可谓清帝集中抒写园林观念的首篇文献，反映了康熙帝对皇家园林功能的理解。畅春园的选址，在京城西北，“都城西直门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万泉庄平地涌泉，奔流㶁㶁，汇于丹陵沜。沜之大，以百顷，沃野平畴，澄波远岫，绮合绣错，盖神皋之胜区也”。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为身心休养带来便利，康熙帝认为：“朕临御以来，日夕万几，罔自暇逸，久积辛劬，渐以滋疾。偶缘暇时，于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顾而赏焉。清风徐引，烦疴乍除。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伟，因兹形胜，构为别墅。”同时，皇帝在此可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每以春秋佳日，天宇澄鲜之时，或盛夏郁蒸，炎景烁金之候，机务少暇，则祗奉颐养游息于兹，足以迓清和而涤烦暑，寄远瞩而康慈颜。扶舆后先，承欢爱日，有天伦之乐焉”。畅春园分散了大内皇宫的部分职能，改善了皇帝及其家人的居住环境。

建园的基本原则为节俭，以爱惜民力。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勤俭帝王，严于律己、躬行节俭贯穿其治国理政之始终。畅春园的前身为李伟的园林，此时已是“圮废之余，遗址周环十里，虽岁远零落，故迹堪寻”，康熙帝“诏内司，少加规度，依高为阜，即卑成池。相体势之自然，取石甓夫固有，计庸畀直，不役一夫。宫馆苑籞，足为宁神怡性之所。永惟俭德，捐泰去雕，视昔亭台丘壑林木泉石之胜，絜其广袤，十仅存夫六七，惟弥望涟漪，水势加胜耳”。“其轩墀爽垲，以听政事，曲房邃宇，以贮简编，茅屋涂茨，略无藻饰。于焉架以桥梁，济以舟楫，间以篱落，周以缭垣，如是焉而已矣”。这种节俭的理念此后还表现在次第缓建和日常精打细算之中。总之，在康熙帝看来，有效地避免营建苑囿所带来的奢靡之风，就要从园林的建造入手，爱惜民物，以节俭行建造。他认为：“若乃秦有阿房，汉有上林，唐有绣岭，宋有艮岳，金缸璧带之饰，包山跨谷之广，朕固不能为，亦意所弗取。朕匪敢希踪古人，媲美曩轨，安土阶之陋，惜露台之费，亦惟是顺时宣滞，承颜致养。期万类之乂和，思大化之周浃。一民一物，念兹在兹，朕之心岂有已哉。”当自古以来苑囿被视为帝王奢靡生活标志的印象与康熙帝以身作则、节俭建园的实际行为相碰撞，苑囿的负面形象势必有所减轻。在康熙朝史料中，有不少朝臣请求康熙帝驾临畅春园颐养身体的档案，而康熙帝也以畅春园有益身心作答。可见，畅春园既为皇帝调养身体所必需，又能成为政务处理的辅助空间的认识渐渐深入人心。

在园林一般性赏景功能之外，康熙帝还赋予畅春园皇权属性下的政治功能。在他的园林规划和实践中，皇帝不仅可以欣赏自然美景，“当夫重峦极浦，朝烟夕霏，芳萼发于四序，珍禽喧于百族”，而且可以在园林中观稼劳农，“禾稼丰稔，满野铺芬，寓景无方，会心斯远。其或穱稌未实，旸雨非时，临陌以闵胼胝，开轩而察沟浍。占离毕则殷然望，咏云汉则悄然忧。宛若禹甸周原在我户牖也”。而畅春园的命名，则寄寓着帝王期待四海升平、国泰民安、江山稳固的政治用意。“既成，而以畅春为名，非必其特宜于春日也。夫三统之迭建，以子为天之春，丑为地之春，寅为人之春，而《易》文言称乾元统天，则四德皆元，四时皆春也。先王体之以对时育物，使圆顶方趾之众，各得其所，跂行喙息之属，咸若其生。光天之下，熙熙焉，皞皞焉，八风罔或弗宣，六气罔或弗达，此其所以为畅春者也。”

