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初建的故宫博物院

我是老北京人，或者说是世居京城的土著吧。儿时听祖父说，先祖是在明朝随扫北大军而来，后定居北京的。我生于1907年，儿时读私塾“三百千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一类的启蒙读物。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后，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倡办平民夜校，其宗旨是使一般平民子弟亦可读书。1922年我已十五岁了，于是便来到北大学生会在北大红楼办的平民夜校上课。1924年夏秋我通过考试升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这时我已是十七岁的青年了。

▲单士元小学时的同学合影

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废除了封建帝制，但逊帝溥仪及原皇室成员仍居清宫后半部，并享有“大清皇帝”尊号，不用民国纪年；一批清朝遗老旧臣仍然顶戴花翎，向溥仪跪拜称臣；大批太监宫女侍卫还在供封建小朝廷使用……这些举动，引起朝野人士以及民众的不满。于是在1924年11月5日，控制北京政局的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当时京城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民国代表李煜瀛教授与逊清室内务府绍英等磋商，往返紧邻养心殿的隆宗门之间，几经周折。据说逊清室还有令禁卫军抵抗之意，后慑于国民军之威势，始允出宫。从此花翎顶戴的遗老出入宫禁的朝代彻底结束了。

溥仪出宫后，摄政内阁发布命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以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远。”当时国务院发出一电告知修正优待条件情形，随之又发一电说明清逊帝溥仪出宫的好处和将来利用宫殿文物筹办博物院的意见，这是将皇宫改为博物院最早的设想。

清室善后委员会是公开的组织，有委员长一人，委员十四人，委员长推选任常务委员五人，并有监察员六人，国务院下属的各部派二三人为委员的助理，名助理员。同时，还让逊清室指定人员参加。当年还有不少北大史学系、文学院教授、助教及学生被吸收参与，准备做一些具体清查事宜。

由于我在史学系，对历史考古方面兴趣极大，教授给的研习课题又是明清史，所以当年经教授和善委会批准，我得有机缘在1924年12月底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忆当日有教授对余曰：“辛亥革命溥仪退位后，曾于民国六年进行复辟，企图推翻民国。事未得逞，仅历数日即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但其再复辟之心未死，一些号称保皇党遗老，亦日日为溥仪谋之。现将溥仪逐出皇宫，毁其复辟之心和根据地，是完成孙中山辛亥革命未竟之业，意义重大。”余虽弱冠，闻之颇为兴奋，参加皇宫中旧藏文物点查事，还属于革命事业，得以为荣。

清室善后委员会不但是公开的组织，还制定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如在室内工作时，不得单独游憩，不得先进或后退。监视人员须分立于执事人员之间，不得自由来往于事务地之外。由于有极详明的点查清宫物品规则和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的无私保护，点查文物工作得以进行。

当时紫禁城门前有冯玉祥部队及北京警察厅士兵守卫，工作人员均须佩戴清室善后委员会证章。我虽为汉族，但住家与旗人杂居于京城北区，由于溥仪出宫之因，原清室内务府旗人与随溥仪出宫之人皆遭失业，生活已无来源，所以迁怒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街上行走时时遭旗人白眼相加。

一次我刚从家走出胡同，两位街坊老者怒视我，对曰：“这个小子参加革命党了，把他扔到什刹海里去！”还有不少清遗老为溥仪鸣不平而奔走呼号。故此我在前往紫禁城中，则不敢将证章外露，而掩于衣襟中。

当年我家住在鼓楼大街北侧，每天步行到神武门，那时的神武门前远不是今天的样子。在神武门前还有一道门，叫北上门，在北上门的两侧有东、西连房，房前各有一道墙向东、西伸延至与景山东、西墙平行，用牌楼连起来，那时从故宫神武门是看不见景山门的，北上门顾名思义是北去的门，是故宫对景山而言的。在东、西连房后还有一条路可以通往神武门，当年我每天就是经过这条路进入故宫的。

▲单士元1925年在乾清门前留影。

初进清宫，是1925年的一二月份，时正隆冬季节，当年北京冬季平均温度好像比现在低一些，有时到零下十几摄氏度。一进神武门洞无法行走，因为西北风打得身子直转，身不由己地撞在神武门洞两壁，可以说是打着转进故宫的。进得宫禁，其凄凉之状跃然入目，每到一院落都是蓬蒿满地，高与人齐，吾辈青年手持锹镐、镰刀为点查的政府官员、教授开路。步入冷宫，寒气袭人，又无炉火，两足站地三至四小时痛如刀刺。