清人吴振棫称：“计一岁之中（康熙帝）幸热河者半，驻畅春者又三之二。”随着皇帝驻留畅春园之时日一年多于一年，园居理政由权宜渐转为常态。以帝王为绝对核心的专制王朝，其内廷决策场所往往随皇帝行止而不时发生变化。当园居理政成为常态的政务运转模式，畅春园的政治地位亦因皇帝的久居而得到提升，发展成为皇宫外的又一处权力中枢所在。康熙帝在畅春园园内处理的政事种类繁多，包括臣僚觐见、任命官员、庶吉士散馆、阅试武举骑射、赐宴蒙古王公大臣、接见外国使节等等，其中又以民族事务以及对外事务为重。为加强满蒙关系，康熙帝多次于畅春园赐宴外藩蒙古，并逐渐形成定例，赐宴场所有含淳堂、万寿亭、万树红霞、九经三事殿等处。畅春园也多次成为接见外国来使之地，如康熙五十九年，在畅春园的九经三事殿，康熙帝接见了葡萄牙使臣斐拉理、罗马教皇使臣嘉乐等。除各国使臣外，来华传教士如白晋、张诚、李明、马国贤等，同样得到允许出入畅春园，为畅春园的历史平添了些许国际色彩。

皇帝园居而不废政务，园居理政遂得到了朝臣们的认同，“皇上之御瀛台及畅春园，与在宫中无异”。部院各衙门本章每日送交内阁，再由内阁转送畅春园听理，内阁权力的提升也由此而来。通过畅春园的政务实践，皇家园林在皇权政治体系的功能得以清晰呈现。除了作为政务处理地点的存在价值之外，园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园居资源增强了政务活动的文化色彩，同时也为清帝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宫苑二元理政模式的确立，不仅强化了皇家园林的政治地位，随着皇帝行止居处而相应建立起一系列有助于政务处理的措施，也增强了政务活动的应变性和因地制宜的色彩。康熙帝认为，了解民间疾苦在政务处理中很重要，“康熙元年间去明代不远，明之官员太监尚有存者。朕闻其君常处深宫，不与臣下相见，而惟与宦竖相处，既不读书，亦不勤政，所以上下之情壅蔽不通，民间疾苦竟罔闻知”。皇帝活动空间的增大，对于随时了解民情风土，掌握地方情况，进而有针对性地决策提供了便利。康熙帝自称“至巡幸各省，于风俗民情，无不咨访，即物性土宜，皆亲加详考。每至一方，必取一方之土，以试验之”。这些体验渗透并转化为皇帝个人对于各地风土民情、地性物产的理解，并在园林中经过亲自实验转化为政务处理的基本常识，继而用于指导治理天下的政治实践。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天津总兵蓝理题请在天津等处开垦水田，康熙帝仔细考虑后，根据实践经验提出疑虑，“朕以为水田不可轻举者，盖北方之水，难于积蓄。初任之官，但当雨水有余时，见水之大，遂以为可种水田。不知骤长之水，即浚沟引入，其涸固甚易也。观琉璃河、莽牛河、易河之水，入夏皆涸，则可知矣。北方水土之性迥不同于南方”，以此提醒官员商议后再做决定，并认为应按地方之形、随水土之性而作出决策。到十二月底，地方官员限定开垦水田的地域为“直隶沿海旷地，丰润、宝坻、天津等处洼地”，仿南方水田栽稻，先试验性开垦1万余亩，方案可操作性增强，因而得到康熙帝的采纳。

畅春园内的理政经验，影响到康熙四十二年避暑山庄的兴建，康熙帝认为，“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笤之盈；茂止西成，乐时若雨旸之庆。此居避暑山庄之概也”。进而指出，“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此亦古人因物而比兴，不可不知。人君之奉，取之于民，不爱者，即惑也”。园林美景有自然，有人工，而人君建园的理念则是畅享园景的同时，保持与宫中同样的政务处理状态，即所谓“与宫中无异”。据《穹览寺碑文》载，“朕避暑出塞，因土肥水甘，泉清峰秀，故驻跸于此，未尝不饮食倍加，精神爽健，所以鸠工此地，建离宫数十间。茅茨土阶，不彩不画，但取其容坐避暑之计也。日理万几，未尝少辍，与宫中无异”。

畅春园的兴建以及康熙帝的园居理政实践，为清代北京一宫多苑城市格局和宫苑二元理政模式的正式确立奠定了根基。皇家园林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园居环境，为部分地转移皇宫的政治职能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政治实践中，基于皇权的需要，有机地实现宫苑二者的结合，应该说，是清代君主历史性的开创。

* 本文选自《清史研究》2022年7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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