我在善委会里是一名书记员，是低级的办事者，就是负责登记挂签之役。如某某物品其名称说出，我马上登记在册，然后编出号数，随着将此物挂上号或黏上标签。那时我是小字辈，一些年长学者知我不识器物，便亲切喊我：“来，小孩子，黏在这上（或挂在那个文物上）。”不仅如此，我要身穿特制无口袋的工作服，还以白带系紧袖口，使双手无处可藏，此乃以预防发生偷盗之事也。

我进入善委会工作的同时仍在北大读书。1925年初，北大文学院史学系助教学生还利用皇宫档案编辑了一个历史知识性小型刊物，名《文献》，委我任编辑校对，出至五期，不知何故就停刊了，这是最早利用明清档案出版的刊物。当时北大诸教授如陈垣、沈兼士、沈尹默、马衡、伦明、马裕藻、朱希祖等均提携我，并同意我半工半读，就是一边在善委会做点查文物工作，一边到北大上课。

▲单士元（右二）整理清宫内阁大库残存档案。

自溥仪出宫后，这座明清王朝皇帝所居之禁地皇宫，即引起各方面人士的注意。紫禁城内究竟是甚么样子，外面全然不知。那时是各路军阀割据的政局，执政府经常变换，强者进，弱者出，当政者无不想控制故宫，而逊清室遗老也不甘心退出他们世代盘踞的皇宫禁地。因此，上述各种势力围绕着清室善后委员会展开激烈斗争。

从善委会领导者到一般执事人员，却是面临多方面的艰困与时时处于被扼杀之危险境地，因而以历尽艰辛、有利有节应付难局，一方面积极点查清宫文物，一方面为了让全国人民早日知道神秘的封建皇宫是甚么样子，蕴藏的历代传世珍宝都是甚么。我记得初入善委会时被告之，规定六个月的点查工作，即筹办博物院。后历十个月，在1925年10月10日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决定，成立故宫博物院，辛亥革命未竟之业终于完成实现，而我已被批准留院继续供职。

当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日子正式确定下来的前几天，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被选推为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的理事长的李煜瀛先生，在当年故宫文书科内，把黏连的丈余黄毛边纸铺于地上，用大抓笔半跪着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气势磅礴的大字。李先生善榜书，功力极深，当时我有幸捧砚在侧，真是敬佩不已。在故宫博物院成立的庆典大会上，此五字已庄重地镶嵌在原皇宫北门神武门的红墙上。不过今日故宫博物院匾，则是在解放后由名家所写。李煜瀛先生所写的匾额，及当年我在先生旁捧砚侍侧的情景，已成为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七十年的记忆了。

▲李煜瀛题写的牌匾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获得新生。新中国诞生，百废待兴，但党和国家首先对宫殿群进行整理修缮，从1952年开始仅数年内即清理垃圾瓦砾二十五万立方米，另外成立以工艺技术哲匠为主体的古建维修队伍，和工程技术师共同制定“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维修原则，这才使故宫古建筑恢复原来的雄伟壮丽。约在1960年，大赦后的溥仪先生在编写《我的前半生》一书时，曾来故宫参观，当时由我陪同，当他走到其原住所的宫殿时，惊讶地连声说：“真整洁，我都认不得了。”

▲单士元在审查故宫工程图纸。

我在故宫博物院中，从一名小职员到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又被任命为副院长，主管故宫业务工作。1985年是故宫建院六十年，一个甲子之庆。在纪念会上，我与国家主席杨尚昆及文化部朱穆之部长等领导同坐一桌，欢庆建院典礼。会上，有关领导出于院中工作需要和对我的关心，任命我为院中顾问。工龄与院龄同庚的我，欣喜之余，赋诗一首《六十年述怀》：

乙丑入紫禁，今又乙丑年。

弹指六十载，仿佛一瞬间。

桑榆已晚景，伏枥心不甘。

奋蹄奔千里，直至到黄泉。

在1995年建院七十年前夕，有记者采访我，写报导说：“溥仪出宫，单老进宫。”幽默之中，道出我在参加由皇宫缔造故宫博物院七十年的工作经历。

来源：单士元著《从紫禁城到故宫：营建、艺术、史事》，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作者单士元（1907—1998），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